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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持“知识共同体”的存在 | 好奇心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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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6 年,我们认为这 8 本人文书不错

纳粹战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来自:qq

2016 年《好奇心日报》人文类好书:

《摩登时代》《未竟的往昔》《社会因何要异见》《二手时间》《古拉格气象学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骄傲之塔》《暴力》


当发现进步竟然不是天经地义,我们是有多悲伤,有多惶然。

2016 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过去每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多一点悲观。

强大的保守势力、浮躁而混乱的价值体系、颟顸丑陋的话事者正在成为进步的敌人。

这是一件让人恼火的事。

但可能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考验我们信念之时:我们应该比以往更需要汲取知识,更坚定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信心。

那些点燃我们的智识与智慧,我们希望同样作用于我们的读者。

没有什么比坚持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更让人感到光明的存在。

2016 年的图书,继续以人文、商业、科技和生活四个维度推荐。

候选书目来自于:20 几家专业出版机构的自荐和推荐;10 几个学者和媒体人的推荐;《好奇心日报》编辑、记者的推荐。

综合所有意见之后,我们选择了 26 本。你会陆陆续续看到它们,今天是第一部分:人文。

《好奇心日报》的执笔者尽量读完了这些书,“真诚地认为它们的确不错”——这句话去年亦有提及。与去年一样,这是我们推荐之前应尽的本分。

相信我们、我们的读者和所有生产了这些好书的知识工作者们,让我们的共同体更强大了。

02

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

来自:亚马逊
  • 《社会因何要异见》
  • 凯斯·桑斯坦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16 年 4 月
  • 46 元

这个问题在 2016 年被提出并不会过分意外,我们在这一年可看到过不少口诛笔伐的故事——有在微博里把共济会想起来的,也有翻墙跑到别人地界里“虽远必诛”那么一下。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说“多数人的暴政”——“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社会集体凌驾于组成它的个别的个体,就意味着暴政的施行并不限于通过官员之手而采取的措施。社会能够而且确实会执行它自己的命令……因此,仅仅防范执法官员的暴政是不够的;也要防范社会不通过官方惩罚,而是将其自身的观念与实践作为行为规则,强加到那些对其持异见者身上的倾向。”

这问题已经来了,这问题从何入手来解决?还是简单地说上一句,“这届人民不行”,然后退出这些争执,远离,独善其身?

凯斯·桑斯坦在《社会因何要异见》说:“当潜在异见者退出群体,各种极端行动将变得更为可能”。想一想最不足道的——比如你退出的微信群,或者再大一点的,面对一群小粉红或者越来越暴戾的网络空间,你选择沉默……这些可能都意味着劣币驱逐良币。

当然,万物的推导过程并非如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在这部探讨社会心理和公众行为的书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中很多让人不解的问题的成因。比如为什么小团体的意见总是越来越趋向于狂热与绝对,他们在一起互相鼓着劲说出的那些话如何就成为了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纲领……再比如为什么“一群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问题的人,经过讨论会更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赞同持续战争的人,在谈论后会变得更加热衷于战争”——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我们中文网络中经常会遇到的那些议题,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跟这一群人没办法“讲理”。

雅斯米纳·卡黛哈有一部小说叫《哀伤的墙》,有一段恐怖主义大魔头对一个阿拉伯医生说的话。

“阿敏·法贾理医生,我为你感到深深悲痛。情况很明显,我们走的路不同。就算花上好几个月、好几年来努力,我们两个也没人愿意听对方说话。所以再多说什么也没有用。回去吧。我们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在桑斯坦这里,他定义为“流瀑”和“群体极化”——这些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警惕的。而警惕它的唯一之路是异见者的保留。

说到这里,就不能再随便说说“这届人民不行”了。归根结底,是制度导致的结果。

桑坦斯留下很多篇幅探讨政府、司法、社会、宪法架构下如何对抗流瀑和群体极化。

值得我们探究。

他又举了阿玛蒂亚·森那个经典的例子:为什么民主国家没有饥荒?饥荒不只是食物稀缺,更是社会对食物稀缺的反应的产物。如果一个国家下定决心要阻止大饥荒,那么即使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源,大饥荒也不会发生。

一个独裁政府可能缺乏意愿或信息来防止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但是一个被人民和新闻界所审视的民主政府,会采取所有合理手段来阻止这一灾难,哪怕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留任。

“如果一个社会包容了数不清的群体,每一群体都有内部协商过程,则无数的观点和看法就会涌现。”桑坦斯说。

03

我们现在也在经历着最珍贵的时光吗?

来自:亚马逊
  •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 1890~1914》
  • 巴巴拉·塔奇曼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6 年 4 月
  • 78 元

有两个误解,一个是现在的变化被高估了,其实比起 19 世纪的震撼来说,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要平和许多。

在 19 世纪后半段那几十年时间里:距离空前缩短,人的活动半径陡然加大。远隔万里的人可以通过电报和电话而交流。人控制了更多的能量(一种提法是在 1820 年全世界创造的机械能有 778 吨,在 1898 年的时候这个数字飙升到 1500 万吨)。还有,突然规模化起来的城市。所有这些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完全改变了。

像梭罗当年的疑问一样——当年,梭罗被告知通过电话一个缅因州的人可以与远在得克萨斯的人通话:可是,他们之间说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当时的人在想什么,即便人文成就远比今日辉煌,但人在剧变之中的巨大的心理冲突——如梭罗这样的疑惑——流传下来的也并非很多。

另一个误解是如巴巴拉·塔奇曼所说,人们关于战前的怀念,那些美好的说法,都来自于 1914 年之后,无疑它被放大了。

那种最平庸的感慨:逝去的才知道它的珍贵。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也在经历着最珍贵的时光吗?

中信出版社一口气出了六本历史学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巴巴拉·塔奇曼的书,甚至包括了一本历史写作的心得。

她的文风华丽恣肆自信饱满。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 1890~1914》不是她的获奖作品,但可能更容易让我们思考现在:比如可能保守起来的美国,比如面临解体的欧盟,比如难民问题,比如恐怖主义。

并非一定要对今天有借鉴。但我们可以在恣肆的文风中领略:美国的孤立理想主义如何在一代人崛起的冲动中消失,又如何成为了一个它所最不耻的帝国。法国知识分子如何借助德雷福斯案而校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反犹主义如何在传统农业社会解体之后成为欧洲痼疾。

还有爱国主义,在民族国家成型的历史并不久远的 19 世纪末,如何成长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怪兽。这个理性时代的副产品,最终成了决定性的力量。

尼采意识到宗教已不再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主要力量了,他的挑战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上帝死了。”他给出的替代品是“超人”,但普通人还是选择了爱国主义。

对上帝的信仰让位给了科学的进步,人们心中的空白逐渐被对国家的热爱所取代。

爱国主义吸收了原本属于宗教的力量。曾经为宗教而战的人们现在大概也不会有负国家的期望。

《骄傲之塔》

读历史,可以让人不慌乱。

但总是有一种轮回的担忧隐隐存在:事情是如何向着最糟的那一面演进的?

托马斯·里德,《骄傲之塔》众多大人物中的一个,但也可能是被遗忘最多的一个大人物。他可能是这本书中最值得玩味的人物。在美国从孤立走向扩张的过程当中,他一个人抵挡这个历史潮流。他不希望“卑鄙地丢弃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然而,终究不能阻止事情向着可能更糟糕的那一面演进。“尽管并不总能成功,我一直努力让我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和良心一致。所以现在我做不了这个。”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目的和滋味已经消失。他发现了人类的悲剧——可以描绘美好的蓝图,却无法去实现。

1902 年12 月 6 日,他去世了,享年 62 岁。在他之后担任议长的乔·坎农说:“他有强大的头脑和过人的勇气,是我在政坛见到的最了不起的人。”有了这两个特征和他“自己制定的法则”,里德得以在政治的沼泽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最后都拒绝妥协。他是一个罕见物种的孤独标本——独立的人。

04

庇隆示范如何搞垮自己的国家

来自:亚马逊
  • 《摩登时代》
  • 保罗·约翰逊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6 年 1 月
  • 148 元

阿根廷的庇隆很有个人魅力:说话的声音十分动听;是个夸夸其谈意识形态的天才。他说自己是劳工追随者“衣不蔽体”(虽然他和他的伙伴们的报酬实际上很高)。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正义主义”,这是一系列后来成为“第三世界”的各种假“主义”中的第一个。

单是说什么可能还不够重要,重要的是庇隆作为阿根廷的总统,他完整地示范了如何以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名义把经济给搞垮。

先是国有化了中央银行和大型企业,设立了国家出口经销代理机构。他一举创造了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公共服务支出占 GDP 在 5 年时间里从 19.5% 提高到 29.5%。

工人们得到了实际的好处,每人都有 13 个月工资,还有带薪休假。然后要求所有私营公司也要这么做。

很快,在 1951 年,他把曾经南美洲最富裕最“欧洲”的国家的外汇储备耗尽了。

然后,赶上一场干旱——记住那句经典的判断,在极权主义国家天灾才会真正变成灾难,庇隆也领风气之先,当矛盾和危机公开化时,民众不再支持他了。

庇隆所能做的事,就是让他拿手的经济煽动转为政治专制:摧毁高等法院和司法体系;接管新闻机构;制造公敌,这里包括英国、美国、赛马俱乐部……还顺道袭击了教堂。

那成了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军队把他赶下了台。他乘坐巴拉圭的一艘炮艇逃之夭夭。但他的继任者再也没能回到能让阿根廷变得富裕的最小政府——六七十年了,依旧如此。

可以说,庇隆不仅是新型拉丁美洲独裁者的典型,而且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和亚洲所有魅力人物的典型。他是江湖骗子式的老式独裁者和万隆那一代新式模特儿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

他贡献了 20 世纪最令人郁闷的教训之一是:一旦允许政府扩张,再要缩小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摩登时代当然讲的不止是庇隆这点事。20 世纪要总结的事太多了,让人沮丧的事也太多了。

民族主义如何摧毁了旧世界——在 20 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丘吉尔这样的贵族出身的人在主导的旧世界,到这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苏维埃的实验已经结束,大清洗、大饥荒、大萧条、大屠杀、大战已经把世界格式化了几轮,工业革命也经历过了几个世代,有关电气的、汽车的、通讯的、电视娱乐的、互联网的同样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世界已经有二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且不容置疑的共同体——不管是不是想像中的。

保罗·约翰逊是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么志得意满,他们的世界里分为糟的、糟透了的、糟到只能呵呵然后耸耸肩这么有限的几种情况。

又能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大写加粗的 so what。

约翰逊说,现代世界是在 1919 年 5 月 29 日开始的,那天日食照片证明了爱因斯坦,也让牛顿力学——它总是与工业革命的厚重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成为过了气的科学。

1920 年代初,第一次在通俗层面上流传着这样一个信念: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时空,善恶,知识,尤其是价值。人们错误地,大概也是不可避免地把相对论跟相对主义混为一谈。

没有几个人能弄懂的相对论,大家只看懂了相对二字,它和另外一个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的短语“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成为天生一对,成为不学无术的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口头禅,好像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实际上,他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保罗·约翰逊说,“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一再指出的那样,道德腐化的整体原则应验了魔鬼的格雷欣法则:恶赶走了善”。

05

我们都是智慧的仰慕者,但为什么会如此疏离

来自:亚马逊
  •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 1944~1956》
  • 托尼·朱特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6 年 5 月
  • 68 元

安娜·阿赫玛托娃回忆自己在伊戈尔·叶若夫做内务委员会首长的恐怖时代,曾经在列宁格勒监狱前面的长队里站了整整 17 个月。在她的描述中,“那里的人大多心力交瘁,如同行尸走肉”。有一次,有人认出了她是诗人阿赫玛托娃,并且叫出了她的名字。站在她后面的一个嘴唇黑紫的女士好像突然清醒了过来,低声在她耳边说道(“那里的所有人都只能窃窃私语”):“你能把这写出来吗?”

阿赫玛托娃答道:“是的,我可以。”

然后,“她那张被苦难折磨得面无表情的脸上飘过一丝微笑”。

这可能是 20 世纪最让人痛苦和困惑的一个矛盾。这个困惑用米洛斯·福曼来概括最简洁了:我们费那么大的劲也打不倒的红旗,你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竖起来?米洛斯·福曼是《飞越疯人院》导演,说这句话时是在 1968 年,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年轻艺术家在巴黎看到了巴黎那群年轻的思想者在萨特们的鼓吹下正在进行无产阶级巷战。

在一端,是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同胞们的智慧被谋杀,最优秀的头脑和人被送进劳改营;而另一端,同样一群高智商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在自顾自地为劳改营的存在唱赞歌。他可不是看不见,但他就是这么自信——

“我们也许会因为这些集中营的存在而感到愤慨和可怖;我们甚至会纠结于此,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它们的存在而感到尴尬呢?”

“人们对它的分析是正确的:一时的错误、无知和缺陷并不能对它造成影响。”他不同意梅洛-庞蒂的主张,即到了去除苏联之上的光环的时候了。与此正相反,萨特强调,苏联因其目标而拥有特权(为全体的正义和自由),并且,据此区别于任何其他的体系和政权。

这种不负责任的残忍是如何出现的?托尼·朱特的《未竟的往昔》可以解答这个千古迷思。

比如,“小资产阶级是人人都厌恶的阶级。至于知识分子,则是喜好厌恶自身的阶级”。

再比如,相对于二战之后洋洋得意的美国人来说,法国人觉得苏联要更欧洲一些。(你就理解成癌细胞的蓬勃总是健康肌体的一部分,又不是外来的什么细菌病毒之类,所以自身可能都乐观其生机勃勃,当然,最后消耗殆尽……)

还有,他们似乎也分不大清“反-反共产主义”和支持共产主义之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至于双重标准、视而不见、指鹿为马这些,虽然不能算成是知识分子的痼疾,但人类可能多少都会陷入这种把持不住的尴尬状态之中,这个也在托尼·朱特的分析之中了。

好书当然应该自己去看。这一年托尼·朱特的书出了好几本,《思虑 20 世纪》也是其中之一,那本书里,他的合作者蒂莫西·斯奈德讲述了最后的托尼·朱特,引用在下面,其实无非是想说,看渐冻症(ALS)锁住最睿智的思想,我们这些智慧的仰慕者,可真不要辜负了啊。

我们的对话始于 2009 年 1 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头部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我们在他书房里碰面,被群书包围,托尼在一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我有时会操纵它,这当然是因为托尼操纵不了。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对本书的目的来说,这已足够。

《思虑 20 世纪》

06

“你能把这写出来吗?”

来自:亚马逊

  • 《二手时间》
  • 阿列克谢耶维奇
  • 中信出版集团
  • 2016 年 1 月
  • 55 元

这个标题来自于上一篇里提到的阿赫玛托娃。我们人类的苦难,阿赫玛托娃写了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写了出来。

《二手时间》是这样一本书,理论上它归在文学那档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口述实录这种体裁,所以,虽然我们不推荐文学作品,但还是觉得既然有这样一本真实得让人感到寒意的书,我们应该推荐。

最好的方式,是把其中的一些自述摘录出来:

两种类型的父辈

我来说说我的家庭吧……1937 年,爸爸被打入劳改营;感谢上帝,他活着回来了,但被监禁了十年。回来后他就是想好好地生活。连他自己都惊讶: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仍旧想好好生活……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绝对不是所有人。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父辈就是这样的人:要么是从劳改营回来,要么是从战场上回来。他们唯一可以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暴力,还有死亡。他们都很少言笑,沉默寡言。就是喝酒,喝酒……最后喝死自己。第二个类型是,那些没有被抓走的人,天天在担心被抓走。这种感觉并不是一两个月,而是延续好多年,好多年啊!而如果你没被抓走,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却没有?是你没有做什么吗?

《二手时间》

富农

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我们没日没夜地追赶载着富农的火车。在西伯利亚,我们守卫一个火车站,我打开过一个车厢,看到车厢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用皮带上吊死了。母亲在摇晃手中的小孩,身边坐着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正在像喝粥一样喝粪尿。“关上车门!”指挥员对我喊道,“这些人都是富农恶棍!他们不配过新生活!”未来应该是美丽的,以后一切都会美好……对,我相信!

我们相信某种美丽的生活。乌托邦,确实是乌托邦……那你们呢?你们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就是市场。市场是天堂,市场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都是幻想!

《二手时间》

告密者

  我十五岁那年,一群红军来到我们村,骑着大马,喝得烂醉,是来征兵的。他们一直睡到晚上,起来后就召集了所有的共青团员。指挥员发表讲话:“红军在挨饿,列宁在挨饿。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要么就烧了。”我知道的,我妈妈的亲哥哥,谢苗舅舅,就把好几口袋小米运到森林里,挖坑埋起来了。我是共青团员,我发过誓的。所以夜晚我就找到了红军,带他们到了现场。他们装了整整一车。指挥官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长大吧,小弟弟,快长大。”早上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谢苗家的小屋着火了!”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了谢苗舅舅,他被红军战士用军刀砍成了碎片……那年我只有十五岁。红军是太饿了,列宁也在挨饿……我都不敢到街上去,只是坐在家里哭。妈妈猜到了一切。晚上他给我手上塞了一小口袋吃的:“快走吧,我的儿子!愿上帝宽恕你,不幸的孩子。”  

《二手时间》

………………

我还是忍不住会做一些对比。

1919 年,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到了苏联,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我看到了未来——它正在成为现实。”保罗·约翰逊说这是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新政权最早的评论之一,“它为未来很多评论设定了模式”。

他们想像当中的未来国度,经历了七十年的人类空前实验被寄托无数想像、同时安置无数形形色色的苦难。

然后是 1930 年代的懊丧,如萧伯纳、罗曼·罗兰这些无所适从茫然之中的浪漫的文艺者,这个时候欧美无非也就是失业肃杀、中产和富人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但他们寄予希望的俄罗斯,可是大清洗,可是上千万人的劳改营,但他们依然“很乐意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斯大林)”。

再然后就是相信它们会好起来——斯大林就一直坚持“宪法的自由化”,并“正在计划实际上秘密的普遍投票权”……与任何时代一样,那些强人获得了过分的同情和期许,总幻想着这个人会借助他的强力而扭转乾坤。要特别强调一下的是,说这话的人是美国驻苏联的大使,他还说,“他那褐色的眼睛格外聪明而温和。一个孩子会愿意坐在他的膝盖上,一只狗会悄悄地走近他”。

在乐观、理想、狂热当中被抛弃和漠视的人类,在协议、交易、大局中被抛弃和漠视的人类——历史从来都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二手时间》不只是为我们展示伤疤,对于我们来说,要警醒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07

这是一个不幸但是平庸的人啊,他身上凝聚了历史

来自:亚马逊

  • 《古拉格气象学家》
  • 奥利维埃·罗兰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6 年 7 月
  • 36 元

“古拉格”这个话题如此沉重,以至于一本薄薄的小书把它放在自己的名字里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古怪。

也许新经典的总编辑陈明俊就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三个字是他加上去的,法文原版的标题仅仅只有“气象学家”这几个字。

如果你还不知道“古拉格”是什么,那么这里再重复一遍:古拉格,全称“劳造营管理总局”,是苏联镇压反对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

这个话题虽说不是一个禁区(毕竟有很多相关图书陆陆续续出版),但是和很多其他话题一样,它被放在了一个“想象中的禁区”里,以至于《好奇心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还有人会替我们操心“查水表”这件事。

当然,诸如此类的顾虑在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是没有的。它是古拉格系列图书里的一个异类,云淡风轻的封面设计会给你一种“文艺短篇小说”的错觉。作者罗兰用了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小人物——苏联气象学家阿列克谢·费奥多谢维奇·范根格安姆——的身世、工作履历、被带往古拉格的前后经过以及最后被处死的故事。

你会忍不住觉得范根格安姆是个可怜人。和很多纪实文学或者虚构小说里的主人公不同,他不曾怀疑自己所处的制度,也不曾愤怒,他只是带着深深的委屈走过了自己最后的日子,试图跟一个庞大的体制作自我澄清式的说明,同时,依然希望发挥自己作为一个气象学家的职能,总而言之做点什么。

当然,他也做不了什么,因此留下的只有给自己 4 岁小女儿的画:北极光、黑狐狸、猫、鸟、西瓜和飞机……他隔空教给女儿基本的算术和几何,比如“一片叶子的裂片数量可以表现基础数目,形状呈现对称或不对称,一粒松果可以阐述什么是螺旋”。

正是这些小画让这本书的作者罗兰对它们背后的人物产生了探究心。罗兰对范根格安姆的态度也有点意外,以至于他在书中写了这么一段评语:

…… 80 年后,我写着他的故事,犹豫着要不要加上这可悲的一笔,为什么呢?因为我更愿意他像叶夫盖妮娅一样不妥协,我更愿意去敬仰他,但他没有什么值得敬仰之处,但也许这正是事情有意思之处,他就是个一般人,一个不问问题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说直到后来才被迫开始问问题,而且是经过怎样的震动才能让他怯生生地走到问问题这一步。

他是个平庸的无辜之人。貌似德雷福思也很让人失望,以另外一种方式。“就因为他遭遇不公的审判,”贝尔纳·拉扎尔如是说,“我们就对他百般苛求,要他十全十美。他是清白的,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古拉格气象学家》

范根格安姆最后被处决的部分是最悲伤的段落。和很多类似的情况一样,被处决的人是随机的,无论是数量还是身份——这全都是命运本身决定的事。然而这些人可能是苏联各个行业和学术领域熠熠生辉的代表者,他们就代表了智慧——罗兰禁不住想,“如果这些人可以继续活着,为苏联做点什么的话,苏联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在事后看来,这一切走向终结不仅仅是残忍的,更是荒谬的。

范根格安姆那个小女儿最后为了纪念父亲出版了那些来自古拉格的画。关于这个姑娘的叙述很少,不过也很悲伤:她最后自杀了。

08

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nobody 在 5 月 7 号

来自:亚马逊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汉娜·阿伦特
  • 译林出版社
  • 2016 年 12 月
  • 59 元

  托尼·朱特总结说:一个国家由行政官僚支配的世界,这些官僚自身再被分成细小的单位:在那里,决定和选择便是由那些可以说是被动的个体所执行的。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之下,无为便成为了行动,而缺乏主动选择则替代了选择本身。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译林出版社新出的一本汉娜·阿伦特的书。书很新,还没有来得及看,不过既然是汉娜·阿伦特加持,显然又是探讨“平庸的恶”,对这个话题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完全可以先推荐一下。

阿道夫·艾希曼。我们引用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的描述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手下,是党卫军犹太事务局局长,这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部门。


资料显示,他工作主动,积极,常常在命令之外超额完成任务。比如他还学习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便更好地处置受害者。


……有时一天有五列装有 1.4 万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计划每一分钟的制订和组织他都亲力亲为,一次他在一天里集合了布达佩斯的 40 万犹太人,这次疯狂的成就让他在匈牙利的纪录达到顶峰。庭审的观众、英国的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写道:“在战时,对关键资源、交通工具、集中营和几百万人的谋杀都竞争得极其激烈的情况下,一个党卫军中校如此的组织能力简直堪称天才。”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希望把自己定义成是“替罪羊”,他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汉娜·阿伦特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这个概念。

如果说我们是因某人所作所为而控告他,那么当一个凶手被宽恕时,我们并不是宽恕这种行为。


被宽恕的不是凶杀的行为,而是那个杀人者以及他在各种环境和意图中显现出来的人格。


纳粹罪犯的麻烦恰恰在于,他们自动地放弃了所有的人格性品质,仿佛没有任何人可以被惩罚或被宽恕。他们一而再地抗议说,他们从没有自发干什么坏事,也完全没有什么意图,无论是好的意图还是坏的意图,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换句话说,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nobody),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


艾希曼会说:“那不是作为一个人的我做的,我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自己主动做什么事;我只是一个零件,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做的;我站在这里受审,纯属偶然。”

我相信如此为自己辩护的人不在少数。试图以“零件”“奉上级指示”“执行公务”来表达自己无辜的时候,更是如此——他只是在做他应该做的事,他跟我们一样,为人父,为人子,吃饱了饭会遛弯,也有朋友圈,不管是鸡汤文还是为朋友点赞,与所有人一样。这些平庸的布尔乔亚式画面在我们同理心泛滥的社会里经常被用来混淆是非。是啊,艾希曼还看荷尔德林,还钟爱巴赫呢。

但有朋友圈有巴赫,这并不等于你拥有了人格。

“平庸的恶”被提出之后,会被各种人用到各种领域,比如尼尔·波斯曼这个始终对技术渗透保持警惕的人认为这是技术导致的“官僚主义”的恶果之一:

官僚主义者只考虑决策背后隐藏的问题,只关心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他不用为决策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


在技术垄断时代,阿道夫·埃希曼成了官僚主义者的范本和比方。在被控犯下人类罪的时候,他辩解说,他没有参与纳粹政治或社会理论的制定;他仅仅处理技术问题,把大批人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同样被这个话题吸引的彼得·德鲁克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醒我们:

罪恶之所以会在汉斯和谢弗身上发生作用,正因罪恶力量之大,而人却是如此渺小。撒旦是为“黑暗王子”,这种通俗的说法可能要比阿伦特女士所言来得恰当。由《圣经》中的祷告词我们得知,人是如此的渺小、脆弱,因为此我们请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诱惑,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因为罪恶从来就不平凡,平庸的是人。因此,人千万不可和罪恶打交道——一切都是罪恶本身搞的鬼,而不是人。人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而谢弗本以为可以借着加入罪恶而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后也为罪恶所用。  


德鲁克在回忆录《旁观者》里提供的鸡汤版解决方案总结下来就是:人是渺小而平庸的,不要以为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

听起来就像是“洁身自好”,软弱了一点。但这可能确实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合作,即使合作了你还可以选择“一厘米自主权”——总之你可以有更人格化的选择。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执行公务的人——当然,这并不在艾希曼的“平庸的恶”的范畴之内。

汉娜·阿伦特显然是相信“平庸”这个前提的。在探询这个恶的更深层的时候,她与尼尔·波斯曼对技术的绝望有相近之处。在另外一篇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关于暴力的思考》中,她说:

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用来把各种形式的政府解释为人对人的统治的一些说法相吻合——独裁者或少数人统治的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精英或多数人统治的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今天,我们应该在这些形式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可怕的统治形式: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系统,没有人承担责任——不管是个人还是精英,也不管是少数还是多数,这样的统治的一个更恰当的叫法是:无人政治。  


对于制度缺陷派来说,最大的恶在于那个远离屠刀、远离下达命令的人。它有的时候导致的后果就是无人负责。

巴巴拉·塔奇曼对此深恶痛绝:

艾希曼是超凡的,绝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成绩也绝非一个“平庸”之恶魔所能企及。这个绝妙的词汇被用来解释 600 万人是怎样被杀害的,它的创造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相信了艾希曼自己的说法,称自己只是个奉上级命令执行公务的公务员,这是现代新闻界的谜题之一。在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解释是不够的。


受过最起码训练的历史学家都知道,使用资料时都要留心看它是否有隐瞒、有歪曲,或者直接就是谎话。把这样的小心转移到当代史——就是新闻业——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庸”角色,这毫无疑问是艾希曼的自辩,从审讯到庭审,他都拼命做出这个姿态。这也是他的律师为他辩护的症状。


汉娜·阿伦特竟然接受这种一面之词,如果不是不同寻常的幼稚,就是有意地企图支持艾希曼的辩护,这就更不同寻常了。既然厉害的阿伦特小姐不可能如此幼稚,那么就剩下一个令人不快的选项了。


塔奇曼引用了一封写给主审法官的信。来自于一个 17 岁的犹太女孩。“我过去听我爸爸讲那些死去的亲人,我无法尊敬他们。我恨他们任由自己被屠杀。你让我看到了真正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希望留给后人的,在曾经的 2010 年代还是一个美好年代,我们不应该让未来的 17 岁女生有如此的困惑。

09

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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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暴力》
  • 兰德尔·柯林斯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6 年 6 月
  • 88 元

每当谈及暴力,我们最关心的往往是施暴者与受害者究竟是什么人,而常常忽略了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 正因如此,过去的暴力理论虽然能够通过宏观数据与背景分析给出暴力的大体趋势,却总在微观层面遭遇难以解释的悖论:

究竟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暴力个体” (例如贫穷的年轻男性和宗教极端分子等)?为什么某些看起来与暴力无缘的人,却会在特定情形下做出暴力行为?为什么绝大部分人即使满足“暴力个体”的条件,也并不会行使暴力?

在穷尽一切关于背景因素的分析之后,我们对于暴力的理解仍然深受局限。这也正是柯林斯写作本书的初衷所在。

柯林斯试图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个问题。他在本书中采用了民族志观察及文本、影像与图片分析等方法,附有许多栩栩如生的暴力场景描述,例如 911 事件发生时驾驶舱内的恐怖分子谈话录音等;此外,书中也包含柯林斯本人多年以来的个人观察与谈话记录,甚至还有他对职业雇佣杀手的一手访谈资料。

最终,他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应当将分析重点从个体背景转移到暴力的微观情境之上——“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因此,暴力情境能够适用于不同个体,“暴力个体”却并不适用于不同情境。

柯林斯指出,不同形式的暴力有着共同的特点:暴力实施者必须克服情境中的紧张与恐惧,才能顺利实施暴力。暴力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是克服这种紧张与恐惧的不同路径:有些暴力会去寻找软弱的受害者(例如家庭暴力和校园霸凌),有些通过制度化的规则与纪律来压倒紧张与恐惧(例如体育比赛和军事冲突),有些会从围观者身上汲取情感支持(例如群体斗殴),有些通过双方的心照不宣来让暴力成为一种表演(例如某些黑帮入会仪式),有些则尽可能避免与受害者产生正面交流(例如雇佣杀手和恐怖袭击)。

这一系列对策形成一道连续光谱,也就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暴力。而当我们跨越暴力种类,将目光聚焦于暴力发生的具体过程,就会发现互动情境比互动者具有更多共性。因此,若想塑造一个关于暴力的普适理论,那么它必然是关乎情境而非个体的。

兰德尔·柯林斯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学家之一,他对于宏观和微观社会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创新。特别是在微观社会学方面,他所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结合了涂尔干的仪式理论、韦伯的冲突理论以及戈夫曼的微观研究方法之精髓,被视为当代微观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本书正是互动仪式链理论在暴力研究领域的一种应用与延伸。

(本书推荐语作者为该书译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在读博士刘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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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三本可能会有助于你思考的书,这是它们的一部分书摘

这几本书可能不是那么非看不可。

但我们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理由很简单,在过去的 2016 年,有很多热点,围绕热点有很多争论(或者说很多热点只是因为争论而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可能缺失一些方法论上的准备。

不得不说,近年来随着信息碎片化,更可怕的事实是我们的价值观趋于碎片化。

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态度面对复杂的世界。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权威,我们需要相信人类所来之路的普适性,我们同样需要了解所有已经存在的问题,如何面对。

这里所提及的 9 个问题来自于三本书。

《科学,谁说了算》,是一本意大利作者写的书,它主要探讨科学共同体如何与我们这个泛滥的大众媒体和每个个人媒体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政治家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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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本来是探讨美国的疫苗体系,它似乎预示着未来我们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免疫系统可不好惹”——说的是中产阶级可不愿意与那些落后的贫瘠的并暴露在危险之下的疫苗受益者为伍,道理很简单,当疫苗注射体系逐渐成熟,每个疫苗注射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安全而贡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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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本今年增订再版的旧书,据说它也是在民族主义不可一世的今天被引用最多的一本著作。它告诉我们哪些是虚妄的,哪些是真实的,这个并不美好的东西如何占据了全世界的眼球,中国这个曾经以中央大国自诩的国家如今竟然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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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为什么不受信任了,公众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并不是由于媒体工作的“玩忽职守”和“粗心大意”造成的,而是源于媒体报道的本质特点。

于媒体来讲,“专家”永远是能针对具体问题发表真知灼见的合格人选。表达能力强,幽默风趣,在公众中有知名度,和相关机构有关系,获得过非常有影响力殊荣……记者甄选采访专家的重要标准不外乎这些。上述的这些因素使得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知名的免疫学家艾尤提被选为第一位评论“疯牛病”的科学人士,虽然他本人亦承认自己并非是该领域的专家,媒体还让肿瘤学家韦罗内西来评论转基因作物,或是让诺贝尔奖得主对公共议程中最备受争议的问题发表看法。

无论是在因支持或怀疑某种专家知识而开展的环保运动中,还是在司法当局,科学中立性形象在多种情景下不断被蚕食。

媒体的质疑作用日趋渗透到政策决议的各个角落,媒体和专家关系的变化,以及媒体得以选择在公共平台上崭露头角的专家的能力——媒体参照新闻生产过程的标准来筛选专家舆论领袖,不同于科学共同体的挑选标准——也为当下现实情况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究竟为何科学如此讨厌与大众沟通,却在权力的走廊上与政治家亲密无间?

这可能本质上还是媒体(与大众沟通桥梁)发生了变化。

目前德国大约有 6 万名记者和 2 万名员工受雇于公共关系部门。在美国,公共关系部门的职员数量大约 16.2 万名,已经远远超过了记者数量(12.2 万名)。

来自公共关系部门的“信息包”为新闻报刊节约了大量开支,报刊可以直接利用“信息包”加工成新闻报道。事实上,估计通讯社约有三分之二有关科学议题的稿件是基于公共关系部门提供的新闻稿以及其他素材写作而成。

德国 8 家全国报刊的研究显示,报刊 80% 的科学文章只有单独一个新闻来源。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报道会特别提及该事实。

实际上,好几个例子都表明报刊的科学版面被“外包”给了本地大学的新闻处。

3)“我的免疫系统可不好惹”,为什么个体接种是为整体服务?

人类学家艾米丽·马丁曾问过:“免疫系统是不是新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不是可以用免疫系统的高低好坏来给人类分类?”她觉得答案或许为“是”。

她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人表达了一种“免疫大男子主义”的观念,比方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免疫系统不好惹。马丁转述某个研究对象的话说:“只有那些生活状况糟糕的人才需要疫苗,而对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人来说,疫苗只不会堵塞他们更精致的系统。”

就算我们当中有部分人的免疫系统的确不好惹吧,但问题在于,疫苗对于那些免疫有缺陷的人才最危险。我们当中免疫有缺陷的人,需要依靠那些免疫功能完善甚至不好惹的人去接种,才能撑起群体免疫的效应,帮助整体抵御疾病。

“为什么要针对那 250 万纯洁无辜的新生儿和儿童?”芭芭拉·洛·费舍尔质疑接种乙肝疫苗的必要性。隐藏在“纯洁无辜”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不再纯洁、不再无辜的人才需要接种乙肝疫苗。我们这一代在艾滋大流行期间成长起来的人,都听过那种说艾滋病是对同性恋、滥交和毒瘾的惩罚的观点。但是,如果疾病真是一种惩罚,那么它所惩罚的,仅仅只是生存本身。

4)轮状病毒为例,商业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 16 年的时间里,轮达停口服活性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在范围越来越广的儿童受试者中接受了安全性测试。最终的测试包含了来自 12 个国家的 7 万名儿童,这花费了默克制药公司大约 3.5 亿美元。当疫苗获得使用许可的时候,费城儿童医院将专利卖了 1.82 亿美元。研究者的知识产权归雇佣他们的医院所有,因此医院获得了 90% 的钱,并将其重新划入研究经费。剩下的 10%,才由在这个疫苗开发项目上劳作了 25 年的 3 名研究者分享。

和其他药品比起来,疫苗开发费用高,利润却不出众。“2008 年,默克公司从轮达停疫苗上大约获利 6.65 亿美元,”记者艾米·华莱士写道,“相比之下,像辉瑞制药公司的降脂药立普妥这样的热门药则是一年网罗 12 亿美元的吸金利器。”

旧疫苗的利润比新疫苗少很多,并且,因为疫苗制造业利润不高,在过去 30 年里已经有很多公司退出了这一行业。

1950 年代法国人狄基柏儿子死于罕见的肌肉萎缩症,专科医生和医药公司不愿去开展该病理学的研究。

前者出于对治愈抱有职业性的悲观而不愿开展研究,因为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后者则是因为研发治疗此类药物需要大规模投资,但只能在极小部分患者身上获利,因而也不愿进行研究。

5)为什么患者不是“上帝”?“顾客永远是对的”,并不适合医疗市场

自主性常被认为是和父权主义相对的作风。在一种被称为“餐馆模式”的医疗方式里,替换掉医生的父权主义医疗的,是病人自己的消费主义。我们根据自己做的消费者调查,从菜单上挑选我们想要的检测和医疗方案。而在父权主义医疗中扮演着父亲角色的医生,在餐馆模式中则变成了侍者。如果将“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条格言原封不动地导入医疗界,定会贻患无穷。生物伦理学者阿瑟·卡普兰警告说:“如果你总是告诉人们医疗也只是个市场,病人都是客户,为了让客户高兴,必须尊重病人的自主性,那么这样会导致的结果,是医疗的专业性被消费需求击溃并坍塌。”医生可能会倾向于满足病人想要的检测和治疗要求,即使那些治疗对我们本无益处。

医生的作用毕竟也是有限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受到的训练,我爸爸自己对医疗是持怀疑态度的。有次他开玩笑说,他可以给医师们写本只有两句话的课本:“大部分问题都会在没有医生插手的情况下得到改善,而那些不会改善的问题,很可能不管你怎么治疗,结果依然是病人死亡。”这可以说是对预防性医学的争论,也可以说是自认颓败的迹象。

“如果有信任存在,父权式医疗就是无必要的。”哲学家马克·撒戈夫写道,“如果信任不存在,那么父权式医疗则是不合情理的。”

6)为什么要警惕蕾切尔·卡森隐藏的危险?

“很少有书能像《寂静的春天》那样对世界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蒂娜·罗森伯格坦承。“DDT 会杀死秃鹰,是因为它在环境中留存的时间太长,而《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眼下正在杀死非洲的儿童,因为它在公众意识中留存的时间也太长了。”

导致这种后果的不仅仅是那本书,还有一大部分责任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传承了《寂静的春天》的文化,让它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中。但不管责任在谁,疟疾在某些国家里重新抬头是事实,因为那些国家停用 DDT 作为杀蚊剂,而蚊子会传播疟疾。每二十个非洲儿童中就有一个死于虐疾,还有更多的儿童因为虐疾落下脑损伤。鉴于现在尚无针对虐疾的有效疫苗,人们只能继续使用效力低下的治疗手段、具有毒性的避孕药,以及危害环境的杀虫剂。

不巧的是,在目前,使用 DDT 恰恰是控制虐疾蔓延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通过每年将 DDT 喷涂在家庭房屋内墙的方式,一些南非国家几乎完全消灭了虐疾。和美国那种用飞机在上百万英亩的田地上喷洒 DDT 的粗犷方式比较起来,这种谨慎使用 DDT 的方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但 DDT 也不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在很少有化工厂制造 DDT,慈善捐赠者也不愿意为 DDT 埋单,还有很多受援助的国家觉得,在本国使用这种在他国已经被禁的药品有些不情不愿。“虐疾在富有国家绝迹,却将贫穷国家的境况带进谷底。”罗森伯格如此写道。

7)民族主义的定义,为什么叫“想象的共同体”?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像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

当盖尔纳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时,他是带着激愤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像为等同于全人类。

8)这个想像的共同体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在马札尔资产阶级几乎完全不存在,但在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宣称自己拥有某种贵族身份的匈牙利,挺身捍卫印刷匈牙利语堡垒免受德语侵袭的,是部分的下层贵族与变穷了的地主士绅阶层。……比较典型的是一个由下层士绅、学者、专业人士和商人所组成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第一种人通常担任具有“地位”的领导者,第二种和第三种人负责创造神话、诗歌、报纸和意识形态,而最后一种人则提供金钱与各种行销设施。

而奈伦认为,社会底层被动员起来是民粹主义的关键。

就一个独特的现代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的到来与下层阶级受到政治的洗礼有密切关系……尽管民族主义运动有时候对民主抱有敌意,但他们的主张一定都是民粹主义式的,并且始终设法将下层阶级引进到政治生活中。典型的民族运动的形态,是一个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领导群,试图动员群众阶级并将其能量诱导向对新国家的支持上。

9)学生和知识分子,受教育者的上升通道被堵塞之后会发生什么?

霍布斯鲍姆的警语,“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是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也许未必适用于其他时空,但对于 19 世纪欧洲而言则当然是正确的。

学术机构对美洲的民族主义是无关紧要的。虽然法国大革命时巴黎有 6000 名学生,但他们几乎未在大革命中扮演任何角色。他也很有用地提醒了我们,虽然教育在 19 世纪前半期扩散很快,但在学的青少年数目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1842 年的法国只有 1.9 万名高中学生,1850 年在俄国 6800 万总人口中有 2 万名高中学生;在 1848 年时,全欧洲的大学生总数可能是 4.8 万名。但是就在那年的革命中,这个虽小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集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知识分子,尤其是双语能力的知识分子可能更有说服力。

知识分子阶层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趣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在殖民主义体制下,本地人的农村大地主、大商人、企业家,甚至一个大规模的专业阶级必然是比较少见。几乎在所有的殖民地中,经济权力不是完全被殖民者自己所垄断,就是被殖民者和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贱民阶级(非本地人的)商人不平均地瓜分——如在非洲殖民地的黎巴嫩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以及在亚洲殖民地中的华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会扮演先锋的角色是因为他们拥有双语的识字能力,或者应该说,他们的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

阅读印刷品的能力已经使我们早先谈过的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想像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双语能力则意味着得以经由欧洲的国家语言接触到最广义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那些 19 世纪时在其他地主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与民族国家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