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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产业改变了现代思想市场,如何才能将其完善?

“要么在默默无闻中高贵地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沦落成思想市场中原本最让你厌恶的那种人。”

《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内容简介

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总是在一些拥有极高话语权的政治评论杂志上,围绕各种类型的话题发表意见。但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却被另一类思想家所取代,这一新晋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思想领袖通常在那些与公众联系较为紧密的机构工作,而较少在高端杂志上进行辩论,他们的想法总是雄心勃勃且备受称赞。

当代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已经按照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丹尼尔•W.德雷兹内在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探究,并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美国乃至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德雷兹内认为,尽管当今的思想产业存在一些负面的内容,但它非常擅长广泛地传播思想,并吸引着大量渴望新想法的人。

作者简介

丹尼尔•W.德雷兹内,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特约编辑。他在加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之前曾在芝加哥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任教,并曾任职于美国财政部、兰德公司等机构。德雷兹内教授学术成果颇丰,曾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政治》和《外交事务》等多个重要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出版过多部著作,如《体系运转: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场大萧条》(The System Works: How the World Stoppe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国际关系与僵尸理论》(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Zombies)等。

书籍摘录

结论  思想产业的黑暗骑士理论(节选)

思想产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规模,如果过往的发展状况更好一些的话,便再理想不过了。

根据本书的论证,基本可以确定 21 世纪的思想产业已经改变了思想市场。各个领域的思想家进入思想产业的门槛降低了。在这中间,思想领袖比公共知识分子受益更多,明星知识分子获得的益处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得多。这些变化合起来就意味着,尽管现今知识分子的总人数增加了,某些思想领袖所拥有的影响力仍然超过了他们在一个完美运作的思想市场中所能拥有的影响力。

公共知识分子目前依旧担当得起对思想领袖进行制约的重任,但是权威公信度的下降、政治两极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都在削弱公共知识分子传达真相的能力。由于人们对各种形式权威的信任感下降,以权威的身份进行辩论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说服力了。自由派思想领袖可能仅仅因为党派偏见便否定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反之亦然。富豪可以资助他们喜欢的思想领袖,确保他们不会轻易消失在时间的洪流里。以上各个因素,都不利于提高公共领域内对公共知识分子批评的认可度。

思想产业暗布棋局,把思想领袖推向受益人的位置,但是很显然,意义重大的智力辩论仍然时有发生。本书已经详细讨论过萨克斯和伊斯特利之间围绕经济发展的论辩、对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提出的“学术边缘化”观点的批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吉尔·莱波雷之间关于颠覆性创新的大混战以及尼尔·弗格森和他的批评者之间关于各种杂七杂八的问题的口角。今时不同往日,进入思想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了,于是更多的人可以就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更多的意见。不过,知识分子食物链顶端的人员变化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剧烈。先前提及的所有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思想家,他们的影响力至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颠覆性创新理论对思想产业本身的影响几乎已经消失。

这一切的结果,便是一个运作不良的思想市场。明星思想领袖比明星公共知识分子更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广受欢迎的理论,例如颠覆性创新,如同金融市场里的资产泡沫一般,它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太多不加批判的关注,然后遭到残酷的智力屠杀,最终被驳倒。现代思想产业诱使思想领袖忽略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等到他们幡然醒悟,为时已晚。网络世界鼓励批评者拥抱内心对于喷别人的渴望,用更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言语攻击在短期内也许有效,但是长此以往,只会导致明星知识分子将负面反馈全部拒之门外。

一言以蔽之:事态没有变得更糟,只是糟糕的表现方式不同罢了。

那么,事态会好转吗?同心协力提升话语的水准有用吗?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体系里,知识分子的个人使命是什么?应该肯定的是,的确存在能够改进思想市场的结构性转变和体制性改革。除此之外,成功的知识分子从内部进行调整的力量也很有可能推动思想产业的变革。但是,近来《新共和》杂志经历的动荡向我们揭示了个人力量推动变革的局限,即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赞助人。

《新共和》的经历为思想产业提供了几点发人深省的教训:首先,富豪在思想市场的影响力可能相对较大,不过,只有当他们自愿消化财政亏损,这种影响力才能够存在;其次,试图改变拥有浓厚知识性文化的组织机构将会导致巨大的混乱,并且很有可能走向失败;最后,一家新闻机构的颠覆难以从根本上影响现代思想产业,即使它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

那么,如何才能完善现代思想市场?知识分子要怎么做才能在思想产业中生存下去进而大展宏图?

写这么一本书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落入怀旧的陷阱,转而开始论证凡事都是过去的好。然而,在笔者看来,本书已经清楚说明了现代思想产业的决定性优势,不过笔者也并不认为眼下的一切都很顺利。旧的思想市场受到了过度保护,但是在重重约束之下的确存在实质性辩论。偶尔真的有人会因那些辩论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而现代思想产业中尽管涌现了成百上千场 TED 演讲,但是演讲过程中没有讨论者,演讲者也不彼此倾听,而且受众也只是有选择地出席少数的演讲现场。

思考如何改进现代思想市场时,要牢记三条指导原则。第一,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回到过去。现代思想产业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层出不穷的媒体平台不可能一夕之间尽数消失。更重要的是,现代思想产业虽然存在缺陷,但是也有优点。若是权威备受尊崇、政治两极化程度减弱、经济差距也大大缩小,这样的社会听起来也许不错,但是不免让人感到智力上的乏味。思想市场若是将权力交还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它同时也改变了局势,使思想领袖处于劣势。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由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世界,而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平衡。

第二,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种种力量中,有一些很可能将在未来十年里自行反弹。权威的公信度几年前跌入低谷,但是如今已有所回升。也开始有证据显示政治两极化趋势有所缓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保守主义正统观念将面临更多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的严峻挑战。眼下似乎还很难想象,但是如此激烈的党派对立确实有可能不会持续太久。如同以往的“教义狂热”浪潮,它最终也将随着时间慢慢平息。某些富有的赞助者决定投入资源,改善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表明,确实有部分赞助者在参与思想产业的过程中正在沿学习曲线向下移动。一些慈善资本家不再执着于自己的投入能否立即造成政治影响,他们重新转向传统路径,资助高校或者智库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选择资助传统公共知识分子,以制衡思想领袖。如果以上各个因素都能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那么对于思想的需求会居高不下,但是原本偏向思想领袖的局势将会大为改观。

最有望根除现代思想产业弊端的力量就在传统的非营利部门。高校和智库都要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的捐赠。因为对二者而言,捐赠收入越多,越能保证思想独立。

大学和智库还必须重振各个机构自身的声望。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它们的权威衰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笔者的亲身经历证明,这种看法其实不尽然。两年前,笔者加入了弗莱彻学院的一个研究组,该研究组在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下,致力于拉近大学与政策之间的距离。弗莱彻学院聚集了一群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专门研究政治合法性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联。从这一段经历中,笔者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一个研究组的整合大于其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所有参与研究的学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但是当他们聚在一起,受众最看重的似乎还是它是由弗莱彻学院集结起来的一个团体。既然弗莱彻学院能够充分利用它的声望,将其转化为影响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乔治城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传统基金会以及其他机构自然也能够做到。若是高校和智库在思想市场上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传统公共知识分子自然也会更有底气。各个慈善基金会如果减少对即时影响的追求,更多地关注长期投资,也将有助于推进这一趋势。近几十年来,保守派的慈善性捐赠之所以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更有耐心。

为确保多样化的批判并存于外交政策界,还有一些小的措施可以采取。近年来,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外交政策讨论朝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即不再只限于白人男性参与。大量研究曾显示,思想产业内最有名的机构均由男性主导; 2011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华尔街日报》全年的专栏文章中,由女性作家撰写的不足 20% ,《纽约时报》则仅有 23% ; 2014 年,全体智库演讲者中女性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同年,周日早间访谈节目请到的女性嘉宾也不足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专栏项目”(The Op-Ed Project)和“外交政策中断”(Foreign Policy Interrupted)等组织的创建正是为了提高人们对此类不平衡现象的认识,并且试图解决问题。

实现思想产业内部种族和性别的多样化,看似可能与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问题无关。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并不能保证提高知识性辩论的质量,尤其是当仅以身份为依据的观点压倒了建立在其他理论和证据之上的观点。但是,拓宽外交政策会议的背景有可能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就算没有其他用处,提高多样性至少可以有效制约明星知识分子的势力。在各种知识性讨论中引入多样化的声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公平竞争的局面。

如果结构性因素能够自行反弹,或者大型机构能够实现自我改革,无疑是很幸运的。但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笔者并不奢望此类现象会自行发生。变化是缓慢进行的。同时,笔者也担心未来现代思想市场的缺陷会压倒其优势。 21 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发生了两起闹得人心惶惶的政策灾难,一次是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另一次是没能及时应对次贷泡沫。两次事件中,都有批评家强调左右政策制定者进行决策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但是每一次,他们都遭到了排挤,被认为是捣乱分子或极端分子。在理想的思想市场中,如果权威人士提出的思想存在疑点,那么面对更有力的论据或证据时,他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依据。

最后,笔者要提出一个听起来有点天真的建议。为迎接思想产业即将发生的变化,成功的知识分子必须对各自所处的专业领域有更加深刻的自我认识。思想产业演化出了许多让人能够轻易屏蔽建设性批评的方法,外交政策界内部必须对这些方法加以抵制。外部审核力量薄弱之时,内部审核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在鼓励之下会主动去寻找针对自己作品的有见地的批评,尤其是如果他的读者中包括有权有势的人。

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监督,无异于告诉蝎子不要去蜇青蛙,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思想领袖既然是领袖,自然不会主动考虑自己犯错的可能性。指望这样的人主动去寻找批评性反馈,可能要求过高了。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任职于著名高校、智库或咨询公司的,也的确不是最谦虚的人。尼尔·弗格森曾告诉笔者:“在知识界,绝不会有人宣布自己破产。”

但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确擅长什么事的话,那便是自以为很有自知之明。要求政治家践行政治信念并且忽略短期回报,等于让他们装作自己不是政治家。让知识分子拒绝直接的物质利益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和其他中产阶级一样,也有房贷和助学贷款要还。即使如此,强调思想市场内的动态变化,能够帮助成功的知识分子,包括最自信的思想领袖,意识到无视批评性反馈引发的长期风险。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曾经说:“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是痛恨自己与财富、成功和名望无缘,要么是名利双收之后陷入深深的愧疚。”物质回报会诱使一般的知识分子堕落,但是愧疚和恐惧能够对抗经济诱惑。伴随成功而来的愧疚可以被利用,转化为自我约束。对于失败的恐惧也是思想市场中的一个有效激励因素。知识分子鲜少有破产的,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相当敏感。本书已经证明,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思想家失势之事常有发生,一如资产泡沫时有破裂。幸运的是,外交政策领域的知识分子都会竭力避免成为日后年长的智库成员告诫年轻的研究助手时,讲给他们听的业内悲剧的主角。

为了实现这种自我认知,成功的知识分子必须克服几个坏习惯。这说来容易做来难。思想市场的扩张为在此环境下有一番作为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回报。一个人越是沿着知识分子食物链往上爬,面临的诱惑、收获的回报也越多。作为一个成功的思想领袖,生活必定忙忙碌碌,不过也意味着巨大的个人回报和经济回报。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蝙蝠侠:黑暗骑士》中,魅力十足的地方检察官哈维·丹特与人共进晚餐时说:“要么作为英雄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被逼成恶棍。”这句台词为丹特这个角色的演进埋下了伏笔,若稍加改动,似乎也适用于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要么在默默无闻中高贵地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沦落成思想市场中原本最让你厌恶的那种人。


题图为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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