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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小人物,口述 33 年的躲藏人生

“记录个体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其客观描述难免经常出错——用途何在呢?我想,只在于这些回忆最能告诉我们的——那些亲历历史事件者的主观感受。”

《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

内容简介

一个男子为了躲避死刑,躲藏在自己的家中整整三十年。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省米哈斯村的村长,在佛朗哥势力 1939 年夺权后成为通缉对象。为了活下去,科特斯躲藏在家中直至 1969 年大赦颁布。本书的叙述基于罗纳德•弗雷泽大量的深度访谈及口述史资料,它记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磨难,也描绘出西班牙最为黑暗的时刻。

作者简介

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英国人,主要研究口述史(侧重于西班牙内战),是 20 世纪 60 年代口述史先驱。曾在伦敦和欧洲担任记者。著有《西班牙之血》《寻找过去》《藏着》《拿破仑被诅咒的战争》等。其中,《寻找过去》被搬上银幕,成为《唐顿庄园》原型;《藏着》被拍成纪录片《 30 年的黑暗》。

译者简介

熊依旆,不断成长的人类,译有《南瓜花》。

书籍摘录

序(节选)

罗纳德·弗雷泽  

1969 年 4 月,曼努埃尔·科特斯——西班牙一个小村庄在内战时期落入佛朗哥势力之前的最后一任共和派村长——在躲避当权政府三十年后重返社会。在他的妻子朱莉安娜和女儿玛丽亚的帮助下,他从内战结束后便一直躲在村子里。在他获释的几天前,为了庆祝内战胜利三十周年,政府宣布了一项特赦令,赦免内战期间犯下或涉嫌犯下的罪行。三十年过去了,曼努埃尔·科特斯,这位以理发师为业并终身秉持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第一次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走出躲藏。

本书记录了他和妻子及女儿对这些年的描述。他们讲的是自己的故事,唤起亲历过的艰难考验、死里逃生的危险,以及似乎失去一切的绝望。躲在一个人们爱多管闲事的村子里——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村子一样——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除此之外,还要面对搜查和审问、经济困境和对生病的极度恐惧——曼努埃尔躲起来的时候三十四岁,出来的时候六十四岁——做到这样更显得了不起。其中的许多功劳要归于他的妻子。是她在漫长的三十年里担负起保护丈夫的责任,养家糊口,教导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对家里的秘密保持沉默——而这些都是在大多数亲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到的。这是一个有关个人的坚韧、才智以及牺牲的故事。在重历这个故事,提醒自己三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有何意义时,我们除了引用朱莉安娜的感叹,大概也没有更合适的话了:“三十年——说起来容易,但你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个中滋味。”

但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对这么多年躲藏的描述。尤其是曼努埃尔,他的叙述是对西班牙近代历史最关键的那几年生动的回忆录:君主制的瓦解、共和国的到来、人民阵线、武装叛乱、革命以及内战。1930 年到 1939 年是见证这些事件的十年,这十年大概是当代历史中记录最为详尽的时期之一:相关著作已有一万多本,每年还有新的作品问世。但关于西班牙——尤其是乡村——的劳动阶层是如何亲历这些事件的,这一点却鲜有作品涉及。

不能忘记的是,当时的西班牙以农业为主(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60 年代都是如此)。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无产阶级群体(多数为无土地散工)大概与工业无产阶级相当——各有两三百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百万佃农、租地农以及小土地拥有者——同时,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过两百万。除却他们所有人,五万大地主却拥有超过西班牙一半的土地。在安达卢西亚这样典型的大庄园主地区,情况更为极端:例如在塞维利亚,5% 的地主创造了全省农业总财富的 72%。

土地问题几乎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根源,它数百年来悬而未决,以至于开始让人觉得会“永远存在”。在成百上千的村子里,农民期待共和国能用一场有意义的土地改革解决问题——然而等待换来的是失望。共和党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未能巩固革命并创造稳定的议会制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他们解决土地问题的失败。厌倦了等待的农民阶级投奔左派,占领了大庄园主的土地。1936 年的武装起义触发了 20 世纪西方最大的革命狂潮。其结果无须重复:劳动阶级和农民革命失败,同时迎来内战;军方、寡头政体和教会成功打败他们的敌人并采取独裁统治,除了已逝的萨拉查,这是 20世纪欧洲持续时间最长的独裁。土地问题继续存在,直到 60 年代才“终被解决”——数以百万的农民随着西班牙工业扩张而离开农村到城市变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其他人则到西欧的六个国家从事非技术劳动。

曼努埃尔是随着对土地和农民受剥削问题的深入认识投身到了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要理解他的立场,必须对他所在的村子和其土地有所了解。

米哈斯是距离马拉加西面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它面朝一条山脉而卧,俯瞰地中海。村里起伏的地势一直延伸到丰希罗拉两侧的沿海平原,流经丰希罗拉的河流也将平原一分为二。在山丘和低洼处,白色的农庄随意散落。倘若俯视其白墙红瓦环绕在种类繁多但并不集中的树木之间——橄榄树、杏树、角豆树、无花果树种在通常不过几步宽田边,你会想象这里住的都是拥有土地的农民:每个农庄都是一小片天地——这块田里种这个,那块田里种那个, 什么都种一点。幸运的话,每一样庄稼都足够支撑一年的生活。

这是一幅具有误导性的景象。虽然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比其他地方分配得更平等,而且有些农庄归农民所有,但大部分土地属于少数几个地主。他们的地由农民租种或以佃农的身份耕种。如果是后者,地主将拿到一半的收成。农庄的规模刚好支持一个家庭度过丰收之年;要是遇上收成不好的年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父亲不出去,那么当儿子的就必须出门找事做。

村民靠土地生活。村里有一些当地的重要人物:两三个地主、一名医生、一名校长、镇书记、一两个商店老板、一名牧师,以及任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下士或中士。这个小型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村里命脉的统治集团。过去,偶尔会有其中一个重要人物组建自己的支持群体,从并不限于他自己的阶层中吸收成员。当时这一群体被称作党徒。在更早些时候,每个党魁,或者说政治老板,会有听命于自己的党徒集团。

在这个小型资产阶级中,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无疑在其准军事性的农村警力驻扎的任何地方都拥有极大的权力。他是当地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但他不依赖于它,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指挥链来接收命令。他是外来人——任何警卫队员不得在自己的出生地任职,必须与之保持距离,这是他树立威信保持独立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他又不能完全与之疏离。统治集团也许能给新上任的指挥官施加压力,但他也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抵抗会危及其自主能力的其他势力,因为他的威信仰赖于此。读者会看到这些模糊之处是如何在曼努埃尔的事例中上演的。

在这个小资产阶级之下,还有一个阶层的手艺人和自雇者:几个水泥工、一两个木匠、几名理发师和修鞋匠、一个打铁匠、编茅草的人、骡夫以及鱼贩。这些人在村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剩下的人靠土地而生,但土地并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事做。许多无土地的散工只有在农场需要额外劳动力的时候才能找到活干,否则在长达半年不需要额外劳动力的时期,他们就要去山里搬柴火或者搬刺手的茅草回来。或者一言不发地坐在酒吧前的空桌子旁,如同那些在喷泉边身着黑衣服的女人一样,眼神空洞地盯着零星走过的路人。

这是几十年前。如今的米哈斯是地图上推荐的“必游之地”,太阳海岸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 20 世纪 60 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酒店、别墅和公寓大楼里度假。他们拥挤在混凝土修建的乡村街道上,注视着为他们开设的旅游商店,骑在“观光”毛驴上看风景,在村庄里拍照留念,然后坐着大巴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很少有人再依靠土地生活。但在这张旅游面具之后,米哈斯的今天藏着它的过去。

当我在伦敦看到曼努埃尔走出躲藏的消息时,我并不感到十分惊讶。我对米哈斯已经有几年的了解,而且每当谈话转为闲聊时,人们经常会揣测他的妻子朱莉安娜的举动——她总在周围有人的时候把家里的门关起来。偶尔会有人说曼努埃尔藏在屋子里。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心里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无疑有很多人想过他可能藏在那儿;同样肯定的是,没有人能确定他就在那儿。

曼努埃尔出现的三个月后,我在一次去米哈斯的拜访中见到了他。我发现他个子不高,头发灰白。皱纹和天花留下的伤疤在脸上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一双好奇的眼睛嵌在上面。苍白的肤色是他三十年不见天日仅有的明显痕迹。他很机警,也很小心。包括世界各大媒体代表在内的许多人都来看过他,他是因为此次特赦而走出躲藏的六个人中第一个出来的。几天之后他才同意他人记录自己的人生。

他说话的方式从容而冷静,没有安达卢西亚人常见的虚夸。他最关注政治——他年轻时候的政治,他参与过的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社会主义(或其他人民阵线)领袖没有多少人活下来。他们有的在战场上阵亡,有的在镇压中死去。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中,对于动荡时期村里的生活和政治,没有谁能记得像曼努埃尔这样清楚。在被迫与世隔绝的泛黄的三十年里,他的记忆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内战前的生活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遗漏。毫不夸张地说,在许多方面,他的记忆比眼前的生活对他而言更为真实。倾听这些回忆仿佛倾听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一个有幸活下来的人回忆任何历史作品都无法详细描述的事情:那个年代的民间生活。

随着他对地方、国家乃至国际事件的详细回忆,我听到了在这个村子前所未闻的事情。不过,我此前确实没有机会像这样直接对其他人提问。他对于自己在躲藏中的苦难表现得很含蓄:我们交谈了二十四小时后,他才提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最初几个月的躲藏。

有两件事只要我们提起,他的声音都会变得很激动:朋友和同志遭到处决,以及革命期间当地地主的被害。回忆这两件无可辩解的事令他感到痛苦。他曾尽己所能挽救生命,这些人的死显然至今对他仍有很深的影响。

他所说的一切体现出了他的稳健。他是组织者和仲裁者,也是领导者和调解人——小时候他是一帮孩子的“头目”,少年时期自己选择当足球队的裁判——加之反叛的天性,这些就是他身上具备的多种特质。

随着曼努埃尔讲述自己的人生,尤其在他躲藏期间,朱莉安娜的重要角色变得越来越明显。要使故事得以完整,就必须加入她(和其女儿)的陈述。尽管犹豫不决,但曼努埃尔还是同意说服妻子。朱莉安娜比丈夫高,外表看上去比他更强健。我很快发现村里人对她举止严厉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一个三十年来必须保护丈夫安全并养活一家人的女人来说,这丝毫不让人意外)。回忆过往事件时的情绪常常让她难以承受,禁不住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下,曼努埃尔在采访中的陪伴能给她带来安慰。但其他时候,她明显在他不在场时表述得更加自由。

采访过程中我问了成百上千的问题。鉴于提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回答,我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我对米哈斯的近期历史非常了解,但对西班牙历史并非如此。采访过程中,我同时在向曼努埃尔和与此主题有关的作品广泛了解情况。我的主要角色无疑是进行调查:鼓励曼努埃尔、朱莉安娜和玛丽亚回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影响的所有细节。与此同时,随着曼努埃尔和我深入交流,对 20 世纪 30年代的政治热情和辩论开始将我掌控。然而我还太年轻,在那个年代只是个孩子,没有亲身的体会。我们的采访经常转变成对话,我逐渐打算将这本书围绕这些对话的发现展开。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我不想装作自己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采访。我所关注的话题必然奠定了我们交流的基调,但我相信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曼努埃尔给出的回答。不论我的提问多么刁钻,他总是对自己表达的政治信仰做出幽默而坚定的回应。

我没有在书中加入这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会画蛇添足地将整个故事复杂化。而这个故事的价值,在于对一个人半个世纪的人生和安达卢西亚农村生活的历史叙述进行了独特的融合。我转而附加了一些注解和章节标题——这些都是我的主意,书中的主人公没有参与,希望这样有助于从国家层面对他们讲述的地方事件进行澄清和充实。

因此,这是他们的书。我重点安排了(在分量或顺序上)藏身最初几年的描述和革命及内战——因为它们固有的历史和戏剧价值——的部分。除此之外,我的介入仅限于调整时间顺序、删除赘述内容,以及尽量忠实地翻译他们的陈述。 


题图为 1969 年 4 月的曼努埃尔·科特斯,来自:history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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