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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记者写的三岛由纪夫传记,关于美与暴烈

像三岛由纪夫这样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大概两三百年都难遇一个。——川端康成,作家

《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传》

内容简介

《美与暴烈》是三岛由纪夫的一部权威传记,也是试图解开作家死亡之谜的一份答卷,由其生前好友、英国记者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所撰。在本书中,作者援引文学史料,回顾作家短暂而辉煌的创作历程,同时与太宰治、川端康成等同时代名家进行横向对比,描摹了一个在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间不懈思考,追寻“死亡、黑夜和鲜血”所构成美学境界的作家的一生。

作者简介

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Henry Scott Stokes),英国记者,在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接受教育,毕业后,他去了日本,成为了《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的一名记者。后曾任《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亨利是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生前好友,也是其私交最好的外国记者。

译者简介

于是,作家、青年翻译家。著有《查无此人》,译作有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云游》,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珍妮·温特森《时间之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斯蒂芬·金《黑暗塔》等。

书籍摘录

序言  个人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 1966 年 4 月 18 日,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他作为贵宾在餐后发表演说。他的名字读起来短促有力,三个短元音都是重音。那时候,他正值四十一岁,风华正茂,是位公认必将荣膺未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他的太太瑶子也随行出席。三岛夫妇落座于主席位,身旁坐着的是美联社的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是当年的俱乐部主席。我的座位距离主桌还有点儿距离,但并不影响我对三岛君的观察:他身材瘦小,但体格结实,风姿凛冽,头发剪得极短,几乎是平头的造型。皮肤略显孱弱的苍白。当时我便想:毫无疑问,他过于操劳了,我知道他经常通宵写作。三岛的英语非常流利。瑶子夫人却刚好相反。她的身形也很瘦小,比丈夫年轻十岁,从相貌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瑶子夫人苗条纤弱,脸庞很圆,那时已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始终沉默寡言。

是夜,罗德里克先致敬词,简略讲述了三岛由纪夫的诸多生平业绩。三岛生于1925年,原名平冈公威,是东京一个富庶家庭的长子,三岛由纪夫则是笔名。在校成绩优异, 1944 年以班级第一的佳绩毕业于贵族学生院。年仅十九岁便专程前往东京中部的皇宫领奖——奖品是一块银怀表——还是由裕仁天皇亲自授予的。次年,也就是 1945 年,三岛接到征兵入伍通知,但没有通过体格检查,因而没有入伍。战后,三岛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又通过了最艰难、最严格的职业面试,终于顺利地进入大藏省工作。但不久之后,正当有望调任地方税务局局长时,他却毅然辞去了官职,决定当一个专业作家——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职业选择。三岛就此抓住机遇,完成了令其成名的长篇处女作小说《假面的告白》,触及同性恋的主题,于 1949 年正式出版。日本文坛盛赞这位二十四岁的文学天才。由此开始,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问世,速度惊人。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包括:《潮骚》(1954年),一部日本版的《达芙妮与克洛埃》;《金阁寺》(1956年),取材于发生在京都的一起著名纵火案——战后不久,因一名僧人纵火,京都最著名的古刹毁于一旦。这两部作品都被翻译成英文,并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美国出版(虽然是《假面的告白》的译稿最先完成,但搁置几年后才出版发行,如此一来,就让《潮骚》这本相对来说更传统的小说抢先面世,由此奠定了三岛由纪夫在西方文坛的显赫地位,被评论界公认为一位不同凡响的新锐作家)。罗德里克说,三岛不只是一位小说家。他还是剧作家、体育家和电影演员。他刚刚完成一部根据他的短篇小说《忧国》改编的电影,并担任主角:一位 20 世纪 30 年代的日本年轻军官。故事描述了军官和妻子共同自杀的过程:军官剖腹,妻子割喉。罗德里克总结道,三岛是一个多面体,就好比莱奥纳多·达·芬奇再现于现代日本。这段有关达·芬奇的赞言略显夸张,得到的是三岛君慎重而含蓄的微笑。

接着,三岛站了起来。他的演说主要是在谈论自己的战时经历。他描绘了东京在 1945 年 3 月遭受的轰炸,熊熊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东京市民在这个恐怖之夜丧生。“那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烟火表演。”他以一种诙谐的语气说道。当演说进入尾声,他用铿锵有力但语法未必正确的英语慷慨陈词,最后竟突然提到了他的太太,令演说戛然而止(“反正瑶子没有想象力”——说完,他微笑着扮了个鬼脸)。

在这平和的日子里(三岛在谈论他的婚后生活),我们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有时候——仍然是这些逝去的记忆反复浮现于我的脑海。

那就是战时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战时的场景,那时候我在飞机厂工作。

为了让做工的学生们娱乐一下,那天放了一场电影。影片是根据横光利一先生的小说改编的。时间可能是在 1945 年的 5 月时节,是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时我才二十多岁,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无法相信我们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我记得电影里有这样一幕,画面里有一条街道,是银座的一条街,是战前的模样,霓虹纷艳闪烁,美丽极了。虽然屏幕上的霓虹在闪耀,但我们都坚信:此生无法看尽这样的景致,此生也再无可能见到这样的景致。可是,正如各位所知,我们现在确确实实看到了,就在银座的大街上,霓虹灯变得越来越多。可是有时候,当战时记忆重现于我的脑海,思维中便有些许困惑。战时电影中的那些霓虹灯,以及在银座街道上的真切的霓虹灯——我无法分辨哪一个才是幻觉。

这可能就是我们……我最基本的主题,也是我关于文学的最本质上的浪漫主义观念。都是死亡的回忆……还有关于幻觉的难题。

三岛说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力图清晰。他的英文发音很古怪,极有特质:把“artist”(艺术家)读成“urtist”。尽管他的英文无论是发音还是语法都有一点不规范,但这似乎根本不会令他困扰。他完全没有装腔作势——在这一点上,他实在不像日本人。

三岛君坐下来,大家便开始提问。我想知道的是:以如此随意的口吻谈论战争的三岛由纪夫是如何看待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的?我想,那显然是个疯狂的决定。而三岛的解释非常绕。他将我们拉回到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追溯了这一未遂兵变对后来珍珠港事件的影响。我觉得他的思路是很难理解的:你可以感觉到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思考,但向外国人解说的时候,又无法明确阐述他的结论。接着,我的一位同行,《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山姆·詹姆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山姆想知道日本切腹自杀仪式的由来。当代日本人几乎已不再用“切腹”这个汉字词组,而用“腹切り”这个词汇表示“切伤了腹部”。对此,三岛又做出了别具一格的回答:

曾经,英国电影人巴兹尔·赖特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写信答复他说:“我无法相信西方的原罪,因其不可见,但在封建时代,我们相信罪恶潜驻于我们身体的内部,因此,如有必要揭示自身的恶,我们必须剖开肚腹,将可见的罪恶掏出来。这也是武士意志的象征所在。众所周知,切腹自杀是最为痛苦的死法。他们愿以如此悲壮残忍的方式赴死,正是武士勇气之最好证明。这种自杀方式是日本独创的,任何外国人都无法模仿炮制。”

三岛侃侃而谈时,听众间不时发出哄堂大笑。他也加入大家,但他的笑声是独特的,沙哑的嗓音笑起来未免干巴巴的。哈——哈——哈!发自喉咙深部、充满紧张感的嗓音令听者的嗓子眼也痒痒的。他给我留下的初次印象是一个古怪却让人颇为好奇的男人,夹杂着令人不安、不自在的感觉。由此开始,历经数年,直到 1970 年三岛自杀身亡,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一言一行,并作为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将“理解三岛”这件事上升为我的工作和责任。毫无疑问,三岛由纪夫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人,除了在罗德里克曾提到的那些身份领域所取得的业绩之外,可能还有别的魅力,比如:演说时的魄力。甚至在他去世后的二十五年里,他仍然是代表日本的声音,仿佛他根本就不曾消失,仍在接受媒体一个又一个的采访。对于他的祖国,他描绘了一幅独一无二的经典画面,却将他自己置于残酷惊人的形象中,现代日本没有第二个人能匹配这番矛盾的形象,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彻底地表达自己。有民谚说:钉子冒头就要锤平。日本人并不喜欢站出来叫喊,都害怕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被锤平。但三岛由纪夫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个看似如此又绝非如此的悖论式人物,当这个时刻来临时,他把自己“锤平”了。

一切就留待读者们自己挖掘吧。除最后一章,本书再版之际未加以任何删改,该部分现更名为“后记(1995—1999)”。

东京,1995 年 2 月


题图为三岛由纪夫,来自: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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