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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语运动角度,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

“国语运动所牵动的绝不止语言文字本身: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也配合着这个变革,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还在其他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缩影。”

《声入心通》

内容简介

国语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既深且巨,作者将其纳入 20 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本书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作者简介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等。 

书籍摘录

导言  语言与历史(节选)

三、国语运动小史

从字面看,国语运动的目标就是统一语言、推行标准语(因而也常被叫作“国语统一运动”),但在时人的实际认知中,其含义要更为广阔和复杂。根据钱玄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论述,国语运动“最重要”的内涵就包括了“统一国语”“研究方言”“制造音字”三义。话音未落,他又补充道:“‘改古文为白话文’亦是一义。”抗战期间,吴稚晖、黎锦熙等发起成立“全国国语教育协会”,提出国语教育的四大“根本方针”:“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利用国音注音符号,以补助汉字之教学”,“利用方音注音符号,以推动国民教育及边胞教育之进行”。稍后,一位左翼文化人亦说,语言文字改革有四项目标:“文字方面”是“汉字的简易化(汉字改良运动)和中国文字的拼音化(中国拼音文字运动)”,“语言方面”是“笔头语的口头化(白话文运动和大众语运动)和口头语的共通化(国语运动和民族共通语运动)”。

这几位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而他们所描述的国语运动,尽管在内容上微有出入,范围则大体相仿,认知也相对统一,我们不妨视之为广义的“国语运动”——在此意义上,它基本就是现代语文改革的同义语;而最后一条引文中出现的“国语运动”,当然就是其狭义。本书则采用广义的国语运动概念,涵盖语言、文字、文体等各个层次,而以文字和语言这两条线索为主。它们紧紧交缠在一起,贯彻国语运动的始终,很难截然分离。

一般认为,国语运动自 19 世纪 90 年代发轫,在民国时期广泛展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宣告结束。这个描述大体可以接受,不过,为了便于读者对本书各章内容在整个国语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有一初步印象,此处进一步将其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对每一阶段的情况做个大致勾勒,也将在专论中无法展开的某些背景性话题略做交代(不用说,这里的划分和描述仍是相当粗略的)。

无论是在广义上还是在狭义上,清季十多年都可以看作国语运动的起步期。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批中国读书人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皆是其切音成文、识字者众、民智开通之故。为此,他们开始研制汉语的拼音文字方案,后人将这些方案统称为“切音字”,将此风潮叫作“切音字运动”。20世纪初,语言文字领域的变化进一步加剧:新的表述方式迅速涌现,白话文写作流行一时,国语统一成为重要的公共议题。最初,这些言论和行动还只限于民间,但随着新政的开展,不少握有实权的各级官员纷纷对之表示同情。在一些封疆大吏的支持下,直隶、江宁等地都有推广切音字的行动,语言统一更是很快进入朝廷决策层次:学部要求学堂增设官话教学,资政院、中央教育会议等也出台了相关决议,使其成为国家“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的一部分。

切音字运动最初还只是以普及识字为嚆矢,其作为国语运动之发轫的地位是被追认的。不过,从后见之明看来,它所强调的“声音优先”的书写取向,已经蕴含了汉语拼音化的苗头,而后者的确就是国语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事实上,清末十多年虽然只是语文改革的萌芽阶段,但其改变的速度、程度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颜惠庆(1877—1950)曾说,1900年,他从美国留学归来,惊讶地发现,尽管才出国五年,他却必须尽快“更新”自己的汉语知识:在这段时间,“无论在文体还是内容上,国语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虽是一段个人回忆,却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整个时代的脉动。

第二个阶段可以从“读音统一会”算起。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几乎囊括了清末语文改革的各路人马,又加进了许多新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后来成为国语运动的领袖人物。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时人在国语统一问题上的几乎全部主张,会员争执不休,甚至大打出手,矛盾极为尖锐。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吵闹声中,通过票决方式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音”标准和第一套拼音字母,使得清末以来的各种议论暂时告一段落(并未完全平息)。就此而言,在整个国语运动中,它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

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当然就更为重要。它犹如新添加的燃料一般,将各种争论推到了鼎沸阶段:白话文、拼音字、标准语,众流竞起,纷纭难平,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才逐渐消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争无不以“国语”二字为枢纽,表明它已处于语文改革的核心;也正是通过此一纽带,国语运动才具备了丰富内涵。

在这些争论里,与本书主题关系特别密切的有两个。一是“京国之争”。它的核心议题是,国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言(语音)标准:是读音统一会颁布的“国音”,还是“活生生”的北京话?这场论战的规模不能与白话文之争相比,却还是吸引了大批参与者,一时热闹非常。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北平音系”终于成为新的国音标准。另一个是“国语罗马字”的制定和推行(简称“国罗运动”)。注音字母本是取用“古籀篆径省之形”而成,新文化运动者所中意的却是“世界通用的字母”也就是罗马字母。为此, 1925 年 10 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六位成员组成了一个“数人会”,并于次年发表了“国语罗马字”。它采用 26 个拉丁字母,以北京音为标准音,通过拼法变化标注声调。后来南京政府大学院将其正式颁布,定位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注音字母则相应地被称作“国音字母第一式”)。

除了舆论鼓动之外,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几种现象。一是官方和新文化运动者密切合作,很快将学界讨论的成果转化为奠基性的政令: 1918 年,公布注音字母;1920年,将小学“国文”改为“国语”; 1921 年,发布《国音字典》; 1928 年,公布“国语罗马字”; 1932 年,正式颁行“新国音”。这些条令为国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提供了依据。二是提倡和推行国语运动的机关、组织大量涌现,其中全国性的机关、组织(包括民间和官方组织)有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917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1926)、教育部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1930年)、国语罗马字促进会(1930)等,教育部国语讲习所、中华书局注音字母讲习班是培养国语干部的著名机构,至于各地组织的有关团体、机关更是难以计数。三是出版品的广泛发行:在大量教科书、工具书和通俗读物之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定期读到《官话注音字母报》《国语月刊》《国语周刊》《国语旬刊》《G.R.》周刊(G.R.二字母是国语罗马字的简写),而由王璞(1875—1929)、赵元任先后灌录的两张国语留声片,更使得“国语”从纸面上走下来,变成可以真正耳闻的对象。四是推广活动广泛开展,其中以 1926 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规模最为宏大,除了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市外,日本、南洋各埠华人华侨也都同时响应;不过,效果更为明显的是那些各地举行的更日常也更普遍的活动,如国语演讲比赛等。凡此种种,都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国语运动的关键时期。

第三阶段可以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算起。它是第二阶段自然延伸的结果,无论是时间上还是内涵上都与之多有重合,很难在其间找到一个明确转折点。若说这一时期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国语运动内部的大规模争论逐渐平息,进入一个以常规实行为主的阶段,与此前的轰轰烈烈相比,不免略显“平庸”。这 20 年中,由于政局干扰,国语运动的推行也并非一帆风顺,大概可以分作三截: 30 年代前期,工作有序推进;抗战初期,推行工作由于经费危机而一度停顿; 40 年代之后,国语运动又再次活跃。对此,可以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中获得一个直观印象。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由原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而成。自 1928 年 12 月成立,至 1935 年 6 月,共开年会 1 次、常委会 46 次。 1935 年 7 月,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此后两年中,召开大会 1 次、常务委员会 24 次。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该会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包括修订国音、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刊布《方音注音符号总表》、采定“简体字”、铸造注音字模、利用无线电进行国语教学、编就《中国大辞典长编》简本等。 1937 年 7 月,国语推行委员会停发工作费,会务遂告中止。 1938 年,国语推行委员会曾在陕西城固短暂地设立过一个临时办事处,旋将工作并入其他机构。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进行国民总动员的需要日益迫切,国语运动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国民政府意识到,无论是“普及教育”还是“团结民族”,均“有待于国语教育之推行”。在此情势下, 1940 年 7 月,国语推行委员会“扩大组织,调整工作”,召开第二届大会。国语运动再次上马,立刻开展多项业务,如设立国语师资训练班、指定高校开办国语专修科、举行“国语运动周”等,将国语运动再次推向高潮。从政策发布层次来看,这些活动一般都能达到市县一级(尽管实际效果未必理想)。

国语运动内部争执的平定,并不意味着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达成了一致。相反,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战火再次燃烧:一批左翼文化人向新文化运动以来语文改革的成果发起总进攻,文体方面有“大众语运动”,文字和语言方面则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大众语运动抱怨白话文欧化过度,难于为普通民众所了解,已经沦为“新文言”,呼吁采用真正的大众口中的语言来写作。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或称“中国话写法拉丁化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新文字运动”等)受到苏联拉丁化政策的影响,明确提出反对国语运动,指责后者强迫各地民众放弃方言去学“北平话”,也强迫少数民族去学汉语,表明国语运动乃是为“官僚”阶级服务的;相反,他们推崇的是“普通话”(详见第七章、第十章)。在文字方面,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以废除汉字为最终目标,并提供了一套新的拼写方式,不但不标声调,而且主张按照方言区制定方言拼写方案。这些方案在国统区的左翼青年中甚为流行,在延安等地更是得到大力支持。

国民党方面,除了抗战初期有条件地允许拉丁化作为“纯学术”的“研究”对象和“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存在外,多次禁止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推广。作为对治之策,国民党加强“推行国语国文之教育”,包括注音识字、国语罗马字等,作为“扑灭”拉丁化的手段。

尽管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具体主张,多数只存在一些技术性差异,有些区别甚至微不足道,但出于政治立场,双方的竞争一度非常激烈。至于其结果则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通过这种辩证关系,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互相烘托,荣损与俱: 20 世纪 40 年代国语运动的复兴,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刺激有关;而在 50 年代中期,随着国语运动的终结,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语运动的结束,并不等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完结,相反,无论就目标、内涵还是具体主张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语文改革,和民国时期的对应行动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1956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8 年 2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 1960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普通话代替国语、汉语拼音取代注音字母,具体的变化主要还是技术层面的,相对说来,政治宣示的意味要更加重要。不过,这已超出本书的范围。一个新时代降临了,应该有一本新著作来描述它。

通过上面这样一个粗略的勾勒,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来回答一个问题了。陈平教授曾指出,即使在欧洲各国,“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也是不同的。德国、法国更为明显,英国和爱尔兰则较为弱化。他同时强调,语言在中国民族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未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认同标记”,因此,“语言的民族性及民族身份认同功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人“基本上是从单纯工具论的角度看待语言文字问题,较少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化的成分”。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将国语运动放在“语言民族主义”的范畴下思考呢?

我的看法是,强弱多少都是比较性的概念,即使是在“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相对较弱的地区,也不等于它就完全失去了这一功能。事实上,语言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颇具特色,重要的是将此特色呈现出来。易言之,在中国,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及“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化的成分”不是不存在,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参看本书第八章)。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工具论”意义相对更为突出,但早在这件“工具”的制作过程中,政治成分就已经悄悄渗入,至于其使用过程,就更不要说了。因此,如果把“语言民族主义”看作复数概念,中国国语运动仍是其中的一支,其基调并没有太大改变——其特色当然也不容低估(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另外,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看到语文改革和政治、社会、文化整体变动之间的紧密扣合——在这里,语言既是工具,又是内容,还是动力。总之,国语运动所牵动的绝不止语言文字本身: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也配合着这个变革,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还在其他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缩影。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 20 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变量的理解。


题图为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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