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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诗最重要的开拓者,他如何在历史与现实间发声?

上帝给他的生命太短,但他的诗会流传下去,他是在我们之间走得最前面、成绩也最好的诗人,是我们的表率。 ——痖弦,诗人

《商禽诗全集》

内容简介

他做过码头临时工、园丁、卡车司机,卖过牛肉面。一九六〇年开始,以笔名“商禽”发表诗作,震惊文坛,被誉为台湾现代诗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商禽的诗作量少而质精,散文诗的创作形式以及超现实主义风格,往往能在最现实的题材中发挥超出现实的深刻想象力,令其诗作兼具冷峻的自省与悲悯的同情。诺贝尔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曾称商禽是台湾现代派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本书是商禽作品的首部中文简体版,完整收录了诗人创作生涯所有出版诗集及其他刊登于报章之散作,以期为读者完整呈现这座中文现代诗歌史上的丰碑。

作者简介

商禽,原名罗显烆,又名罗燕、罗砚,曾用笔名罗马、夏离、壬癸等,原籍四川珙县,十六岁从军,流徙过中国西南各省,其间开始搜集民谣,试做新诗。赴台后做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等,也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任副总编辑退休。

商禽被称为“文坛鬼才”,其成名作多为散文诗,诗作数量不超过两百首,著作仅有诗集《梦或者黎明》(1969)、《用脚思想》(1988),以及增订本《梦或者黎明及其他》(1988)和选集《商禽·世纪诗选》(2000)、《商禽集》(2008)五种,另有英、法、德、瑞典文等译本。

书籍摘录

推荐序 快乐贫乏症患者

陈芳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

商禽的诗降临在封闭的海岛,为的是精确定义他的时代,他的家国,他的命运。如果语言紧锁在唇腔,如果思想禁锢在头脑,如果欲望压抑在体内;灵魂找不到出口时,那种感觉是什么?精神被绑架时,滋味又是什么?商禽的诗行,显然是要为这些问题给出答案。他的语言委婉、含蓄、谦逊,竟能够使虚伪的历史无法隐藏,也使扭曲的记忆无法遮蔽。

他的文学生涯横跨半世纪,却仅完成不到两百首的诗作。对照多产的台湾诗坛,商禽可能是属于歉收。但是他在美学上创造出来的纵深,往往引起无尽止的思索与探索。他困难的诗行里,确实延伸着歧义的迷路;不过来回逡巡之后,毕竟还是有迹可寻。在心灵不快乐的密林里,绝对不可能存在着愉悦之旅的奢望。完成阅读的跋涉之后,就不能不承认诗人拥有百分之百不快乐的权利。

商禽作品是属于困难的诗,读者不得其门而入时,遂诉诸种种方式来贴近。然而,各种理论、主义、口号、意识形态都难以抓住他的诗风,反而是他的诗艺回过头来抓住所有的诠释者。至少有两种标签习惯加在他作品之上:“散文诗”与“超现实主义”;前者是指形式,后者是指内容。许多读者宁可倾向于相信标签,却懒于阅读他的诗。由于散文诗一词的滥用,使得他的诗人身份变得非常可疑。也由于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恶用,使他的诗艺与诗观常常引来误解。百口莫辩之余,商禽只能选择沉默以对。不过,他也有不得已而言的时候,必须为自己的诗表示态度。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以散文写诗,而不是写散文诗;重点在诗,与散文无关。同样的,他也拒绝超现实主义的封号。对自己的诗观他颇具信心,坚称超现实的“超”,应该解读为“更”。与其说他的诗是超现实,倒不如说是更现实。以现在年轻世代的流行用语“超帅”“超逊”来解读的话,商禽诗的“超现实”,正是极其现实。英文的 surrealism 并不能确切界定商禽,也许以 more realistic 或者 extremely realistic 来定义他,庶几近之。

在他的时代,商禽当然不是写实主义者,但是他的诗是内在心灵的真实写照,写出他在政治现实中的悲伤、孤独、漂流。没有那样的客观环境,就没有那样的情绪流动;正是有他这种沉重情绪在诗中渲染,才真切对照出他的时代之幽暗与闭锁。坊间论者酷嗜彰显他诗中的突兀意象与险奇语言,遂率尔宣称他是超现实主义者,却未尝注意他的诗与当时历史情境、现实条件之间的密切牵扯。就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创作者,都必须诉诸语言的变革,才能真正到达被扭曲、被绑架的灵魂深处。诗人在紧锁的空间里酿造诗,是为了寻求精神逃逸的途径。他留下的诗,毋宁是奔逃的踪迹,循着他迤逦的脚印,似乎可以溯回那么远的、遗佚的历史现场。

重新回到不快乐的年代,等于是回到身体与心灵同样受到羁押的绝望时期。在绝望的深渊,诗人释出他内心痛苦的愿望:

在失血的天空中,一只雀鸟也没有。相互倚靠而抖颤着的,工作过仍要工作,杀戮过终也要被杀戮的,无辜的手啊,现在,我将你们高举,我是多么想——如同放掉一对伤愈的雀鸟一样——将你们从我双臂释放啊!

《鸽子》

飞跃的想象在这首诗中非常鲜明,一双手竟转化为一对鸽子。整首诗集中在鸽子意象的营造,毕竟这样的禽鸟既接近人间,又富有自由翱翔的暗示。从鸽子跳接到双手,又从双手联系到生活中的工作与杀戮,隐隐指向政治环境制约下人的宿命。诗中的天空与旷野,几乎就是自由空间的隐喻。击掌的双手,带有一种抗议,也有一种欲望,在于试探天空与旷野之辽敻。当天空失血,旷野寂寥,没有任何禽鸟飞翔时,现实世界的郁闷与仄狭便强烈反衬出来。

来自:ruten

一九六○年代前后完成的《鸽子》,是商禽心理状态的最佳投射,也是现代诗运动中颇受瞩目的经典作品。诗中双手与鸽子反复进行的辩证,无非是要反映身体牢笼与心灵解放之间交互纠葛的困境,颇具戏剧效果。舞台上肢体语言的演出特别缓慢,诗的节奏也随着舒缓展开。在广邈的天空下,渺小人物受困于工作与杀戮的命运。不能挣脱的双手,被残酷的现实捆绑,犹鸽子之无法飞出囚笼,全然陷于焦虑与绝望。历史条件是如此严苛,更能彰显诗中向往自由的欲望。这首诗以高举双臂时,舞台上简直是矗立着一个抗议的姿态;天空有多大,抗议的身影就拉得有多长。

囚禁意象贯穿在商禽早期的诗行里。加诸于肉体的囚禁,可能来自政治,来自道德,来自传统,但他的诗从未有清楚交代。当开放的年代还未降临,各种无形的权力干涉到处皆是。羁留异域而被乡愁缠绕时,流亡的身躯与逃亡的欲望都凝结成诗行文字。尝尽流刑滋味的凌迟,商禽写下饶有反讽意味的《长颈鹿》。眺望着回不去的故乡,以及忍受着挽不回的岁月,流亡者都无可避免沦为时间的囚犯。这首诗的自我观照,流露出无可言喻的凄凉与悲怆:

那个年轻的狱卒发觉囚犯们每次体格检查时身长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后,他报告典狱长说:“长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不,他们瞻望岁月!”

《长颈鹿》

散文形式的书写,竟然可以使每一个文字饱满着诗的密度。复杂的情绪,潜在的不满,都压缩在篇幅有限的文字里,彷佛只是冷漠描述着一群被时间遗弃的流亡生命。以伸长的颈子暗喻翘首眺望——如长颈鹿对外在世界的寻求。受到监禁的囚犯,岂止瞻望岁月而已,他们的乡愁,以及对自由、对解放的渴望,相当传神地反映诗人在错误时间、错误空间的处境。商禽从未诉诸愤怒的、煽情的文字,他宁可使用疏离的、近乎绝情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命。

即使触及愤怒的情感,他的诗也还是持续酿造悲凉的心境:

愤怒升起来的日午,我凝视着墙上的灭火机。一个小孩走来对我说:“看哪!你的眼睛里有两个灭火机。”为了这无邪告白;捧着他的双颊,我不禁哭了。

《灭火机》

这种高度象征的手法,足供窥探那个年代的自我压抑有多强烈。内心情绪的愤怒与外在的灭火机相互衔接,使抽象感觉与具象物体彼此对应,造成一种自我消解的效果。体内烧起的愤怒烈焰,全然得不到纾解的出口。无法释放之余,只能秘密地暗自消化。诗人的消化方式,便是依赖压抑与再压抑。诗中的灭火机绝不可能达到扑灭的作用。然则,诗人的眼中浮映出灭火机时,他的内心正处在不断克制的过程。透过小孩诚实的告白,更加凸显出诗人内心自我压抑的考验。小孩在诗中的出现,是为了说出诗人真实的感觉。在一个甚至是愤怒都无法稀释的年代,生命的悲哀是多么深沉。

很少有诗人像商禽那样,不断回到监禁与释放的主题反复经营。这样的主题往往在不同的诗作获得印证,例如《梦或者黎明》与《门或者天空》。梦是自由,黎明是干涉;门是监禁,天空是释放。商禽倾向于锻造特殊的意象,以最简洁的文字繁殖出丰饶的意义。

《梦或者黎明》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航行与飞行,无论梦境有多荒谬,凡属自由的旅行都可得到容许,直到黎明的来临。只有在现实世界里,凡与自由相关的行为都遭到禁止。整首诗的发展过程中,诗人总是刻意插入一句内心的语言:

(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


这是当时小市民乘坐公共汽车时耳熟能详的车内标语,诗人拿来挪用在诗行之间,造成某种警告的效果。为了防止事故或意外的一则标语,在诗里竟产生禁止的意味:头是思考,手是行动,任何逾越的思考与行动都要受到监视。这首诗颇具歧义的暗示,在现实中的行动都会引来干涉;唯一能够享有自由的地方,便是停留在梦中。从黎明到梦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宽?似乎只能依赖自由的尺度来测量。

来自:ruten

《门或者天空》也是以两种悖反的意象来对比,门是狭窄的出口,天空则是无限空间的象征。这首诗也同样是以剧场演出的方式,暗示生命的有限与无限。人酷嗜创造各种门的意象,包括城堡、围墙、护城河、铁丝网、屋顶,使生命压缩在最小的空间。越没有安全感的人,越需要城墙来保护。由于创造了窄门,人从此便失去了天空。商禽在诗中如此描绘人的本色:

这个无监守的被囚禁者推开一扇由他手造的祇有门框的仅仅是的门

《门或者天空》

即使没有受到监守,人也本能地创造门框自我囚禁。门的概念,似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终生被罚在门框内外走进走出。直到看见天空之前,进进出出的卑微生命注定要承受门的惩罚。这场戏剧的演出,近乎诗意,更近乎哲学。诗人刻意把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从叙事中抽离出来,是为了使诗的意义能够全面照顾到他亲身经验的生命困境。凡是与他同时走过那样历史的朋辈,当可理解门与天空的象征意义。

商禽体会得比任何人还来得深刻,是因为他在军伍生涯中尝尽过多、过剩的痛苦滋味。生活的不堪,使他不能不去追寻人格尊严的意义。他写下的每首诗,不仅为自己受辱的肉体释出无比的抗议,也是对他的时代表达强悍的批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首诗是《醒》,毫无遮拦地说出他千疮百孔的遭遇,留下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他们把齿轮塞入我的口中

他们用集光灯照射着我

他们躲在暗处

他们用老鼠眼睛监视着我

他们记录我辗转的身躯

《醒》

他们是谁?诗中并没有明白交代。然而,穿越过戒严时期的流亡者,都能够感知他们的存在。他们是一种体制,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压迫,相当公平地降临在无助的身躯。这首诗的结构,前段是以分行的形式表现,后段则是回到散文的形式写诗。前者是傲慢权力的泛滥,后者是脆弱身体的抵御。面对着看不见的暴力,诗人选择以魂魄出窍的策略来护卫自己的肉体。他的魂魄看到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身躯时,确实感到错愕,但并没有被吓阻。这首散文诗以相当冗长、曲折的句法来形容自己臭皮囊的肉体,并且以花香般的魂魄给予拥抱。这是商禽写出最伤心也最勇敢的一首诗。诗中受尽屈辱的肉体,竟是如此难以想象:

……自己的魂魄,飘过去,打窗外沁入的花香那样,飘过去把这:厮守了将近四十年的,童工的,流浪汉的,逃学时一同把快乐挂在树梢上“风来吧,风来吧!”的;开小差时同把惊恐提在勒破了脚跟的新草鞋,同滑倒,同起来,忍住泪,不呼痛的!也恋爱过的;恨的时候,沉默,用拳头击风,打自己手掌的;这差一点便兵此一生的;这正散发着多么熟习的梦魇之汗的,臭皮囊,深深地拥抱。

《醒》

看似非常复杂难懂的散文,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句型:“自己的魂魄飘过去,把这……臭皮囊深深地拥抱。”在臭皮囊之前加挂了许多形容词,正是为了衬托自己的头脑有多清醒。纵然受尽了无穷的暴力,纵然躯体已不成人形,他仍然维持着洁净的灵魂。清醒的魂魄拥抱受辱的肉体,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姿态。他的记忆鲜明保留着生命中各种试炼的经验,从童工到流浪汉,从逃学到“兵此一生”的生命阶段,无非都在造就他孤傲的人格。

完成这首诗的商禽,等于是正式宣告他绝非是超现实主义者。粗砺的、残忍的现实,并不可能温情地容许他享有超现实的空间。他诉诸繁琐的、迂回的句式,绝对没有任何余裕要建构超现实的美学。恰恰相反,他为的是要更精确把丑陋的、不堪入目的现实揭露出来,也要把受到折磨的、无法负荷痛苦的人生具体呈露出来。然而,商禽也并不如此耽溺于复杂的句法。在抒情时刻,他也有温婉的诗句,令人心痛:

昨晚檐角风铃的鸣响

分明是你叮当的环佩

别以为我不知道有人夜访

院落里的残雪仍留有余香

《近乡》

漂泊到台湾的诗人,负载着不为人知的浓郁乡愁。当他旅行到韩国遇见雪景时,情不自禁勾起他的怀乡之情。商禽从来不会直接以滥情的手法寻找感觉,而是以逃避个人情绪的策略予以过滤,终于到达升华。雪落下时其实是毫无声息,如果发出任何音响,那一定是属于乡愁。记忆中故乡的雪,与异乡的雪,蒙太奇那般重叠在一起,自然而然牵动他脆弱的情感。近乡情怯的雪,是女性化的雪。他的诗彷佛若无其事,但实际上已刺痛他记忆的伤口。叮当的环佩,残雪的余香,召唤他生命中早已沉埋的情爱。

来自:ruten

乡愁是另一种变相的囚禁,故乡的亲情、友情、爱情都完全被切断成隔绝状态。咀嚼自己的乡愁时,商禽又再次使用逃避情绪的方式,使沉重的悲哀沉淀下来。在《五官素描》的组诗中,他分别描写了嘴巴、眉毛、鼻子、眼睛、耳朵。淡淡的素笔,精练地点出五官在生命中的意涵。《眼》这首诗正是指向无以排遣的乡愁:

一对相恋的鱼

尾巴要在四十岁以后才出现

中间隔着一道鼻梁

(有如我和我的家人中间隔着一条海峡)

这一辈子是无法相见的了

偶尔

也会混在一起

祇是在梦中他们的泪

  《眼》  

两只眼睛,转喻为一对相恋的鱼,再转喻为无法相见的家人。环环相扣的想象,看似突兀,却有内在的逻辑彼此贯穿。三个意象的共同思维,都是围绕在相恋而无法相见的主题,从而以梦中之泪予以串起。整首诗的结构与推理,都臻于无懈可击。商禽的巧思,于此得到印证。他的诗并没有那么难懂,他的乡愁则令人无法承受。

商禽对语言文字的掌控,近乎苛求。几乎每一诗行,都具体反映现实中的困境,《用脚思想》便是其中极致的一首:

  找不到脚 在地上

   在天上 找不到头

我们用头行走 我们用脚思想

     虹 垃圾

 是虚无的桥 是纷乱的命题

     云 陷阱

 是飘缈的路 是预设的结论

   在天上 找不到头

  找不到脚 在地上

我们用头行走 我们用脚思想。

  《用脚思想》  

这首诗是由两首合成,但是上下各自发展的诗,也可以贯穿成为一首。分别阅读时,两组不同的意象存在着,亦即头与脚,天上与地上。如果头是隐喻思考,脚是代表实践,则思考应该可以天马行空,而实践则必须脚踏实地。商禽见证的社会现实,却是天地颠倒。实践者不用思考,而思考者无需实践。在必须实践的地上,竟然找不到头;而在需要思想的天上,竟然找不到脚。头脑所面对的,是虹那样虚无的桥,以及云那样飘缈的路。双脚所践踏的土地,则是纷乱命题般的垃圾,以及预设结论般的陷阱。这首诗可以视为知行合一哲学的歧义演出,显然是在讽刺他这辈子在台湾所目睹的怪现状。在价值混乱的历史,在怯于实践的时代,他看到的是用头行走、用脚思想的荒谬人物。如果说,这首诗在于总结他一生的真实体验,则长年来他忍受的残酷体制与屈辱人生,无疑是最大的悲剧。

在现代诗运动中,商禽可能是受到最多误解的诗人。当他被押着去接受无情现实所制造的暴力之际,他只能选择使用迂回的文字携着自己的灵魂逃亡。逃亡的天空常常在诗中出现,并不意味他脱离现实,更不意味他属于超现实。他的生命已经无路可退,仅有诗提供了他逃亡的途径。他的诗是探照灯,一如他注视现实的眼睛,往往揭露黑暗的世界。他的文字极其诚实,使人生中的丑陋与卑贱完全无法遁逃。他的散文诗,根本不存在散文的成分。任何闪神或轻忽的阅读,常常会错失他诗中关键的风景。要贴近商禽的世界,绝对不能依赖理论。时髦的理论,总是毫不爽约地把读者带离商禽的时代,当然也就不可能进入他的诗。

商禽是二十世纪悲伤至极的诗人,在诗行中他想象了无数的逃亡,却未尝须臾逃离凌迟他肉体的土地。当他这样自问:“是不是我自己缺乏了对于‘快乐’的想象力呢?”这个时代,这个家国,已彻底剥夺他享有一丝快乐的权利了。《商禽诗全集》以较为完整的形式问世时,一块庄严的历史碑石已巍然竖立,将阴影投射在绝情、无情、寡情的牢狱。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日加州旅途中


题图为电影《野梨树》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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