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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怎样的兴亡更替?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 20 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内容简介

安身立命,继而立国兴邦。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从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出发,进而关照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转型,既是一幅宏观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亦是一张张纤毫毕现的知识分子个体的心灵图景。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等。

书籍摘录

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个中的缘由,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无足轻重的杂毛,连独立的名分都没有,何来独立的历史?这一情形,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有所改变,在文化热之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反思,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

算起来,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在 80 年代我算比较早的一个。我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 1982 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其成立之初,绝大多数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党派的历史,也不妨读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我尝试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当时,我采用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样一个中心理念,而且将这一理念作为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圈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回应,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理念在当时具有现实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学理和历史上的论证依然是不充分的。何况,学术研究在起初可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热忱所引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应该是自洽的、独立的,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学术体现。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独立的、冷静的、与现实有距离的客观研究。

为了替以后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础,从 90 年代初开始,我暂别这一课题,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来观察知识分子所凭借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调整到去年(2006年)得以完成,我重新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回到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课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现在,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20 世纪毕竟太宏观了。这短短的 100 年间,发生了多少波澜曲折,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几乎等于过去十个世纪。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 1949 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对历史中轴的理解,成为理解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代沟,也往往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 1865 — 1880 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 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 1880 — 1895 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第一代,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 30 — 40 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 1895 — 1910 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 30 — 40 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 1910 — 1930 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后来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 30 年光阴,直到 80 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1949 年以后,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知识分子唱的主角。这代人出生于 1930 — 1945 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 1976 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 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 1945 — 1960 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20 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 1960 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 21 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透过上述对 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极为粗略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三代与后三代之中,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轮回现象,或者说某种可比拟性。以新知识结构为例,第一代是过渡,第二代是开拓,第三代是陈述。类似的可比拟性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然而,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对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来说,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 20 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每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值得历史学家去书写。不过,我以为,目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还只是前三代知识分子,而后三代知识分子仍然参与着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还继续处于流变之中。他们尚未构成“历史”,仍是“当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识分子,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们只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而非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或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总是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为前提的,而这样的前提,暂时只有前三代知识分子才具备。

所以,作为一个史学中人,我的下一步工作,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尤其是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成为我个人特别关注的课题。我觉得,文学史、思想史或学术史所处理的主要是研究对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但一个知识分子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他的心态人格、行为模式、个人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又岂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读得了的!这就需要用心态史的方法加以阐释,将表层的文本表述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与外部的行为方式综合起来研究,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有更深层的理解及现代的阐释。这样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于挑战性,我愿意继续尝试着做下去。


题图为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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