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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左翼作家的政论作品,猛烈批评了社会上的权贵阶层

欧文·琼斯展示了冷静分析和强力愤怒的结合,剖析了当今英国深刻而令人作呕的腐败状况。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是一本真正必要的书。——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 英国作家

《权贵:他们何以逍遥法外》

内容简介

本书带领我们走近一个神秘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掌握着巨大权力,并以此赚取天量利益,甚至利用经济新自由主义等工具巩固自己的利益体系,他们被称为“权贵”(the establishment)。

当今的权贵涉及范围极广,社会成分也更加多样化,包括了银行家、政客、媒体巨头等各色人物。党鞭、议员、记者、警察、学者、金融大亨……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走马灯一样登场。从威斯敏斯特宫到银行董事会、从《卫报》办公室到BBC大堂,从富人区的咖啡厅到牛津大学辩论社,欧文·琼斯揭示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

作者简介

欧文·琼斯(Owen Jones),出生于谢菲尔德,成长于斯托克波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卫报》专栏作家、评论员、政治活动家, 2013 年荣获政治图书奖(the Political Book Awards)年度青年作家奖。他的处女作《小混混》(Chavs)曾入选《纽约时报》 2011 年十大非虚构类图书。

书籍摘录

前言(节选)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自从 2008 年 9 月英国陷入经济灾难以来,就有一种步调一致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因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有权势的人身上转移开。这种力量一如既往地引导英国公众,将挫折转嫁到那些经常被精英政客和媒体诋毁的人群身上。这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业者、领救济金者、公共部门的员工等。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妖魔化运动愈演愈烈。政客和媒体一起编造并宣传这样的故事,即国家产生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

我想尝试扭转这种社会总体认知状况,因为真正的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社会底层人士的行为却经常遭受无情的批判和谴责:电视剧《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可以霸占英国荧屏,而《逃税街》或《银行街》却从未上演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如果想解决这些影响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不公现象,聚光灯就应该落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头上。

这本书顶多算是对这项事业非常有限的贡献。这一事业不应由单个作家笔耕不辍地发起争论,而应通过有规模的行动来有效克服社会不公。但对我而言,只要能引起公众对权势人群的讨论,把这种讨论引入大众每天谈论的话题,引入酒吧、家庭、电视、报纸以及社会媒体的讨论中,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许多机构关门大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挑战那些有权阶层。鼓励那些努力维持现状的人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对手被迫对他本想遮掩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铭记的胜利。

反对性意见同样弥足珍贵,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帮助澄清和完善相关争论,并且它们的意义还不止这些。所以,对本书初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是有价值的。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权贵,以及如何定义权贵等。

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典型的权贵人士应该是白人男性,这些人通常无须多么努力,就能从私立学校直接进入牛津或剑桥学习,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丰厚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好工作。虽然这些特征是民众辨识权贵人士的一个视角,但这并非是我理解权贵的核心依据。在我看来,今天的权贵是由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心态聚合而成的。尤其是,他们都认为社会顶层人群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他们手中的权力莫可名状、难以描述。他们会通过推动改革,提升现有体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但他们的权力却仍然捉摸不定、莫可名状。尽管他们的制度体系可以吸纳妇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人群进入,但这并不能改变制度体系给民主造成威胁这一事实。

一些人会问,有权势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联系,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毕竟,在相近工作领域的人难免会彼此相识并建立联系,在所有社会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像新闻国际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这样的媒体高级执行官与首相成为好朋友,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强烈兴趣。这可以说明默多克帝国的触角在英国政治精英当中已经伸到多广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因此重要的媒体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理应受到认真的审视。然而,现实情况是,有权势的人们往往通过业务或社会关系聚到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帮衬,并塑造出一种团结一心的氛围。

今天的权贵高度依赖这样一个咒语:“你别无选择”。他们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能的社会运行方式,并以此抵制潜在的反对力量。“二战”后的最初几十年,英国并未形成今天的权贵,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如今被描绘得糟糕透顶: 被官僚和失控的工会所掌控的一个集权的、沉闷的、消磨意志的人间地狱。我反对把英国这段历史妖魔化,这并非像极左和极右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怀旧的感伤(其实,在那个时代我还没有出生),而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纠正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英国曾对富人征收重税,工会组织也较强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那时经济也高速发展,而且那时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权贵形成于 1970 年代后期,他们所管理的英国是一个增长速度更低、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国,并且已经遭遇了 1980 年代早期、 1990 年代早期和 2008 年以来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我并不是说,旧的秩序不用面对诸多难题的困扰,也不是说长远来看旧的秩序更具可持续性。但就像右翼记者彼得·奥博恩所言, 1970 年代的左翼和右翼都准备突破当时盛行的战后共识。“有段时间,”他写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将会获胜,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左派还占有优势。”所以说,虽然后人经常把右派的胜利视为必然,但实际上今天权贵们的胜利并非上天注定。

有人问警察是否应该被视为权贵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劣迹有什么新鲜可言。毕竟,警察包庇犯罪、暴力、种族歧视等行为在今天的权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有些甚至比今天更为严重。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今天的权贵在当年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工会运动。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因此,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职伊始,就赋予警察横扫一切的权力,提高警察待遇,以此收买警察,保证他们在后来的斗争中对撒切尔忠心耿耿。不出所料,警察被彻底政治化了。警察的感激之情在 1984 - 1985 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尤其是在臭名昭著的 1984 年欧格里夫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没有警察的支持,英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打败工会组织。警察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就被要求把工会罢工分子视为“内部敌人”,这种蔑视心理很容易扩展到其他工人阶层身上。在 1989 年希尔斯堡惨案中,遭殃的是利物浦球迷。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警察在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中的表现可谓惊人相似,两个案子中的警察都有欺骗、责备受害者,掩盖事实真相等行为。

这些并不意味着警察完全支持权贵们的新自由主义“教义”。警察毕竟是公共部门的雇佣者,从政府那里拿工资和津贴。他们不希望把在其他公共领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用到警察身上。实际上,接下来的几届政府都没有再进行改革,相当于默认了保持警察的忠诚度极为重要。有人会说,警察帮助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胜利,但他们却不愿把新自由主义理念用到自己身上。不过,最近几年,由于权贵们对自己取得的大获全胜太过自信,他们不愿再搁置警察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了。如今,在联合政府治理下,警察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公共领域相似的冲击——削减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工作条件和地位恶化、私有化。毫无疑问,他们厌恶这一点,警察和政府的关系相应地陷入史无前例的低潮。保守党前党鞭安德鲁·米切尔和唐宁街警察发生几句口角后爆出爆炸性丑闻这件事,就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有多糟糕。 2014 年 5 月,保守党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对警察联合会表示,警察被大量丑闻缠身,必须进行相应改革。这种程度的表态,在以前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也并非所有警察都是“阶级战士”,都希望维护出格的、不均衡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指派实施法律,而法律却经常被有权势的人所操纵。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被看得比人权更重要。举例来说,富人可以让自己的房产长期空置,却不顾上百万人忍受楼市危机的煎熬,法律保护那些从不露面的房产拥有者,却不会去保护那些蜗居和无家可归的人们。英国监狱里塞满了来自贫困家庭的人,大部分人都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根据监狱改革基金会的说法,有六成多的男性囚犯和五成多的女性囚犯忍受至少一种人格障碍的痛苦。福利诈骗每年造成的损失只有 12 亿英镑,约相当于社会治安开支的 0.7% ,却被视为一种卑鄙的犯罪。然而,逃税行为每年造成的公共损失大概有 250 亿英镑,却能获得政府的支持。那些帮助实施逃税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被请去为政府制定税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在大幅削减开支期间对逃税行为进行和平抗议的人、那些抗议企业破坏环境的和危及人类生存行为的人,却因违反保护财产权神圣的法律而须面临监禁的处罚。不管警察的内心是否愿意,他们在现实中就是这样保护现有秩序的。

有些人说,我所描述的实际是拥护自由市场理念的权势人群,而非什么权贵,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即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也会同意卡尔·马克思在1845年所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今天,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不仅掌控经济生活,而且也掌控政治、媒体和知识领域,在主流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在战后时代,那场强有力的、进取性的劳工运动促成了一种妥协: 虽然工商阶层继续占据优势地位,但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关键的权力。但是,今天的权贵们又重新收回了那些权力。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为整个过程提供了知识基础。

在这本书中,我剖析了那些在战后时代被排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如何获得了惊人的政治成功,以及如何将那些曾经被视为极端、不可行的意识形态方案在全社会推广开来。不过,那些声称新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言论往往会引来争议,甚至连一些“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也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嘲讽并指责政府仍是英国社会中的巨大存在,并认为如果新自由主义取得绝对胜利,政府的存在就没有合理依据。

但是,就像我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我用一整章——“中饱私囊”——来揭露今天的权贵一边依赖政府,一边却又嘲笑政府。我写道:“在英国所推行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政府在到处撒钱。”政府耗费巨资救助银行,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贴私有铁路公司,资助耗资巨大的法律秩序体系,为低收入人群及私有房屋提供补贴,为企业支付数十亿英镑支撑工人教育体系,公共支出中有一半进入了私人合同,直接补贴了私人收益。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很长。

当今的政治共识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主义,也毫不客气地诋毁政府角色。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社会安全网已经收紧了,导致很多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全之中,在其他方面,这一网络也在沿着不同路径发展。公共住房私有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由于政府建造的那些“保障房”被卖给个人,但没有提供相应的公共廉租房,导致那些本可以住在地方当局或其他形式提供的社会住房中的人不得不租住私人住房,而这种住房的租金经常疯涨,很难支付得起。政府花在房屋补贴上的费用——部分补贴给了私人房东,部分补贴给了低收入人群——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就业补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上百万工人的工资已经停滞或持续下降了好多年,这部分归因于劳工运动的急剧退潮,政府被迫支付几十亿英镑为低收入人群提供补差。铁路系统的私有化导致政府不得不给效益差的私营企业提供补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政府已经把本应给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资助给了那些从民众的需求中捞取巨额利润的人。

在权贵们这里,政府的功能进行了重置。如今,政府支持私人利益,支持像金融城那样蔑视政府的小群体的利益。大的工商企业在给富人减税、打击工会组织、私有化、放松管制等“反革命”措施中明显获益。英国是新自由主义“先驱者”想要或者渴望的那种自由市场乌托邦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他们“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民主制政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者的一些梦想肯定不会得到大工商企业的支持,比如削减政府补贴等措施肯定会引发他们的反对,从而也不可能得以实施。但是英国明显已经偏离富人高税、公有制、国家干预、强工会的方向,转向更多服务于大公司和富人的巨额财富了。

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本书并不认为权贵代表一种有意识地组织到一起的阴谋。当然,警察掩盖真相、行业性逃税等行为毫无疑问属于阴谋的范畴。但是,这本书的首要前提是,权贵们是由共同经济利益和共同心态聚合到一起的。他们没有必要针对民主体制实施任何有计划的阴谋。权贵实际是一个有机、动态的体系。

我想再次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这本书不是为了指责那些手握权力的“恶人”们。问题的关键在于权贵这个体系,而非组成这一体系的那些具体的人。英国统治阶层的行为,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完全是理性的: 公司追逐利润、防止亏本,所以他们愿意逃税。他们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合法地操纵政治经济体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比如他们可以雇佣那些向财政部或政党派驻“专家”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做项目。他们从官方意识形态中获益,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赞赏企业的角色,却贬低政府的贡献。当我采访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瓦利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认为他是一个慷慨、可爱而又深沉、稳重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有一种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能力。他会说,他的那些公司客户实际已经缴了很多的税,如果支付更多的话,将会适得其反,如此等等。他的公司为慈善事业花费很多。就像我指出的,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一种回归。在那个时代,社会供给主要依靠慷慨的个人捐助,而不是依靠由累进税制支撑的有效的公共福利体系。但是,你会很容易发现,像瓦利这样的人是如何能够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并会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我们的目标是改变这一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鼓励的行为,而不是用“好人”去替换“坏人”。


题图为电视剧《是,大臣》剧照,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