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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罗新的随笔集,为什么历史学家要做一个反叛者?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内容简介

罗新近年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反映他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的反思与理解。本书用一系列个案讨论了诸如历史学家的美德、史料的运用及反思、历史叙述的多样及其背后的原因、历史的记忆与遗忘、怎样超越民族主义史学、古代民族的起源传说与神话、历史研究的想象空间、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进退波动、帝国帝制的内外轻重等问题,以历史学家的方式质疑传统历史论述,展现一种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

作者简介

罗新, 1963 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

书籍摘录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我几年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 90 多岁了还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经常写文章、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是适合专业之外的人读的。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Scientist as Rebel ,就是《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书名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应该也有一本书叫做 The Historian as Rebel ,《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这涉及到历史学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做历史,我们做历史是为了谁。

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归根结底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在我的领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的。

比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说起原因,中学教科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话,而且大学里也有很多老师这样讲,说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我做学生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等当了教师自己在课堂上可能也讲过。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的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思路,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难道不是以土著为主吗?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县体制下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所谓蛮人、所谓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今日所谓南方人,他们的祖先难道都是北方移民吗?当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就是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

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呢?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东西,作为一个 rebel ,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重新质疑、一再质疑。在座各位不只有做历史的,还有各个学科的朋友,我想 rebel 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合,各个学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对已有的说法重新质疑,我们都去做已有说法的异议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 17 、 18 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止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很大一部分营养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家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

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1945 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很多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 20 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刚刚李礼让我在签到板上写一句话,我就写了句“有所不为”。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 rebel ,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题图来自: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