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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如何塑造犹太人为全民公敌,又如何操纵舆论?

在一个反犹主义和阴谋论仍然在持续影响世界政治的时代,杰弗里•赫夫不仅发出了其危险性的及时提醒,而且生动诠释了作为纳粹德国意识形态基础的偏执狂热。——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颁奖词

作者简介:

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 1947 年生,美国历史学家,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欧洲,尤其是现代德国的历史,曾任教哈佛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著有:《反动的现代主义》、《分裂的记忆》等,《德意志公敌》出版于 2006 年,曾获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犹太人、战争与大屠杀(节选)

虽然也有一批论述纳粹宣传的杰出著作,但没有一部专注于激进反犹主义向战时宣传文字和视觉图像的转换。《德意志公敌》利用众多资源去追踪这个转换过程:阿道夫 ·希特勒的相关演讲;公共启蒙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 ·戈培尔的演讲、文章和多卷日记;帝国新闻主管奥托 ·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柏林新闻会议上发给报纸和期刊编辑们上千份日报和周刊新闻指令选集;受政府控制的报纸的头版文章和新闻提要;在第三帝国期间侵入无数德国人日常视觉体验的有关反犹主义的黑白或彩色墙报和海报。其中一些文字和图像是众所周知的;其他的在那时虽说是为人所熟悉,但即便是在纳粹宣传学术研究中也被忽视了。那绝对重要的新闻指令—《每日要闻》,在对奥托 ·迪特里希的纽伦堡战后审判中就已为人所知,但异乎寻常地未被充分利用。色彩鲜艳的反犹政治海报同样也几乎未引来任何的考察。借助这些丰富的材料,我主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反犹主义宣传,是与纳粹动机及其发动战争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紧密融为一体的。

“反对犹太人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对于露西 ·达维多维奇这样一位在其开创性工作中使这一短语耳熟能详的学者来说,它意味着大屠杀,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随着大屠杀学术研究接踵而至的爆发,两个学术团体形成了。一个由军事历史学家构成的团体继续关注传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叙述,而另一个更加详细地探究了大屠杀的历史。当军事历史学家们在叙述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其他人在研究万湖会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虽然这样的二分法让位于在时间、空间和意识形态灵感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进行对接的尝试,但达维多维奇的短语“反对犹太人的战争”仍然在我们的脑海中清晰地唤起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屠杀的记忆。更广泛地去理解“反对犹太人的战争”的时机已经到了,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纳粹领导人在私人会谈、办公备忘录或公开声明中将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指的是一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合并在一起的末日战争。他们并没有把他们与他们所称的国际犹太人的战争的含义限定在“最终解决方案”之内。相反,他们认为“最终解决方案” —具体内容没有在公开场合讨论过—是更广泛的防卫战争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的反击行动,是纳粹德国发动的旨在反抗国际犹太人、世界犹太民族,以及并未被频繁使用的“犹太人”。在纳粹领导人的意识和公开声明中,所有这些人都在打同一场战争;这是一个天大的国际阴谋,犹太人幕后操控体量超大的势力对付德国及其同盟,而他们的非犹太人共犯,主要是指同盟国,只是敌人的公开外表。纳粹叙述将巨大的自主权和力量归给了犹太人,而否认这些归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富兰克林 ·罗斯福、温斯顿 ·丘吉尔和约瑟夫 ·斯大林,这些人被认定为犹太人的木偶、共犯、傀儡和奴仆。

纳粹德国视它的敌人为一个无以类比的阴谋。国际犹太人处于中心位置,拉扯着木偶线来控制他们的傀儡—苏联、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从 1939 年 9 月战争开始之前的几个月,直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的最后日子,纳粹叙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意图是防卫战争的组成部分,旨在反抗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际犹太人阴谋所发动并逐步升级直至获得胜利局面的侵略行为。纳粹反犹主义的激进和极端,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或他们所谓的性取向这些既熟悉又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漫画。这些偏见和恐惧在第三帝国之前早就已经是欧洲反犹主义的稀松平常之事。的确,正是由于纳粹领导人很担心他们所认为的犹太人将自己伪装成非犹太人的能力,因此他们恢复了一个中世纪传统,即强制要求犹太人佩戴具有识别功能的黄色大卫星,以迫使他们公开犹太人身份。现代反犹主义的阴谋性一面,在培养它的激进和种族灭绝内涵时至关重要。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渴望,是与这一纳粹观点分不开的,即犹太人是一个国际上有组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势力。

毫无例外,连希特勒最强烈的反对者都很难相信,他会把他说过的关于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言论当真。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公开宣布的意图和实际政策之间的相似性。关于纳粹政权公共语言中委婉和明晰(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修正传统的思维。实际上,当它的领导人在 1938 年后公开发表他们意图对欧洲犹太人做什么的时候,即他们要消灭和根除的意图,杀害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昭然若揭和毫不含糊的。乔治 ·奥威尔有这么一句名言:极权主义专制体制的言论和宣传是“委婉隐晦、回避问题和完全朦胧含糊的”。他认为,为了努力“辩护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极权主义直接用简陋的抽象替换了那些直接关于暴力犯罪的简单明了的名词和发自肺腑的动词。奥威尔的观点可以很好地适用于执行欧洲犹太人种族灭绝任务的机构—帝国安全总部—内部的办公备忘录;适用于以大屠杀本身而出了名的“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同样也适用于参与大屠杀的工作人员用来向其受害者掩盖他们将要面临的可怕命运的恶毒骗术。但是,纳粹德国的公共话语并不限于那些臭名昭著的委婉语言。正如汉娜 ·阿伦特在她的经典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言:“我们应该回想希特勒频繁使用的话语,他对运动真实目标的定义是完全真诚和毫不含糊的,但是公众对这种一致性并没有做好准备,以致简单忽略了其真实目标。”事实上,纳粹政权公共话语把对“最终解决方案”的任何事实的全面压制,与对谋杀意图野蛮的,有时是粗鲁的宣布结合了起来。德语中两个关键的动词和名词是这个大规模屠杀语言中的核心:vernichten 和ausrotten。这些可译为“使灭绝”、“使消灭”、“使完全毁灭”和“去谋杀”;以及名词Vernichtung 和Ausrottung,可翻译为“灭绝”、“消灭”、“完全毁灭”和“谋杀”。无论是采用字典中的字面意思,还是将其放在它们被提及过的演讲稿、段落及句子的语境当中,意思都是相当明确的。当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及宣传家们说出这些词来描述他们对犹太人意图做什么时,在他们声称正是犹太人不仅意图要消灭和根绝纳粹政权、纳粹党和德国军队,还要灭绝全体德国人之后,他们几乎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当纳粹将消灭和根绝政策归罪于国际犹太人时,那个文件中的明确意思是,犹太人正在支持一个针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到了 1941 年的夏秋两季,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公开宣布对犹太人的灭绝威胁是当下官方政策的组成部分。

对于德国听众和读者,这些词汇的特殊意义是明确的。对于军人而言,“毁灭之战”(Vernichtungschlacht)这个用语有一个为人熟悉的克劳塞维茨指环(clausewitzian ring),并表示敌方军队的完全溃败。为了将全部犹太人描述成纳粹德国的敌人,纳粹叙述试图将要消灭和根绝(犹太人)的威胁,放置于常用或至少是已知的战争用语之中。当这样做时,它远远超过了克劳塞维茨的正统说法。对于那些记得德国在非洲殖民主义历史插曲的人来说,“毁灭”可能唤起了他们对德国于 20 世纪前十年在纳米比亚发动的“灭绝战争”的记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在比利时和法国对士兵和平民的模糊区分,可能已为指挥战争攻击人民而不是军队提供了先例。但是,正如研究希特勒东线战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所论证的,德国将军们理解这将不会是一个传统克劳塞维茨术语意义上的“毁灭之战”,而是“战争破坏”,也就是跃过一个超越任何欧洲先例的鸿沟。从 1941 年到 1945 年,所有德国人的普通和日常经历都被暴露在激进反犹主义的宣传之下,其赤裸裸的意图就是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提供理由。“普通”的男人和女人所见所闻的是一种甚至在几个世纪的反犹仇恨背景下都非同寻常的激进反犹主义。纳粹政权努力把既异常又带有种族灭绝的语言融入表面上看似普通或更加传统的战争叙述当中去。在纳粹传播的文字和图像中,欧洲的犹太人不是任何人的无辜受害者,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主要罪责的当事人。因此,消灭犹太人并没有抹除对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分:正如纳粹领导层所认为的,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跟纳粹德国交战。

将意识形态转化成新闻形式的事件连续叙述的任务被交给了宣传部,特别是迪特里希的帝国新闻办公室。在每日和每周,这个办公室都会给新闻机构发布指令,命令他们该如何叙述当下事件。虽然对被控制的新闻机构所发布的无数指令,在战后对迪特里希的纽伦堡审判中就已真相大白,但是它们在学术报告中却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是,这些指令还是说明了宣传家们如何利用激进反犹主义去解释事件的进程。虽然戈培尔在纳粹宣传历史中明显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他在清除和控制日报和期刊出版中并没有发挥关键的作用。当那些既丰富又很吸引人的证据在 1947 年和 1948 年对戈培尔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呈现时,它表明这些任务是由帝国新闻主管奥托 ·迪特里希实施的。迪特里希不像戈培尔,他每天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工作,并且每天早上递交国际新闻简报给希特勒。然后,迪特里希向他在柏林的工作人员传递希特勒的建议和意愿,告知德国新闻机构应该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在战争进程期间,数以万计的机密“新闻指令”在柏林每日新闻会议上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传达。这些必须服从的指令随后被传达到几千份报纸和期刊那里。通过迪特里希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德国日报和期刊的事件记录的影响上,希特勒比以前所公认的更重要和直接。在宣传和新闻控制领域中,政权展示了协同和效率,即便是在面对内部的个人冲突和组织纠纷时,仍展现出在核心政策目标上的统一战线。用伊恩 ·克肖的话来说,戈培尔和迪特里希两位都“为希特勒工作”。但是,迪特里希是每天而不是定期接触希特勒,不需要凭经验猜测他想要什么。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纳粹宣传的另一重要维度涉及《每周要闻》的墙报内容,其中文字、肖像和图片的混合清晰可见。每周发行几万份,有时几十万份,在图片机械化印制的新时代,它们是纳粹主义视觉攻势最普遍和最具侵入性的一面,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的。德国墙报是一种新闻社论、政治传单、政治海报及记者文摘的独特结合体,采用现代印制技术,并针对一个日常生活和工作节奏以步行和公共交通为特点的社会。纳粹主义的一些视觉特征—纽伦堡集会、火把游行、通向奥斯维辛的大门、阿尔伯特 ·施佩尔大楼、《意志的胜利》(莱妮 ·里芬施塔尔关于纽伦堡集会的纪录片),还有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电影《永恒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早已是熟悉的现代观念的图标和纳粹时代的记忆。但是,除了每周的《新闻汇辑》,没有一种纳粹视觉宣传形式能像《每周要闻》那样对政权的当下事件描述作出如此至关重要的贡献。一个人毕竟可以决定不去看电影或《新闻汇辑》,然而一个人无法避开《每周要闻》墙报。从 1937 年到 1943 年春天的每一周,大概有12.5万份黑白或彩色的墙报被张贴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缝隙。《每周要闻》墙报被张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市场广场、地铁站、公交站、就业办公室、医院候诊室、工厂咖啡厅、酒店、饭店、邮局、火车站、学校和街边电话亭。在人口稠密的德国,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步行和公共交通;政治墙报被策略性地放置于大众在任何给定的一天都会集散的节点,是强行侵入无数人视线范围的最有效手段。 的确,运用现代广告、机械化和图像式印制技术,以及纳粹党与政权的组织性武器,纳粹宣传家们使得政治墙报在大规模传播政治宣传中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每周,许许多多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德国劳工阵线的成员,以及酒店旅馆老板、园丁、外科医生、退伍军人和地主的先锋组织在派发和张贴它们。基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目标与无数德国行人及乘车上下班的人的日常体验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这些特别的文字和图像值得从历史写作和思考的边缘移到中心位置。它们加强并详尽说明了受政府控制的如《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报纸所传达的信息。

接下来的证据和观点将详述纳粹政权跟德国人说了什么,而不是“普通”德国人或“大多数”德国人明白了什么。纳粹声明的记录比其在大众意识上更加广泛和具体。纳粹政权评估公共意见的努力,被收集和报告(公共意见)所使用的非典型、非科学的方式所污染。战后证据常遭受记忆和政治利益的扭曲影响。 虽然这里所呈现的证据不能解答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什么的问题,但它确实比以前更加翔实地说明了,希特勒及其同伙在众多场合告诉德国民众他的政府实施消灭和根绝欧洲犹太人政策的程度。如果一个人能懂德语,阅读一份主要报纸,有规律地去收听广播新闻,浏览无所不在的纳粹政治墙报,他或她就会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那个人就会知道,德国政府坚持认为,当前事件只有与国际犹太人的权势、犹太人正在阴谋摧毁纳粹政权和谋杀德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才能被理解。 现存证据似乎表明,一个嵌入纳粹党及其先锋组织之中的狂热但为数并非很少的少数群体相信这些信息是真的,并且它的成员将这些信息散布于一个反犹主义的温和形式已然稀松平常的社会之中。将关注点从普通德国人是怎么认为的,转移到纳粹专制主义本身的文本和图像,我在本书中将寻求解决那个至今仍未被解答的问题,即为什么在 1941 年,在欧洲历时最持久的仇恨阴暗史中,反犹主义第一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并被用于为欧洲大陆大规模屠杀(屠犹)政策提供正当理由。 


题图为电影《意志的胜利》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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