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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古典学家,揭示了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文化结构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作者简介:

玛丽·比尔德,英国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古典学教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的古典学编辑。她在全世界享有学术声誉,是英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成员。出版作品有《罗马元老院与人民》(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颇受欢迎的沃夫森历史学奖获奖作品《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活》(Pompeii: The Life of a Roman Town)等。

译者简介:

刘漪,主职编辑,自由译者,已出版译作有《凯尔特神话》(2018,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书籍摘录:

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节选)

我的演讲,将从接近西方文学传统源头之处开始。这里有史上首个被记录下来的,一个男人叫一个女人“ 闭嘴”、禁止她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案例。我指的是大约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开篇那不朽的一幕。现在我们倾向于认为, 《奥德赛》是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历经的奇遇和艰险的史诗故事,而这几十年里他的妻子佩涅罗珀忠贞地等待着他,并勉力抵御众多求婚者的进攻。然而, 《奥德赛》同时也是奥德修斯与佩涅罗珀的儿子特拉马库斯的故事:关于他的成长,以及他如何在整首诗的时间跨度里日渐成熟,从男孩变成男人的故事。这一过程肇始于全书第一卷。此时佩涅罗珀走出她私人的起居之所,来到宫殿楼下的大厅里,发现一个吟游诗人正在为她的一大群求婚者表演,歌唱的内容是希腊英雄们归家之路上遇到的重重磨难。她对此感到不悦,就当着众人的面请诗人改唱一首更欢快的歌谣。就在这时,年轻的特拉马库斯开口了。“ 母亲,”他这样说道,“ 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 ……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因为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于是佩涅罗珀就离开大厅,回到了楼上。

特拉马库斯当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却会喝令佩涅罗珀这样一个精明练达的中年妇女噤声,这一幕颇有些荒诞之感。但它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早在西方文化最初的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的声音就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特拉马库斯对词语的选择也同样说明问题。当他说“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时,他用的词是muthos—我们今天更熟悉由这个希腊词发展而来的myth(“ 神话”)一词所具有的含义,但他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在荷马使用的希腊文中,它标志着权威性的、发生在公众领域里的言说,而非每个人—包括女人,或者说主要是女人—都能进行的那种闲谈。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荷马史诗中这经典的“ 让女性闭嘴” 的一幕, 与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诸领域—从议会的前座(front bench) 到工作车间—中某些使女性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的方式之间的关系。刊载于往期《笨拙》(Punch )杂志上的一幅老漫画巧妙地戏仿了这种广为人知的对女性意见的漠视:“ 特里格斯小姐,你的建议棒极了。或许在座男士们中的哪位乐意将它提出来。” 我想反思这件事,与即使在今天,许多的确发出了声音的女性所遭到的欺凌间的可能联系。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言支持在钞票上印上一个女性的头像,推特上的强奸和斩首威胁与特拉马库斯对佩涅罗珀的申斥,这三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在这里的意图,就是要对女性声音与演说、辩论和评论的公共领域,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从办公室中的委员会到议会大厅—之间文化上的尴尬关系,做一个历时性的审视,将其追溯到遥远的过往。我希望这一审视能够帮助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做出“厌女症”这一简单的诊断,我们太容易因为懒惰就轻率地给事物贴上这个标签了事。当然,“ 厌女症”的确是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上了一个电视讨论节目,回来就看到无数条把你的生殖器官比作各种腐烂发臭的蔬菜的推特,你将很难找到一个比“厌女症”更贴切的词来形容这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想去理解女性即使在没有被噤声的时候也仍然需要为发表言论付出高昂代价这一事实,并为其做点什么的话,我们需要认识到事情有其更复杂的一面,以及这种状况背后存在一个长长的故事。

在图中所示的公元前 5世纪雅典陶罐上,佩涅罗珀被呈现为坐在她的织机旁(在古希腊,从事织布活动是一名贤惠主妇的标志),而特拉马库斯站立在她的面前。
“特里格斯小姐,你的建议棒极了。或许在座男士们中的哪位乐意将它提出来。”

近三十年前,漫画作者里安那·邓肯以这幅作品捕捉到了委员会或董事会上常见的性别歧视氛围。几乎没有哪个曾在会议上开口发言的女性,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特里格斯小姐时刻”的。

在这幅由戴维·泰尼耶所作的 17 世纪油画中,朱庇特把已经变成了一头母牛的可怜姑娘伊娥送给他的妻子朱诺,以打消她的疑虑,让她相信自己对伊娥绝无性方面的非分之想(这当然是谎话)。

特拉马库斯的发火居前,在其后还有一长串贯穿了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始终且多半成功了的类似的企图,这些企图不仅是要将女性隔绝在公共言论之外,也包括对这种隔绝的炫耀。例如,在公元前 4世纪初,阿里斯托芬用一整部喜剧将“如果由女人来管理国家”这一“令人捧腹的”幻想搬上了舞台。该剧的滑稽之处部分就在于,女性不懂如何在公众场合得体地说话—确切来说,她们无法使其私人领域里使用的语言(在这部剧里,她们的私人语言总是三句话不离性)与男性政治里高尚堂皇的言说方式相适应。在罗马世界里,奥维德的《变形记》(一部关于人们改变其外形的卓越的神话史诗作品,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之大可能仅次于《圣经》)也屡次提及这一主题:在女性变形的过程中,她的声音被剥夺了。可怜的伊娥被朱庇特神变成了一头母牛,因而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只能发出“哞哞”声;而饶舌的宁芙厄科( Echo,“回声”)受到惩罚,从此她的声音不再属于她自己,成了机械地重复别人的话的工具。在沃特豪斯的著名画作中,她凝望着她恋慕的美少年纳西瑟斯( Narcissus),却无法与其交谈,而纳西瑟斯——“自恋者”(narcissist)一词就是由他而来的——则爱上了自己在池中的倒影。

公元 1 世纪时,一位诚恳的文选编纂者遍寻典籍只能找出三个“女人的本性导致了她注定无法在公共广场上保持安静”的例子。他的描述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个案例的主角是位名唤梅西亚(Maesia)的女子,她曾经成功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为她虽然具有女人的外表,本性上却是个男人,所以人们称她为‘雌雄同体者’(androgyne)。”第二个案例则是关于阿弗兰尼亚(Afrania)的,她曾多次主动提起诉讼,而且竟然“放肆”到了亲自上庭申诉的地步,以至于每个人都被她的“吠叫声”(叙述者甚至没有使用“讲话”这一描述人类行为的用语)搞得不厌其烦。这位编纂者告诉我们,她死于公元前 48 年,因为“对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怪胎来说,记录她什么时候死的,要比记录她什么时候出生更有意义”。

这种对于女性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一贯鄙弃态度,在古典世界里只有两种主要的例外。首先,当女性作为受害者和殉难者出现的时候,她们会被允许发出声音,通常情况下,这都是其死亡的序章。书中经常描述早期的女性基督教徒高声坚持自己的信仰,然后走向狮子。另外,在一个广为流传的发生在罗马早期的故事中,贞女卢克丽霞被当时掌权的家族中一个残忍的王子强暴了,于是她得以发表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独白,在其中她谴责了施暴者,并在宣告自尽后随即践行这一决定(至少罗马的史家是这么写的,至于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无从得知了)。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痛苦的言说机会,也可能遭到剥夺。《变形记》讲述了一个年轻公主菲洛米拉被强暴的故事。为了避免她做出卢克丽霞式的指控,强暴她的人直接切掉了她的舌头。莎士比亚在其剧作《泰特斯 ·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借用了这个情节:剧中遭到强暴的女子拉维尼亚也被割去了舌头。

第二种例外则更为我们所熟知。偶尔,女人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振臂一呼—为了维护她们的家园、孩子、丈夫,或是其他女人的利益。因此,上文那位罗马文选编纂者所讨论的第三个女性公开发表演说的例子,就是关于这样一位名叫霍滕西亚( Hortensia)的女子的。她得以这样做而不受谴责的原因是,她是在明确地代表全罗马的女人(而且只代表女人)发言,当时她们正被要求缴纳一笔特设的财产税,以资助某场相当值得怀疑的战事。换言之,在极端情境下女性可以公开捍卫她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利益,但不能为男人,或是为整个社群代言。总体上说,正如一位公元 2世纪的权威人士所言: “女人应该谨防自己的声音被外人听到,就像她们需要特别小心不要在外人面前脱下衣服一样。”

在约翰·沃特豪斯惊人的梦境般朦胧的笔触下,半裸的厄科无言地凝视着她的爱人 —专注于自己池中倒影的“自恋者”纳西瑟斯(1903年)。
这幅来自 16世纪手抄本的插图描绘了卢克丽霞故事里的两个关键场景。上图中塞克图斯·塔昆正在袭击贞女卢克丽霞(他那整整齐齐地放在床边的衣服颇令人不安);下图则是身着 16世纪服装的卢克丽霞向她的家人控诉塔昆的罪恶。
毕加索 1930年的画作,画中忒柔斯正在强暴菲洛米拉。

然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女性的“失语”并不仅仅反映着她们在古典世界里总体上缺乏权利这一状况:她们没有投票权,法律上和经济上都不能完全自主,等等。这只构成 “失语”的部分原因 —既然古代的妇女无权拥有任何正式的政治筹码,那么她们在政治领域没有什么好说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种将女性与公共言说的隔绝是更加活跃积极的一种,有着更加丰富的意涵。这种隔绝对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俗和我们关于女性声音的许多潜在预设造成的影响,也比我们所能意识到的要大得多。我的意思是,公开发言和实践讲演术这些,并不仅仅是古代女性没有去做的事情:它们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和技能,男性这一性别身份通过它们得到定义。就像我们在特拉马库斯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成为男性(或至少是成为精英男性)意味着对话语权的宣告。公共言说是男性身份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如果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特征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引用在罗马广为人知的一句口号,说一个标准的精英男性公民是一个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即“擅于言辞的优秀的男子”。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公开发言的女人,按照定义,就已经不是个女人了。

我们看到整个古典时代的文献都一再强调:与女性的声音相比,浑厚低沉的男性嗓音中天然蕴含着权威性。一篇古代科学论文明确提出:低音调的嗓音是英勇的男子气概的指征,而高音调的嗓音则反映妇人气的怯懦。其他古典时期的作者也坚称,女性言说的声调和音色始终是个威胁,不仅会威胁到男性演说家的声音,更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健康、社会和政治稳定。公元 2世纪时的一位教师兼知识分子[他有个很直白的名字 —狄奥 ·克里索斯通( Dio Chrysostom),字面意思是“金口”狄奥]请他的听众设想一个情境: “整个共同体遭受一种怪异的折磨。所有的男人突然都变得只能用女性的嗓音说话,再也没有哪个男性—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可以带着男子气概说出任何事情。难道这不是一场比任何瘟疫都难以忍受的可怕灾难吗?我敢肯定,如果这种事真的发生,人们会派遣使者前往圣所询问诸神的意旨,并试图用重礼使神灵息怒。 ”他并没有在开玩笑。

这并不是某个遥远的文化持有的怪癖观念——虽然在时间上可能距离我们的确很遥远。但是我想要强调,存在一个为言说赋予性别,并且将其理论化的传统,而我们今天仍然直接地,或更经常是间接地,承袭着这个传统。当然,我们也不必夸大其词。西方文化,无论在言说方面,还是在任何其他方面,都不是完全脱胎于希腊和罗马的(谢天谢地还好它不是,我们中没人会愿意生活在一个希腊—罗马式的世界里)。我们所受的影响种类繁多驳杂且相互间存在竞争,而我们的政治体系也已经恰当地颠覆了许多古代的性别定见。

然而,我们所继承的关于辩论和公共演说的传统及其规则和惯例,仍然很大程度上笼罩在古代世界的阴影之下。成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 modern)修辞与说服技艺是明确地取材自古典时期的演说及指导手册的。我们用以分析修辞的术语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唐纳德 ·特朗普的时代之前,人们经常指出贝拉克·奥巴马——或为他撰写讲稿的人——最精妙的把戏是从西塞罗那里学来的)。

另外, 19 世纪那些制定或遵奉下议院中多数议事规则与程序的绅士们,其所受的教育也恰恰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古典理论、信条和偏见那一套。重申一下,事情不简单是,我们是古典遗产的受害者,或是其盲从者,重点在于,古典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用以思考公共言说、判定一场演讲的优劣和决定谁的话语应该得到机会被聆听的模式,而性别很显然是整个系统中重要的一部分。


题图为电影《她》剧照,来自:豆瓣;文内图均来自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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