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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今西方自由主义衰落的困境,我们该如何看待?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能感受到一种系统性的危机。要想了解这种危机的本质,爱德华·卢斯的这部作品可谓是首选佳作。卢斯始终以流畅的散文笔法来展现数据,引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读者会被他对材料的熟练掌控和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所打动。——《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爱德华·卢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部长的演讲撰稿人,英国《金融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代表作品有《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等。

书籍摘录:

第一章(节选)

我快五十岁了。我这一代人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或是 70 年代,经历了从黄金时代到新常态(the new normal)的转变,但是直到我们三十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中长大的,但它们实现的希望愈发渺茫。我们退休后的惨淡前景将更为严峻。要清楚:西方的悲伤情绪源于期望破灭的心理,而不是物质享受的减少。然而,无论在何种年龄段,处于何等收入层级,大多数西方人的收入水平还是要好过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尽管差距正在缩小。我们的幸运程度比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要高得难以想象。维多利亚女王会对当下社会最边缘的英国公民所能享受到的免费医疗服务嫉妒不已。安德鲁·卡耐基会对电子图书馆感到惊叹,对于几乎最与时代脱节的某些美国人来说,电子图书馆和他们也只有一个大拇指纹的距离。

我们是否只是在想象我们的困境?不。西方的中等收入问题是真实的,并且还在加剧。最糟糕的影响是停滞不前。许多现代生活工具的价格增长到了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程度。罗伯特·H.弗兰克监测了一种叫作“辛劳指数”(Toil Index)的数据,代表一名中位数收入的工作者在美国一座大城市中支付中位数租金所需的工作时长。 1950 年,每个月需要花费 45 个小时。一代人以后,它已经缓慢上升至 56 个小时。今天则需要 101 个小时。在美国,像样的医疗保险和高等教育的费用同样增长得令人难以负担。如果把 1985 年的数据设为 100 ,那么大多数东西,诸如食品、电子产品、基本款服装价格已降至两位数,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低得惊人。这些是你在沃尔玛货架上找到的商品。与此相反,获得学位或者支付合理的健康保险费用的成本已跃升至 600 以上。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1% 左右。然而,让人们能够生存下去、让他们的孩子茁壮成长的消费成本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通货膨胀则是又一个过时的数字,对于典型的西方人来说它已经没有太多价值了。它不再能体现出人们最看重的东西。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以及帮助你在未来经济中找到一份好工作的提升认知技能的能力,你的生存机会将会严重受限。这并不是人们沮丧时想象出来的产物。这是许多或者说是绝大多数西方人每天都会遇到的情况。获取社会资本的成本失控是很多人对其子女生活前景如此悲观的原因。

当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时,就不大可能会为当下投资。这种个人层面的停滞感,甚至可能会陷于其中的折磨人的恐惧,给人类精神蒙上了一层无精打采的阴霾。罗纳德·里根曾经说过:“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他这话是在说通用电气公司,他曾在那里工作过。但他也是在指美国。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写道:“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推动工业社会的世俗宗教。”他是对的。因此,经济增长的缺位意味着许多人陷入类似无神论的状态。这种无精打采的感觉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这意味着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就像在信奉不可知论的社会中敬拜神灵的渴望会下降一样,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中,工作的渴望也会下降。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全职在岗人数已经降低到了欧洲水平,这一问题曾由于欧洲大陆劳动力市场过度监管导致的僵化后果而被忽视。现在美国的比率正好处在欧洲的平均水平。从某些角度看更加糟糕。现在,法国男性全职工作的比例高于美国人——这个统计数字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美国的情况,但对法国还比较适用。

美国类鸦片剂(opioid)的蔓延是另一个警示灯。现代社会学之父爱米尔·涂尔干说过,当社会到达文明的间隙期时,自杀率就会飙升。自 2000 年以来,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两倍:美国目前因类鸦片—海洛因引起的死亡人数和艾滋病的高峰时期不相上下。有些死亡是偶然的。有些是有意为之的。你可以选择你的杀手。海洛因来自墨西哥。止痛药来自你的家庭医生。毒品成瘾的增长和处方止痛药的迅速传播有关。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急性疼痛发病率并没有翻两番,但是止痛药处方的数量却翻了两番。市场上最强效的类鸦片药物奥施康定的销售额从 1995 年的 4500 万美元猛增至 2015 年的 31 亿美元。这一趋势是近年来美国预期寿命下降的一个原因,在和平时期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发生。停滞的其他症状包括:对他人观点的容忍度下降,加入社会团体的热情减退。“我认为,近来美国社会在一些重要方面日益增长的不宽容、不文明行为,以及日益丧失的大度和开放,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停滞造成的后果。”本·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一书中写道。托克维尔赞赏美国的“不安分的性情”(restlessness of temper)。今天,美国人越发处于像罗伯特·普特南所说的“独自打保龄球”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托克维尔这位伟大的法国编年史学家可能会转而谈论美国的情绪弱点(shortness of temper)。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经济学的伟大理论家,因其《国富论》而备受尊敬。它的姊妹篇《道德情操论》总体上被忽视了,然而,却比《国富论》更为重要。书中,斯密阐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在参与者彼此高度信任的社会中发挥其最佳作用。当社会信任度下降时,做生意的成本就会上升。即便身处 18 世纪后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发端,斯密仍然把握住了对更美好的未来拥有信心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性。信任建立起来后,其他许多事情随之而来。“当社会处于进步且日益富裕,但还没有达到绝顶富裕的状态时,也许大多数贫穷劳动者都会觉得幸福、安乐。”斯密写道。

经济增长放缓时,社会会失去节奏。在即时连接的时代,这看起来可能是反直觉的。但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频繁发布 Facebook 更新、发 Twitter 或是在 Snapchat 上的频繁交流等同于有意义的行动。拥有数百名 Facebook 好友无法替代亲眼见到本人。西方社会正在持续老龄化。例如,美国的年龄中位数现在是 39 岁,而印度则是 27 岁,英国是 40 岁。在生育高峰期(它于 1964 年结束),人们倾向于拥有一个大家庭,这和如今大多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情况相类似。老龄化社会是一个缺乏创业精神的社会。相比他们的父母,当下的美国人跨越联邦州边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州际移民相比起二战后十年的高峰期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老年社会也不太可能创立新的业务。美国的初创企业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下降,开始同欧洲的创业步伐相差无几。自 2000 年以来,美国人均的三方专利申请率(指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专利局记录在册,以便筛选掉无足轻重的专利)下降了四分之一。

西方的大公司中,成长最快的部门是法务和公关部。大公司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回购股票和抬高股息支付。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在研发方面进行投入。吃亏的是未来。泰勒·考恩或许是我认识的最具横向思维的经济学家,他谈到美国“自满阶级”(complacent classes)的兴起——厌恶风险和因循守旧的观念模式正悄然形成。在所谓的超个人主义时代,稀奇古怪的想法会受到惩罚。软件会在求职者有机会展示他们的面孔之前做出筛选。配对算法对我们的爱情生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即使在最有活力的硅谷企业,考恩也觉察到了墨守成规。当地居民大多会在休闲牛仔便装上做一些改造,并且全都尽职尽责地把办公室门上的油漆刮掉。他们还会在工作的地方随意堆放五颜六色的脚凳。“我们正在利用信息传递的加速来减缓物理世界的变化,”考恩写道,“大多数美国人(今天)不太喜欢变化,除非他们能管理和控制它。”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考恩说,千禧一代是这种新的自满情绪的最大一批“思想载体”。因此,他们也是社会上最不容易愤怒的一代。尽管在相对拮据的环境中长大, 1981 年以后出生的西方人并不会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承受过高的期望。我们其他人在未来几年可能被迫习得的东西,在千禧一代的成长过程中就紧紧伴随着他们。

这就是我们为停滞付出的代价,既有物质上的,也有心理上的。西方政治经济的另一大危机是逐渐加剧的收入不平等。西方正在经历极速的两极分化。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进步时不平等就会飙升。这也是经济理论所决定的。 19 世纪,由于新财富的所有者,如铁路、航运公司、钢铁厂和机械工业从巨额的新垄断中攫取了利益,英国和美国的不平等因而上升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虽然贫富差距在强盗资本家时代几乎达到了惊人的水平,但人们仍在流动迁移。英国的农场劳动者背井离乡,大规模地从农村进入工厂。美国土地上的贫困人口拓宽了西部的边界。各民族的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寻求更好的生活。欧洲人口太多,土地太少。美国则处于相反的失衡境地。 1880 年至 1890 年间,西方的一次周期性萧条期间,意大利、瑞典、德国、爱尔兰和英国,每个国家有超过总人口的2%的民众通过航道进入美国。维多利亚后期人口流动的数量之大,只有近几十年来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国内迁徙大潮可与之匹敌。背井离乡是社会重新创造生产方式的产物。人们奔向金钱聚集的地方。

历史和理论都告诉我们,伴随着工业化造成的与日俱增的不平等,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富裕之后均质化的强大作用力。 19 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在新创建的德意志帝国为工人阶级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险制度。 20 世纪初,英国的劳合·乔治如法炮制。美国在内战之后狂热的西进运动中,向最早一批移居者提供小块的土地不动产。如果美国当时选择将未分割的土地拍卖给出价最高者,那么美国现在则会是拉丁美洲式的庄园经济。铁路大亨们将会吞并大部分土地,并将其转化为大片的庄园。美国还让渡出公共土地,在迅速开拓的乡村土地上建立新的大学。每个西方大国都自觉地向穷人传授技能、提供资产。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扩大了公众教育的影响范围,随着工厂的时钟代替了田间时间成为新时代的计时工具,政府也提高了学校的就读年限。“镀金时代”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新财富时代,也是一个自觉推动大众进步的时代。许多民众不再是文盲。印度的经验正在表明,大众素养的提升改变了一切。虽然朗特里和卡耐基比上帝还要富有,但是他们的工人可以读书写字。安德鲁·卡耐基把大部分财富用于在美国以及他的出生地苏格兰建造图书馆。也许他做得有点过头了。在一幅报纸漫画里,卡耐基指着一个讨要面包的乞丐对他的管家说:“不要再拿钱救济穷人了,给他一个图书馆。”

战后的黄金十年证实了不平等下降的理论。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这个趋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在此期间,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在美国这张经济馅饼中所占的份额大约是 30∶70 。资本的所占份额——金融资产的回报率,而不是工资和薪水的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时代难以预见的地步。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首席执行官和其雇员平均薪资之间的差距已经从十倍增加到四百倍。欧洲各国不平等的增长速度出现分化,英国和西班牙公布的衡量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增长得最快,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则最慢。但是所有国家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与工业时代形成对比的是,今天的不平等伴随着流动性的消失。人们不仅仅是久居不迁。他们也更有可能困在同一个收入阶层中。尤其是美国,它历来是西方国家中阶层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如今却是最低的。今天,一个美国穷人要变得富有,比一个英国穷人变得富有更加困难,这意味着在美国越发不可能实现美国梦了。精英领导的社会已经让位于世袭的精英制。富人的孩子极有可能还是富人。翻滚的流动性不再,我们陷入停滞。很大程度上,你的人生机遇早在你五岁时就已确立。“如果你想变得聪明和精力充沛,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选择对的父母。”罗伯特·弗兰克说。唉,在今天的西方,太多人选择了错误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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