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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合乎道德而又掌握自主权的性爱,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同意”和“拒绝”

在发生性关系前,沟通都包括什么?

Rebecca Kukla 是乔治城大学的哲学教授,也是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2005 年,她出版了《群体性歇斯底里:医学、文化与母亲的身体》(Mass Hysteria: Medicine, Culture, and Mothers' Bodies)。目前,库克拉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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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段合乎道德的性关系而言,沟通交流是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通常而言,公共讨论把焦点仅仅集中在一种非常狭隘的沟通内容之上:一方提出发生性关系的请求,另一方同意或者拒绝。但是我们在发生性关系前会讨论很多东西,沟通的方法也丰富多样:我们有时暧昧调情,有时断然拒绝,有时表达好奇,有时直言反感。还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绘声绘色地描绘自己的性幻想。理想情况下,我们讨论自己想要与对方发生什么样的性关系,比如可以从事哪些活动,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我们决定究竟要不要发生性关系,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停止。我们与对方不断加深了解,在性爱过程中用淫言秽语提升兴致。

在本文中,我将会探讨伴侣双方在发生性关系前所进行沟通交流的内容。我对哲学家们提出的“语用学”(pragmatics)理论有着特殊的兴趣。换言之,我对语言用词的意义不太感冒,更令我有兴趣研究的是如何能把说话理解成一种对世界产生语用影响的行为。专门研究“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哲学家关注一个言语行为能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而不是说话者所使用话语本身的含义。在 196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J·L·奥斯丁(J L Austin)正式提出这种分析语言所能带来不同影响的思考方式。自此之后,很多研究语言哲学的哲学家又在奥斯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其发扬光大。

比如我们对比一下这样几个句子。疑问句:“你能坐火车去纽约吗?”陈述句:“你可以坐火车去纽约。”表达命令的祈使句:“坐火车去纽约!”表达建议的祈使句:“我要是你就坐火车去纽约。”这些言语行为使用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词语,但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它们的“语用强度”和“语用意义”却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将上述言语行为区分开来的不是它们的含义,而是它们的作用和它们要求听众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使用疑问句是希望得到答案,使用陈述句是为了传递信息,使用表达命令的祈使句是要求对方采取行动,使用表达建议的祈使句是建议对方考虑采取行动。

所有言语行为的发生意味着说话者在完成一些带有社会效应的行为。所有言语行为也都必须符合哲学家所谓的“适当性规范”(felicity norms)和“礼貌性规范”(propriety norms)。适当性规范是指让言语行为具有连贯性、一致性可能的规范。比如,我十几岁的儿子不能召集全国性投票,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无法让自己号召投票的言语行为具有任何意义。同样,我不能仅仅因为非常喜欢别人的孩子就要强行给他起个名字。这些都是不适当的言语行为。礼貌性规范是指让言语行为符合语言环境的规范。因此我虽然有权要求儿子打扫自己的房间,但如果我在上学时间闯入教室,当着全班师生吼着让他回家打扫房间,这就非常不礼貌。

有着不同语言强度和语言意义同的各种言语行为影响巨大,能够促进或者破坏合乎道德、令人愉悦而又体现自主性的性关系。针对两性交流的道德标准问题展开公共讨论时,我们一直倾向于只分析一种情况:一方要求发生性关系,另一方同意或者拒绝。在社会大众看来,这是性伴侣之间就开始一段合乎道德性爱之旅进行交流时所能探讨的唯一话题,也是我们唯一需要考虑和担心的言语行为。下文中,我会努力证明仅仅关注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言语交流的思维模式危害巨大,扭曲和局限了我们对性自决权的理解,让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语言在造就一段合乎道德、令人满意性关系和一段有违道德、令人受伤性关系中所能发挥的不同作用。

这种思维模式如何局限了我们的理解?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影响方式。

  • 一般情况下,同意便意味着你允许其他人对你采取某种行动。从语言的纵聚合角度来看,同意(或者拒绝)是对请求的回答。这意味请求者处于主动地位,而决定是否同意的人处于被动地位。实践中,考虑到文化现实背景,我们讨论发生性关系意愿时几乎总是默认男性扮演处于主动地位的请求者角色,女性扮演处于被动地位决定是否同意的被请求者角色。当然,我们理想中发生性关系前的沟通交流是不是应该比这更具有互动参与性?
  • 很多实际发生的两性交流内容并不涉及请求发生性关系或者同意发生性关系。在与对方沟通有关性关系的问题时,我最开始会清晰地描绘出自己的性幻想,提出一种可能会让对方感到愉悦的性爱方式,探查伴侣对某种行为或角色的看法,在性爱过程中寻求对方的帮助。在好的两性沟通过程中,双方通常会讨论性爱过程中发生的活动,共同商量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值得尝试。此时,双方交流内容会包括各自的接受极限、习惯禁忌以及何时停止。上述所有内容都不属于同意或者拒绝的范畴,与两性交流中常见的“一方发出请求,另一方同意或拒绝”模型不相匹配。
  • 自主自愿是合乎道德性关系的必要组成要素。但是,仅有自主自愿也还不够。出于种种可怕的原因,我们可以自愿与对方发生各种糟糕的性行为。比如说我会同意做一些令我觉得羞耻或者痛苦的事情,原因可能是我觉得一场糟糕的性爱总比独守空房要强,也可能是伴侣根本不愿探索什么能让我感到快乐,只是想着发泄自己的欲望。

一方提出发生性关系的请求,另一方同意之后两人开始尽享鱼水之欢,这并不是开始一场性爱的典型模式。纵观历史,这几乎也从来不是开始一场性爱的理想方式。所以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让我们通过语言交流开启性爱之旅(尤其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性爱)呢?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们会通过邀请而非请求的方式开启性爱之旅。不管是随意约炮还是开始一段更为严肃的恋爱关系,当我们第一次与对方接触并提出想要发生性关系时,邀请都是比请求更为常见、更为适当的表达方式。在我与前男友谈恋爱期间,我能接受通过请求的方式表达想要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意图。但是,当我尝试与一个刚刚认识的人亲热时,邀请是比请求更为常见的表达方式,也更有可能孕育出一段美好而健康的性关系。

图片来自 Claudia van Zyl on Unsplash

什么样的言语行为算是邀请?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邀请能营造一个舒适友好的空间,方便受邀者选择进入。当你邀请他人做一件事时,对方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邀请。而且,发出邀请的你并不是仅仅创造出一种中性的可能:你明确表示自己对受邀者持欢迎态度。如果我说:“周三晚上我自己在家做饭,希望你能和我共进晚餐。如果你不来,我会很伤心。”此时我是在请求你出席,而非邀请你出席。相反,如果我说:“周三晚上我自己在家做饭,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决定权完全在你手上。不管你怎么选,我都无所谓。”此时我发出的不是真正的邀请,而是更像一种提议。不管怎么说,这最多只能算一份非常冷淡而且不适当的邀请。真正的邀请赋予受邀者接受或者拒绝的自由。如果对方拒绝邀请,我会感到失望,但不会愤愤不平(但如果对方粗鲁无礼地拒绝,我的确会觉得很气愤)。邀请行为中隐藏着一个有趣的细节:如果对方接受邀请,邀请者和受邀者都会心生感激。我感谢你愿意赏脸赴宴,你感谢我邀请你共进晚餐。

虽然邀请行为给了受邀者拒绝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随意发出各种自己心仪的邀请。有的行为可能被人视为不适当、不得体的邀请。我不能邀请你来我的选区投票。这是不适当的邀请行为,因为我没有相应的资格和权力,投票制度也不允许你接受邀请。如果我在公交车上与遇到的陌生人聊了两分钟的交通情况,随后邀请她前来参加婚礼,这就是不得体的邀请行为。

两性邀请营造出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明确表示邀请者愿意发生性关系。邀请表达出欢迎的情绪,没有附带任何要求。一般情况下,虽然我们会在别人接受发生性关系的邀请后开心不已,但我们普遍不希望对方是抱着施以恩惠的心态同意与我们做爱,如同高高在上地批准了请求一般。而且,两性邀请还应具备适当性和得体性:我只能邀请你和我做爱,而不能邀请你与他人做爱(这种行为既不适当,又不道德);我不能借助滥用权力或者其他令你很难拒绝的手段邀请你与我做爱(这种行为既不得体,又不道德);我不能在超市结账排队时与你闲聊两分钟天气,然后话锋一转突然邀请你和我做爱(这种行为不够得体,而且很可能令对方感到不悦)。受邀者享有拒绝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邀请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出各种不适当、不得体的邀请。很多时候,喜欢在街头骚扰他人的混蛋们始终无法理解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处于开始性爱之旅交流模型中心位置的不应该是请求,而应该是邀请。这引发出一系列全新的道德问题和语用学问题。什么样的性爱邀请才算适当得体?谁有权发出性爱邀请?向谁发出性爱邀请?通过邀请,我们能在表达自身积极欢迎态度和给予受邀者自由选择权利之间达到复杂的平衡状态。是什么维持着这种微妙平衡?又是什么打破这种微妙平衡?比如,不够热情的邀请可能会令对方感到受辱,太过急切的邀请又可能令对方感到强迫。如果我以适当得体的方式邀请你与我颠鸾倒凤,同意或者拒绝甚至都不是你在回应时应该使用的正确言语行为。同意邀请是一种不适当的行为。面对邀请,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所以,仅仅关注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言语交流的思维模式扭曲了我们对大量性行为开始方式的理解。很多令人愉悦而又合乎道德的性爱并不是开始于一方发出请求后另一方同意。

第一次尝试与他人建立性亲密关系时,发出两性邀请是比提出做爱请求更为常见、更为健康的行为方式。一旦我们与性伴侣建立稳定长期的恋爱关系,有时候便可以用将自己当作礼物的方式开始一场性爱。虽然将性爱当成礼物送给几乎不熟的人几乎永远都是不得体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长期伴侣之间却并不稀奇。我可能会在出差之前用一场性爱当作送给伴侣的离别礼物,也可能接受我并不是很喜欢的角色扮演和满足对方的恋物癖。面对所爱之人,在慷慨大方心理(而非直接欲望)驱使下与其发生性关系并不是什么有问题的事情。我们最近提倡说,要建立要求参与双方都“热情同意”的合乎道德性关系。话虽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伴侣对所有性接触和性活动都持热切渴望态度才是确保性关系既合乎道德又具有价值的前提。

我们应该按照分析邀请行为的思路考虑这个问题:在继续深入探究之前,首先要思考礼物和提供礼物的语用结构。从本质上来看,礼物意味着赠送方可以自由赠与,体现了他的慷慨大方。我在被迫状态下赠送出去的礼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物。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在各种礼仪规矩的压迫下送出各种“礼物”,但它们不是真正的礼物。为了装装样子,我们必须假装自己是主动赠礼,将“赠与行为”伪装成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从性质上来看,受赠方不能要求或者请求得到礼物。如果我在你的要求下答应满足你的某些性欲,我的行为就不是礼物,而是给予恩惠。送礼的初衷必须是希望礼物能使受赠人感到愉快。虽然礼物最终可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但不希望取悦对方的礼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物。礼物赠送行为中,还有一个问题也至关重要:受赠者并非必须选择接受。笑纳礼物后,受赠者应该表示感激并回赠礼物。

社会科学家一直对赠礼行为非常感兴趣,原因有二:约束赠礼行为的规范极其复杂;赠礼行为在维持社会稳定、加强社群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83 年,约翰·谢瑞(John Sherry)在分析赠礼行为所体现人类学现象的论文中提出,场合的特性决定了什么样的礼物类型、收礼方式和回礼种类才是得体适当的。面对企业合作伙伴、住院的朋友、单身派对、爱人、婚礼、儿童生日派对等不同场合,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礼物类型、收礼方式和回礼种类。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接受或拒绝送上门的礼物。互惠性是赠礼行为的显著特征。虽然不同文化对赠礼行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但互惠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标准。收礼之后应该回礼。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便得到维系和强化。

礼物互赠规范的复杂之处在于,它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规范,没有具体明确的参照规则。究竟什么才算是合适的回礼?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比如,回礼速度太快或者回礼种类与所接受礼物太过接近是不符合回礼规范的行为:你送来一本我很喜欢的书,我立即回赠一本不同的书,这便是不符合回礼规范。当然,如果我在收礼之后的任何时间回赠给你一本同样的书就显得更为不得体。我们要巧妙地控制回礼的大小、时间和种类,而且选择回赠礼物时不能直接与所接受礼物挂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送礼必须出于慷慨和自愿,而不是受到强迫。礼物互赠的逻辑非常复杂——虽然接受礼物意味着要给对方回礼,但如果对方要求的回礼太过具体明确,那这个过程就不是礼物互赠,而更像是以物易物。

发出邀请时,并不需要假设受邀者希望接受。但是送出礼物时,表现慷慨大方的礼品一定要经过精心挑选,既能让受赠者满意(不管最终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又能让他愿意回礼。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用性爱做礼物与发生性关系的邀请不同。通常来说,在与对方交往早期就以春宵一夜作为礼物是冒昧而又不得体的行为。此时你还不知道如何才能在床上取悦对方,也还没有能力要求对方给你“回礼”。但是,有的人将首要目标是为取悦伴侣而不是直接满足自己性欲的性爱作为礼物,而这种礼物是健康两性关系的正常组成部分,能给受赠方创设回礼的义务。当然受赠方无需立即投桃报李,不必用一模一样的性爱回应,也不用按照特定的时间表对回礼行为进行规划。如果伴侣总是慷慨地满足你的性欲,而你却从不礼尚往来,这种无礼的行为终将损害你们的两性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情况下如果对方给你送上一份适当得体的礼物,你在拒绝时要找一个好的理由。拒绝礼物是一件非常伤人的事情,容易让对方感到你的冷落和怠慢。不过以性爱为礼物时却不适用这个原则,你可以用任何理由直接拒绝。而且,对方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被拒而感到愤愤不平。比如说我愿意满足你的恋物癖,而你拒绝了我的好意,我可能会感到失望和惊讶。不过,我不能觉得你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受了委屈。

与发生性关系的邀请一样,性爱礼物也分两种:适当得体的性爱礼物和不适当、不得体的性爱礼物。一般来说,未经允许便自行发送的男性生殖器照片就是非常不适当的礼物。在一段恋爱关系中,太早将性爱作为礼物也是不适当的。如果我试图把与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机会当作礼物送给他人,这就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恋爱关系存续期间,即便受赠者恰好因为情绪状态不佳而无法接受性爱礼物,一份真正适当而体贴周到的性爱礼物也会让人萌生想要表达感激的念头(这不是接受礼物的必然要求)。

图片来自 Shamim Nakhaei on Unsplash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人们开启性爱之旅的多种方式。我的目标是劝说大家摆脱以请求作为性爱起点的模式:一方请求发生性关系,另一方同意或者拒绝。不过,两性沟通过程不仅仅在性爱开始阶段有所体现。理想情况下,我们除了与伴侣讨论是否做爱之外,还会聊到其他各种其他事情:自己的性癖好,绝对不能接受的性行为方式,双方是否感到愉悦,以后应该在哪些方面调整改进,何时应该停止…虽然两性交流的内容丰富多彩,但我只想在本文中再多讨论一种言语行为。这是因为我觉得它尤其引人瞩目,堪称两性交流过程中作用重大的道德工具。下面,我将分析安全词(safe word)和它的语用结构。

即便我们爽快地同意进行性接触,或者自主决定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比如接受性爱邀请),但我们还是需要能够轻松、自由地停止性行为,终结两性关系。自主决定开始性爱之旅还不够:只有当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能够随心所欲地停下来,以及知道和相信自己可以随时终结两性关系,我们才真的算是掌握了性行为的自主决定权。这要求性伴侣了解彼此表达希望停止性行为时所使用的语言规范。使用适当的安全词能够提供框架结构,让每个人明白对方何时想要终止性行为。开展两性交流过程中,人们有事会事先确定好安全词。安全词可以是任意一个独具特色的词语,双方非常确定自己不会在性爱过程中的正常聊天里提到这个词。我有一个朋友将“韩国泡菜”(kimchi)作为安全词,另外一个朋友则将“赫尔辛基”(Helsinki)作为安全词。双方还可以使用容错率更高的“绿-黄-红”系统:“绿色”表明伴侣无须担心,一切进展顺利,你正在积极享受并希望对方继续;“黄色”表明你心存不安或谨慎,希望对方能减缓攻势,留心观察你想要改变或者停止性行为的各种信号;“红色”表明你希望结束性接触。如果一方喊出“红色”,伴侣双方不仅需要马上停下自己的行动,更要彻底结束当前的性爱。换言之,双方的两性关系画上句号。

安全词之所以令我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它让我们拥有随时随地终止性行为的权利,而且无须解释原因,也无须指责他人的过失或任何其他不当之举(当然,遭受不法侵害时也可以喊出安全词)。喊出“红色”并不代表伴侣中的任何一方把事情搞砸或者违背对方的意愿。这仅仅代表有人想要停下来。使用安全词后,伴侣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必向对方道歉。值得注意的是,安全词通常都是与性爱过程毫无语义关联的词,根本不会在正常的性接触过程中出现。制定安全词时,就应该选用对性爱过程影响最小,但表达意思最为明确清楚的词汇。对方一听便懂,不需要解释、讨论或者言语回应。没有提前制定安全词时,如果你突然想中止某个场面或者行为,你需要说:“马上停下来!”这种言语行为很难不给人留下指责非难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两性互动过程的和谐。

安全词有着复杂的语用结构。讨论安全词的过程中,我们使用元语言(metaspeech,用来谈论、观察和分析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语言——译注)共同决策,明确性接触的界限。安全词的功能强大,即便从未被使用,也能为性行为提供框架边界。安全词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性接触过程中经常使用非字面意思的语言交流沟通。如果一个人大喊:“哦,爸爸,不要,快停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ta 的伴侣并不是 ta 的父亲,而且他们也不打算在兴头正盛的时候戛然而止。我们要有明确告知对方自己想要结束使用非字面语言交流性爱过程的方式。确定适当的安全词后,伴侣双方就搭建好结束非字面语言交流的规范框架,给角色扮演、挑逗隐喻和性爱实验等行为设定边界。安全词“黄色”的作用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注意力引导,还有让对方及时做出调整的意思。安全词“红色”则是一种明确的命令:不再同意发生性关系,立即结束性接触,伴侣双方的交流脱离性爱语境,开始恢复为正常生活的语境。

安全词是确保性自主权、心情愉悦和身体安全的有利言语武器,至少从两方面发挥作用。直观地说,安全词是一种让我们干净利落结束性接触的工具,几乎不存在令对方产生错误理解的可能。但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安全词让人们能够放心探索原本可能非常危险的性活动,欲望和高潮。有些事物也许能带来快感,但也可能令我们不适或者威胁身心健康。如果想要放胆一试,我们就需要明确知道自己可以随时轻松地抽身离开。安全词扩展了性行为的空间。世界上有很多既令人想要尝试的性活动,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自己可以清楚、简单而又不伤害双方感情的方式随时停止尝试,这些性活动就可能充满危险,或者吸引力不再。我所说的性活动包括可能给人带来痛苦或不适感的行为,在压迫、控制和服从前提下开展的角色扮演行为,以及任何其他使用非字面语言的行为。当然,虽然可能触及舒适区的边界,但我们还是想要尝试探索的性行为也在其中之列。

安全词永远不应该是人们随时退出性行为时可以采用的唯一方式。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灵活地回应性伴侣言谈中流露的其他话语线索。比如,“不,我不行了,停下来”可能出现在两厢情愿的云雨场合,而不是表达一方想要结束性爱。但是,“真的不行,从我身上下来,我想上厕所,你压到我的膀胱”和“该死,都已经八点了,我要去上班”通常表明拥有自主权的性爱参与者想要退出。安全词是强化自主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的有力武器,但是它永远不能替代其他言语行为。

不出所料的是,安全词起源于 BDSM 群体。虽然如此,如果安全词能成为性行为过程中的标准规范(甚至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成为性爱的标准环节和青少年性教育的必备内容,它将能给我们带来巨大影响。安全词让我们有能力明确清晰地结束性活动,不需要向对方做出任何解释。对于刚刚开始探索性,想要弄清楚性爱乐趣所在,学习如何了解和尊重对方行为底线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安全词也让希望通过危险和不适方式实现满足的人放心释放欲望。安全词的正常使用是强化和保障每个人自主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过程中的重要进步。为性爱过程设计安全词营造出令人舒适的探索空间,让人们愿意继续积极探索,共赴高潮。

提到两性交流时,我们仅仅关注弱势一方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这导致社会用一种带有偏见的狭隘眼光看待两性交流中体现的语用学问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我们还倾向于关注强奸和性骚扰。我们觉得这是非自愿的性行为,是唯一需要担心的性侵害方式。实际上,除了违背他人意愿之外,性爱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不符合道德的现象。享有自主决定权的人们会因为在伦理学上存疑的原因同意参与性活动。他们可能想要通过此举证明自己有“真汉子气概”,让朋友们刮目相看。也可能觉得没有与对自己好的人发生性关系而心生愧疚,现在想要“弥补”对方。有的时候,人们愿意做一些令自己丢脸或者遭受剥削的事情。还有的时候,两性交流违反了道德准则和语用学规范:性爱邀请可能太过冷淡,不适当得体或者太强势压迫;性爱礼物可能带有侮辱色彩;人们可能同意参与能将对方置于危险,但却没有明确对方如何结束的性行为活动。

提到性自主权时,我们通常只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是避孕、堕胎、性健康、性教育;第二个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愿——更具体地说,往往指的是女性顺利拒绝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能力。诚然,这两个话题都很重要,而且目前都面临严峻的法律威胁和文化威胁。但是在我看来,性自主权也要求我们有能力开展一场清晰明确、语用学结构复杂、细致微妙的两性交流。这就包括在性爱过程中能够使用除了同意和拒绝请求之外的其他语言。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Priscilla Du Preez on Unsplash;长题图来自 Toa Heftib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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