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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绝非明朝政府的附属品,那他们都起着什么作用?

本书是研究明朝宦官的力作,内容翔实,思虑缜密,从中阐明了整部明史。作者深知出自文官笔下的史料,带有反宦官的偏见,因而全书采取了批判立场。这使他得以客观评价宦官的成就,让他们在有史料为凭下“为自己说话”。——Edward L. Dreyer,迈阿密大学历史学教授

作者简介:

蔡石山(Shih-shan Henry Tsai),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与伯克利分校、阿肯色大学等,曾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明代的女人》《永乐大帝》等。

书籍摘录:

第一章  绪言(节选)

16 世纪晚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欧洲大陆各地互斗时,两个注定要在明朝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分别在群山环绕的湖北和北京附近干燥的河北来到人间。一人是杨涟,另一人是魏忠贤(又名李进忠)。一如当时许多人,两人都拼命想通过曲折且狭窄的谋取功名利禄之路出人头地。杨涟选择走上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之路,如愿成了士大夫,政绩卓著,在 1625  年去世之前,升到左副都御史之位;另一边,魏忠贤选择宦官之路,靠着狡诈手法一路往上爬,成为权倾一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据传统论述,杨涟有功于社稷,坚守儒家理想和信念,保住了士大夫风骨。相对而言,魏忠贤是个狡猾、无耻的恶徒,他没钱求学,走捷径取得权力和地位。魏忠贤在宫中当宦官时,通过欺骗、讨好上司牟取私利。这些叙述大部分出自17和18世纪儒家学者笔下,不管是否属实,杨涟和魏忠贤两人在赢取权势和财富的过程中,都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做出了很大牺牲。为了通过极难的科考,杨涟把年轻岁月都投注在八股文和掌握文言文的各种字词和僵固句法上。为此,杨涟必须限制自己的学习范围,压抑思想自由,扼杀创造力。至于魏忠贤,不消说,他永远失去了“男人本色”,不得不以缺陷之身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每天晚上担心尿湿床铺。

杨涟于 1571 年生于湖广省应山县(今湖北省广水市),年纪很小时就开始读儒家典籍。凭借毅力和勤奋,他通过县试、院试,成为其所在地区的 12 位秀才之一。秀才头衔不仅使他有了地位,还使他有资格领取官府的微薄俸禄。生活仍然困苦,但村民不再瞧不起他,没人敢侵犯他家。此外,由于取得这一功名,杨涟在知县面前不再需要下跪。更重要的是,即使他此后时运不济或一事无成,至少还可以通过教村中孩童读书谋生。但他也了解自己只是初入学界的新人,还远谈不上是饱学之士。因此,他努力不懈,日夜苦读,为竞争激烈的下一关科考“乡试”做准备。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杨涟的乡试地点是武昌。

乡试由一位主考官和一位副考官主持,他们全由皇帝任命。好运再度降临在杨涟头上,他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与他一同应考过关的数十位举人中,有数位已考过多次;有些人已头发灰白,有些人在通过乡试之前穷困潦倒。但成了举人之后,杨涟一如其他大部分中举者,享有名望,且常获得邻人、景仰者乃至趋炎附势之徒赠予的猪肉、瓷器、家用器皿等,可能还因此得到土地和房子。但他须臾不敢忘却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本分。他不能放松,因为要获取官位,他必须再通过一关非常难的考试,也就是在京城举行的会试。

杨涟究竟考了几次会试才赢得进士头衔,没有记录可查。会试由礼部主持,每三年在北京举办一次,每次从全国各地数千名合格举人中录取两三百人,授予进士头衔。为准备会试,许多考生健康受损,从出血性溃疡、失眠、消化不良、肺结核,到忧郁、神经衰弱和其他精神疾病,不胜枚举。曾有数人在考屋里上吊自杀。但杨涟活了下来,因为 1607 年他通过了会试,走完了这条最曲折的出仕之路。最后经过殿试,与万历帝(1573— 1620 年在位)短暂晤谈之后,时年 36 岁的杨涟正式获授进士头衔和官职。

杨涟仕途始于江苏常熟县令之职。据称,他倾听百姓心声,洁身自好,不愿做让自己蒙羞之事,不愿陷入贿赂丑事,在官场上逐步获得擢升。一段时日后,他获得提拔,入朝任给事中,负责监察税收和军务。照儒家观念,忠、勇、正直是清官所应拥有的特质。杨涟似乎毕具这些美德,因而在万历朝快结束时升任为御史。但杨涟不是那种生来要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默默绽放、在荒野浪掷芬芳的花朵。在明廷里,杨涟与当朝大臣激烈冲突,触怒望重士林的大儒,谴责无耻宦官。然后,迎来了多事的 1620 年,短短两个月不到换了三个皇帝,由于领袖更换频仍,朝廷运作大乱,杨涟卷入严重的政治倾轧。

万历帝于 1620 年 8 月 18 日驾崩,而泰昌帝(明朝第十四位皇帝)登基时已是垂死之人。服了数颗“红丸”后,泰昌帝于 1620 年 9 月 26 日去世。不久,明廷派系斗争加剧,三大案毁掉内阁所受的信任,北京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以行事急躁著称的杨涟和已故皇帝最宠信的宦官王安,将 16 岁的皇太子从其养母寝宫劫出, 1620 年 10 月 1 日策立其为天启帝。但第十五位明朝皇帝登基后,大举重用默默无闻的宦官魏忠贤。最后, 1624 年夏,杨涟挺身对抗得势的魏忠贤,引发激烈对峙,使明廷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更趋尖锐。

如果杨涟的读书、从政之路是一场精神苦楚、心情疲累的体验,那么魏忠贤的得势就是身体受苦、心理狂乱之路。魏忠贤于 1568 年 2 月 27 日生于北直隶肃宁县(今属河北),父亲为人正派但贫穷。肃宁县是当时宦官的主要来源地之一。魏忠贤不断为生活打拼,但仅够糊口,长大后目不识丁,嗜赌成性。后来娶了村女,生下一个女儿,但婚姻没维持多久。被不断前来讨赌债的流氓毒打后,魏忠贤决定净身入宫做宦官,彻底改变人生。这个令理性的现代男人觉得怪异的决定,乃是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决定,诚如后面会看到的,魏忠贤入宫后的作为,间接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中国境内使用的阉术有数种。据法国作家理查德· 米朗特(Richard Millant)、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英国研究人员卡特·斯滕特(Carter C. Stent)的说法,像魏忠贤这类志愿阉割者,必须先找一位专家做这个有风险的手术。在保证人陪同下,魏忠贤在一间小屋里与手术医生碰面。保证人将在场观看手术执行,且确保志愿受阉者依约付费和术后康复。操刀者动手之前,会依惯例问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反悔。如果答复是不会,且语气坚定,操刀者会立即亮出刀子,几分钟内就能完成手术。除了锥心刺骨的剧痛,许多有意成为宦官者死于流血过多、尿液堵塞或其他并发症。魏忠贤撑了下来,但数月后才从手术中复原。

后来,身心受创的魏忠贤接受宫中宦官头子的彻底检查,以确认他的“宝贝”已被彻底割除。那时他约 21 岁,通过母亲娘家的关系,进宫服务。初入宫时,他没什么经验,数百个跟他一样选择忍痛净身以到皇帝后宫当差的宦官,围绕在他身边,密切监视他。接下来的岁月里,魏忠贤发现自己也成为不男不女的怪人。由于天生的阳性减弱,他的身体出现基本的生理改变,表现在外貌和一些机能上。个子明显变矮,胡子掉光,鼻子变粗大,耳垂变厚;皮肤弹性消失、变皱,关节变僵硬,力气愈来愈小;指甲变成暗黄色,指甲下端的月牙消失,指甲表面出现脊状突起;嗓音很快有了改变,变得较尖,明显较细柔,不像以前那样粗声粗气;体重增加,主要因为所在环境不愁吃,且体能活动变少。但最重大的改变可能出现在肺和心血管系统,只是他本人不易察觉到。这些改变使身体从空气中采集氧气的能力变差,将血充足输送到身体各部的能力变弱。他不久就变胖、变柔弱了。

中国名医陈存仁(1909 — 1990)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期在其上海诊所治过数位宦官,据他的说法,阉割后的心理变化比身体、生理变化远不容易察觉。但根据可取得的文献和史料(包括宦官刘若愚的回忆录),魏忠贤等被阉割后的男人往往心存自卑,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身体缺陷”和自己走捷径得势之事极端敏感。这类人常有妄想症,他们心胸狭窄,把琐碎小事看得很认真,且变得乖戾,心怀报复,会迅即做出残酷的决定;但对朋友温和、忠心,对亲戚宽厚、大方。因此,阉割过的人必须支持有权势的宦官,必须与宫中有影响力的女人合作。最重要的是,必须时时像条忠狗般站在独裁主子身旁,皇帝残民以逞、无视百姓心愿时,宦官会捍卫他的主子。有关宦官和宫女、皇族成员有不伦关系的说法极多,后面几章会提出一些典型例子。

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魏忠贤在御马监、宫中营造部门和数个内廷库房工作过。根据明朝宦官分类法,魏忠贤不是鱼,也不是禽;他没有官职。据称他喜欢多种娱乐,爱吃狗肉,爱花和华服,爱拍马屁。在这段漫长的服务期,魏忠贤粗略认了些字。然后,因缘际会,他被指派为万历帝长孙朱由校的厨子,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帝(1621 — 1627 年在位)。魏忠贤服侍年幼小皇长孙极为用心,不只与日后会登基为帝的朱由校结下深厚情谊,也与其乳母,即天启帝极为依恋的客氏,建立了密切关系。客氏很有魅力,当时十几岁的天启帝对客氏的感情,不止于孩童对其乳母那种纯真的依恋。事实上,就是在客氏的推荐下,天启帝于 1622 年任命魏忠贤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司礼监是内廷里权力最大的机构,主管奏章的传达。《明史》写道,魏忠贤与客氏对这位年轻皇帝施加了不良、不当的影响,引导皇帝走上放荡之路,自己趁机巩固权力,逐渐专擅朝政。魏忠贤甚至得到皇帝批准,在宫内培训一支宦官军队,且将宫中地位最高的太监王安(魏忠贤跟随过的主子)贬职,再派人杀害。 1623 年结束时,时年 55 岁的魏忠贤还主掌东厂这个特务机关。据说魏忠贤充分利用该职权,除去他不中意的人,展开恐怖统治。

年轻的天启帝沉迷于射箭比赛、木工、戏剧等,过着不务正业、荒淫无度的生活。在这一期间,据说魏忠贤害死一名妃嫔,罢黜多位正直官员,窃取皇宫珍宝,为自己和亲人觅得高官厚禄。就是在该背景下,御史杨涟决定冒生命危险弹劾魏忠贤,向皇上进谏。杨涟列出魏忠贤所犯的 24 条罪状,另有约 100 名官员也谴责魏忠贤,但天启帝仍站在他深信不疑的魏忠贤一边。结果,魏忠贤将杨涟和其他12名大官下狱,然后打死或处决。在魏忠贤不可一世的这段时间,有 700 多位士大夫也遭整肃。这一年是 1625 年,即查理一世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年,他以优柔寡断而出名。在东方,登上皇位的则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天启帝的弟弟)。崇祯反复无常,其优柔寡断程度更甚于查理一世。 1649 年,查理一世被处死。 1644 年,李自成所带领的起义军逼近,崇祯自缢于煤山,但在这之前,他肃清了魏忠贤及其党羽。

魏忠贤的主子暨保护人天启帝于 1627 年  9 月 30 日突然驾崩,时年 23 岁。经过将近 3 个月的紧张等待之后,崇祯下令将魏忠贤赶出北京,拘禁于凤阳。凤阳监狱是明朝的特殊监狱,距南京不远,用来关押犯罪的宗室和曾居高位的宦官。魏忠贤带着由 800 名宦官组成的卫队、1000 匹马、40 车珠宝离开北京。在前往凤阳的途中,魏忠贤自杀,他的卫士被捕。更惨的是,1628 年年初,魏忠贤的尸体被残酷肢解,陈列于他家乡村子里,以儆效尤。魏忠贤最亲密的战友客氏则被活活打死,他的 6 名同谋被立即处决,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 19 名官员被押入大牢,等候 1628 年冬处决,魏忠贤的 35 名亲戚被发配边疆,还有将近 200 人受到轻重不一的惩罚。 1628 年的清算魏党行动,其残酷、恶毒程度和 3 年前魏忠贤迫害官员的行动不相上下,但明朝气数已快到尽头。

17 世纪 20 年代的混乱时局和士大夫杨涟、太监魏忠贤的惨死,受到中国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他们把重点放在儒家伦理和行为是否正当上,往往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组织的缺点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忽略。根据这一思路的解读, 17 世纪 20 年代的问题主要由魏忠贤、客氏之流个人的缺点造成,而非流于形式、专制独裁的帝制所致。在他们所谓的褒贬标准下,这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是存心伤害帝制的宦官与坚守儒家伦理的士人之间的斗争。就这些历史学家来说,事件的经纬符合他们的诠释。但撇开中国传统观点,仔细检视明朝数百位重要人物的兴衰起灭,可轻易看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没有谁能牢牢握有权柄 10 年以上,只有皇帝例外。这是因为维持长达 276 年的明朝体制非常稳固,即使是那些少数偶然握有大权的宦官,都无法逃离体制束缚和传统的限制。总而言之,士大夫和宦官其实是明朝强大体制和专制政体的棋子。

过去一个世纪,有些西方学者和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已分道扬镳,试图给予宦官较持平的对待。例如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都认为宦官制度是中国帝制史里令人不安且不理性的一部分,却也是使帝国体制凝聚不散、使一夫多妻社会得以运行不辍的不可或缺的凝结剂。还有些学者受该题材吸引,利用现代方法论工具检视宦官群体的政治、社会行为。

显然,欲使该主题摆脱历来研究它时所采用的传统架构,就需要对所有中国宦官,特别是明朝宦官的角色,予以更客观、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尝试检视宦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以导正着重宦官夺权方面的探讨和以宦官造成历史伤害为主轴的概念性架构所造成的失衡。骇人听闻的故事和权力倾轧,应放在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背景下探讨,而个人的行为也应从专制体制的角度重新检视。接下来几章会把宦官视为帝国政府里和文官、武官治理集团一样重要的核心组成要素,予以全面的探讨,并阐明宦官不只是干预国政的家仆,还构成皇帝所能借以且真正借以将权力施行于政府各区域的第三个治理集团。


题图为电影《绣春刀II:修罗战场》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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