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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左右两翼明星的“世纪辩论”,似乎没达成人们的热烈预期

“人们原本期待一场火花四射的‘世纪辩论’,结果却是一场亲切友好的意见交流。”

或许没有哪场辩论像多伦多当地时间 4 月 19 日举行的这场更富戏剧性了。首先,辩论的场地不是大学,甚至不是电视台,而是索尼表演艺术中心;其次,尽管一上来就被告知不得起哄,观众们立刻用掌声、笑声和尖叫打破了这条规则,而两位“选手”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幸福:资本主义 vs 马克思主义”,正反双方分别是捍卫自由市场、以“龙虾教授”著称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及全球左翼运动的旗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们分别有 30 分钟的时间作一个综述,再各用 10 分钟回应彼此的观点,最后回答观众提问。

主持人将彼得森和齐泽克称为思想界的两位“巨人”(towering figure)——至少从观众的热情来看,确实如此。门票早早销售一空,二手市场上甚至卖到了 1500 美元,超过了加拿大人热爱的冰球联赛季后赛门票,这一事实令彼得森有些吃惊。看看观众们接受安检的照片,你会怀疑这究竟是两位学者之间的“世纪辩论”,还是一场大型粉丝见面会。

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确是思想界左右两翼的明星。齐泽克可能是斯洛文尼亚这个东欧小国最出名的人,他是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与哲学高级研究员,看家本领是将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用于左翼的文化批判。他对“占领华尔街”有话要说,对《爱乐之城》也有话要说,每当发生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你总是可以期待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这样的左翼媒体上读到他充满火药味的评论。

不知主办方出于何种安排,齐泽克的座位旁摆着一排依云牌矿泉水,彼得森那边则是一排圣培露。和身穿 Polo 衫、曾被抓拍到当街啃热狗的齐泽克不同,彼得森还是标志性的西装三件套,不时用 Surface 记下将要回应的内容,和手捧稿纸、手舞足蹈的齐泽克对比鲜明。

两位学术明星的辩论成了观众的创意来源。

彼得森的本职是心理学家,相信社会等级、性别分工植根于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他鼓励男孩树立自信的“成长课”在 YouTube、播客平台上颇为火爆,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 2018 年 1 月英国 Channel 4 News 电视台女主持凯西·纽曼(Cathy Newman)的专访。当时,彼得森举着“科学”大旗,捍卫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看法,而纽曼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似乎准备不足。一些网民视这场交锋为“政治正确”的失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则用“父权制的监护人”形容彼得森。

然而,当彼得森从防御者变为主动进攻的一方,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谨慎措辞就消失不见了。周五的综述环节,彼得森选择了《共产党宣言》作为攻击的对象。据他所说,《宣言》中存在 10 个致命的错误。考虑到整个陈词只有 30 分钟,留给每个“错误”的论述时间可想而知。

作为政治思想的局外人,彼得森对《宣言》的批判大多是老调重弹。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浮于表面,而没有意识到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生物学“真相”;他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是成问题的,现实中很难区分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未必比资本家的统治更为正当。

彼得森的陈词落脚于一个在他看来有些“奇怪”的地方:既然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所解放的生产力,为什么不能继续采用这样一种最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方式呢?他举例说,非洲儿童的存活率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说明资本主义并不会让穷人变得更穷(一些观众对此报以笑声)。

在接下来的回应环节,彼得森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他借用了丘吉尔的话:资本主义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

相比之下,齐泽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用这个词来制造一种挑衅效果。他也不太信任大众自我解放的能力,而是需要“强迫人们自由”,由此回到了启蒙思想家卢梭,后者比马克思早出生一个世纪。

齐泽克的综述展示了他一贯的博学。他谈到了中国的崛起,谈到了美国所谓激进议题的局限性,甚至谈到了俄国 19 世纪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些复杂的论述最终却指向了一个相当平庸的观点。齐泽克似乎只是比彼得森更强调资本主义需要约束的那一面,或者用彼得森的话说,并没有给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当被问及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强的关联时,齐泽克有些含糊其辞。

“人们原本期待一场火花四射的‘世纪辩论’,结果却是一场亲切友好的意见交流。”著名左翼刊物《雅各宾》(Jacobin)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对于人、对于未来世界,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看法似乎共性大于差异。没有任何一方试图展示一种“深刻的片面”。

齐泽克和彼得森确有颇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不受主流学术界的欢迎,而是通过媒体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读者通常不是学院的同事,而是渴望有所行动、有所改变的公众。一旦他们换上学者的遣词造句,反而会令公众感到无所适从——2013 年,齐泽克首次访华,吸引了众多追星者,但在一场关于拉康的演讲结束时,听众只剩下寥寥 20 余人。

对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粉丝来说,两人出现在这个场合远比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更重要。这和花上千元买一张 SNH48 的演出门票没有本质区别。公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生产的意见,同样可以是消费的对象,可以用来填补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无聊。

事实上,思想界曾经有过一场全程录影的“世纪辩论”,时间是 1971 年,辩论双方是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场辩论有一个同样宏大、但相当清晰的线索:“人性”是否存在?

时隔近半个世纪,欧洲人换成了齐泽克,北美人换成了彼得森,知识换成了意见,“是”与“否”的问题换成了两个标签之间的对决。

《卫报》作者 Stephen Marche 失望地看到,这场“世纪辩论”恰恰反映了当前世纪的问题:我们总是由敌人所定义。彼得森之所以走红,是因为他对“政治正确”的反驳;齐泽克反对的则是学院派的左翼。而他们反对的对象,他们反对的对象所反对的对象,同样受益于“树立一个敌人”。一旦抽走他们否定的东西,剩下的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内容。

也许你还记得,这场辩论的主题词是“幸福”(happiness)。它在 2 个多小时的辩论中几乎消失。


题图来自:Toronto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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