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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社会党到公共博物馆,这是一个荷兰乙方 26 年来的行业观察 | 100 个有想法的人

“设计师是制造可见性的机器”,但问题在于,谁来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乙方在其中又有多大的份量?

如果一个美术馆博物馆要做自我推广,平面设计好像起的作用不大。文化机构对于品牌开发的热衷是近些年的新鲜事,此前,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靠藏品说话。艺术品、艺术家和展览活动,一个馆的价值不言自明。而字体、色彩和包装则让人警惕,这些多变且商业意味浓厚的元素会不会打破艺术的纯粹性。

除了提供一个醒目的 logo 之外,平面设计师还能做什么?1996 年,这个问题摆在了两个荷兰人面前。年轻的设计师 Nikki Gonnissen 和 Thomas Widdershoven 合作,用两人姓名的缩写为名成立了一间名为 Thonik 的平面设计工作室。在为艺术家朋友们提供了一些零星的设计之后,他们总算迎来了第一个大项目,为乌德勒支中央博物馆设计一套新的海报。

他们用五个 C 代表该馆的五个馆藏系列,C 的位置灵活多变,有时分散在扬·范·斯科雷尔文艺复兴风格的宗教画上,有时干脆站在了艺术家鼻尖的正中央。不同于传统艺术圈的高深莫测,这些 C 似乎百无禁忌,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这让人错觉“艺术家也是开得起玩笑的”。

此后八年,人们总能在乌德勒支街头看到这五个 C 的身影。看起来,定期上新的展览预告和服装品牌新一季的产品海报没什么不同,这正是 Thonik 想要打破的壁垒,为什么人们不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定期前往这些文化场所?

“我们想让博物馆在大街上、在公共空间里证明自己,这些文化基础设施是可见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冷门的小圈子的谈资。”

2018 年,Thonik 出版了《设计为何》(Why We Design),在书里他们谈及这个起点项目。二十多年后,全球的文化机构似乎都如他们当初期待的那样,越来越“亲民”。这间驻地阿姆斯特丹的工作室也有了来自全球的客户,欧美、亚洲,甚至拉美。

“平面设计师为什么做设计?我们不太常问自己这样终极性的命题”,Thomas 告诉《好奇心日报》,三月底他们的个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成立 26 年,这个为文化机构服务的乙方想聊聊自己的观察。

Nikki Gonnissen 和 Thomas Widders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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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德勒支之后,2003 年,Thonik 受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邀请,为其设计一套新的视觉系统。这一次他们更大胆。

Thonik 致敬了纽约平面设计师 Lance Wyman 为 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设计的标识,在 Schulbuch 字体基础上变形,去掉了斜线,调整了粗细比和颜色。但这套黑白色的线形文字不再规矩地呆在海报里,而是大举“入侵”展馆四处,人们还将一处中庭刷成了黑白色。

人们对这种视觉冲击将信将疑,有人批评这不亚于在馆藏艺术品上粗暴地盖上邮戳——黑白和线条确实和邮戳相仿。这是“亲民”还是“媚俗”,十多年前,人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设计评论家 Hugues Boekraad 曾分析,这一时期正处于视觉传达的“革命”。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了两种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一种是企业标识,相对静态,因而每次有品牌推出新 logo 都会引发热议。另一种则是媒体宣传,它是当季的、新鲜的,出现在街头巷尾。对于美术机构而言,特别是那些接受了公共财政补贴的机构,更熟悉的是前者。

但随着民营机构的不断出现,一些公共机构也开始尝试新思路,提高大众知名度。这也与政府对文化机构的态度有关。过去欧洲政府强调馆藏,如今更重视公众教育,博物馆的职责不再是修缮和维护老物件,而是讲好一个故事。一些政府甚至将公众教育与博物馆的公共投资挂钩。

“1990 年代后期,荷兰设计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建筑、城市、平面,我们就是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Thomas 称,整个设计行业的繁荣为他们带来了新客户。

如今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的城市标识是三个红色的 X,它们同样出自 Thonik 之手。为此他们彻底废弃了此前 55 套混乱且无法兼容的标识,挑战不在于如何说服公共部门,而是新系统如何和以前的旧符号连接。

Lance Wyman 设计的 1968 墨西哥奥运会标识。图片来自 Lance Wyman 官网
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Thonik 为其设计了 Gif 图
博伊曼斯·范伯宁恩博物馆中庭

这一时期,国际双年展、三年展频出,尚未沦为走马观花的行业派对,Thonik 有了更多发挥空间。

2012 年,第九届欧洲宣言展在比利时亨克城举办,展馆位于一座废弃的矿场内。和中国许多重工业城市类似,矿场与城市的兴衰同轨。

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到达时,这里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土地。他选定的主题是“现代的深渊”(The Deep of the Modern),在破碎的地表之外,你还能看到什么?

Nikki 回忆,亨克城之旅像是一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最后他们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设计。

“Manifesta 9”(宣言 9)的标识分上下两半,上半部分是黑色的实体字,下方则是一道道线,象征将矿工送入矿井深处的升降梯和连接桥,也意味着这场展览希望梳理埋藏在地表以下的复杂脉络。

最终的展览画册和网站则被设计成了一本“地下百科全书”。

第九届欧洲宣言展,Manifesta9 是 Thonik 特别设计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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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通常不考虑‘为什么’,这个哲学命题我们更愿意留给艺术家。虽然我们总是在和客户沟通,但通常都是为了具体的细节。似乎所有人都以为(平面)设计师挥一挥魔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设计为何》这本书的态度则更微妙,我们希望它能鼓励人们跳出来审视我们这个行当。”

“设计师是制造可见性的机器”,Thomas 告诉我,但问题在于,谁来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乙方在其中又有多大的份量?

2006 年,Thonik 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客户,荷兰社会党。

荷兰社会党一直是个政治边缘角色。2002 年,一个反移民的政党被左翼激进分子枪杀,和社会党一样的左派被认为是疯子和极端分子。为了改变公众形象,社会党试图从文化界寻求帮助。

Thonik 受邀参与了一次圆桌会议,会上 Thomas 对原本的标识和竞选口号提出反对意见。最初的标识是一颗丢出去的番茄,设计师还画上了番茄飞出去的轨迹。“这样对抗性的番茄让人有距离感,有暴力性,甚至让人联想到冷战和极权。”

竞选口号同样,最初的版本是“Vote Against, Vote SP”(支持反对的声音,支持荷兰社会党),“但更好的表达不应该是 Vote For Something 吗?”

Thonik 设计了一个新的标识,一颗鲜艳饱满的番茄,可爱,有趣味性。反派成了一种时髦,即便你分不清它会不会导向民粹。

而在之后的另一次讨论中,他们选择了另一个更为聚焦的话题,老年人的“家庭护理”。

话题发起者是议员 Agnes Kant。2000 年以后,荷兰政府考虑在公共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原本荷兰老年人可以享受相对稳定的家庭护理,但由于预算缩减,原本由一个专职人员完成的工作被切割成多道工序,由不同人负责,养老变得毫无隐私可言。

“这就是养老金缩减带来的问题,如果要让一切成本最低,就需要像工业一样精细化分工,把一切切碎。”

“我了解这一切,想让更多人知道,但电视台的朋友告诉我,老人?这个话题一点都不性感”,Kant 无奈养老问题无人关注,为此,Thonik 策划了一个一分钟的视频,拍摄了一位 88 岁的老妇人 Mieke Mink。

Mink 的生活正受到影响,她对着镜头说:“多年以来,Mary 一直照顾我,后来他们说 Mary 太贵了,接着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在那之后,又是另一个陌生人。”Mink 边说边对着镜头脱衣服,直到最后全裸,“我还不如直接对着全国人民的面脱了”。

Thonik 为荷兰社会党设计的新标识

说服 Mink 并不复杂,年轻时她曾是一名演员,还在英国导演 Peter Greenaway 的作品里出演过群众演员。

“在各种政治讨论和大的政策变动中,具体的人往往被抽象的数字取代,生活则受制于预算”,Thomas 称,他们想把权力赋予那些在政治辩论中被认为是抽象概念的人,还原他们的困境。

这则广告播出后引发了激烈讨论,“最初人们以为社会党疯了,为什么要让一个老人对着镜头做这样的事?但后来,人们开始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2010 年,在 Kant 的推动下,新的家庭护理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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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Thonik 第一次进入中国,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名为“力量”的个展,那段一分钟的视频也被公开播放。“你能看到,虽然 Mink 的身体已经很羸弱,但眼神非常有力量!好像充满了愤怒。”

但这段视频未能出现在今年的展览中。“裸体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还是个禁区吗?”Nikki 这样问道,尽管他们已经陆续做了几个中国的项目项目,这个新市场仍令他们好奇。

“荷兰实在是太小了,可以说已经被设计占满了。这里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也还在学习。”

随着欧洲艺术市场的式微,先他们一步跨出去的是他们的老朋友们——建筑师和策展人。从艺术活动的迁徙地图上看,这像是一场“抢滩登陆”。

2008 年的上海展览之后,Thonik 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合作,将汉字“当”拆分成了五条线,形状上和老电厂高耸的大烟囱相似。人们能在网站、海报、宣传物料和衍生品上看到这五条线的变体和组合。“还记得乌德勒支的五个 C 吗?我们又一次用了这个点子。”

Thonik 还亲自下场,作为主角参与展览。如 2015 年的巴西设计双年展中,他们拿出了 28 面旗帜,纪念主办城市弗洛里亚诺波利斯。每一面旗帜上是一处本地建筑的细节特写,从窗户、栏杆到墙壁上的装饰线条。

“通常旗帜是关于群体的,但这次我们想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做旗帜”,Nikki 说,这也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有关,这里曾爆发了第一个大型的公众示威,反对当时巴西的军事政权。示威的发生地就在如今的荷兰领事馆门口。

2015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海报

Nikki 和 Thomas 的行程非常繁忙,最近他们在拉美和印度都发现了有趣的动向。“说不定那里会是新兴的市场。”

深圳是又一个设计师的聚集地。Thonik 曾为 2008 年第 11 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提供视觉设计,当届策展人是美国建筑评论家 Aaron Betsky,他也是 2015 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之一。Thonik 也为这场双年展提供了视觉设计。

深圳“设计·互联”也是 Thonik 的合作方,它的馆长同样来自荷兰,是知名策展人 Ole Bouman。

第九届欧洲宣言展的策展人夸特莫克·梅迪纳是去年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之一,和 2012 年类似,他为上双划定的主题“禹步”(Proregress)仍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历史真的是在前进吗?还是在循环往复?

“我们想做制造‘可见性’的机器”,Thomas 称,“或许可以这样描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看不见的就不存在。”

当然,另一个问题在于,当提出问题的永远是同一拨人,他们的知识结构、所处阶层会不会造成永恒的盲区?


文中未标明出处图片均由 Thoni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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