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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尔士到巴黎,他穿越了欧洲历史黑暗时期的奥德赛之旅

塞巴尔德是二十一世纪的乔伊斯。他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穿越欧洲历史黑暗时期的奥德赛之旅,乃欧洲大陆思想及文学集大成之作,是战后世界最感人至深、最真挚的小说之一。——《泰晤士报》

作者简介:

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1944 年生于德国,  1970 年起任教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2001 年因车祸去世。大器晚成,但名声在死后直线上升,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级别的作家。曾获德国柏林文学奖、不莱梅文学奖、海因里希·伯尔文学奖、海涅文学奖等,代表作有《移居者》《眩晕》《土星之环》《奥斯特利茨》等。《奥斯特利茨》是其最具野心的著作,在其中,他充分地直面时间的主题。 

书籍摘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有时候是为了去做研究, 有时候也是出于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的缘由,我从英国出发,多次前往比利时,有时候只待上一两天,有时候又待上几个星期。我感到这些前往比利时的学术旅行往往把我带到十分遥远的异国他乡。在这样的一次学术旅行中,我在阳光灿烂的孟夏的一天,来到一个之前只闻其名的城市——安特卫普。刚一到达,当车驶过那座两旁建有奇特尖塔的高架桥,缓缓进入光线昏暗的车站大厅时,我便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后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当时在比利时度过的全部时光。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简直是晕头转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走,穿过城内, 走过耶路撒冷大街、纳赫特加尔大街、佩利肯大街、乐园大街、伊默塞大街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大街小巷 ;最后, 我受到头痛和令人不快的想法折磨,躲进位于阿斯特里德广场、紧挨着中央火车站的动物园里。在那里,我坐在一个状似鸟笼、可供鸟儿飞翔的鸟舍背阴处的一张长椅上,一直到我感到稍微好一些。在鸟舍里,有无数长着彩色羽毛的燕雀和黄雀唧唧喳喳,飞来飞去。在已经接近中午时,我漫步穿过公园,最后还向几个月前才重新开放的夜间动物园里瞧了一瞧。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习惯那种人为的半明半暗,才能认出各种各样的动物来。这些动物在安装上的玻璃后面,过着它们那种映照着惨淡月光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我在安特卫普夜间动物园里看见过什么样的动物,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也可能是来自埃及或者戈壁荒漠的蝙蝠和跳鼠, 也可能是本乡本土的刺猬、雕鸮和猫头鹰,还有澳洲负鼠、松貂、睡鼠和狐猴吧。这些动物在那里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在浅黄色的沙质土壤上忽东忽西,一闪而过,要不就是在一片竹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 我真正能够回想起来的,只有浣熊。我久久地观察浣熊, 看它神情严肃地坐在一道小溪旁,一而再再而三地清洗着同一片苹果,仿佛它希望通过这种远超任何理性范畴的清洗,就能逃出自己所在的这个虚幻世界,而可以说, 这并非它自己的过错。关于那些栖息在夜间动物园里的动物,我只记得,它们当中有一些动物有着引人注目的大眼睛,有那种目不转睛、凝神审视的目光,恰似人们在某些画家和哲学家眼中见到的那种目光。

这些画家和哲学家凭借大量的观察和成熟的思考, 试图看透弥漫在我们周遭的黑暗。另外,我当时脑海里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真正的夜色降临,动物园对参观者关上大门时,人们是否会给夜间动物园里的这些动物打开电灯,好让它们在自己那个颠倒过来的袖珍宇宙中,在白昼开始时,总算勉强能够平静地沉入梦乡。—— 夜间动物园内部的这些情景,在我若干年的记忆中,都同我所记得的安特卫普中央火车站那个所谓的中央大厅里的情景犬牙交错,混在一起。如今,每当我试图想象这个候车大厅时,我眼前就立刻会浮现出这个夜间动物园,而每当我想起这个夜间动物园时,我就会想到这个候车大厅,也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个下午从动物园出来就直接走进了火车站,或者更确切地说,首先是在车站前的广场上站了一会儿,仰望这不同凡响的建筑物的正面吧。对于这座建筑物,我在到达的那天早上只是稀里糊涂地望了一眼。可是我现在看到,这座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庇护下兴建的建筑物早已超出了纯粹的实用目的。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个生满铜绿的黑人男孩。这个男孩同他的单峰骆驼作为非洲动物和土著世界的纪念碑,一个世纪以来独自高高耸立在火车站正面左侧的一座建筑物的钟塔上,直插佛兰德云天。当我跨进这座由一个六十米高的穹顶架设而成的中央火车站的圆顶大厅时,也许是由于参观动物园和看见那头单峰骆驼,我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昔日曾经金碧辉煌,现在自然已是破败不堪的休息厅里,想必会有一些嵌进壁龛中的大理石狮豹笼子和一些放养鲨鱼、章鱼和鳄鱼的水族馆吧,恰似人们反过来在某些动物园里可以乘坐小火车,进行所谓的地球尽头之旅。可能就是这种类似的想法,让我在安特卫普油然生出一种感觉: 这个如今据我所知是用作职工餐厅的候车大厅,好像是另一个夜间动物园,这种奇怪的混淆可能正是我跨进候车大厅时,太阳就落到了城市屋顶后面的结果。房屋正面半明半晦的巨型壁镜上,闪闪发亮的金光和银光尚未消失殆尽,这时,阴曹地府般的暮色已经弥漫大厅。在候车大厅里坐着几个旅客,他们相距甚远,一动不动, 默然不语。与夜间动物园里的那些动物相似——在这些动物当中有数量可观的矮小物种,有身子矮小的耳廓狐、跳兔和仓鼠——不知怎么搞的,就连这些旅客在我眼里都变得矮小了,可能是由于大厅屋顶太高,或者是由于暮色渐沉的缘故吧 , 我如此设想,因此一种荒唐的想法便在自己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们这些人是一个人口减少、被逐出家园,或者业已消失的民族的最后的成员, 因为在所有人当中,只有他们才得以幸存下来,所以具有与动物园里那些动物同样的满面愁容。

在火车站中央大厅里候车的旅客当中,有一位旅客就是奥斯特利茨,一个当时——在一九六七年——有一头颜色淡黄的奇特卷发、显得几近青春年少的男子,宛若我只在弗里茨·朗的电影《尼伯龙根》中的日耳曼英雄齐格弗里德身上才见过的那样。当时在安特卫普,正如我们后来每一次见面时,奥斯特利茨穿的都不外乎是沉甸甸的旅游靴,一种用褪色的蓝薄印花布做的工装裤,以及一件虽是量身定做,式样却早已过时的西装上衣。撇开这种外貌不说,他同其余旅客的区别还在于: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并非无动于衷、独自出神的旅客,而是在忙于绘草图和速写。很明显,这些草图和速写与这个金碧辉煌的大厅有关。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大厅,在我看来,应该是为一次国家庆典,而不是为等候接上下一趟开往巴黎或者开往奥斯坦德的列车才建造的。当他不是正好要记下点什么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往往就会长时间地集中到一排排窗户、有凹槽的壁柱或者室内建筑的其他部分和细节上。有一次,奥斯特利茨从他背包里取出一部可以拉出皮腔的老式军旗牌照相机来,拍了好些这当儿尚未完全黑尽的镜子的照片。

可是迄今为止,我还未能从他在一九九六年冬天我们重逢后不久交托给我的大量照片(大多数未经整理)中找到这些照片。当我终于走向奥斯特利茨并问起他为何会对候车大厅有着如此显著的兴趣时,他对我的直言不讳丝毫不感到奇怪,立即就毫不犹豫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就像我经常发现的那样—— 那些单独旅行的人,在好几天连续的沉默之后,会很乐意与人交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时不时地就准备对一位陌生人毫不保留地敞开心扉。但当初在火车站中央大厅时,奥斯特利茨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关于自己的身世和人生历程他此后也谈得不多。我们那次在安特卫普的交谈——之后他有时会如此称呼,与他那令人惊讶的专业知识有关,主要是关于建筑史的,而且这就是我们当晚谈话的主题。那天晚上,我们一同坐在餐厅里,正对着这个巨型圆顶大厅另一侧的候车大厅,直至午夜时分。火车站餐厅宛若候车大厅的镜像一般,与它的全部设施一模一样。在餐厅里,夜深人静时还在那里逗留的寥寥无几的顾客逐渐散去后,就只剩下我们同一个孤独的利口酒酒鬼和那位餐厅女招待了。这位女招待端坐在卖酒的柜台后面,把腿放在酒吧的高脚凳上,跷着二郎腿, 聚精会神地修着指甲。对于这位把染成金黄色的头发盘成一个鸟巢形状的女士,奥斯特利茨路过时评论道,她就是昔日时光之女神。在她身后的墙上,在比利时王国的雄狮国徽下面,作为这家餐厅的显著特色,有一个硕大无朋的钟。在这个大钟曾是镀金的,可是现在却被火车煤炱和烟草烟雾熏黑的钟面上,那个大约有六英尺长的指针仍在走动。每当谈话出现停顿时,我们俩都注意到,一分钟流逝的过程简直久得遥遥无期,而每当指针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后颤,隔开未来一个小时的下一个六十分之一时,几乎使人的心脏都要突然停跳一下,我们都能感到这个形同正义之剑的大钟指针的移动有多么可怕——尽管我们一直期待着它每一次向前跃出的那一刻。

奥斯特利茨是这样开始回答我那些关于安特卫普火车站发展史的问题的:十九世纪行将结束时,比利时这个在世界地图上几乎无法辨认的灰黄斑点,随着它的殖民活动在非洲大陆上蔓延开来。在布鲁塞尔资本市场和原材料交易所赚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钱后,比利时公民受到极端乐观主义的鼓舞,认为他们这个长期遭受外国统治的凌辱、四分五裂、纷争不断的国家,如今正要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大国,在那个现在早已过去,却又决定着我们迄今为止的生活的时代里崛起。这时,利奥波德国王——在他的庇护下,比利时取得了看来是连续不断的进步——个人的愿望是:将现在一下子拥有的、可供支配的那些绰绰有余的金钱,用于大型公共建筑物的兴建, 这会给他那蒸蒸日上的国家带来世界声誉。在这样一些由最高主管机关着手实施的规划中,有一个就是佛兰德大都会中央火车站,它由路易·德拉桑塞里设计,在经历了十年的计划和建造期之后,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君主的见证下投入使用。我们现在就坐在这个车站里,奥斯特利茨说。利奥波德给他的建筑师推荐的样板就是卢塞恩的新火车站,那个戏剧性地在高度上超出一般铁路建筑物的圆顶尤其使他震撼,这是德拉桑塞里受到了罗马万神庙的启示,而在自己的设计中付诸实践的方案。

奥斯特利茨说,这种惊人的式样即使在今天也能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在进入门厅时,就会像其意图达到的那样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仿佛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为世界贸易和世界交通建造的主教座堂。德拉桑塞里主要借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宫殿,奥斯特利茨说,但是它同拜占庭和摩尔人的建筑也有相似之处。很可能我自己在到达时就已看到那些用白色和褐色花岗石砌成的圆形塔楼了。这些塔楼唯一的用途就是:在旅游者心里唤起对于中世纪的联想。德拉桑塞里这种本身就滑稽可笑的折中主义在中央火车站里,在它那门厅里的大理石楼梯和月台的钢铁与玻璃顶棚中,将过去与未来结合了起来。奥斯特利茨说,事实上这种折中主义就是一种从逻辑和形式上接近新时代的手段。与此配套的还有,他接着说,在安特卫普火车站里,就如在罗马万神庙中那样, 座位按照众神从上面俯视参观者的视角,尊卑有序地陈列着十九世纪的诸位神祇——采矿、工业、交通、贸易和资本。


题图为温弗里德·塞巴尔德,来自:u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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