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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火器战争在这其中起了多大作用?

中国发明了火药和火器。而在19世纪,西方是如何超越并击败中国的呢?《从丹药到枪炮》对于研究、解决这一未解之谜是不可或缺的。——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

作者简介:

欧阳泰(Tonio Andrade),埃默里大学东亚系主任、教授。耶鲁大学博士,师承汉学宗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欧洲史宗师帕克(Geoffrey Parker),海外中国研究权威。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全球史以及殖民主义比较研究。对中国军事,尤其是热兵器(火铳、火炮、火枪等)有深入研究。著有《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

书籍摘录:

导言 中国过去的军事样态(节选)

“中国是头睡狮。当它醒来,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拿破仑这句话近来常常被引用,接下来往往就要说,这头睡狮现在已经苏醒。中国人有过保证,他们国家的崛起将是“ 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但世界仍然两股战战。拿破仑的预言看来是要成真了。

但他的预言是在 1816 年做出的。这头狮子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醒来呢?一开始它为什么会睡着呢?中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国力最强的国家。它是怎么丢掉了优势,让位于西欧的暴发户国家的呢?或者这么说,那些欧洲的边缘国家,是怎么在 1500 年之后一跃而起,成为世界主导的呢?

这些都是世界史上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它们催生了无数答案和争论。几乎所有的文献都着眼于经济方面。 所以相较于过去,今天的我们知道了中国和欧洲的工资水平、人口出生率、农业生产力等方面的很多知识,却对拿破仑真正意指的那方面了解不足:战争。他的预言其实是在回答他爱尔兰医生的问题:如果英国人进攻中国,会如何。这可不行,拿破仑说,因为中国人一旦被唤醒,“ 会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找到工匠,他们会建起船队,花一些时间,击败你”。英国人最终真的进攻了中国,后者也确实获得了工匠和谋士。中国后来的现代化道路比拿破仑预想的漫长,但革新者在改革途中确是以军务为重。至今如此。

本书聚焦于战争,考察中国和西方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本书也假设,我们能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到一种军事模式,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周期性的兴衰。本书不仅着眼于中国,而且有意把亚洲、欧洲的军事史也纳入讨论;不单追问为何中国被西方越落越远,还要追问为何西方和东亚分流改道。欧洲的军事发展并非一条简单的轨道,中西两方都互有影响。

贯穿本书的主题是火器战争。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火药革命的影响,但大多关注的是西方。说不定你就听过这个错误但随处可见的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没有把它用于战争。这一文化迷信仍在一些学术著作中广泛流传,甚至中国人自己的著作也这么说。实际上,早在此技术传入西方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及其邻国就研究了火药的多种用途, 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然而,人们往往对火药的亚洲起源视而不见, 而多去研究现代早期(公元1500年—1800年)的火器战争。 历史学家认为,第一批火药帝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正是这一时期的“ 火药革命”和“ 军事革命”让欧洲的封建结构改天换地,为西方主宰全球奠定了根基。

但事实上,自公元 900 多年火药第一次用于战争起,火药时代开始,到公元 1900 年左右被无烟火药取代,火药时代结束,前后长达千年。考察这整个过程有益于回答或至少厘清,西方是如何崛起的,以及中国又是如何“停滞”的问题。

对于欧洲的活跃发展和中国的停滞不前,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解释理论,那就是“竞争国家体系”的范式。这个理论是说,欧洲国家间的敌对关系迫使它们改进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而集权式统一的中国拒绝尝试和创新,终于裹足不前。这个理论和社会科学本身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并内含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今天它更是无处不在,在贾雷德·戴蒙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大卫·兰德斯、杰弗里·帕克等观点各异的作家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它的踪影。中国学者也一样,他们根据这个模型,认为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缺乏竞争中的欧洲国家那样的发展动能,虽然他们中一些人也认为缺乏竞争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

当然,任何一个学习中国史的学生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不乏战争,还有各地域之间的竞争。“中国”这个暗示了国家统一状态的特定词汇,实际上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是缺位的。最著名的分裂时代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许多学者都把这一时期明确地和欧洲近代相比较,认为这两个时期有相似的军事和政治发展。比如,伟大的杰弗里·帕克在他的《军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一书开篇就讨论了中国的战国时代,认为它和欧洲近代一样,连年战争让国家权力集中,在军事战法、技术、组织和运输方面都有创新的发展。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战争和内斗的时代,然而学者总是忽略这一事实,夸大中国统一帝国的属性。本书的假设就是,这些时期对于理解世界史是至关重要的。

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中西的样态就有显著的不同了: 欧洲经历了一连串激烈的战争,而中国的战争数量下降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是战争中的相对安宁—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平靖时期”,从 18 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 1839 年。这一时期绝少战争,朝鲜和日本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形。清史专家正确地指出,这一时期也发生过重大的武装冲突, 1800 年左右更是有一些格外严重的内乱,但对外战争几乎绝迹。数据显示,在平靖期间,就算是有武装叛乱,相较 1200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也都不太常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虽然欧洲的 18 世纪要比17 世纪有更长的和平时间,但 18 世纪的战争更加激烈,尤以 18 — 19 世纪之交震撼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最。那么也就无怪乎在平靖时期,中国的军事革新停滞不前,而欧洲突飞猛进,后者在大威力的新式火炮、火枪、军队组织结构和战术上都取得了进展。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早期军事大分流发生之时,正好也是中国给西方人留下庞大落后、裹足不前印象的时候。查尔斯·狄更斯在参观了一艘中国舰船之后留有此说:“ 第一艘中国帆船就照此型而造,几千年过去了,最新下水的中国帆船依然如是,直有负千百年的时光。”

中国沉稳而老旧,似乎给活力迸发、正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西方以负面的形象。今天,一些学者仍在发表和一个半世纪前的狄更斯同样的争议言论,比如:“ 在唐宋(618—1279)的早熟之后,(中国)再无积累性的创新。”

在后文中我们会看到,1279 年以后,中国仍有不少积累性创新, 但本书不是要完全抛弃停滞理论,而只是要更加精确地表述它。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只有两个阶段发生了停滞:1450 年到1550 年是轻微的停滞,1760 年到1839 年是显著的停滞。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解释这两段军事停滞的原因时必须小心谨慎。传统主义学者爱把停滞归罪于深层文化和制度上的特性。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守、封闭所苦,受文化自大心理和儒家之害。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观点出自保守派的学者,他们多数信奉“ 多元文化主义会摧毁西方各国的独特性”,实际上类似看法在军事史著作中大为流行。比如,最近有另一本关于火药的出色著作,其作者写道:“ 朝堂之上的中国人认为火药技术是件低贱、喧闹的脏活儿。火枪有用这一点并不重要,和西方人不同,他们认为有用并非是高于一切的价值。”另一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军事史的作者写道:“ 中国的统治官僚阶层……本质上保持了疏远,战争技术并不入他们的志趣。”甚至以全球史角度切入的学者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世界史中的战争》(Warfare in World History)一书告诉我们,“中国不愿意对新技术做过多的试验,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打乱儒家对社会和国家所做的秩序安排”;《战争世界史》(World History of Warfare)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言论。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到相同论述,包括报纸、杂志。

不过,我们在后文中就会看到,中华帝国的君主和官僚对火药和火器是非常着迷的,他们大力创造、改进和革新,其中就包括当时最著名的儒家学者。这些学者研究火器,测试武器,试验产品,尝试设计使用它们的战略、战法,并详细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一旦外国人— 比如越南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拥有了更有效的技术,中国人都要对其进行研究和改进,且往往殚精竭虑,不计代价。

图表1 欧洲和中国战争年表。实线表示中国,虚线表示欧洲。数据来源于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史》,卷二;以及杜普伊,《军事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

中国历史上只有某些时段是不鼓励军事革新的,1760 年到1839 年的大清的平靖时期是个显例。在这一时期,儒家学者理所当然地把精力集中于非军事事务上。当1839 年战争再次降临中国时(19 世纪中叶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儒家又一次站在了军事革新的最前端。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人们以为的更为卓著。

我绝非要把 19 世纪中国孱弱之谜题简化为战争的频率问题。战争只是众多变量之一,其他的变量还有民族摩擦、笨重的政治结构、党争、非同以往的强大外敌等等。我们同样不能舍弃的是汉学家们用于解释中国显著停滞之谜的其他许多模型:伊懋可(Mark Elvin)的农业停滞模型、邓刚(Kent Deng)复杂的结构平衡模型、中国缺少活跃中产阶级的经典理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伟大学者李约瑟的观点)、王国斌(R. Bin Wong)和琼-劳伦特·罗森塔尔非凡的地理政治竞争、资本和劳工模型等等。

同样,我也不能看低传统学者喜欢的文化解释,尤其是涉及科学之后。虽然当前许多学者不重视经济大分流(Great Economic Divergence)中的实验科学因素(它们喜欢站在修正主义辩论的两端), 但是证据告诉我,科学在军事大分流中充当了关键因素。传统主义者关注科学是对的,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他们关心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因素—法律体系、财政结构、金融体系、市政管理、教育体系等等。我们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做更多的比较工作,东亚史的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非常有意思的探索。

除此之外,地理政治不稳定的水平—如果你愿意拿战国时代来举例的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史中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欧洲的国家体系可能是超出一般的稳固和持久,但军事竞争的态势在中国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确实,一个把全球国家视为战国的有趣观点是,系统地采用大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的现代化,不是在 19 世纪突然降临东亚的。正如其他学者假设,那是一个长期的、深刻的过程。第一批火药武器是公元 900 年到 1300 年东亚诸国在战争中互相习得、演化出来的。它们流出了东亚—可能是被交战中的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军带走的—于 1320 年左右在欧洲生根,然后迅速开枝散叶,反过来出口回中国。明朝在16 世纪早期起用了葡萄牙人的火炮(cannon),中期起用日本和葡萄牙的明火枪(arquebus),到了 17 世纪又起用先进的西方火炮(artillery)。一位学者称,使用这种火炮是中国的第一次“ 自强运动”。这种做法确实卓有成效,中国火炮技术在某些方面领先了欧洲火炮。火枪帮助中国军队击败了欧洲 17 世纪的两大帝国—荷兰和俄国。不独中国, 从马拉喀什到江户,世界诸国采用新技术,革新新技术,互相传播着技艺。

要求进一步现代化的观点启发了中国,他们终于在现代开始寻求现代化了。中国19世纪的自强运动总体上是被看作失败了的,但是实际上, 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实行现代化改革最成功的两个国家。人们很容易把亚洲的现代化看作是“ 追赶”,虽然他们正在缩小差距,但是欧洲人自己也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国家都在追赶英国,并且随着变化愈烈,每个国家都拼命保持着和对手的实力对比。就是 19 世纪科技领域独步世界的大英帝国,也同样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

诚然,欧洲国家占得先机,但中国和日本的军事能力迅速赶了上来。日本的巨大成功显著地体现于 1894 — 1895 年的甲午战争当中。它击败了中国,但它的胜利与其说得益于超卓地掌握了蒸汽动力、熟稔了枪炮和战舰的制造(中国人首先造出了蒸汽轮机, 19 世纪 80 年代造的战舰都比日本更加精良),倒不如说是归功于中国的政治瘫痪。晚清的中国古旧老朽,而日本活力高效。打败中国十年后,日本又击败了另一个生锈的帝国—沙皇俄国。日本舰队中还有十年前缴获的中国舰船。

中国在现代的虚弱很显然不仅仅体现在 1895 年败给日本,而更体现在 1850 年之后近一个世纪无止无休的消耗战中。这些不应被视为现代化失败的症候,而是一个古老主题的最新变奏:改朝换代的震荡。这种震荡无一例外伴以高频、激烈的战争,内部的叛乱,外来的侵略。改朝换代同样也伴随着军事、技术和政治制度的革新。

任何情况下,军事现代化的动力都不该被狭隘地理解为西方化。世界史上的这一进程为火药时代的所有国家留下了痕迹,不仅仅是欧亚大陆遥遥相望的东西两端,它们中间的部分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虽然本书不会考察它们。我只想勾勒出一个二元框架,以期它为一部真正的全球军事史做出贡献。

我们的故事始于中国历史上最迷人的时代之一——分裂的、生机勃勃的宋朝。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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