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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落户纽约的争议,预告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扩散的隐忧

究竟什么才是扩张繁荣的最佳方式?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促使亚马逊放弃在纽约市建立新总部的政治抵制行为,是进步派为建立新经济议程投下的试金石:他们想要终止那些奖励和纵容富人的不公平税收政策

但此举也暴露出一个政治弱点:人们不清楚他们提供了何种替代性策略来鼓励经济增长,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出亚马逊曾承诺将为该市带来的数千个就业机会。

这场冲突造成的影响不仅波及纽约,还很可能会成为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全国性辩论的核心议题:究竟什么才是扩张繁荣的最佳方式?

纽约州长安德鲁·M·科莫(Andrew M. Cuomo)朝一些民主党同僚开火,批评他们将“本州的经济未来”置于危险之中。党内外其他人士则认为,这个失败的项目恰好能证明左翼不懂如何推动经济增长。高盛的资深主席劳埃德·布兰克芬(Lloyd Blankfein)在 Twitter 上抨击了民主党进步派,称他们既在“反进步”,也在“反民主”。

上述观点符合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长期主张并加以普及的强势论述,也正如时任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 2006 年所说:民主党政策制定者变得“更痴迷于切分经济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亚马逊的撤退是一个好机会,既可以让他们心爱的刻薄言论卷土重来,还能把渴望增加“征税和支出”(tax-and-spend)的民主党人定位为“就业杀手”。他们认为,为投资者和企业主降低税收,才能够促使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和分配财富。

去年 11 月底,曼哈顿一家亚马逊商店外爆发抗议活动。为了吸引亚马逊在纽约建立新总部,纽约为该公司提供了近 30 亿美元的补贴。图片版权:Jeenah Mo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进步派而言,阻挠政府为一个市值达 1 万亿美元的科技巨头提供税收优惠,是在努力打击他们觉得早已破产的经济政策,让它更加名誉扫地。他们认为,工人和政府的地位被一再贬低,但他们才应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众多政客反对亚马逊在纽约落户。其中,代表皇后区(即亚马逊新总部所在地)的新晋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意见颇大,而她的看法和几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经济主张不谋而合。比如,佛蒙特州(Vermont)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经常抨击企业掌管着巨大权力,同时他们也对偏袒富人的减税激励政策表示不满。

沃伦认为,亚马逊事件中的国家补贴是一种“纳税人贿赂”。桑德斯则表示:“这简直就是在操纵经济。”纽约本计划将向亚马逊提供近 30 亿美元的补贴,而该公司去年实际的纳税税率是联邦企业税率(21%)的一半。

与此同时,几位总统参选人都对有助于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政策表示支持,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订立保证支付加班工资的规定以及进行大量公共投资等。左翼民主党人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方案,比如免费上大学、联邦就业保障、重组国家能源使用的工业计划以及提高对富人的征税等。

近年来,研究机构和大学里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家和积极活动人士颇有兴趣制定一套新政策来取代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该学说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市场对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的调节作用,译注)和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式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译注),他们的观点为上述想法奠定了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即将出版一本关于 21 世纪经济增长的著作。他表示:“市场和集体行动之间的互动形成了社会的繁荣。”比方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首先得到政府的资助,然后再由私营企业推向市场。

斯蒂格利茨指出,这是关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另一种解读,需要民主党更加直言不讳地阐释清楚。他还认为,无论是加大竞争、降低富人征税,还是放宽金融监管,全都未能兑现他们推动经济增长和广泛提高收入的承诺。

今年一月底,亚马逊的支持者站在纽约市政厅前的台阶上。图片版权: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是一位西雅图的风险投资家,也曾是亚马逊的早期投资者,他现在是一名进步派活动人士和作家。他认为,涓滴理论应该被一种新的理论所取代,而这种理论被他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的前顾问刘柏川(Eric Liu)称为“自中辐射经济学”(middle-out economics)。

“我相信,为了创造财富和繁荣而生的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技术,”他说,“但是,我们混淆了有利于少数资本家的狭隘短期利益与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利益。”

哈诺尔表示,那种认为要为富人减税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中产阶级繁荣景象的观点,“既是错误的,也是落后的”。他还指出:“中产阶层的蓬勃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推手。”

这些想法引发了外界关注,在 2020 年大选前夕更是对工人的财富给予了直接关注,并支持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分配财富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这种方式借鉴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时代的政策。也正因如此,政客有意效仿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把有关改变气候变化的计划命名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该计划有好几个版本,而众议院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埃德·马基(Ed Markey)主张的方案涉及“一项工作保障计划,以此确保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一份能赚取生活工资的工作”。

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数个月里,前总统奥巴马推动过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刺激方案——2009 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并为交通、技术和能源项目投入资金。尽管该计划的规模比某些左倾民主党人设想的要小,但它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增加公共投资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并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

当失业率稳定在较低的 4% 时,这些政策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造成该党各派系之间关系紧张的根源。民主党人过去曾在经济疲软期推行这种刺激措施,但进步派提出的具体建议,无论是免费读大学还是财产税,都会让一些民主党人的脸色变得煞白。

今年一月,纽约市议会财政委员会正在举行有关亚马逊总部落户的听证会。图片版权:Hiroko Masuike/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民主党人承认,政界和商界领袖容易过于狭隘地重视自由贸易等促进增长的政策,没有对下岗工人等困难人士给予足够的关注。2016 年,特朗普抓住这一问题,成功地推动了他的竞选活动。

雅各布·莱本卢夫特(Jacob Leibenluft)曾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总统期间负责领导经济政策团队,如今他是自由派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主导政策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他表示,“规划经济是为了让工人拥有更多权力,让他们获得公平的工资和安全的生活水平”,如此一来,他们才不会被企业权力所压倒。

现在,民主党的中间派和自诩为实用主义者的人士也普遍赞同,对于过去几十年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要进行批判——特别是因为,以往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大家还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政府需要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应该提高征税、投资公共机构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分配收入。

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奥巴马时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奥巴马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是民主党的两大顶梁柱。他们均呼吁,要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领域投入大量公共开支,以此解决经济缓慢增长和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

“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福尔曼说。上个月,他与萨默斯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在削减赤字之前就需要实施此类政策的文章。“如果产生更多支出,就必须得多征税。”

对于许多民主党人而言,早就应该变得更加激进。但与此同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于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低点。

仅有 18% 的美国人相信,联邦政府“几乎总是”或“大部分时间”在做正确的事情。


翻译:熊猫译社 Emily

题图版权:Benjamin Nor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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