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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内森·格雷泽去世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格雷泽在分析事物时看重的是客观事实而非善意。与此同时,他对事实所能反映出的事物本质却持有谦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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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 月 19 日,美国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家中去世,享年 95 岁。晚年的格雷泽被视为是一名新保守主义者,这是人们对幻灭的自由主义者的称呼。

他的女儿莎拉·格雷泽·赫都里(Sarah Glazer Khedouri)证实了他的死讯。

半个多世纪以来,格雷泽就种族、族群、移民和教育等争议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为一系列专业期刊和流行杂志撰稿,撰写及编辑了十几本书。他曾经说过,他的工作往往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但他是那种积极参加会议并且大声发言的人。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与其他作家合著了两部在探讨美国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开创性见解的书籍:1950 年与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和鲁埃尔·丹尼(Reuel Denney)合著了《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63 年与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合著了《熔炉之外》(Beyond The Melting Pot)。他后来的作品还有:1997 年的《我们现在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以及 2007 年的《从社会事业到风格的形成:现代主义建筑与美国城市的相遇》(From a Cause to a Style: Modernist Architecture’s Encounter with the American City)。

他还担任过《评论杂志》(Commentary)、《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以及道布尔迪铁锚书系(Doubleday Anchor Books)出版社的编辑。他曾为总统出谋划策,负责处理有关城市事务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并在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学职务。去世前,他还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内森·格雷泽的父母是华沙犹太移民,他在 1923 年 2 月 25 日出生于纽约市,早年生活在东哈莱姆区(East Harlem)。他的父亲路易斯(Louis)是一名制衣工人,母亲蒂莉(Tilly)是一名家庭主妇。内森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一家挤在一套四居室的公寓里。在他 10 岁那一年,全家搬到了东布朗克斯区(East Bronx)一套更宽敞的公寓里。

格雷泽对城市事务的兴趣直接来源于他的个人经历,他接受的教育也对他后来的想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生活过的东哈莱姆住宅区,四周竖立着高架列车的钢铁支架结构,附近没有树木,也没有绿化带。格雷泽曾经说过,这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几个街区之外就是中央公园,在那里小格雷泽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尘垢,可以在草地和林地间自由奔跑。对他来说,这个公园是童年时代的“乐园”。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一些城市规划人员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设想——在拥挤的纽约城里保存一块田园式休憩场所——提出质疑时,他站出来为奥姆斯特德辩护。

格雷泽于 1940 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学习,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末期,学院的男性学生群体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当时学院只录取男性学员)。这些犹太学生有很多加入了与美国主流社会对立的左翼派别,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格雷泽从支持工会主义的父亲那里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持有反共主义观点,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加入了一个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参与了组织报纸的编辑工作。

1944 年毕业后,他在《当代犹太人档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找到了一份工作,也就是日后的《评论杂志》。格雷泽来自一个“狭隘的小天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 19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生活就像是婴儿离开了“子宫”。

在 1948 年的总统选举中,他将选票投给了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而不是民主党人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

对美国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的两派思想家深刻地影响着格雷泽的观点。一派是纽约左翼知识分子,这些作家以《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还有《纽约书评》为阵地,把左翼政治和现代主义美学结合到一起。《党派评论》作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格雷泽的早期创作产生了影响。杂志的另一位撰稿人、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还帮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在《评论杂志》工作时,格雷泽的交际圈逐渐扩大。像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和欧文·豪威(Irving Howe)这样小有名气的作家经常去办公室找他讨论问题。在格林威治村的聚会上,他遇见了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比如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还有《党派评论》编辑菲利普·拉霍夫( Philip Rahv)和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格雷泽说,这些人似乎是“工作在知识界的最前沿”,他们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现代主义艺术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

格雷泽说:“那时候我们有讲不完的话题。”但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局外人,是这些聚会的“初级成员”。“我更像是一个追随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格雷泽在转向新保守主义的时候,走了一条近乎典范的道路。在整个 1950 年代,甚至是在 1962-63 年他为肯尼迪政府房屋住宅金融机构( Housing and Home Finance Agency)工作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激进分子。但是,正如他的老朋友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所说,如果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洗劫”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格雷泽就是那个吃到当头一击的人。

1963 年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当时爆发了轰动一时的 1960 年代学生运动。他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支持旨在帮助穷人的社会政策。起初他同情学生抗议者,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变得更加极端——“无政府主义”(nihilistic)是格雷泽用来形容他们的词语。他因此抛弃了抗议学生和自己的左派过去,走向了他认为得之不易的实用主义,但人们却认为这是一种受现实刺激而产生的保守主义(reactive conservatism)。

1965 年,格雷泽成为了《公共利益》的原创撰稿人。这本杂志由克里斯托和其友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共同创立,是一份以现实经验为依据的政策期刊,并针对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在 20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本刊物凭借其充满智慧的评论成为了新保守主义阵营里最令人敬畏的出版物。格雷泽与克里斯托从 1973 年至 2005 年杂志停刊,一直担任刊物的编辑工作。

格雷泽的第一任妻子是露丝·斯洛特金(Ruth Slotkin),这场婚姻以离婚告终。他的第二任妻子苏罗查纳·蕾哈万(Sulochana Raghavan)目前还在世。他在第一次婚姻中育有三个女儿,她们分别是:莎拉·格雷泽·赫杜里(Sarah Glazer Khedouri),伊丽莎白·格雷泽(Elizabeth Glazer)和索菲·格雷泽(Sophie Glazer),他还有七个孙辈,以及两个曾孙。

在 1970 年代反对强制性校车制度和平权行动的斗争中,格雷泽于 1975 年发表了《平权歧视》(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这份声明对于新保守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政府强制实行种族平权的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新保守主义一派的早期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彼得·斯坦菲尔斯(Peter Steinfels)在 1979 年出版的《新保守主义者:正在改变美国政治的人》(Neoconservatives: 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一书中着重介绍了格雷泽的主张。

格雷泽从来都不是一个忠实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不喜欢这个标签,在外交政策上,他总是称自己“略微左倾”。当他反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政策时,并不是像传统保守派那样,出于对政府本身的反感,而是对公共项目能够达到的效果表示怀疑。

他还在 1988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政策的局限性》(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的书籍。

他说:“在大多数公共政策领域,我认为自己更讲究务实性,而不是偏向左派或右派。”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格雷泽在分析事物时看重的是客观事实而非善意。与此同时,他对事实所能反映出的事物本质却持有谦虚的态度。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短语:“我不确定”、“我们还没有相关的知识”和“我不知道”。

这意味着,受到非意识形态思潮影响的格雷泽可能会改变主意。例如,在他关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作品中,他的态度从早期对现代主义饱有热情,到后来的“逐渐觉醒”。

他说:“最终,捍卫激进的现代主义成为了普通人无法理解的精英阶层的工作。”

在 1990 年代,格雷泽认为他在《平权歧视》中所提出的种族融合进程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在之前撰写声明的时候对美国的种族进步感到沾沾自喜。

一旦他得出公共教育需要某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结论,他马上屈从于他所认为的必然结果:“在今天的美国校园中,即使是做到不偏不倚,以专业的角度来为学生制订课程,也会将教学重点放在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以及种族和族群的问题上。”

以格雷泽为例,多元文化主义者似乎是新保守主义者经过了现实生活“洗劫”后的产物。

他的前盟友很不高兴。一位研究新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在 2005 年写道,格雷泽“背叛”了这项运动。

然而,格雷泽在政治主张和政策态度方面的转变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总是悲观地看待政府计划的成效性,因此对许多社会政策持批评态度。“我知道我在反对什么,”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一丝满足感,而是满怀悲伤。如果说他的怀疑主义迫使他把以前的大部分激进思想抛诸脑后,他也从未完全放弃年轻时对社会正义的关注。

晚年时,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一份可以作为他政治宣言的声明中,他宣称:“我认为即使还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人们也必须努力接受新事物。一个人经历过的每件事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翻译:熊猫译社 驰逸

题图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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