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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皮尔伯格对话:对抗仇恨,要相信叙事的力量

斯皮尔伯格聊了聊他所建立的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它用于记录全世界的大屠杀和种族屠杀幸存者的回忆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洛杉矶电 — “平哈斯,你几岁了?”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对着墙上的屏幕问道。屏幕上有一位真人大小、穿着开襟毛衣的老者,他眨了眨眼,带着波兰口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出生在 1932 年,你可以自己算一算我几岁。”

“他让我自己算一算!”斯皮尔伯格笑着说。“那么多人都被杀害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屏幕上的老者回答道:“我怎么活下来的?我活下来,是因为有上天保佑。”

两人的谈话持续了 5 分钟。尽管人工智能影像酷似斯皮尔伯格的早期电影,但导演的目的并非取悦观众,而在于启迪世人。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U.S.C. Shoah Foundation)翻新后的总部内,参观者可以在互动式声控屏幕上浏览平哈斯·格特(Pinchas Gutter)的生平。平哈斯是一名波兰裔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此次展览的向导。1994 年,为了收集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斯皮尔伯格成立了这家研究基金会。如今,他将基金会的足迹扩展到了南加州大学校园,拓展了自己的使命,提高了公众关注度:他要与仇恨作斗争,因为仇恨情绪已经在全球变得司空见惯。

斯皮尔伯格表示:“人们以为,出现仇恨情绪是理所当然的。要遏制这种情绪,我们做得还不够。”

事先录制的视频对话属于一个系列。主办方利用回放技术,基于特定的语句模式与超过 2000 个问题(涉及对上帝的看法、个人经历等),从而邀请参观者与 16 名大屠杀幸存者对话。本月早些时候,在防止灭绝种族罪公约通过 70 年之际,基金会在联合国展示了平哈斯的证言,用讲故事的方式提高公众的认识。

基金会不仅在收集整理反犹行径受害者的故事、维护他们的利益,同时也在收集斯皮尔伯格口中现代种族灭绝行径受害者“活的证言”。他坚定地表示:“纳粹大屠杀不是孤立事件。我们派摄像师去卢旺达寻找证言,后来还去了柬埔寨、亚美尼亚——我们在研究中非共和国、危地马拉的屠杀事件,还有南京大屠杀。最近则在收集针对缅甸罗兴亚暴力事件、欧洲反犹主义暴力事件的证言。我们正在扩大研究范围,对抗各种形式的仇恨。”

基金会的乔治和伊里娜·谢弗种族灭绝研究室大厅(George and Irina Schaeffer Hall)。斯皮尔伯格表示:“人们以为,出现仇恨情绪是理所当然的。要遏制这种情绪,我们做得还不够。”图片版权: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片 1 万平方英尺(约合 929 平方米)的空间上个月才向公众开放。它和 1993 年,斯皮尔伯格拍摄完《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后创立的基金会相去甚远。当时,斯皮尔伯格派了一大批摄影师前往世界各地录制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2006 年,基金会搬迁至南加州大学利维图书馆(Leavey Library)之前,他们带回的录影带一开始保存在环球影城斯皮尔伯格的安布林娱乐公司办公室,后来一度转移到了一家物资保管公司。而现在,视频历史档案馆里共保存了超过 5.1 万份大屠杀幸存者的录像,总时长达到了惊人的 11.5 万小时。

如今基金会有 82 名雇员,年度预算约 1500 万美元,其中包括来自南加州大学的 300 万美元。他们还收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基金会的新家既是办公室也是媒体实验室,屋内堆满了来自 65 个国家、43 种语言的视频证言,还有以大屠杀幸存者故事为灵感的艺术品(例如英国艺术家妮古拉·安东尼[Nicola Anthony]设计的悬挂式钢制雕塑采用了视频证言中的语句)。该展览于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2 时对公众开放。

基金会执行董事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D. Smith)表示:“大家都以为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的目标是记录历史,但其实我们是为了让人了解同理心、通过证言点亮一盏明灯。”

基金会延续创始人的传统,制作了多部影片,包括最近拍摄的纪录片《女孩与影像》(The Girl and the Picture)。该片讲述了 88 岁老人夏淑琴的故事,她曾在 1937 年南京大屠杀时目睹了家人被杀的惨状。瓦妮莎·罗斯(Vanessa Roth)担任本片导演,她的母亲曾在 1990 年代初为基金会采访当事人。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纳粹大屠杀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放映会上,虚拟现实版影片《最后的告别》(The Last Goodbye)则把观众带进了波兰德占时期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平哈斯·格特在片中担任向导。影片利用数千张照片和 3D 技术向观众展示了一辆货车、一间毒气室和一座兵营。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的布景设计师大卫·科林(David Korins)现任基金会博物馆体验部总监,他的目标是将这些影像资料推广到更多的博物馆。

不断蔓延的反犹主义情绪为基金会重启的项目提供了新的动力。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高级研究员亚伦·布赖特巴特(Aaron Breitbart)表示:“人们不仅愿意忘记纳粹大屠杀,还愿意否认大屠杀的存在。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在保卫历史记忆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自 1990 年代以来,该组织一直与基金会保持合作。

基金会约娜·戈德里奇数字叙事中心(Jona Goldrich Center for Digital Storytelling)内,由妮古拉·安东尼创作、名为“记住我们父亲的话”(Remembering Our Father’s Words)的钢制雕塑。图片版权: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电子触屏能让参观者与幸存者互动,倾听他们的故事。图片版权: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片约 929 平方米的区域于上月向公众开放。图片版权: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项目重启计划恰逢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回归大银幕。在 1993 年刊载于《纽约时报》的影评中,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曾写道:“斯皮尔伯格出色应对了影片题材带来的挑战,展示了惊人的创作才华。从今以后,人们对他、对纳粹大屠杀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本片将在 12 月中旬登陆美国约 1000 家影院,全美学生均可免费观看。斯皮尔伯格表示,尽管影片经过了 4K 修复,“但我一帧画面都没有动过”。用户目前可以在 Netflix 上观看本片原始版本。

时隔 25 年后,这部电影依旧是纳粹恐怖行径的复杂写照。

94 岁的勒妮·费尔斯通(Renee Firestone)是基金会的一名受访对象。她说:“当时我们很惊讶,没想到竟然有人打算为此拍一部电影。”

史密斯表示,尽管基金会扩大了规模,但仍面临着不少挑战。公众还无法在网上观看大多数证言,而只能去基金会总部,或是前往 146 家有合作的图书馆及大学借阅(受访者的家属均可免费观看)。目前录制的证言尚未整理成文字稿,但从 2019 年底开始,基金会将斥资 1000 万美元为研究者、学校和普通民众建立一个免费在线平台。

就在 72 岁生日的前几天,斯皮尔伯格坐在基金会总部一边嚼着燕麦棒,一边接受我们的采访。他身穿一件绒面革夹克,脚蹬一双 1860 年代风格的靴子,仿佛是他 2012 年影片《林肯》(Lincoln)里走出的人物。他的胡子比以前更白了,腰围也大了几寸,不过谈起自己的基金会和那部影响深远的电影,他灰绿色的眼睛依旧闪烁着孩子般的光芒。以下为访谈文字整理稿。

为什么要拓展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的使命?

现在反犹主义有所抬头,排外情绪也愈演愈烈。当今社会,种族间的分歧比我想像的大得多。因为有更多的发声渠道让民众提出合理或不合理的观点诉求,所以仇恨言论越来越多。高层人士也允许一些从不发表仇恨言论的人在公开场合发声。人们想方设法歪曲事实,宣扬扭曲的意识形态。反犹情绪首先在欧洲回潮,开始是在法国,然后蔓延到了波兰。真没想到,它会像过去两年里那样回到我们身边。

许多群体都抱怨自己受的打击比别人更大,我们该如何克服这种情况?

对于痛苦,我们可以表示同情,但永远不该互相攀比。被边缘化、被歧视、遭受种族主义和反犹言论攻击,这些能(让所有人)团结一致。所有针对黑人群体的仇恨也关乎犹太群体;所有针对同性恋、LGBTQ 群体的歧视也关乎黑人和犹太群体。仇恨就是仇恨,而这种情绪的蔓延让我们有责任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我们都不能再继续旁观了。

好莱坞该怎样回击?

数一数现在有多少电影在讲述女性的故事。从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倒台开始,我们对两性的看法有了巨大改变。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但我希望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能让人们欣赏倾听的艺术。

[2018年,CBS 剧集《庭审专家》(Bull)中的一名女演员与三方达成了 950 万美元的庭外和解协议,安布林合伙公司(Amblin Television)旗下斯皮尔伯格的影视制作公司安布林电视(Amblin Television)就是其中之一。这名女演员因为片中主演发表了不当言论而与其发生争执,随后被剧组撤换。安布林公司的一名代表拒绝予以置评,而把矛头指向了“该节目唯一的所有者”CBS 电视台。]

时隔 25 后《辛德勒的名单》再次上映。你认为今天这部影片仍能产生影响吗?

在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 Film Festival)上,我时隔 25 年第一次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现场座无虚席,人们的反应——我对凯特(凯特·卡普肖[Kate Capshaw]是斯皮尔伯格的妻子)说:“哎呀,还是有人在倾听(我讲的故事)。”如今仇恨言论回潮,有了纳粹屠犹研究基金会的项目,我们就可以一起探讨:一旦社会出了问题,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种族屠杀。夏洛茨维尔枪杀案及后续事件对于再次播映本片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让你在今天拍摄这部影片,你会做出什么改变?

不会,什么也不会变。这部电影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对它充满信心。

25 年过去了,当年在波兰拍摄时,有什么场景一直让你难以忘怀?

在克拉科(Krakow)拍摄的 4 个月里,我一直觉得毛骨悚然。每天早晨下车后步行去片场都让我觉得困难重重。当时我想去辛德勒在克拉科逗留过的地点拍摄,包括犹太人聚居区,甚至还想去普瓦舒夫劳改营(Płaszówforced labor camp)附近。我们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外围,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军营。我让列车倒开入集中营,这样列车驶离奥斯维辛的时候,它在片中看上去就好像刚刚驶入死亡营。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我和许多演员在一起,现场一片肃穆,连一根针掉落声音也能听见。

斯皮尔伯格在与平哈斯·格特的影像“对话”。这些影像属于一个系列,参观者可以借此与大屠杀幸存者展开互动。图片版权:Rozette 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已有的 5.1 万份涉及反犹主义的证言,基金会还决定收集针对当今社会大屠杀事件的证言。我的祖父母曾在 1996 年接受基金会的录像采访,请问录像是最好的老师吗?

这么说吧,我们每个人都在讲故事。哪怕他们自以为不会,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会讲故事。一天就是一个故事。(美国作家)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曾经说过:“尽管历史无比沉重,但我们不可能重新来过。可只要鼓起勇气,我们就不必重蹈覆辙。”

你最早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

我祖母当年在辛辛那提教匈牙利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学英语。那时我只有两、三岁,我经常会和学生围坐在一起。我在那儿学会了数数:一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给我看了他的手臂,上面有一串数字。这就是我童年时的“芝麻街”,这是我第一次学会数数。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打算?

老师和家长需要为人们认可仇恨言论的现象负责。我目前正在和探索频道的奥斯卡获奖影人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合作,制作一部总长 6 小时的影片《仇恨之因》(Why We Hate)。我不想就纳粹大屠杀拍摄新的剧情片了,而只是想把所有精力集中在纪录片上。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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