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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了建筑学的弗兰克·盖里,有着怎样的一生?

保罗•戈德伯格与盖里相识已有四十余年,在这部个人色彩浓厚、洞悉见解深刻的传记中,戈德伯格全方位剖析了他的这位老友,不仅向我们展示了盖里在设计上的天才,也揭示了他作为开拓者那迷人的焦虑。——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作者简介:

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名利场》杂志特约编辑,曾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专栏建筑评论长达十五年。写作事业起步于《纽约时报》,其间获得普利策杰出批评奖(1984年),第一位以建筑批评获此殊荣的评论家。曾出版多部著作,包括《建筑无可替代》(Why Architecture Matters)、《建造与拆毁》(Building Up and Tearing Down: Reflections on the Age of Architecture),以及《从零打造》(Up from Zero)。现任教于新学院(The New School),并在全美各地讲授建筑、设计、历史保护,以及城市学等课程。目前居于纽约。

书籍摘录:

1974 年春天,作为《纽约时报》的一名年轻记者,我前往华盛顿特区,去参加美国建筑师协会(AIA)在那一年的年会。我并不经常参加会议,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刚刚成为《纽约时报》的初级建筑评论员,我盘算着,这次会议,作为整个国家规模最大的建筑师集会,也许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好的报道素材,或者至少,能够让我有机会认识一些人,也让他们认识一下我。美国建筑师协会位于纽约大道(New York Avenue)的新总部大楼,当时刚刚落成,为了向参会者们展示这座新建筑,会议结束后的盛大派对,并没有如以往那般被安排在某家酒店的大厅里举行,而是被放到了总部大楼的院子里。我记得当时的我站在派对人群的边缘,正在与我的同事阿妲·路易斯·赫克斯塔布尔聊着,由于人太多,我几乎已经是站到了路边的人行道上,这时,一个留着可爱的八字胡,看起来四十多岁的男子—我那会儿刚二十多岁—认出了她,走过来同她问好。

他似乎也并不是个经常出入于这类会议的人,在穿着上,他比在场的大多数建筑师都要随意一些,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他的那副装束,看起来既像是保险推销员,又像是大学教授。这个人的言谈举止间,有着一种安静而又充满渴望的朝气和活力。他告诉阿妲·路易斯说,他叫弗兰克·盖里,是个来自洛杉矶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当时的我们都还并不熟悉。他又说,我们也许听说过他所设计的一些纸板家具,几年之前曾经在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销售过一阵子,这才确实让我有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不过很显然, 对于他的建筑作品,那会儿的我还是一无所知的。他对于我们的记者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对于建筑评论和新想法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告诉我们,相比于他的建筑师同行,他与洛杉矶的艺术家圈子来往得倒是更多一些。在派对上,他认识的人似乎确实并不多,而没过多久,他作为“局外人” 的特质便也显现了出来。不过,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局外人”,或者说,他本来压根就不应该成为局外人。他是个想要进入主流的局外人。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所追求的,是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主流,而不是向主流妥协。

阿妲·路易斯后来先回了酒店,而弗兰克和我则接着聊了很久。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谈从那一晚开始,后来持续了四十多年,而这本书便是其成果之一。盖里向我发出了邀请,说如果我有机会到洛杉矶去,可以去找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而那个时候的我,确实是正在关注着洛杉矶,并且开始愈加频繁地对洛杉矶进行造访和考察—我比大多数的纽约客,都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洛杉矶这座城市,是一座建筑和都市主义的实验室,应该获得足够的重视。尽管在当时,我还并不清楚弗兰克·盖里将会在这座城市的建筑史上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前往洛杉矶,亲自看一看他的作品的。 1976 年,我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经过研究的粗线条》(Studied Slapdash)一文,介绍和评论了盖里为画家罗恩·戴维斯在马里布设计的那栋住宅,那也是盖里的建筑作品第一次见诸全国范围的大众媒体。如此说来,我从他职业生涯相当早的阶段起,就已经开始记录他的作品了。当然,如果是以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衡量的话,就更早了,我几乎是从一入行就开始写弗兰克·盖里。

多年来,随着我对于他的作品愈加了解和欣赏,以及他的作品本身在尺度和复杂性上的发展,我在《纽约时报》《纽约客》和《名利场》—自己作为记者和评论家的三个最主要的职业阵地上—也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他的建筑的文章。盖里和我,曾经数次讨论过由我来撰写一部关于他的建筑创作的专著的计划;不过这些计划没有一次能够付诸实现,但是,当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找到我,提议由我来为盖里写一部长篇传记时—那时他已经是整个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了—我第一时间找他进行了沟通,问他是否愿意跟我合作这个项目,而暂时将那部关于他作品的专著放一放。我对他说,如果他同意与我合作,他就必须向我开放他的全部存档,与我分享他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还有那些幸福和成功的回忆。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必须要放弃对于文本的编辑和控制权。他欣然答应了上述所有条件,而这本书, 就是我们的成果。

第一章  超级月亮之夜(节选)

在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正式落成的几个月之前,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曾参观了这座建筑。螺旋形的结构、钛合金包裹的表面,都使得博物馆的外形充满视觉张力。约翰逊直言,这座建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盖里创造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灵动、粗野,又具有巴洛克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除了“现代”,人们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词汇来定义这种非同寻常的建筑形式,但是这种“现代” 又断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现代主义”风格—冰冷的玻璃方盒子。

盖里很喜欢用纸来做工作模型,随着折叠、挤压而揉皱的纸的形态, 常常成为他设计的起点,他由此获得灵感,进而从中深化和发展出他想要的建筑造型。因为这种工作方式,很多人认为他的设计是偶然而随意的。当然这是一种误读,与五十年前人们对于弗兰兹·克莱恩(Franz Kline)和杰克逊·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绘画艺术的误读十分类似。盖里的建筑作品与波拉克的“滴画法”(drip paintings)一样,也是一种偶然性的创造,因此他们的作品也都具有一种相类似的怪诞、新奇、热烈而充满活力的美。

事实上,你也可以参照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对于克莱恩、波拉克以及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等人的经典概括—“行动派画家”(action painters),来把盖里的建筑作品视为是某种“行动派建筑” (action architecture)的代表。然而,虽然盖里的建筑通常也能给人带来同样的动态感受,但无论是其建筑作品的实现过程还是方式,都与行动派绘画全然不同。罗森伯格所提出的“行动绘画”一词,是为了描述绘画过程中画家本人与画布本身的一种激烈的互动方式。而建筑不同于绘画,建筑作品不仅仅需要引发感官体验,同时也必须满足实际的日常使用功能。此外,建筑作品的完成过程也完全不像绘画那样自由:每一个节点和细部都需要事先进行深入而精确的设计,不能异想天开。为了保证设计的可行性与建筑结构的可靠性,与工程师的密切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建筑创作来说,想象力是必须的,但仅有想象力还远远不够,因为天马行空的想象终须落到实处,建筑的形态不能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必须是能够被建造出来的。 20 世纪 50 年代,伟大的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t)画家们创作了大量影响深远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说是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绘画。但相比之下,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却并无太多突破, 仍旧停留在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就在探讨的那些主题之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座钢结构的玻璃房子,可能看上去比一座木板墙面的科德角式小住宅(Cape Cod cottage)要先进、前卫许多,但是要论颠覆性的创新,比起房中墙壁上挂着的一幅德·库宁的画作(如果房主幸运的话),这座玻璃房子可要逊色不少。建造技术和工艺上的种种限制,使得建筑界的新思潮很少能像艺术界一样迅速地产出成果。画家进行创作,只需要在画布上刷刷点点, 而建筑师若想将一个复杂形态的流动的空间付诸现实,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工程师们从未停止追赶时代步伐的努力,但若和当时画家们的作品比起来,即便是可以称之为挑战当时的结构工程极限的作品—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设计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TWA 航站楼(1962 年)— 看起来也几乎是平淡无奇,无甚亮点。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如弗雷德里克·基斯勒(Frederick Kiesler)等,也曾做出过许多更为大胆的设计, 但那都只不过是停留在想象中和纸面上的空中楼阁,根本建不出来。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来自:维基百科

在艺术界浸淫多年,深受艺术界影响的盖里,是第一批意识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手段追赶艺术家们创作脚步的建筑师之一。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操作电脑,但他仍以自己身为一个技术上的创新者,以及前所未见的建筑形式的创造者而自豪。他发现,在建筑师事务所中应用数字技术,除了能使绘图变得更加方便以外,还可以引发更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使得许多从前断然无法建造的极端复杂的建筑造型获得了结构设计与建造的可能性。他意识到,头脑中能够想象出的所有建筑形式,几乎可以通过电脑实现工程设计。这将使建筑师的想象力获得彻底解放。

盖里和他事务所的同事们使用一种原本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的先进数字设计软件进行工作,并有针对性地对软件进行了改良,使其能够更适用于建筑设计。这款软件也成为设计类似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这种形态的项目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说它就是联系盖里的想象力与实际建成的建筑之间的桥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并不是数字化设计革命的浪潮所孕育出的第一座建筑,但它绝对是这波浪潮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引起公众轰动的建筑,也是第一个向世人清晰展现了这场由计算机引领的建筑设计革命的建筑。借助新技术,盖里得以创造出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一种沙里宁在几十年前的技术水平下苦苦追寻而不得的建筑形式。

作为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第一个能够在很长时期里对大众文化产生持续影响的作品。由盖里所塑造的大胆的建筑造型,其影响力从建筑界延伸至了整个大众文化领域。在建筑业界,这座建筑是现代以来少数的几个为建筑评论家和史学家所公认的严肃而重要的新建筑作品之一,与此同时,尤为可贵的是,它还能够被公众广泛接受。考虑到公众对于建筑的欣赏水平通常还停留在类似于古典主义的市政大楼或者红砖砌筑的乔治亚式小住宅(Georgian houses) 如此这般的建筑上,并且他们通常对任何能跟“前卫”沾点边的东西嗤之以鼻,这座建筑在公众中的大受欢迎,实际上标志着一种非同寻常的进步。若和其他的艺术领域类比来说, 就好比严肃文学的代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说竟能比流行作家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小说更畅销,或者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这样的音乐家竟然在排行榜上击败了流行歌手 Lady Gaga 。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进步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上,许多平日里对现代建筑不怎么感冒的人慕名而来,流连其中, 讲述着他们有多爱这座建筑。这不禁令人想起位于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 1959 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为那座博物馆所设计的螺旋形结构,也曾在公众中引发热烈的轰动和追捧。而自那以来,盖里的这座建筑恐怕还是第一个能够打破建筑与大众文化的边界,令公众如此兴奋的建筑作品。

当然,对于纽约这样的大都市来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仅仅是它众多的地标之一。然而对于毕尔巴鄂,这样一个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Basque)的旧工业城市来说,这样一座建筑所能引发的效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凭借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巨大吸引力,毕尔巴鄂迅速转型成为了一座火爆的旅游城市。这座建筑不仅仅是艺术与建筑发烧友们的朝圣之地,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游客被吸引前来参观游览, 源源不断的游客赋予了毕尔巴鄂这座老城以新的活力。一座建筑能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推动了整座城市的变革和复兴,人们开始把这种力量称之为—“毕尔巴鄂效应”(the Bilbao effect)。


题图为弗兰克·盖里,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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