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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场经典战役,真实的战争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当代最优秀的战场体验再现。——C. P. 斯诺,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

作者简介:

约翰•基根,当代杰出的军事史学家之一,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防务主编、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高级讲师、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和瓦萨尔学院历史学教授,被誉为二战后英语世界头号军事史权威。著有《战争史》《战争的面目》《一战史》《二战史》《温斯顿•丘吉尔》等。他因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军事史学会颁发的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奖,并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OBE)和爵士勋衔。

书籍摘录:

第1 章 遥远的不幸(节选)

一知半解

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没有远距离听到过,也没有目睹过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我曾经问过那些打过仗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岳父。我曾经漫步于战场,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在此过程中,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战争的遗迹:比利时的伊珀尔波勒岗森林(Polygon Woodat Ypres)路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炮弹碎片;诺曼底的加夫吕(Gavrusin Normandy)果园树篱旁锈迹斑斑的反坦克炮弹,这是 1944 年 6 月第二阿盖尔郡(the 2nd Argyll)和萨瑟兰郡(Sutherlands)高地人团留下的。有时我会把能够携带的带回家,在我家客厅壁炉台上一个盒子里,有一颗来自美国夏伊洛(Shiloh)的米尼子弹和一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60 号高地的弹片。当然,我读过有关战争的书籍,讲过战争,也听人讲过战争。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也在电视上观看过正在进行或者似乎正在进行的战争。通过新闻短片,我看过 20 世纪早期很多其他战役,其中有些栩栩如生,看起来非常真实;也看过很多戏剧化的战争片和反映战争的无数静态形象:照片、各种写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但是,我一场战役也没有参加过。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战争所知甚少。

无论是这两个声明,还是这些经历,都毫无惊人之处。我生于 1934 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很少有人对战争有直接的了解,而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有几百万人对战争有切身体验。实际上,据我所知,除了四五千法国人和人数稍多的英国人之外,年龄在 40 岁之下的欧洲人中没有其他人作为战士经历过任何战斗。前者和由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斯拉夫人组成的外籍兵团一起,参加过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而后者则参加过 1950 年至 1951 年发生在朝鲜中部的战役。从我对“战役”和“战士”这两个词的谨慎使用可以看出,这一概括是有例外的,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小孩的那些欧洲大陆人,从 1939 年到 1945 年,战火曾经多次烧到他们的家园;还有就是在非殖民化时代曾经在非洲和东南亚打过仗的几千名英国兵和法国兵,以及依然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打仗的葡萄牙士兵,还有在阿尔斯特(Ulster)的城市和农村维护治安的英国正规军。

第一组被我列为例外,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还太小,不可能有作战经历;第二组是因为他们参加的战斗虽然常常很危险,有时也很激烈,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法国士兵来说,但这并不是参加某一战役的经历。那种零星的、小规模的战斗和我们所谓的战役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战役必须遵循戏剧上的三个统一,即时间统一,地点统一,行动统一。虽然随着指挥官可以支配的人数和手段越来越多,现代战争中的战役越来越不严格遵循前两个统一,时间越拖越长,空间越拉越广,但是战役的行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利用这些手段,在十分严格的时间范围之内,在战场上做出决定。当然,在欧洲的去殖民化战争中,“另一方”的目标就是避免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或是有意识地回避战斗或打一场拖延战,就像马来亚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或是仅仅进行突袭和颠覆活动,因为他们暗中承认自己不能冒任何风险,所以回避战斗,就像肯尼亚的茅茅党人(Mau Mau)那样。因此,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牛津大学的同学来说,如果我说虽然他们当过兵,打过仗,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在柔佛(Johore)或肯尼亚山坡的丛林中摸爬滚打过,而我没有,但是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他们依然和我一样无知,我想他们是不会责怪我的。

现在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次强调自己对战争无知有什么意义呢?在几乎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欧洲一直沉浸在无知是福之中。在美国,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年轻人在越南波来古(Pleiku)战役和溪山(Khe San)战役中受到的教训是多么重要。我最好坦白,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原因,但是并没有到不可告人的程度,而是这些年来,它已经成为某种罪恶的秘密。在过去的 14 年里(几乎是我的整个工作生涯),我一直在从事对战争的描述和分析,而听众就是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的军官学员们。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年轻人都比我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我所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我的角色本身就很虚妄,这应该很明显,我也一直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英国彬彬有礼的绅士之风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我所教过的学员总是把我尊为师长,他们则甘做弟子。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也一定能够猜到,我们对于战争的理解都处在幼儿班阶段。为了不让他们失望,通常情况下,我会避免对战争做深入的战术分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要对我未曾接触过的情境中的人的行为做出判断。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如战略理论、国防政策、经济动员、军事社会学之类的问题上,要想理解近现代战争,以上问题至关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要成为职业军人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问题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亲身参与战斗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这个问题——或者是其主观性的附加问题,即“我在战斗中会怎样行动?”——的确是一个核心问题,每当一群军官学员聚到一起讨论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以很多种形式显现出来:感情明显升温,嗓门明显抬高,社会学家所称的“军官学员之间交流的速度和内容”会明显增加;他们的坐姿和手势会明显地表现出更加紧张,除非他们故意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所谈论的混合了下面所有内容:有点缺乏说服力的夸夸其谈,坦白承认自己的疑虑和焦虑,虚假怯懦的大胆声明,友好或不那么友好的嘲弄,频繁提起父辈对“战争真实情况”的经历,围绕杀人方式和动机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范围涵盖了道德的方方面面,从“只有为战而死才是好样的”这样的观点,到十分文明地表示根本就不愿意参与杀戮。总之,这种谈论有集体心理治疗的很多特征。我知道,很多职业军人不会喜欢这样的类比,但是我觉得这恰如其分。参与讨论者的情绪和情感虽然与遥远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未来有关,而不是与让人不安的当下有关,但是很真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很强烈,即使处于一种蛰伏状态,即使在人为刺激的情况下,也很可能会打破新兵内心的宁静,甚至到了异常而夸张的程度。毕竟,这些情感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的产物:对受伤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就是害怕将身边的人置于危及生命的境地。谈论还触及了一个人最狂暴的情感,即仇恨、愤怒和杀戮的冲动。作为一名军官学员,如果有朝一日他要克服这些恐惧,支配这些情感,就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这些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说起战争及其种种真相时,他们会变得如此躁动不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那些军人同事会把他们的“领导力”课程视为军训课中最费力的任务,因为这样的课程会明确地探讨在战斗中控制自我和部下的心理问题。我知道,他们没人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我想大部分人会认同这样一点,即只有非凡的人物才可以做到。

当然,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氛围和环境并不利于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探讨战争,可能每一所军事学院都是如此,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事化色彩被有意淡化。这里像一个安静的公园,绿草如茵,风景秀丽。这里的建筑物就像英国公爵府邸,前面是近一平方英里(约2.6平方千米)大小的运动场,修剪得整整齐齐,在这样的场地,很难想到有什么会比一场激烈的曲棍球比赛更接近于战争。学生们的举止和外表有助于强化乡间别墅的假象,他们穿便装的时间和穿制服的时间一样多,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鼓励要遵循英国军人的传统,即放学之后马上恢复平民身份。他们整齐的发型和软呢外套总是让我想起 1953 年我到牛津大学读本科时的情景。对于现在执教于大学的人来说,更会产生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从牛津大学请来做报告的一位教授惊呼:“他们看起来和战前我读大学时的同学一模一样。”

这里的“战前”一语双关,既可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可以指作战之前,毕竟这就是军事学院学生的精神状态。无论他们对军队的生活多么向往,斗志多么昂扬,无论他们中有多少是军人的后代,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法国的圣西尔军校(St-Cyr)一样,这部分人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对战争的了解是理论上的、猜想的、二手的。此外,无论是我自己和同事,还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无论是铁石心肠的,还是心肠软的,人们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要维护军官学员的这种无知状态,不让他们知道战争最糟糕的一面。这种默契部分上源自审美反应,对于让人震惊或厌恶的话题,人们有一种文明的反感;部分上也反映了一种道德上的抑制,不愿意玷污无辜的心灵。此外,这可能也表明了英国人特有的缄默。法国的军官则更愿意回忆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战争,谈论他们的队伍牺牲了多少人,打死了对方多少人;当然谈论最多的通常是后者,而我曾看到这让英国老兵的脸上浮现出本能的厌恶,这并不能完全用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凶猛来解释。

之所以要对战争进行脱敏处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方面,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圣西尔军校是一致的。在实践中,两所军校的教导都是如此,而我所知道的其他军校也是如此,那就是如果有意识地对已经高度情感化的话题继续注入情感,就会严重阻碍甚至会挫败军事训练的目标。在长达 200 年的正规军事教育历史上,西方的军队在这方面一直很成功,即将战争简化为一套规则和程序,以此使本质上混乱的本能活动变得有序和理性。这个目标和医学院的目标相类似,虽然我不愿意将这个类比推得太远,即培养学生对病人的痛苦和不幸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尤其是对事故的受害者。

战争所需要的这种程式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军事训练中死记硬背操典和标准化地反复练习,不仅包括自古以来勇士们为了提高个人技能所练习的操作方法,还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程序,其目标在于把军官的几乎所有专业活动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和一种共同的形式。于是,他要学习“军事写作”和“通信程序”,学会利用很快可以辨识的、普遍可以理解的词语来描述事件和情况,以高度形式化的“观察”“结论”和“意图”序列来组织他要说的内容。他要学会用和其他所有的军官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解读地图。军校会花很大力气培养学生对地理上的偶然因素的反射式反应,下面这个著名的故事虽然有所夸大,但是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施里芬(Schlieffen)的副官让他注意远处的普雷格尔河(River Pregel),他的答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障碍,上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书本上教的,根据简化的军事手册和国际法,他学到对待囚犯时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无论这些囚犯是己方的违反军规者,还是敌方俘虏。为了确保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观看并最终参与一系列“短剧”,模拟常见的违规和投降行为。当然,还要在教室里和操练场上模拟作战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让他进行分析,并根据自己的分析解决问题,通常只是理论上的,但有时会让他指挥一队军官同学,偶尔甚至会借用真正的士兵参与演习。然后,依据《军校解决方案》对他的分析、解决方案和错误进行评判,只有这时他才能看到这一方案,但是不能争辩。

在训练军官的过程中,对模拟法的使用要远多于其他所有的专业。把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用到这些不太有趣的常规之中,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军队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顺利而准确地运作。但是,除了要实现这一功能性的共同目标之外,军事训练中的死记硬背、重复性、类别化和简单化还要发挥重要的心理作用,虽然这一作用可能是从属性的。反战主义者会称其为非人格化,甚至是非人化。但是,考虑到战争总是会发生(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军事学院通过教育年轻的军官对所接收到的刺激进行组织,把战争中的事件简化到尽可能少、尽可能容易辨识的一系列因素,把战场上干扰他的因素(如噪声、爆炸、炮弹的飞行和人员的混乱移动)分成可以把握的几类,这样他就可以将其描述为“敌方火力”“我方火力”“空袭”和“一连兵力的攻击”,无论是对部下,还是对上司,甚至对他本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他避免恐惧,甚至惊慌,让他看到战争的真实面目,虽然不熟悉,肯定也不友好,但不至于让人完全不知所措。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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