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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赫尔佐格回顾了自己的电影生涯,谈了谈艺术和人生

“说到拍电影,直至今日,我都很难把它视作一份真正的职业。”

作者简介:

维尔纳·赫尔佐格:德国著名导演。德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之一。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大奖。代表作有《陆上行舟》《卡斯帕·豪泽之谜》《阿基尔:上帝的愤怒》《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等。他在纪录片领域也有着极高的成就。  

书籍摘录:

想当初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意识的,打算一辈子都要拍电影?

从我能独立思考的那一刻起。和绝大多数人不一样,我没有那份幸运,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道路。我甚至都没问过我自己:你究竟能不能干这个。我只管埋头接着干。 14 岁那年,我经历了充满戏剧性的数月,开始了徒步旅行,还皈依了天主教。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想法变明确了。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从家庭生活里逃了出来。我的父亲——一位斗志昂扬的无神论者——因此暴跳如雷,但我母亲似乎只是觉得,我之所以会那么做,纯粹只是因为本地的神父也爱踢足球。其实,是天主教的历史传统吸引了我,还有它对于艺术的关注。竟然有那么多巴伐利亚民间传说全都根植于宗教,这让我很感兴趣。加尔文教派的严苛和基督教的苦修,这些从来都没吸引到我;我一直都更倾向于天主教,被它更为丰富的巴洛克式元素所吸引。要是我当初出生在德国北部——那边几乎所有人都信新教——说不定我也就反过来,更多兴趣都放在新教上了。

那次我本想去的是阿尔巴尼亚,在当时,那是一个神秘国度,与世隔绝,由极端毛派以强硬手段控制,不准外人进入。所以我只好徒步沿着亚得里亚海走,紧贴着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边界,最多可能也就走了几百米,始终不敢踏入阿尔巴尼亚那一边。我数次徒步行走至德国北方,其中有几次还赶上了极寒天气,距离最近的小镇都有好几里地。碰到这种情况,我总能靠着随身携带的几件开锁工具,打开附近某栋独栋小屋的大门。到后来,我已经很擅长于不留丝毫痕迹地潜入此类小木屋了。在屋里,他们总是备着上好的葡萄酒,有时我还会玩一下填字游戏再离开。当然,离开前我会像童子军好小孩那样,将床重新铺好,把屋子打扫干净,甚至还会留下表示感谢的字条。某次,我在屋内睡得正香,忽然间,楼下灯光大亮,还传来了说话声。我立即从窗口爬了出去,跳到车库顶上。那家人当时正在车库卸货,在我跳落的瞬间,四下里变得鸦雀无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定是那只猫啦。”在那样的天气条件下,进入那些木屋避难,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当时被警察发现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马上给我递上一杯热茶。当然,我肯定不会为那些葡萄酒买单,而这其实就是我在拍电影的方向上迈出的一小步了。说到拍电影,直至今日,我都很难把它视作一份真正的职业。

“真正的职业”,此话怎讲?

我不太拿自己当回事。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我应该找一份相比拍电影要更有尊严的工作才对。但是一直以来,电影留给我们的印象,相比其他任何一种现有的意象表现的形式,都要更强烈。电影对于人的境况做了最集中的编年记录,同样道理,绘画当初也曾占据过这么一个崇高地位。说到十七世纪最重要的荷兰作家,绝大多数人都说不出他们的名字来,但同一时期的荷兰艺术家,大家都知道那么几位。那就像是在中世纪盛期,建筑也曾享有某种特殊地位是一个道理。同样,在未来,电影也会被我们视作关于二十世纪社会,关于我们成与败,最具连贯性的表现形式。

不妨再多谈谈你最初接触有组织的宗教的那个时期。

许多那个年纪的青少年,都遇上过类似的事,体内有某种带有能量的东西爆炸了,需要他们做出人生的重大决策。区别或许只在于,他们遇上的爆炸强度,没我当初经历过的那么厉害。那时候的我,人生各方面都正在经历某种强烈的凝缩,于是便产生了一种需要,需要与某些崇高的东西发生联系。不过,我对于宗教的兴趣,之后没过多久也就烟消云散了,甚至都没怎么意识到,就把这事给抛诸脑后了。再往后,我又迎来了另一个阶段,对上帝彻底失去了兴趣——这种情感可能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现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于宇宙的荒谬本质感到无比愤慨;万事万物之中,似乎从最开始时,就已埋下种种缺陷;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种生物,不管是丛林、海洋还是山川里的,全都毫不在乎我们人类。不可否认,宗教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许多人提供慰藉,对人类总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我绝不会不假思索地便全盘否定它。而且,作为一个受过洗礼的人——按照天主教教会的教义,那在我灵魂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恒印迹——我永远都是个天主教徒。但自从和有组织的宗教有过亲密接触之后,我就知道了,那并不是我的菜;尽管,直至今日,我作品里仍留有某种与宗教相关的余韵。对我来说,始终都是符合现实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要来的更为重要。我们对于这个星球的理解,永远都不该让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横插一杠。必须实事求是。

我还想指出一点,对于早年间的基督教坐柱修道派(苦行僧中的一种),我始终心怀景仰之情。他们会坐在石柱顶上,一坐便是经年,始终不肯下来。那是自我放逐与孑然独处的终极形式。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事,两人各坐一根石柱,互相叫嚷,指责对方才是异端。有时候,我也羡慕那些能在宗教里找到慰藉的人。

你刚说了,要与某些崇高的东西发生联系,这里的“崇高”如何理解?

由其拉丁语词源入手: sublimus ,意思是被举起的、高处的或是被抬高的。一扇大门,下面是门槛,上面则是高起的门梁,就是头顶上的那个横向的支撑物。经过大门的时候,门梁就在我们头顶上方的高处。这东西你摸不着够不到,体积也远比你来得大,但又并非完全抽象或陌生的东西。

你信上帝吗?

卡斯帕·豪泽说过,“我没法想象上帝完全凭空创造出了一切。”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他其实也和人类一样,一样愚蠢、困惑、矛盾且迷失了方向。至于魔鬼,我相信愚蠢就是人类的魔鬼,因为没有比愚蠢更糟的事了。

电影《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海报,来自:豆瓣

你时常旅行。

我为什么总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拍电影,这问题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健康的想象力需要空间。伟大的电影,不是你站在厨房水槽边上就能拍出来的。对我来说,拍的每一部电影,都是我通向世界的一张门票,都是人生在世的重要事。我一路寻寻觅觅的,是那么一个尚未遭受破坏的、符合人性的地点,能让人在那里生存。我要寻找那么一个值得人类去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类似的意思,在我的电影里以前也提到过。《陆上行舟》里的厨子讲述说,森林里的土著,一代接一代,已经流浪了三百年,只为寻找一个既没有忧伤又没有痛苦的地方。对于伯格曼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似乎是某张人脸,而且通常还都是女性的面孔。而对我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就是一片自然景观,不管那是真实的、想象的抑或是幻觉中的。我很清楚,老是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寻找永无止境。在《尼斯湖事件》( Incident at Loch Ness)里,你看到我和我妻子——她是西伯利亚人——安静地坐在那里。那是俄罗斯人的习俗。去旅行之前,在做完各种准备工作,打包停当之后,先停歇一阵子,这样子,你可以从一个完全静止的出发点转身离去。那会带给你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

还没正式毕业之前,我就在曼彻斯特住过几个月,因为我生平第一位正式交往的女朋友,去了曼彻斯特学英语。几周之后,我便步她后尘,也去了那里。当时我身上带着一小笔钱,跟一群来自孟加拉和尼日利亚的人,合资在贫民区买了栋破房子。按照出资比例,我分到了其中一间房间,和女友同住。它属于十九世纪造的那种联排屋,后院堆满瓦砾,垃圾遍地,屋内则老鼠成群。我的英语,有不少就是那时候在曼彻斯特学的,就靠在街头跟当地人聊天。我那时候也没工作,某次出于好奇,和女友一起去了她班上。那位胖乎乎的老师让所有人反复念同一句句子——大家伙齐声朗读整整十遍——这句话就那么铭刻在了我脑袋里,至今都忘不了。“他又是咕哝又是嘟囔因为他感觉很窝囊。”就在那一刻,我逃出了教室。

1961 年,我 19 岁了。期终考试后,我认识了一些从慕尼黑往雅典和克里特岛运二手卡车的人。我拿出身边不多的一小笔钱,投在那些旧卡车上,也算占了一股。之后靠参加这支小型车队,我赚了一笔。抵达克里特岛之后,我又坐船去了埃及亚历山大,打算要去从前的比属刚果旅游。但结果没能去成,后来想想,始终觉得真是万幸。因为我事后了解到,当时去了刚果东部省份的那些人,几乎全部丢了性命。当时刚果才刚独立不久,立即陷入了最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爆发出最黑暗的暴力事件。文明的各种痕迹一一消失,秩序和安全的所有形式全部丧失,重又回到了部落制度和吃人肉上。一直以来,有种说法很让我着迷:文明就像是一层薄冰,漂浮在黑暗与混乱的深海之上。在当时,我希望能通过观察非洲,更好地理解纳粹主义在德国的起源,我想知道那一切是怎么会发生的,为什么不过几年的时间,一个国家就能将所有的文明丢失殆尽。表面来看,那时的德国是个文明、安定的国度,在许多领域有着优良传统——哲学、数学、文学还有音乐。但到了第三帝国时,忽然之间,这国家所有具有致命危险性的东西,全都一下子暴露了出来。搞了半天,就在欧洲的核心地带,竟有着一个内心深处仍旧还未开化的野蛮国家。

电影《陆上行舟》海报,来自:豆瓣

到亚历山大之后,你又去了哪儿?

沿着尼罗河一路到了苏丹,但在去朱巴(Juba)的路上,距离东刚果不远的地方,我得了重病。我心里很清楚,想要活命就得尽快回家。很走运,我坚持到了阿斯旺,当时那儿正在修水坝。苏联人先期造好了水泥地基,德国工程师正在布置电网。我躲进了他们的一处工具间,我也不知是过了多久,有人发现了我。我烧得相当厉害,所以关于那段经历只剩下模糊的记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地把随身带着的不多的几件东西,理了又理,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帆布包里,感觉就像是到了这时候,还要做到井井有条一样。迷迷糊糊的,我幻想自己被鲨鱼吃了,醒来后才发现是老鼠咬了我的手肘和胳肢窝。张开手臂的时候,我发现衣服上有个巨大的洞,想必它们是要用那些羊毛来做窝吧。还有只老鼠咬了我的脸,然后逃窜进了角落。那伤口过了好几周才痊愈,至今还留着疤。

我最终回到了德国,在那儿拍了我最初的几部电影。时不时的,我会去慕尼黑大学露个脸,我本该在那儿念历史和文学课程,结果也没太拿那当回事。之所以保留学生身份,主要是为了买火车票能便宜不少。不过,有一位教授的课,却是我当时很爱听的。英格丽·施托施奈德-科尔(Ingrid Strohschneider-Kohrs),她教的是德国文学,有着相当厉害的活学活用的大智慧。我立刻便发现了,她能十分精准地将某些想法运用到这些文本中。听她讲课——她会讲到诸如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等作家——相当吃力,我很少有机会完全跟上进度。她和我说起过自己去黑森林旅行,和海德格尔相遇的事情。她原本准备了一连串详细、复杂的哲学难题,想要问他,但海德格尔却只想与她徜徉于林间,聊聊关于蘑菇的事。虽说我当时还只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她却邀请我参加了一个面向研究生的研讨班,并且建议我今后要攻读博士学位,而她会担任我的导师。不过,她后来去了波鸿大学,那意味着,我也得一起跟过去。但说老实话,我完全想不出我要博士学位干嘛。而且,我本就对自学更感兴趣。如果我想要钻研什么问题,我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报名听什么课;我会自己找书来看,或是直接物色专家人选,找他当面对话。所有你在学校时被强迫去学的东西,都会很快被遗忘,反而是那些自发地去学习——为了减轻饥渴感——的东西,一辈子都会牢记,而且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题图为电影《陆上行舟》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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