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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耳其小说先驱,作品展示日常所映射出的激情和灾祸

尤瑟夫·阿提冈是我的英雄。——奥尔罕·帕慕克

作者简介:

尤瑟夫·阿提冈(Yusuf Atılgan,1921—1989):土耳其小说家、剧作家,被公认为现代土耳其小说的先驱之一,单以《游荡者》(1959)和《祖国旅店》(1973)两部作品就奠定了其显著的声望。 1989 年,阿提冈在写作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时,因心脏病发去世。

阿提冈的小说探讨人的存在困境,他笔下的角色内向、孤独、与外界隔离,是 20 世纪土耳其社会精神萎顿的综合象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曾说,在当代土耳其作家中,他最崇拜且追随的有三位,其中之一便是尤瑟夫·阿提冈。

译者简介:

刘琳:浙江大学美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方面的研究,在《哲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现任教于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书籍摘录:

城镇

或者说城市。日间,在西行的列车上,一位旅客如若全神贯注于读报,或者与邻座聊天,那么当火车慢下来时,他就会对自己所处的地方感到惊讶,向左一瞥就会吓一跳。一座山,上半部是陡峭的花岗岩,好似一个浪头就要向火车劈头涌来。这座城镇(或城市),它的尖塔和宽阔的林荫道,就在这座山脚下的缓坡上铺展开去。(宽阔的街道,公园和露天空地都是那场大火之后才建起来的。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旬,希腊军队在撤退之前曾把这座城付之一炬。老一辈说,如果每个街区哪怕只有一个步枪手露面,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被烧毁了。那时几乎每个人都逃到了山里,那一整天一整夜,他们就在那里看着那场大火。)一片青黄色的平原在城镇北面延伸开去。沿着平原有一条河,河水在夏日里缓慢地蜿蜒流淌,到了冬天则涨起浑浊的水来。平原上有葡萄园、棉花田和小麦田,还有大大小小的村庄。

旅店

矗立在连接主干道和车站后广场的那条街对面的那些建筑物中的一幢,这些建筑因为希腊富人曾住在这个区而免于那场大火。这座三层楼的建筑,本来是一座庄园宅邸。(当凯奇吉家—就是那个“布料商”家族—的吕斯泰姆贝伊在大火之后迁往了伊兹密尔,在前人口统计员艾哈迈德艾芬迪的坚持下,他把他的庄园改建成了一家旅店。每个房间都应时地装了洗脸池,每一层都建了厕所。大厅、走廊、楼梯和房间里的木地板也都铺上了地板革。年深日久,小镇旅馆气渗入这些墙壁和木工当中,吕斯泰姆贝伊的老宅子就变成了一家地地道道的旅店。据他说,是他的祖父梅利克阿迦在十九世纪建了这座房子。在现在挂着旅店招牌的门拱上,应该有一段铭文雕刻在白色大理石上。既不合古典韵律也不合音节表的韵律—某个本地的落魄诗人,每当城里上流社会有出生或死亡之事,就应其所需炮制些押韵诗来讨生活,当宅邸落成的时候,这诗人一定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招牌之下那刻在石头上的押韵短诗,正如人们所传的那样,总觉有些古怪:

一呀,二呀,还有一对脸庞

凯奇吉家子孙梅利克的地方

阿拉伯数字 1 后面跟着 2 ,接着跟两个圈,我们念作一二五五;按照现代历法这是一八三九年。)

旅店临街的门脸被刷成赭石色。三级大理石台阶通向一个双开门,门扇的上半截是玻璃的,玻璃外面装着铁栅栏。门两旁是两个大窗户,也装着栏杆—其他楼层的窗户没有栏杆。门拱上高悬着一个绿底白字的锡质招牌:祖国旅店。(这或许是刚解放那几年,在那些没怎么抗敌的城镇、城市中所能见到的一种羞惭的爱国热情。)穿门入户,有雕花木扶栏的阶梯通向二楼,楼梯左边,有一个房间,兼做餐具室、衣橱和茶房。(在那个下了从安卡拉开来的晚点列车的女人打听的那个村庄,吕斯泰姆贝伊有一个熟人,他有个和泽波杰特同岁的儿子,上中学时每到冬天就住在这间屋子里。后来,泽波杰特参军去了,他的父亲就搬下来住到这里,事实上,对于书记员来说这是办理事务最方便的房间了。但是他父亲死后,泽波杰特并没有搬下来。他仍旧住在老地方,在那里,他曾一度养成了一边阅读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一边对着高中女生上体育课的景象打飞机的习惯。)在这个小隔间与楼梯脚之间,一把木质的扶手椅和一个高高的半月形办公桌立在一个平台上。(那个每年党代会期间都会从一个边远县城赶过来、在这里住上两晚的率直多话的牙医,把这叫作泽波杰特艾芬迪的主席台。)那旁边是一张长条桌,桌上靠墙放着铁质保险箱。楼梯下面,一扇有窗的门开向后院。大厅有两张低矮的方桌,每张桌旁围着四把黑色皮面圈椅。两根电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线端挂着灯罩。右手边墙上挂着一张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全身像,当你面向楼梯准备上楼,右边有一扇门标着数字 1 。墙和门这些都做成了米白色,是漆上去的,不是石灰粉刷的。大门右边,有一个长方形标牌,写着:午夜锁门。上一层楼,左边是一个单人间和一个三人间,右边是一个双人间、一个三人间,以及这一层的厕所。三楼也是同样布局。每层楼梯中间的平台上,都有窗户开向院子。阁楼右侧有浴室和厨房,左侧有两间装有小灯的斜顶房间,从屋里可以看到邻居的屋顶。在三面石头高墙围起来的院子里,沿着左边那堵墙有一溜敞开的棚屋。清洁女工每周在这里洗一次衣服。每逢雨天,她就把被单和其他洗好的衣物搭在从棚屋这头一直拉到那头的两根粗绳上。院子有一扇生锈掉色的大铁门,朝着后面的街道开启。紧靠右边墙根,是马厩和车夫、马夫的住处。(从车站广场延伸而来的那条街的街头,挂着一个深绿色的锡铁箭头,上面用白色字母写着“旅店”,钉在一棵松树上。但有颗钉子因为年头太久而朽断了,所以牌子就朝下指了,让人觉得这个旅店是位于地下的。)

泽波杰特

没到平均身高,但也不是特别矮。在军队那会儿,他们给他登记的是五英尺四英寸高,一百十九磅重。现在他三十三岁了,净重能到一百二十四或一百二十五磅。过去两年里,他的腹肌变得松弛了。和身子相比,头颅显得过大,额头很高。头发、眉毛、眼睛和胡子都是褐色的。一张瘦巴巴的脸,略微有些下垂,但毕竟不像那天早上他从镜子里看到的垂得那么厉害,就是那个下了安卡拉开来的列车的女人走的那天。手很小,指甲粗短。窄肩膀,窄胸膛。他七个月大就出生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那天的黄昏,他的妈妈感到一阵阵的剧痛。过了一会儿,她知道试着等疼痛过去毫无意义,于是戴上头巾下楼走到楼梯口。“艾哈迈德艾芬迪,”她叫道,“去叫产婆来。”产婆刚好在家,所以艾哈迈德艾芬迪很快就拉着产婆一起回来了。他们让产妇躺在右边的房间。“还差两个月呢,产婆。这个也会流掉吗?”产婆转向充满期待的父亲。“你去烧些开水。”“于是我就去把前门锁上,把水烧上了。烧水时,你妈妈大概叫了两次,然后门开了一条缝,产婆要热水。‘是个男孩。’她说。不一会儿就叫我进去。她把你用襁褓裹住,你就躺在她的手掌里。你那时就那么小。‘你可以把这小家伙用棉布包起来放在首饰盒里’,她说。‘叫他泽波杰特—橄榄石吧。’我就俯身在你耳边轻唤这个名字。”一个很少见的名字。那天晚上有四个其他省来的人住在店里,他们来镇上是因为有个亲戚在受审。他们刚从外面吃了晚饭回来,握着艾哈迈德艾迪芬的手,向这个孩子表达了祝福。

在他父母的一生当中,泽波杰特曾惹得这次早产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被反复讲起。

1. 早上。要去上学了,下楼来到大厅。他的父亲正在那儿清理煤炉里的煤渣,他们那时是用煤炉来取暖的。

泽波杰特:爸爸,能给我二十五库鲁吗?

父亲: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泽波杰特:我得买本笔记本。

他的父亲把煤渣装进桶里,又把铲子插进炉子里。

泽波杰特:快点啊爸爸,我要迟到了。

父亲:镇定些,儿子。让我先把这些煤渣铲出来。我实在没法理解你是如何等得了七个月才出来的。

2. 一天中午放学回家。上楼。他的母亲正在往盘子里切莴苣。煤油炉上放着水壶。

泽波杰特:我饿啦。

母亲:就快好啦,耐心点。这孩子!甚至都没法等到九个月再出世。

(如果急不可耐确实算是这次出生的特点,那么母亲这一方也是和她肚子里的胎儿一样急不可耐的。前者着急的可能性似乎还要更大些。从胎儿来预期成年后的行为未免太严苛了。倒是一个四十四岁才怀孕的女人才更可能心急,尤其是如果她曾经流产过三次;一次是两个月时,另一次是两个半月,第三次是三个月时。然而不管怎样,不管这个孩子是否当得起这些指责,它们都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渐渐长大,泽波杰特变得越来越稳重而有耐心了。)

他小学毕业那年夏天行了割礼。那个夏天结束之前,他的妈妈就去世了。他的父亲没有送他去念初中,此后八年父子俩就一起经营旅店,直到他去服兵役。泽波杰特退伍两个月之后,他父亲就去世了;他一直撑着直到儿子从部队回来,看样子似乎是要把旅店保持在自家手中。这年他六十三岁,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死在了高高的半月形柜台后的圈椅里。殡仪员被请了过来,他们在后院为他清洗了身体。葬礼后,阿訇问泽波杰特他祖母的名字。他不晓得,也不愿胡乱捏造一个(考虑到天堂里或此间人世可能的纠纷),他只是垂下目光,满脸通红。“没事,孩子,”阿訇说,“母亲就是母亲。”吕斯泰姆贝伊那天晚上收到电报,第二天早晨就赶到了。他进行了吊唁,收了余款,然后把旅店移交给了泽波杰特。“旅店都是你的了,”他走时这么说道,“一定得找个女人来。”“我父亲提到过他母亲的名字没有?”“我没听到过。为什么不查查他的出生证呢。”“我在他的口袋和保险箱里都找遍了。没有。”


题图为尤瑟夫·阿提冈,来自:romankahraman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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