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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两种江湖,以及他的香江奇迹

再见,金大侠。

2018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以笔名金庸而为人所知的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创刊人、曾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查良镛因病逝世,享年 94 岁。

曾经著有《剑桥倚天屠龙史》向金庸致敬的作家宝树(另一笔名“新垣平”)觉得“很意外”,回想起了金庸的很多小说,“怅然若失”。“金庸对我来说,就是青春,就是少年时代。”

香港作家马家辉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上课,“刚听到,很奇怪,马上想起倪匡,匡叔。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老友,匡叔身体也不好,年纪大了。虽然他很潇洒,我想他心里终究会难过吧。”

“六神磊磊读金庸”的作者王晓磊知道后“有点手足无措”。各种电话陆续打给他,他不敢接,觉得自己没想好。“走来走去,不知道坐到哪里,后来就一屁股坐在马桶上,我觉得马桶上有安全感。”

耶鲁研究生院东亚研究博士生 Nick Frisch 在 4 年前完成了金庸人生最后一次采访。他得到消息后回应说,金庸的作品应该算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最宝贵的产品之一。“金庸是非常独特的天才,一边尊敬传统文化的审美观,一边创造很新鲜的、很现代的叙述风格。”

《金庸传》作者傅国涌当时“正在夜色中散步”。他想起 15 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金庸为自己设计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如今,他真的走了。毫无疑问,这是值得悲伤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香港养和医院——“一个时代结束”的地方——查良镛在这里去世。香港本地媒体的记者早已聚集,然后赶到的是内地媒体常驻香港的记者,有的还是一身运动打扮,一听闻此事就直奔这里,再接下来,各路因为探亲、旅游、或者其他报道,阴差阳错路过香港的内地媒体记者也分批出现。晚上 21 时多,人群拥挤起来。试光,试音,现场嘈杂。

养和医院门口,有大量媒体在等待。图片摄影 韩方航/好奇心日报

媒体没能从医院带出更多消息,社交网络上以金庸为关键词的信息开始爆炸式增长。人们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阅读金庸作品的情景,并感谢他为自己奠定了扎实而又正确的三观;出演过金庸武侠剧的艺人们感谢金庸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职业生涯难以磨灭的角色。

金庸几乎一生都生活在各式文化孤岛之中,但有着最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的报业、小说的成功拜香港商业社会所赐,但他以一己之力营造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快意恩仇的世界。

金庸一生始终予世人以两副面孔,在保守与激进,入世与出世,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郭靖式家国天下和韦小宝式拈花浮世之间腾挪。他构建了一个异常丰富的资料库,人皆可取之,但又能读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纵观一生,金庸的大部分成就建立在香港一个诡谲而快速成长的时期,傅国涌说:“毫无疑问,他也是香港神话的一部分,香港奇迹的一部分。”

内地与香港

金庸 1924 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士大夫家庭。不过他并没有享受多久安稳的生活,整个家庭都在社会动荡中受到影响。抗日战争发生后,母亲逃亡过程中患病身亡。父亲则死于 1949 年后的阶级斗争。金庸在 1948 年已被调往香港工作,他没能见到父亲被处决,也因此逃过一劫。

在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前,金庸受到过至少两次处分。一次是 1941 年讽刺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个抗日投降分子,他在墙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而被开除。另一次是 1944 年,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学生投诉学生党员行为不当,被退学。

对时事敏感、反应有力在此后长达三十多年里都成为金庸的重要特质。

傅国涌认为,这些早期经历也使得金庸中西贯通。而且他非常幸运,遇到了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

金庸最早以报人身份前往香港。 1946 年,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这是他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工作,此前他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任暂时的外勤记者。 1948 年,他被调往《大公报》的香港分社。

1952 年,他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报纸的副刊是刺激报纸销量的重要手段,却也成为很多香港作家一举成名的地方。刘以鬯在当时主编了《香港时报·浅水湾》,他的小说《酒徒》被王家卫改编成《花样年华》、《2046》,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位 1960 年代的香港报人。

金庸作为笔名在《新晚报》时期被第一次使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和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引起轰动。2009 年梁羽生去世,金庸作挽联: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1959 年,金庸创办《明报》时,沿用了这种办报模式。副刊和连载小说是重要的。他在《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大获成功。他亲自挑选作者,旁人没有决定权。事实证明,尽管他在管理上有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但他了解才华,也善于用人。作家陶傑在一个月前的一档视频节目里对此有过一段描述:“他不写了之后,马上找古龙。推上版面的右上角,找最好看的云君插图。温瑞安先在左下角,先看看行不行,行的话再推到右上角。一路找接班人。”

这些作者写小说,也写杂文社论,他都亲自过目,但通常并不提出修改意见。包括林燕妮、《卫斯理系列》的作者倪匡在内的作者对此印象深刻。林燕妮在 2010 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连一些重要时事的社论,金庸也完全给予作者自由,他乐于在《明报》上刊发各种观点,但唯独不能接受对此全然缄默。

他的挚友、 83 岁的倪匡在一个月前的一档视频节目里和陶傑聊起金庸时说,金庸打牌非常谨慎,可以半个小时都不动牌。倪匡相反,人称“倪必跟”。金庸做事不怕麻烦,详细,一板一眼。他不光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广收别人的意见。有两个道士从青城山下来,质问金庸,为什么总是把青城山写成坏人?金庸说我改我改。倪匡说,要是我,我会说我就喜欢把青城山写成坏人。青城山没坏人吗?

“他不是那种莽撞的人。”傅国涌说。

王晓磊认为,理解金庸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实用主义者,不支持过于偏激、不切实际的东西,不要硬碰硬。这是由他的身份决定的。他是社会的上层,是个做决策的人,说话要负责任。但他同时是个人道主义者,因此会不顾一切在六·七事件中和左派论战。自由在金庸这里非常重要。“人道主义者才能写出一流的武侠。人道主义者才反对极权、同情生命、怜我世人。”王晓磊说。

金庸当然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小说家。《明报》成为香港第一家约到与邓小平专访的媒体,据称是因为邓小平喜欢读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虽然每个人读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马家辉认为,金庸的小说是一部分香港人最早家国情怀的来源,同时也是青春期的情感教育来源。马家辉住在湾仔,他说他有意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沉迷在金庸世界里。

香港著名的女政治家叶刘淑仪是金庸迷,因为她喜欢里面的爱情故事。美国记者 Nick Frisch 则在一篇为《纽约客》撰写的报道中指出,写于 1950 年代末的《射雕英雄传》完全能引起金庸这一代香港人的共鸣,是否要逃到南方做一个移民,同时饱受失去故国山河的创痛。

对于禁止金庸的人来说也一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金庸的作品在内地被禁,因为一些人认为小说中充满了政治隐喻。同样的禁令也发生在当时的台湾。

禁令取消后,金庸在内地大受欢迎,和琼瑶成为当时年轻人必看的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充斥着内地在政治运动中被极力打压的传统元素、道义,也有讨巧的现代小说笔法。湾仔少年读金庸的故事不断重现,要么放任自己,读到挂科;希望克制的,读完几本不敢再读下去。

经过大量的影视剧改编后,没有人不知道韦小宝是个多么容易滑头和犯花痴的人,当人们形容一个男人像杨过时,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一句完全的褒奖,可能是在指责他多情,时常让自己陷入两难。马家辉将这种现象称为金庸在中华文化的语言符号。

1995 年版电视剧《神雕侠侣》

阿里巴巴的员工被要求选择一个金庸小说中的人物代表自己,并共用一个名字,作为自己在公司里的代号。马云自己的名字是风清扬,这是《笑傲江湖》里一位绝世高手。

金庸从 1972 年开始就不再创作新的小说了,但他还在不断修改过去的作品。韦小宝是他改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他被太多地批评与道德不合。

金庸的角色变得较以前不同。在娱乐圈明星都纷纷步入天文界,为小行星冠名之前,金庸在 2001 年成为国际永久编号为 10930 号小行星的名字。这是由中国国家天文台授予的荣誉,表彰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当代中国文学事业发展中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和巨大成就,以及他对祖国建设发展和世界文化事业的贡献”。

他在内地有过一段在高校担任教职的经历。但这段经历并不愉快,批评者认为他缺乏学术和教学能力。后来他离开了浙江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董健认为金庸辞职是“结束了一场错位”。

马家辉认为,这段经历并不应该遭到讽刺。“因为他觉得自己被低估了,然后他又有能力又有机会让大家来发掘自己作品的深层意义。我觉得这是应该的”。马家辉反倒感到惋惜的是,金庸本来可以在内地做更多事,但他没有做。

再到后来,金庸以一个永不停歇的好学老人形象出现。他被报道拒绝直接接受由剑桥大学颁发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选择像普通学生一样修读课程,并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论文。

图片来自明报影片

王晓磊觉得,内地、西方和香港合在一起才是金庸。大陆的经历给了他学养、阅历、一种大的格局;西方带给他养分,他喜欢雨果、巴尔扎克,观念里面有现代性的东西;香港则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给了他发挥的土壤。

通俗与严肃

在记者们等候养和医院发布最新消息的时候,围坐的人们开始回忆起金庸为自己的 14 部作品所拟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指的是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金庸在《大公报》《香港商报》《明报》等报刊上连载的武侠小说,直到 1972 年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上面的 14 部,再加一部未被囊括其中的《越女剑》就组成了人们对于金庸最熟知的那一面。

浙江桃花岛上的金庸铜像,两旁的楹联为著名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图片来自 Wikipedia

从一开始,武侠小说的诞生就是出于市场的考量,尤其是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 1954 年,当时香港武术界的两大流派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并相约擂台决战。事情闹大以后,《新晚报》主编建议本名为陈文统的梁羽生试水写作武侠小说,并因此一炮而红。为了满足每日一篇武侠小说的连载需求,梁羽生怂恿金庸写出了《书剑恩仇录》。

相比起清代与民国时期的老派武侠。梁羽生、金庸等人更多将西方的小说写作技巧加入传统的武侠题材当中。“比如说阿紫给乔峰喝一碗水,喝了之后,乔峰就可以爱上她。这就是希腊悲剧的桥段。”王晓磊对《好奇心日报》说,“金庸的小说里有很多西式的技巧,比如说学巴尔扎克的桥段,学《基督山伯爵》的桥段,还有学古希腊悲剧的桥段。”

王晓磊认为,金庸的作品价值两句话,一句话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着家国情怀,比如郭靖保卫襄阳城,倚天屠龙抗击元兵;另一句话是,“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充满着人道主义的悲悯。“他悲悯所有的角色,比如说被权力扭曲的人,比如任我行、东方不败;被爱情扭曲的人,比如阿紫、何红药;还有被复仇扭曲的人,比如林平之、游坦之……“他说。

新垣平觉得,金庸的作品塑造了一代人的价值观。马家辉则称,蛮多的香港年轻男生通过读金庸学好中文,而且“金庸作品不仅是文学上面的阅读的经典,更是华人文化符号里面有待去发掘的、使用的资料库。不管你是哪一类型的中国人,哪个时代的中国人,你都可以在金庸作品里面看到你的影子、朋友、爱人。这才是让他成为全球华人共同语言很重要的力量。另外就是对中国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在历史虚构情景里面呈现。什么叫侠?什么叫义?什么叫情?”

金庸自己则认为,他所写的这些武侠小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是非观念。在与澎湃新闻的一次对谈中,金庸说:“我的小说价值在于强调是非观念,做人强调要有侠义精神,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要站出来,同情弱者,见义勇为,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在那个年代,中国革命刚刚尘埃落定,新的社会秩序亟待建立,而什么是好的社会,标准并不明确。金庸用一种近乎于童话世界的方式,重申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并给予好人有好报的结局,为当时的读者提供一丝心灵的慰藉。这也是为什么,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缅怀金庸的时候,他们总会提到金庸武侠是他们确立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础所在。

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便是,应该如何理解金庸武侠之于整个文学史的价值。夏济安和夏志清,这对同为文学评论家的兄弟,就在如何看待金庸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夏济安是金庸的铁杆粉丝,而夏志清则始终拒绝阅读金庸,“你要看武侠小说,有多少小说要看?金庸的小说要看的话,早期的《江湖奇侠传》也要看,那还得了?武侠小说,我一律不看。”

批评者则总觉得金庸武侠无法避开类型小说的俗套,并对其嗤之以鼻。在金庸的故事中,总有一个起初不那么起眼的男主角,获得奇遇之后神功大成,恰巧他又卷入家国是非和民族大义,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后期的《鹿鼎记》中,金庸则创造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角色韦小宝,但是反套路依旧是建立在此前套路基础之上的类型化选择。

“(金庸)那些故事和人物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干不掉谁,一到要出人命的时候,就从天下掉下来一个挡横儿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这有什么新鲜的?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义还是色情,都是这个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这是王朔对金庸的评价。

与之相反,喜欢金庸武侠的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为之正名,并将他擢升到文学殿堂的角度。傅国涌看中的是金庸在文学史的地位和语言的典范。他告诉《好奇心日报》:“在上世纪 50 到 70 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环境中,他将这一新武侠小说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了武侠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的文字如此干净,如此生动,完全堪称母语的典范。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金庸也可以毫无争议地排进前一百名。”

关于对金庸作品通俗,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指责,马家辉、新垣平和王晓磊都觉得这是个偏见,比如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当年也很“通俗”,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的伟大。所谓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并没有清晰的鸿沟。“我们的脑袋被很多的观念格式化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一说金庸,一说文学,非常纠结一个问题:你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那时候很多人批评金庸,就说你是旧文学,不是新文学。什么叫新文学?五四以后是新文学,才是好的。旧文学需要批判,新文学需要提倡。那时候,人被这些观念束缚。现在,我们又被经典还是通俗束缚。这很正常。文学家要接受质疑,没有关系,留给时间。”王晓磊对《好奇心日报》说。

夏济安的好友,文学评论家陈世骧则试图挖掘金庸武侠的深度。在谈及《天龙八部》时,陈世骧说只要扣住楔子中“冤孽与超度”这一主题就能发现,“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

而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则为理解金庸武侠提供了一种社会背景的解读。他相信,1956 年,毛泽东在内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金庸供职的《新晚报》希望在一个资本主义殖民社会里延续左翼思想。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就复活了武侠小说。金庸自己持左派立场。“我们通常不会想到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跟左翼在海外打破冷战僵局的企图有关的。”

1976 年正式出版成书的《书剑恩仇录》。图片来自豆瓣

对于这些附加在小说之上的解读和观点,金庸的态度总是表现得非常超然。在采访中,他总是会说,“我认为自己的小说只是比较热闹、娱乐性强而已,大家空下来看时觉得味道还不错就行了。”至于如同红楼梦研究被冠以红学之名,金庸武侠被冠以金学一事,金庸也是敬谢不敏,“‘金学’的说法不敢当,‘金学’不值得研究。不如大家有兴趣谈。”

政治与文学

除了小说家,金庸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报人。

金庸后来在小说上的成就——一种起初无心插柳的成就,盖过了他办报的成就。金庸也似乎并未将武侠小说家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在提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时,除了空泛的努力学习,积累知识;辛勤发奋,造福社会;安度晚年,逍遥自在这些目标以外,他唯一提及的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够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为大众作贡献”。

事实上,马家辉认为,金庸因为出色的社论,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位著名的意见领袖。他最常被提起的是对内地文化大革命和在香港六·七暴动中对左派等的批评。后者甚至让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傅国涌指出了其中更复杂的一面:内地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有《明报》,也没有看过《明报》,但是《明报》却关心着那个时代的内地,关心着那个时代的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世界。金庸亲手执笔写的社评,影响过许多读者。

“他从 1948 年来到香港,在新闻界工作,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或者说最宝贵的黄金时光都在从事报业。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新晚报》。直到自己创立《明报》,把《明报》办成了一个报业集团。这大半个世纪中,从 1940 年代到 1990 年代,金庸成为了华人世界傲然独立的一位报人。所以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影响,是一样的重要。”傅国涌说。

傅国涌觉得,作为报人的金庸承继的是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按照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李金铨的说法,百余年以降,中国报刊维系国运民生,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报人活跃其间,传播新知,激励民气,鞭笞腐恶,探索前途,凝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比如王韬、梁启超、胡适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与此类似,王晓磊认为,《明报》从一个小报变成后来的大报,其实基本上还是金庸坚持的两个情怀,一个家国,一个人道。金庸是巴尔扎克的体,雨果的灵魂,“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出自《悲惨世界》)。

比如《明报》在 1967 年的香港动乱中就有出色表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曾撰文称:“在六七暴动中批评左派的,不单止商台,也包括《明报》,当时查良镛撰写了多篇社论,谴责暴徒暴行,惹来左派的全线围剿,恶毒的攻击自然少不了,更大的威胁,来自林彬被烧死后不到一个星期,被左派谑称为‘豺狼镛’的查良镛之住宅,收到了炸弹邮包……但在这形势凶险、人人自危的时刻,《明报》仍然继续坚持发表谴责暴徒暴行的社论,绝不退缩。”

图片来自明报影片

“《明报》在 1967 年香港动乱期间,报社受到左派斗委的攻击,《明报》主事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反倒强化了《明报》站在大多数市民的立场,坚决反对左派的形象。《明报》社评强调以香港为家,支持港英政府,又进一步树立了《明报》是一份香港报纸的形象。” 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一书中写道。

再比如 1973 年 4 月 22 号,金庸在《明报》发表题为《最伟大的三结合》的社评,提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的三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金庸的理想。

但是,到了 1980 年代,金庸在香港和内地的很多问题上“引起了蛮多风波”。“对于香港民主制度的发展,对于香港应该站在什么角度来跟北京规划香港的未来,(很多人)都不太满意金庸的保守。甚至《明报》自己的高层员工,都烧《明报》的报纸,对他攻击很大。当然,金庸先生不一定是为了个人私利,等等。他觉得,(香港)基本上没办法跟北京硬斗,只能将来在现实的框框里面前进。”马家辉回忆。

金庸在一次英文采访中谈及独裁者时说,独裁者今天可能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明天可能就会很疯狂,以此表达他的政治立场。但金庸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处理香港和内地关系时的态度让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1985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时,金庸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金庸和査济民提出“政制协调方案”,这个方案关于 1997 年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安排被认为太过保守妥协,引发抗议。

一些人因此将金庸比作他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圆滑,缺乏原则。这也是香港人被诟病的地方。香港人最理解韦小宝。不过金庸说自己不是韦小宝。

在《明报》的管理上,很多人认为金庸是一个“皇帝”,“对员工的薪水蛮刻薄”。但是,马家辉称,金庸最重要的特长是用人,知道什么样的人好,也懂得训练人。“今天中壮年以上那一辈,很多都是《明报》出来的。“

当内地读者了解到《明报》时,《明报》差不多已经易主。 1991 年,拥有多项业务的明报集团上市,金庸退出管理层,开始将报纸出售给于品海。之后这份报纸有了较大变化。但因为过去的遗产,“《明报》在今天还是一份响亮的招牌,所有认真对待公共事务的人都要看《明报》,都在《明报》交流,都在《明报》发表意见。”马家辉说。

而由于报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外界常常会探讨金庸作品中是否存在政治隐射的问题。

耶鲁研究生院东亚研究博士生 Nick Frisch 在 4 年前曾经采访过金庸。他称,金庸承认他后几部小说的确是“文革”若干事件的寓言。

王晓磊有类似的看法,但他认为金庸的作品中,人性的价值最后超过了所谓的政治影射。“确实,他小说有非常明显的影射。这个也不稀奇,(比如)日月神教已经叫朝阳神教;为什么叫《葵花宝典》?葵花向太阳。但是,更有价值的是那些讲人性的东西。比如说人性因为权力而扭曲。”他说。新垣平也觉得,对于金庸而言,艺术比狭义的现实政治有着更长远的生命力。

除了中国政治,马家辉觉得,金庸作品重要的还是普世那一面,常常有着关于人的命运的探讨。 2018 年 2 月,《射雕英雄传》出了英文版,走向了外国读者。英国译者郝玉青(Anna Holmwood)曾对《好奇心日报》表示:“金庸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看他的书会有种回到青春期的感觉。”

傅国涌感慨:“作为生在 20 世纪到 21 世纪这个特定时空中的金庸,他的故事仍然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非常重要的范例。他让世人知道一个人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极限,他可以两手写文章,两手都成为时代和众人的祝福。”

10 月 30 日晚上,王晓磊在公众号更新了文章《我再也没有后台了》,回忆了和金庸有关的故事。这篇文章迅速获得了 10 万+的阅读量,近 5 万个点赞。和其他名人逝世新闻一样,各式各样的文章一齐涌现,金庸在纪念狂潮里陡然德高望重起来,每个人都似乎认识金庸,跟他很熟,奉为圭臬。

王晓磊对《好奇心日报》说,令狐冲是金庸价值的典型代表。“令狐冲就是典型的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魔教的教主说,令狐冲你要娶我女儿可以,但你要加入我的魔教。令狐冲也曾经想过答应,但是他一看魔教里的情形,对着魔教的首领山呼万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令狐冲觉得,做这种事情,令人作呕。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做这样的事!宁可不娶盈盈,最后也不愿加入神教。”

“我觉得这几个是金庸的贡献。他创造了成人的童话,讲述了动人的爱情,嘲笑了极权的可笑,嘲笑了极权的嘴脸,歌颂了伟大的自由。”

(感谢肖旸、陈莉雅在联系采访时的帮助)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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