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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制造”的确是精密工艺代名词,但它背后还有一个“影子经济”

奢侈品,到底奢侈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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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巴里省电 — 今年夏天,意大利南部小镇圣埃拉莫因科莱(Santeramo in Colle)一间两层楼的公寓里,一名中年女子坐在厨房餐桌旁一把黑色坐垫的椅子上认真工作,小心翼翼地缝着一件精美的羊毛大衣。本月,这种款式的大衣将会出现在意大利奢侈时尚品牌 MaxMara 的秋冬系列中,一件可以卖到 800 到 2000 欧元。

然而每缝制一米布料,这位女士只能从雇佣她的工厂获得 1 欧元。由于担心丢掉工作,她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

“我缝一米大约要花一个小时,也就是说,缝完整件大衣要花上大约四到五个小时,”她说,“我努力一天缝两件大衣。”她没有工作合同或保险,按月领取现金酬劳。

她是在当地一家工厂接到这份外包工作的,平时在自己家工作,没人监督。这家工厂还为奢侈品行业一些知名品牌生产外套,如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和芬迪(Fendi)。她说,最多的一次,她缝一整件大衣挣了 24 欧元。

在家或小作坊工作,而不是在工厂工作——这种“家庭工作”的模式已经成为了快时尚供应链的基石,在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和中国等国家尤为普遍。这些国家有数百万低收入的家庭雇工,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他们就业状况不稳定、孤立无援、缺乏法律援助,是业内最不受保护的一群人。

意大利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样的做法的确方便了一些高级衣物制造,但可能会让那些认为“意大利制造”是精密工艺代名词的人感到震惊。

奢侈品牌有一项不言而喻的准则:奢侈品是在最好的工作条件下,由技艺精湛、收入丰厚的工人制作而成的,奢侈品的一部分价值正来源于此。然而,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级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这项准则有时也会受到威胁。

尽管这些家庭雇工的工作条件和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血汗工厂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拿着接近血汗工厂工人的工资。意大利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但许多工会和咨询公司认为,约 5 到 7 欧元的时薪较为合理。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位技艺精湛的工人一小时可以赚 8 到 10 欧元。但是,无论他们参加的是皮革制造、刺绣还是其他手工艺工作,这些家庭雇工的工资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53 岁的玛利亚·科拉米塔(Maria Colamita)意大利普利亚区(Puglia)的吉诺萨小镇(Ginosa)上,她告诉我,十年前她的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她在家为当地工厂加工过结婚礼服,当时为裙子缝绣珍珠亮片和绣花贴饰的时薪是 1.50 到 2 欧元。

完成一件结婚礼服要花 10 到 50 个小时。科拉米塔说,她一天工作 16 到 18 个小时,而只有等整件衣服完工后,她才能拿到工资。

“我只会在要照顾孩子和家人的时候才会休息——那时就是这样的,”她说,“现在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我可以找一份真正能挣到工资的工作了。”她还说,她现在做清洁工一个小时可以挣 7 欧元。

家庭雇工在制作一些春季时装系列时使用到的缝纫线。

两位女士都说,据她们了解,她们所在的地区里至少还有 15 位女裁缝通过在自己家以按件计费的方式,为当地工厂生产奢侈品牌时装。这些女裁缝都住在普利亚区:这个地区位于这个形状像皮靴一样的国家的鞋跟处,有着白漆粉刷的渔村和清澈见底的海水,深受游客的喜爱。同时,这里也有着意大利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几乎没有人愿意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说出他们的故事,因为这份工作的灵活性,以及工作时还能兼顾家人的特点,足以让他们接受这份微薄的工资,忍受保护措施的缺位。

“我知道,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报酬,但普利亚区这里的工资就是非常低廉。而且说到底,我也喜欢我的工作,”另一位女裁缝在她位于公寓阁楼的工作间里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份工作,我也做不了其他的事。”

尽管在工厂有一份时薪 5 欧元的工作,但她还是会每天下班后在家另外工作三个小时。这三个小时里,她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为意大利设计师制作高质量的样衣,一件样衣收费约 50 欧元。

这位女士在她周围堆满布卷和卷尺的缝纫机旁说:“我们都能接受,事情就是这样。”

号称“意大利制造”,但成本几何?

“意大利制造”依靠的是无数中小规模的出口型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也正是这个欧洲第四大经济体的支柱。然而近年来,在官僚主义及成本、失业率飙升的重压之下,这一悠久的传统开始有所松动了。

意大利北部通常有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那里的企业日子比南部的企业好过一些。外国廉价劳动力发展迅猛,吸引许多公司把生产部门转移到了国外,南部企业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几乎没有哪个行业像奢侈品行业一样仰仗意大利制造的威名,而意大利制造长期以来一直意大利经济增长的关键。奢侈品行业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5%,而据博科尼大学(University of Bocconi)和意大利奢侈品贸易组织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Altagamma)一份报告的数据显示,2017 年意大利奢侈品行业直接或间接雇佣了 50 万人。

这些数字得到了全球奢侈品市场乐观前景的支持。贝恩咨询公司预计,全球奢侈品市场 2018 年会增长 6% 至 8%,即 2760 亿至 2810 亿欧元,这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成熟和新兴市场对“意大利制造”的需求。

但是,一些奢侈品牌和主要供应商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成本,而对行业底层的人民造成了损害。至于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具体数字很难估量。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the It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的数据显示,2015 年意大利各行业共有 370 万工人没有劳动合同。2017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有 7216 位家庭雇工签有正规合同,其中 3647 位雇工属于制造业。

然而,目前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签订不正规合同的工人有多少,几十年来也从未有人尝试过确定这个群体的人数。1973 年,经济学家塞巴斯蒂亚诺·布鲁斯科(Sebastiano Brusco)估计,意大利有 100 万服装生产行业的家庭雇工签有合同,还有大约相同数量的家庭雇工没签合同。自那以后,一直没有人采取全面的措施检验这些数据。

《纽约时报》的这份调查收集了普利亚地区大约 60 位服装行业女性在没有正规合同的情况下独自在家工作的证据。塔尼亚·托法宁(Tania Toffanin)写过一本有关意大利家庭雇工历史的书《看不见的工厂》(Fabbriche Invisibili)。托法宁估计,目前服装生产行业有 2000 到 4000 位不正规的家庭雇工。

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是一个反对血汗工厂的倡导团体,它的意大利分支名为 Abiti Puliti。分支成员黛博拉·卢凯蒂(Deborah Lucchetti)表示:“越深入供应链底层,就会发现滥用工人的情况越严重。”据卢凯蒂所言,全球制造业是由成千上万中小型、通常为家族所有的公司构成的,而不受监管的家庭工作模式依然在意大利这种第一世界国家盛行,这种分散化结构正是一大关键原因。

许多普利亚地区工厂的经理强调,他们遵守了工会规定,公平对待工人,并向他们支付了最低生活工资。许多工厂老板还表示,几乎所有奢侈品牌都会定期派人前来视察工作条件和质量标准,比如开云集团旗下的 Gucci,或路威酩轩集团(LVMH Moët Hennessy Louis Vuitton)旗下的路易威登。

《纽约时报》就此联系了路威酩轩集团,集团拒绝对此予以置评。MaxMara 一位发言人通过邮件发送了如下声明:“MaxMara 认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供应链是公司核心价值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的商业行为反映了这种核心价值。”

他还说,此前公司没有注意供应商使用家庭雇工的具体指控,不过公司已于本周开始对此展开调查。

据卢凯蒂介绍,许多意大利奢侈品牌会将大部分生产制造工作外包出去,而不是使用自己的工厂。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目前这种剥削行为易于恶化的现状,尤其是在那些工会或品牌注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品牌会在某个地区雇佣当地供应商,然后由供应商代表品牌与当地工厂协商合同事宜。

家庭工作(在家或小作坊工作,而不是在工厂生产产品)是意大利时尚供应链缺乏监管的一面。

“首先,品牌委员会领导供应链头部的承包商,接着承包商委托次级供应商,之后下级供应商会把部分生产转包给更小的工厂,而这些小工厂则承受着交货时间缩短、价格空间压缩的压力,”卢凯蒂说,“因此,要想建立起足够的透明度或问责制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们知道有家庭工作这种情况存在,但它非常隐蔽,有些品牌不知道他们的订单是由签订合同的工厂以外的非正规工人完成的。”

但是她也说,这些问题品牌心知肚明,并表示:“一些品牌必须明白,他们可能是同谋。”

“萨伦托办法”

欧金尼奥·罗曼诺(Eugenio Romano)就是这么想的。过去五年,这位前工会律师一直都是破产的 Keope Srl 工厂(前 CRI 工厂)老板卡拉·文图拉(Carla Ventura)的代理律师,起诉了意大利奢侈品鞋履巨头 Tod’s 及其在普利亚地区生产鞋履的主要供应商 Euroshoes 公司。

2011 年,文图拉只针对 Euroshoes 公司进行了法律诉讼,称其持续逾期拖欠账款、缩减订单费用,还欠她未偿付票据,这让她难以继续维系工厂盈利,也难以向她的员工支付合理的薪资。当地一家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她的判决,责令 Euroshoes 公司支付欠款。上诉失败后,Euroshoes 公司依照判决支付了欠款。

随着这些法律诉讼的出现,订单渐渐消失了。最终,Keope 工厂于 2014 年破产。文图拉已经对 Euroshoes 公司和 Tod’s 提起了另一项诉讼,目前正在二审期间,但这一审判已经拖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做出重大裁决。她说,Tod’s 对 Euroshoes 公司的非法商业行为有直接的了解。(Tod’s 声称,公司没有参与 Euroshoes 公司与 Keope 工厂的合同,并且对此毫不知情。Euroshoes 公司一位律师拒绝对本文置评。)

罗曼诺在他位于卡萨拉诺(Casarano)的办公室表示:“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员工为了工作愿意放弃他们的权力。”

他提到了“萨伦托办法”(Salento Method)。这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灵活一点,用你的办法,你知道怎么在这里把事儿给办了。”

萨伦托地区失业率很高,劳动力相当脆弱。尽管品牌官方从未建议供应商占员工便宜,但一些工厂老板告诉罗曼诺,品牌暗地里允许工厂使用各种方法占员工便宜,比如向员工支付低薪、付钱请他们在家工作。

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 Gucci、Prada、菲拉格慕(Salvatore Ferragamo)和 Tod’s 等奢侈品牌第三方鞋履制造商的聚集地。2008 年,文图拉和 Euroshoes 公司签订了排他协议,成为了 Tod’s 的鞋面次级供应商。

根据文图拉的起诉,协议签订后,她就一直在面对逾期拖欠账款和毫无理由的压价——2009 至 2012 年间,单件鞋面的价格由 13.48 欧元被压低到了 10.73 欧元。

文图拉说,虽然许多工厂选择用聘请在家工作的员工等方式节省开支,但她依然坚持支付全职工资,提供国民保险。因为合同要求排他,她的工厂不能和阿玛尼、Gucci 等 Tod’s 的竞争对手品牌达成生产协议,但如果能把这些订单接下来,她的工厂是可以平衡收支的。

据文图拉递交的法律文件显示,Keope 工厂收入无法抵偿生产成本,Tod’s 透过 Euroshoes 公司做出的增加订单数量的承诺也从未兑现。

2012 年,也就是文图拉第一次因为未付账款向法院起诉 Euroshoes 公司一年后,Euroshoes 公司发来的 Tod’s 订单彻底停了。法律文件显示,文图拉说这最终导致了 Keope 工厂开始走向破产。2014 年,文图拉宣布破产。

律师欧金尼奥·罗曼诺(左)正在准备开庭。他参与了一场针对意大利鞋履公司 Tod's 次级承包商的诉讼。

被问及对此案的评论时,Tod’s 一位女发言人发表声明称:

“Keope 工厂对 Tod’s 和我们的一家供应商 Euroshoes 公司提起了诉讼,以期追回 Euroshoes 公司被指控参与的一些行为或因疏忽而引起的损害。在这起案件中,Tod’s 与这些被指控的事实无关,且与 Keope 工厂不存在直接商业联系。Keope 工厂是 Euroshoes 公司的次级承包商,Tod’s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毫无关联。”

这项声明还指出,Tod’s 已经以合乎规定的方式及时向 Euroshoes 公司支付了全部款项,如果 Euroshoes 公司无法向其次级承包商支付账款,Tod’s 不负有任何责任。Tod’s 表示,公司坚持要求所有提供服务的供应商遵守法律规定,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次级承包商。

这位女发言人表示:“Keope 工厂将 Tod’s 卷入了与 Tod’s 无关的问题之中,而 Tod’s 保留捍卫自身名誉不受 Keope 工厂诽谤的权利。”

事实上,Abiti Puliti 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写到了当地报刊《Il Tacco D’Itali》对文图拉一案的调查。调查发现,该地区其他公司手工缝制鞋面的工作都是由女性通过不正规的方式在家完成的。一双鞋垫单价为 70 到 90 欧分,也就是说一名工人工作 12 个小时只能挣 7 到 9 欧元。

“看不见的劳动”

在意大利,家庭纺织工作这种劳动密集型或需要精湛手工艺的工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但是,许多行业观察者认为,是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缺位,导致了许多家庭雇工如今依然只能收到微博的报酬。

工资通常都是由工会代表替工人谈判的,不同行业和工会标准各不相同。据意大利劳动咨询公司 Studio Rota Porta 的数据显示,纺织行业最低工资约为每小时 7.08 欧元,比食品(8.70 欧元)、建筑(8 欧元)、金融(11.51 欧元)等其他行业的时薪都要低。

但是,非工会成员的工人却被遗漏在了这一系统之外,很容易受到剥削。这令许多工会代表十分沮丧。

意大利最大的全国工会——意大利劳工总联盟(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代表彼得罗·菲奥雷拉(Pietro Fiorella)说:“我们确实知道普利亚地区有女裁缝没有劳动合同,尤其是那些专门缝纫贴花的女裁缝。但没有一个女裁缝想要联系我们,聊一聊她们的情况。分包的方式让她们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群消失的人。”

菲奥雷拉说,她们许多人或者是退休了,或者是想要利用兼职工作的灵活性兼顾照料家庭成员,又或者是想要增加她们的收入。她们都很害怕失去这份额外的工资。2018 年第一季度,普利亚地区的失业率由 2017 年第一季度的近 21.5% 下降到了 19.5%,但工作依然很难找。

一位工会代表吉奥达诺·弗马罗拉(Giordano Fumarola)指出了意大利南部服装和纺织行业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的另一个原因:过去二十年间,公司会将生产离岸外包到亚洲或东欧地区。这些地区订单较少但竞争激烈,工厂老板不得不压低价格。

弗马罗拉说,近年来一些奢侈品公司开始把生产业务重新移回了普利亚地区。但他认为,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品牌而非利润已经很微薄的供应商手中。工厂老板难以抗拒利用次级供应商或家庭雇工,或通过欺骗员工或政府省钱的诱惑。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监管相当反感,非正常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保护系统松散,再加上 1990 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市场的成功改革大大方便了不规范的雇佣,结果就是这些边缘化的工人进一步被孤立了。

今年三月的意大利大选把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政府送上了台,把权利交到了五星运动党(the Five Star Movement)和联盟党(the League)手中,并准备出台“尊严法令”(dignity decree)。这份计划旨在限制短期劳动合同盛行,以及公司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国外的行为,同时简化了一些财政法规。然而,直到现在,意大利政府似乎还没有把立法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上议程。

事实上,对于圣埃拉莫因科莱这些不愿透露姓名、在餐桌旁缝制一件件大衣的女裁缝而言,不管什么形式的改革似乎都还离她们很遥远。

但这并不是说她真的对此毫不在意。她表示,如果失去这份额外的收入,她会很伤心,而且这份工作让她有时间可以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你想让我说些什么呢?”她叹了口气,合上眼,举起手账,“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意大利。”


翻译:熊猫译社 钱功毅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Gianni Cipri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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