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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柯勒律治到奥威尔,英国 170 年的“文化”概念批评史

《文化与社会》将包裹着现代政治学的各种意识形态层层剥离。这部从独立左翼的立场出发写就的关于英国1780—1950年“文化”概念的批评史,理应是当代价值讨论的核心。——哈罗德·罗森伯格(美国作家、艺术批评家)

作者简介: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 20 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二战”后至 1961 年,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 1974 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教授,直至去世。

雷蒙·威廉斯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其研究架通了美学与社会经济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主流文学思想以及现代与后现代世界。其著作宏富,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

译者简介:

高晓玲: 1974 年生,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现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及思想的研究。著有《情感也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的情感认识论》。

书籍摘录:

第三编第六章  奥威尔(节选)

“与其说这是一套书,不如说这是一个世界。”这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对狄更斯的评价。“与其说这是一套书,不如说这是一个范例。”这是今天对奥威尔本人的评价。自他去世以后,我们都把他用作一个普遍论点的基础,但并不是关于观念的论点,而是关于心境的论点。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只能缓慢地接受和评价;也不是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必须要阐述和审视他的思想。他的有趣之处,几乎完全在于他的坦率。他和我们一起继承了一个伟大而人道的传统;和我们一起试图把这个传统应用于当代这个世界。他博览群书,在书中找到了美德与真理的详尽论述。他勇于体验,在实践中找到了忠诚、宽容和同情。但最后: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但又寒风料峭的四月天,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缩着头,下巴紧贴着胸前,以躲避恶风。他快步走入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是这种快捷却不足以阻挡一阵裹着沙砾尘土的旋风随他而入。

《一九八四》

这沙尘是范例的一部分:由恶风挟带着打得人生疼的沙尘。民主、真理、艺术、平等、文化,所有这些都只存在于我们脑袋里,而街上到处都是恶风。伟大而人道的传统是一个蹩脚的玩笑:在书本里它还有些用处,但是等你放下书本,环顾四周与其说会幻灭,不如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

这是个悖论情境:这样的传统,这样的尘沙。我们已经把奥威尔变成了这种悖论人物的象征:我们对他所做出的反应,实际上是对共同情境所做的反应。英国受到了工业主义及其后果的首次冲击,随之而来的是两种情境的对立:一方面,这种富于人性的反应是提早发生、细致而又深刻的制造了一种真正的传统;另一方面,遭到批评的物质特性被构筑进我们所有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强大而笃定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持久缓慢的,有时甚至是极度艰难的。一个靠感官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定会遭受到许多压力。奥威尔生活在其中,而且坦率地把这种相互作用记录了下来。这便是我们关注他的原因。同时,尽管情境相同,奥威尔的反应仍属他个人所有,这一点必须分清楚。无论是他的关系、他的困境还是他的幻灭,都不能被赋予普遍意义。最后,为了恰当理解他的思想,与其说这是一个范例,不如说是一套书籍。

奥威尔作品的总体效果是悖论性的。他非常仁慈,却表达出一种极端非人的恐怖;他行为得体,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卑劣。这或许是他悖论的总体特征。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具体的一些悖论元素。他信仰社会主义,却对社会主义和其信徒进行了严厉苛责的批评;他笃信平等,批评阶级分化,却在晚期作品中假设了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和无可逃避的阶级差别。这些向来被人们模糊带过,或仅仅为党派纷争所利用。只有观察更深一层的悖论,我们才能充分研究这些悖论问题。在批判语言的滥用方面,他是一个出色的批评家,但是他自己却实践了对语言的几种主要的和典型的滥用。他善于观察细节问题,而且作为经验主义者而广为人知,然而他自己也常常犯下貌似有理实则徒有其表的过分概括化毛病。我们研究他的作品时,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

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细节观察者,我认为是合适的;能够体现这些优点的代表性作品是《唐纳德·麦吉尔的艺术》,还有《通向维根码头之路》中的某些部分。他所做出的概括评论会引发完全对立的观点,在读完他全部作品后会得出这样的结果。

奥威尔的做法常常是先给出论断,然后才在论断中进行评述。作为一种文学手法来看,他很明显受到萧伯纳和切斯特顿(Chesterton)的影响。这种方法已经变成了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有时也会因其清晰率直而受到褒奖。奥威尔在讨论语言时,提出了许多关于宣传语言的非常有用的观点。但是正如他经常以貌似合理的论断进行概括一样,他在表达偏见时,也经常会进行一种煽情宣传。

如果我们忽略了奥威尔自己的这种惯常做法,就很荒唐而且有害了。我认为,一个人认同对这种写法的谴责,同时又任意使用这种写法,这是我要描述的奥威尔悖论的一部分。他实在让人感到困惑,除非你找到解开这个悖论的钥匙。我称其为“流放者的悖论”。有相当一大批人,他们失去或者摈弃了那些世代相传的稳定生活方式或信仰,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生活、独立自主的主张,也不无好处。奥威尔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个传统在英国非常突出,带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优点:经验主义、某种正直和率真;其中有时也附有流放会带来的优点:某种洞察能力,特别是能够发现那些遭摈弃集团不足之处的能力。另外,这种能力表面上看很有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幻象而已。这些特征虽然有益,总体上却是消极的;表面上非常强硬(对于虚伪、自满、自欺欺人等严峻的批评),但常常十分脆弱,有时还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们缺少一种实质性的共同体。因此,具有高贵品质的人们心中总有非常强烈的紧张感。这些人一方面强硬地拒绝妥协(这是传统的优点所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又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形成拓展开来的人际关系。劳伦斯,当代这类人中最有智慧的一位,了解这种状况并对此进行了记述。奥威尔可能也了解这种状况,至少他本人亲身经历了这种彻底的拒绝,而且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奥威尔作品所具有的优点来自这整个传统,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和珍视的优点。不过我们有必要对“流放”和“流浪”(vagrancy)进行区分:流放通常遵循某个原则,而流浪一般只有松懈(relaxation)。在奥威尔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他既是流放者,又是流浪者。在文学术语中,流浪者是个“记者”。如果这个记者够好的话,他的报道就能既新奇又准确及时;但如果这个记者只是一个旁观者,“中间派”(intermediary),他就不大可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记述的生活(这个流浪者从他自己的社会、从他自己的阶级角度观察另一个阶级,因而不可避免地是从外部观察的)。但是一个骚动不安的社会非常容易接受此类成果:在一个层面上,这些报道新鲜猎奇;在另一层面上,当这个阶级或社会比较接近记者自己的阶级或社会,就会获得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批评。奥威尔早期作品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两者中的一个:(如《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向维根码头之路》)。同样,早期的小说是一种虚构化(fictionalized)报道:即便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上来透口气》,也显示出一种资深记者的特质(他把自己化身为一个抽象的代表人物),而缺乏想象力的充分发挥。我们听到奥威尔的保林先生(Mr. Bowling),并且和他一起四处逛荡;奥威尔经常出现并对我们做出他的报道。

如今要因为奥威尔的“流浪”经历而对他进行苛责,就太荒唐可笑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他本可以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看到这种拒绝最终还需要得到某些原则的支持:这是把“流浪”变成“流放”的条件,而由于他本人的特质,他觉得后者更好一些。他选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至今仍感人至深(与这部小说引起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因为它记录了他一生中试图成为具有信念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所进行的苦心尝试。这样的褒奖不会因为他屡试屡败而有任何减损。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对流浪者和流放者这种自足的主张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拒斥和发现所具有的复杂性。奥威尔在挖掘这种复杂性方面,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这一原则尽管得到了肯定,但仍然无法把他直接带入实际的共同体中(奥威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只能在纷争中亲身实践这些原则。奥威尔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流放者的原则,他不计一切代价,要保证这些原则不受侵犯。在现实中,这种代价就是要部分放弃他自己的标准:他常常破口大骂赶走别人,以免与他们纠缠不清。他不怎么攻击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没什么问题。他攻击的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会把他拉拢到他们中间去。他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在于其准则,基于此,他逐渐集中批判共产主义。他抨击了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否定。然而,当流放者谈到自由时,他处于一个相当暧昧不明的立场。因为所涉及的权利虽然是个体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保障却无可避免地来自社会。因为他的个人立场,流放者无法彻底相信任何社会保障:对他来说,这便是他自己的生活模式,怀疑一切结社。他对结社心存恐惧,因为他不愿妥协(这通常算是他的优点,因为他能很快看出妥协所带来的背信弃义)。但是,他之所以心存恐惧,还由于他没有办法在社会中确定他的个性;归根结底,这便是自我流放者的一种心理状态。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抨击那种对自由的否定;他会全力抗拒,不让自己卷入社会。但是,当他以任何明确方式肯定自由时,他不得不否定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社会基础:他只能求助于一种原子式的社会概念,因为原子社会不会对个体自由横加干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描述某种压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但是任何真实的社会,任何充分的共同体,都必然具有极权性质。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员,必然意味着成为总体的一部分,而且必然要在帮助确定其规章的同时,接受这些规章的约束。对于流放者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他无法认同这样的社会,因此就只能被排除在外。

然而,奥威尔同时也为那些可以避免或补救的穷困疾苦所触动,他深信补救的措施关涉各种社会手段,涉及信念、结社,甚至有时候他相信自己也应该投入其中。在他为《政治与文学》一书撰写的文章《作家与怪兽》 中,他承认了这种僵局的存在,而且他的解决方案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自己必须一分为二:一半置身事外,另一半身处其中。这的确是流放者的终结,但或许这是无法避免的结局。他无法相信,一个人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同时其个体性又能得到社会认同(这不是智性信念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最深切的体验和反应的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要意识到,作家的问题只是这个普遍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有天赋的个体来说,流放是正常的状态,因此就很容易以为奥威尔的分析既高明又巧妙。奥威尔的报道的确坦率诚实,我们的社会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再纠结不清;但是奥威尔所记录的是一个受害者的经历:此人拒斥了原子式社会的后果,但同时又保留着原子社会独特的意识模式。在比较简单的层次上,人们会把社会形容为一场骗局,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一个人甚至可以参与这场骗局,不过他告诉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不抱任何幻想他保持自身的一个秘密部分不受侵犯。在比较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像奥威尔这样严肃认真的人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而且紧张情绪也难以释放。由此产生的压力是可怕的,比任何客观威胁都更可怕,这便是《一九八四》中的梦魇。

雷蒙·威廉斯,来自:维基百科

《动物庄园》中亲切的氛围、以兽喻人的悠久传统,使我们忽略了一点:书中描写的革命者,是一种与人类对抗的动物。书中人类是坏蛋(那些老主人),但是动物一旦自由活动,就分裂为猪猡(奥威尔常常攻击的那些虚伪可恨的政客)与其他动物。其他这些动物有很多美德力量、愚忠、仁慈,但它们是:单纯的马、愤世嫉俗的驴、咯咯叫的母鸡、咩咩叫的绵羊、蠢笨的奶牛。很明显奥威尔是在进行政治评价:他同情受剥削的绵羊和其他蠢笨动物,但他认为政府的问题介于醉汉和猪猡之间。《一九八四》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措辞直截了当。那些可恨的政客仍然掌权,而那些哑不作声的“穷人”(proles)大众,在“迟钝”这顶保护伞下,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奥威尔做出这样的描述是因为在他眼中真实的社会就是如此。《一九八四》是绝望的,因为奥威尔认识到,流放者是无法赢过这种体制的,故而毫无希望可言。或者说:

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那么希望一定在穷人身上。……到处都挺立着同样结实和不可征服的身体,因劳作、生儿育女而体态粗壮怪异,终生劳苦却还在歌唱。必定有一天,从这些强壮的人们身上会诞生一个有觉悟的种族。你们葬身黄土,他们拥有未来。但是如果你们能够保持心灵活力,还是能够与他们一起分享未来的。……

《一九八四》

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辞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奥威尔的结论与有些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些穷人,目前就像动物一样“粗壮怪异”(monstrous),却没有“觉悟”(conscious)他们终究会觉悟。同时流放者保存了这个真理,使之永驻。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观察工人阶级的方式不是源自事实和观察,而是由于流放而感受的压力:将其他人看成是没有区别的“粗壮怪异”的群众。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又把这个阶级说得一文不值,至少目前来看毫无希望可言。

我不同意其他批评奥威尔的人所持的观点,我认为他是一个勇敢、宽厚、坦率、善良的人。他的作品产生了一个悖论式的整体效果:这个悖论不能依据他的为人来理解,而要从整个形势所产生的压力理解。我当然也认定他的结论没有普遍适用性,但事实是,在当今社会,善良的人一再被迫陷入他的那种悖论之中,至于他们对他的苛责“他……带着几本能使他名利双收的恐怖漫画书,尖叫着扑向资本主义出版商的怀抱之中” 它既傲慢又粗鲁,我们应该仔细体会经验的细节,以求了解人性的本能如何在压力之下崩溃为一种非人性的悖论,以及(在我们所有人看来)一个伟大而人道的传统怎么会偶尔粉碎为一阵裹着沙砾的尘沙。


题图为电影《一九八四》的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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