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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8 岁和塞林格发生的那些事,如果晚说 20 年会怎样?

一个说出自己真实经历的女性,由于她所讲述的超过了这个世界听着舒服的度,就应该被藐视——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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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在本报评价说,我是一个侵犯者(predator)。就这个称呼而言,这位作者并非应者寥寥。1998 年,MeToo(我也是)运动近 20 年前,我曾出版了一部书,讲述我与一位备受仰慕的著名作家之间的一段感情:那年,他 53 岁,追了 18 岁的我。

当时,人们管我叫“跟踪狂”“吸髓女”“投机的洛丽塔”,称我的作品为“低俗的闺房告白”,许多诨名,不在此尽述。我在我的书《红尘难舍》(At Home in the World)里讲述的经历,在文学报刊上得到了几乎一致的谴责。差一点点,我的职业生涯和心理健康就被这一切摧毁了。

我的罪行在于,在沉默了 25 年之后,我决定写本回忆录,公开我和一位有影响力的年长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罪行给我带来了一种不怎么好的名声,用一位著名评论家的观点来说,我写了一本“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书”。

1972 年春天,《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我的文章,随文配上了我朴素的照片(身着牛仔裤,头发蓬乱,素面朝天)。这之后,我收到了 J.D.塞林格的信。他在信中向我献上赞赏、师友关系及精神上的指引,不仅如此,在随后的信件和电话中,他敦促我离开大学,去和他一起生活(生孩子,合作可以在伦敦西区一起表演的戏剧),以及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我真的相信了这一点)。

我放弃了奖学金,从耶鲁辍学,切断了与朋友的联系,(带着一箱子超短裙和平时不让放的唱片)搬回了家乡新罕布什尔,去和他在一起。七个月后,在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旅途中,他往我手里塞了两张 50 美元钞票,让我回新罕布什尔州,把东西从他家搬出去。然后,他消失了。他的话曾经多么令人神魂颠倒,那时便有多么让人痛彻心扉。

我一直相信,塞林格是我所知的精神最为高尚的人,他认为我不配,我接受了;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对这一段经历几乎闭口不提,甚至对最终跟我成家、与我有三个孩子的人亦是如此。不过,我离开耶鲁与塞林格在一起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那些年里,几乎没有哪一周没有人向我问起这位伟人。每一次我都说,我尊重他的隐私。

但是,当我女儿长到我被塞林格追求的年纪时,二十多年以来我第一次重读了他的信。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把那个年轻的自己看作是需要保护和关心的。然而,当我想象女儿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之时,我对与塞林格关系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红尘难舍》的出版,以及我之后选择在拍卖会上拍卖塞林格信件的行为,激起了雪崩一般的鄙视和愤怒。虽然信件之中有超过 38 页绝对不是情书,且无疑是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一位富人买下了这些信件,并称会将其送还给塞林格。)

那时候,一场文学活动罕见地邀我参加,在我登台的时候,一整排我非常尊重的作家们纷纷起身,离开了大厅。我更愿意认为,如果他们那天留下来听了我的发言,可能会质疑自己的假设。

20 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讲述禁忌故事的后果之中,虽然我已经出版了九部小说和另一部回忆录,而且全都与塞林格无关。但在我每本书的书评中,几乎没有人不提我 18 岁时跟一位伟大作家睡过这件事——以及更重要的,我后来还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讲述了那件事,或者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来了一个“大揭秘”。他们的腔调等于把我和小报主角划了等号。

去年秋天,有关哈维·韦恩斯坦在娱乐行业虐待女性的言论见诸报端。随后,几乎每天,都有新闻披露另一些广受尊重的杰出男性被指控有过类似侵害行为。我觉得,我的经历是时候被重新看待了。我以为会有人打电话给我。

但这通电话没有打来。虽然我相信,如果我 20 年前写的这本书放在今天发表,一定会收到不同的看法。看起来,关于男性权力滥用的启蒙,似乎不会追溯到很久以前选择说出来的、并且因此被羞辱的女性。近如去年秋天,我出版了有关我第二任丈夫去世的回忆录。虽然在这本书里塞林格完全没有出现,我却被称为“过度分享女王”。

过度分享。一个说出自己真实经历的女性,由于她所讲述的超过了这个世界听着舒服的度,就应该被藐视——这说明了什么?(因为这个而被指责的总是女性;而当男性作家坦白其生活中的私密细节时,他是勇敢的、无所畏惧的、甚至是杰出的。比如说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或者最近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aard])。

有一天,我收到一位年轻记者的电子邮件,询问我对 #MeToo 运动的看法。她在巴黎的一家书店找到了一本《红尘难舍》,并在回家的飞机上读了这本书。书出版时她还不到 7 岁,对我的故事并不熟悉,她很好奇:如果是今天,这本书会收到怎样不同的对待。

从 1971 年我在耶鲁大一那年开始,我们已经在这种恐女文化中进步了许多。那时,助教未经允许亲吻女学生,即使学生本人看来非常谄媚,她的同学和助教的同事却会认为正常不过。比起 1998 年我们又有了新的进展。当时,一位颇受尊敬的女性评论家鸡蛋挑骨头般从我的回忆录中选取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微妙地描述了被一个比我年长 35 岁的男人强迫口交的经历,对此她这样写道:“梅纳德忙个不停的嘴”(that busy Maynard mouth)。

然而,并没有改变的,是每次我去书店谈论新作时都会出现的一个场景。在我读完一段,并花了 20 分钟讨论其主题后,总会有人(他们通常坐在房间的后面)举起手来,问一个对他或她来说,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迫切的问题。“那些我们都听说过的手稿怎么样了,那些被塞林格锁在保险箱里、并且会在他死后出版的手稿?”这个人想知道的只是这些。因此,我被简化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她的全部价值仅止于她同此间唯一真正重要的作家的、遥远的距离。我能公开点儿什么细枝末节的消息?

我告诉这个人,我不知道什么手稿。虽然在我和塞林格一起生活的几个月里,他每天早上都会消失在他写作的房间,一连消失好几个小时。我知道他坐在打字机前,而且我知道他在写作。我也知道,我们每天都会穿过新罕布什尔州通向佛蒙特州的小廊桥去邮局,也总是有信投进邮筒。

我现在 64 岁了。自从我发表关于那些日子的故事之后,在它持续影响我生活的几十年中,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有些女性写信来分享了与我惊人相似的经历:强势的年长男性在她们尚且年轻的时候,得到了她们天真的信任,攫住了她们的心,并且改变了她们的生命历程。

我还收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女性的来信和电子邮件,讲的是一个我更为熟悉的故事:很久以前,她们 18 岁左右,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绝对迷人、有魔力的信,她们甚至认为是以霍尔顿·考尔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麦田守望者》男主人公,译注)的语气写的。然而,信的落款是我熟悉的名字,信里还包含我能背诵的单词——我对它们了如指掌。事实证明,在我与塞林格同居的那个冬天,这些信件的收件人们正在与他通信,而我则在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害怕打扰到他写作。

在这个故事中,可能有一个侵犯者。我想留给读者们去决定谁才是。也许,你们比 20 年前的读者们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


翻译:熊猫译社 王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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