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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需要、宗教运动、人类梦想,文字因何而诞生?

我们的大脑并非为了推动文字发展而专门进化,但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成长。

Michael Erard 是荷兰奈梅亨市(Nijmegen)马克斯·普朗克语言心理学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的驻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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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历史学者们一直在研究什么才是产生最早且作用最大的统治工具。根据他们提出的“统治假说”(administrative hypothesis):为了帮助早期国家记录人口、土地和经济产量,人们发明了文字。如此一来,精英阶层便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力。根据这个理论,学者们认为文字逐渐变得非常灵活:不但能够记录口头表达,用来创作诗歌和书信,最终甚至还演化出了故事接龙(Mad Libs)和幸运饼干等文字游戏。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他的主要目标是推翻人们脑海中对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认识。在新书《推翻常识》(Against the Grain)中,他详细介绍了文字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斯科特运用大量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各自的首个国家正式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中国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大量定居人口和粮食农业。这些社会活动生来就要为统治者、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尽管精英阶层没有发明农业或者定居生活,但他们会编写口口相传的故事,将所有成就归于自己名下。在《推翻常识》里,斯科特用政治反叙事的手法推翻了精英阶层的说辞,指出当人民不再处于被统治地位时反而会过得更好。

反叙事的故事结构中需要有反派的存在。由于文字是让被统治阶级一直处于受压迫状态的权力工具,它刚好完美演绎了这个角色。斯科特写道:“国家是一台记录、登记和测量机器。”除此之外,国家还是罗列名单、征收税款、决定食物配额、组建军队和制定规则的强制性机器。斯科特提出:“原始国家和原始文字的出现时间是一致的,而这就让我们得出了一个有待修正完善的实用主义结论:想要成建立国家的人发明了各种形式的符号,而这些符号在治国过程中又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在斯科特看来,没有文字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也就没有文字。他似乎觉得,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类活动——神话、史诗、情书、文章、对文明史的重新评估——都是官僚主义文书工作所衍生出的副产品而已。

但在我看来,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世界渐渐向以视频为中心进行转变的时代中,作为一名文字的忠实信徒和顽固的文学青年,我坚决支持文字。我很少看电视,因此很多人觉得我是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庸人。新闻媒体每周都会搬出新的论调,看衰文字的未来。无论是因为由 AI 掌管和用户语音操控的咨询获取工具的正在不断发展,还是因为表情包可能发展成一种通用文字系统,媒体普遍认为文字注定要走向没落。因此,读完斯科特的著作后,我对他的论证逻辑产生了一些质疑:如果人们为了方便计数而发明了文字,文字又能帮助统治者执掌大权,那我们就应该解放自我,重新回到文字还未诞生的原始时代。

话说回来,究竟谁需要文字呢?如果以军事题材进行类比的话,文字可能就是由军队专门研发出来的核武器,或者是炼金术士在炼制长生不老仙丹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火药(数百年后,人们才将火药制成武器)。所以,问题来了:在国家演变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里,统治精英是否都会重新创造一套书写系统,并将其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还是说,存在已久的具象表达方式其实是文字的组成部分,而书写系统为了满足治理国家和复杂社会的需要不断完善发展?

证据表明,文字其实更像是火药,而不是核武器。一方面来说,在产生文字的四个源头文明中,文字(据我们所知)最初并不具备完善的记录功能。通过逐渐演化,文字最终才变成如今我们所熟悉的模样。也就是说文字起源于某种原始文字,而这种原始文字又是在更原始文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此,我倾向于将文字看成一种层层累进式的发明创造。最初,人类发明出绘图:在物体表面刻下可以持久保留的痕迹。人类早在至少十万年之前就已经拥有绘图的概念,而那时官僚体制和国家还远不存在。接着,人类发明出符号:创造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各种符号,并为每个符号赋予所有人都认可的含义。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都在使用符号。后来,人类又发明出具有语言学意义的文字:人类意识到可以为每个图形符号设定一个声音、音节和单词。这项发明出现的基础是此前已经存在于世的绘图和符号,而人类也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自己的文字系统。最后,人类发明了具有实用功能的文字:用符号列出俘虏的名单,拟定一份雇人饲养动物的合同,给远在边疆的驻军司令写信。我们的祖先就像是炼金术士一般,在不断的改进完善过程中创造出让人类文明一飞冲天的文字。

仔细探究文字这种层层累进式的发明创造,你会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孕育的早期文字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功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在《什么造就了文明》(What Makes Civilization)一书中就点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早期楔形文字出现的前 300-400 年间(大约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900年),它只具备记账功能,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管理寺庙和工厂的日常活动。温格罗说:“在我看来,这种文字没有几乎任何国家功能(比如刻在王朝纪念碑上彰显功绩,或是记录税收、纳贡和政治事件)。事情直到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才有了改观。”

藏于法国卢浮宫的一块陶筹,制作于乌鲁克时代。图片来自 Wikimedia

这种观点对“统治假说”的冲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许多: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作为书写文字前身的计数工具并不需要国家的存在便可自行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学家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Denise Schmandt-Besserat)开始研究一种由黏土制成的算筹——陶筹。研究人员在中东的各个考古现场发掘出成千上万的陶筹,造型各异:圆柱形、金字塔形、圆盘形、球形……然而,没人说得清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些陶筹出现在形成于公元前 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第一个国家的出现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与施曼特-贝瑟拉一起从事研究。她认为,这些陶筹的制作时间应该在一万年之前,而且它们代表了各种物品:圆锥形陶筹代表一个单位的谷物,菱形陶筹代表一个单位蜂蜜……最初,人们将代表各类物品的陶筹分组存放,其中一种存放方式便是将它们密封在中空的泥球中。但这种存放方式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人们无法核查泥球中所存放的陶筹的种类和数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记账人员便趁着泥球表面潮湿柔软时将陶筹嵌入其中,以此留下标记。泥球里封装有几个陶筹,就在泥球表面留下几个标记。用符号代替陶筹是人类文明向文字发展的第一步:公元前 4000 年时,抄写员发现在泥球表面留下对应数量陶筹的标记后,封装在球内的陶筹就变得毫无用处。于是人们用泥板——带有标记的实心黏土球——代替了封存着陶筹的中空泥球。后来,人们又想到更好的办法,也就是发明模仿陶筹形状的书写记号。接下来,只需要抽象思维再稍微发挥作用,承载语音和词义的文字便降临人间。

至少,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而言,这个过程意义重大。在楔形文字出现之前,早期国家在没有文字的帮助下平稳运行了将近三千年时间,靠的就是起到计数作用的陶筹。陶筹系统的发展不需要依托于国家,实际上它的产生时间比最早的国家还提前了两千年。由此,我们得出两个结论:计数工具的出现时间早于复杂经济组织,而表音文字是出现之后才渐渐具备政治功能。这两个论点削弱了文字与国家之间存在联系理论的可靠性。

在其他文字得到发展的地区,我们同样没有看到支持“统治假说”的证据。在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是刻在骨骼和龟甲上的占卜文字,书写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1320 年。不过,考古学家不清楚同一时期的中国是否也出现了用于统治、宣传和文学用途的文字。另外,他们也不清楚在记录名字、日期和祭品种类的甲骨文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存在何种形式的文字。不过,甲骨文明确的形态和笔划证明,当时中国的确存在一个非常成熟的书吏阶级,能够熟练掌握书写文字。这反过来又能证明,当时的社会形态非常复杂。那么,古代中国人是通过书写文字来统治管理社会的吗?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证据。

中美洲的书写文字让我们对“统治假说”产生更多质疑。最著名的中美洲文字是玛雅文字和萨巴特克文字,分别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 年和公元前 600 年。所有现存的中美洲文字都刻在石头或者壁画上。刻在棕榈叶等其他物体上的文字要么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要么毁于西班牙殖民者之手。表音文字出现前,中美洲还出现过图形文字,而早期的文字中还记录有领导者、统治者、抓获俘虏和征服土地等事宜。但是,没有任何文字提及经济或者国家统治。

一个又一个例子表明,文字不像核武器,反而更像是火药。各自独立发明文字的四大文明都否定了“统治假说”:要么没有证据证明文字与国家有关,要么证据证明原始文字产生的时间早于国家的统治需要。即便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也是先利用表音的楔形文字计数,几百年后才开始为文字赋予明确的政治作用。有些人提出一种简化的观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早期记账人员是文字的发明者。文字的确起源于计数。但是相较于记账人员而言,寺庙的祭司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因此,我能接受的简化观点是“祭司发明文字”。这个假设认为文字是一种人类与超自然领域沟通联系的工具,能帮我们记录灵魂的变化,感受神灵高深莫测的祝福。

流行的“统治假说”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和反对。在 2004 年出版的论文集《第一种书写文字》(The First Writing)的后记中,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考古学家斯蒂芬·休斯敦(Stephen Houston)就提出,“统治假说”虽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其实“也只是停留在假设层面”。休斯敦在最近发来的邮件中表示,如今距离论文集出版已经过去 14 年之久,但他当初的判断依旧准确。值得一提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始终没有出现新的考古证据支持“统治假说”。休斯敦写道:“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老的书写文字记述的内容,全都和国王、诸神、宗教活动以及迷信用品有关。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处于早期殖民时代的墨西哥出现了土地清册(记录地块面积和地块主人的文件)等物品。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个观点的直接证据。”

与此同时,其他考古学家则一直密切关注两类考古证据:只找到书写文字但没有发现国家存在;只发现国家,但却没有找到书写文字。皮尔斯·凯利(Piers Kelly)是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进化史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Human Evolution)的语言人类学家,他说位于夏威夷的古代国家没有书写文字,但一些“非国家的小型社会”却存在使用文字的现象。纵观人类历史,全球各地的文字发明者之所以煞费苦心地发明字母和音节,目的正是为了抵抗国家的统治。

凯利认真研究了东南亚和西非地区充满宗教气息的政治运动和充满政治气息的宗教运动。这两个地区经常诞生魅力超凡的领袖人物,他们通常在受到超自然神灵的启发后发明出书写文字系统。凯利表示,从十九世纪 40 年代开始,东南亚地区至少重新创造出九种书写文字。其中,绝大部分文字的发明者都是居住在高原地区的文盲。当时,强权国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威胁。凯利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写道:“发明具有反抗性质的文字是一种抵抗策略,能推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赋予社会运动拥护者权威,让已经边缘化的语言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一种叫救世苗文(Pahawh Hmong)的文字系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生活在越南山区的苗族农民杨雄录(Shong Lue Yang)发明了这种文字。救世苗文引人注目的原因很多,发明者杨雄录是个文盲就是其中之一。在 1990 年出版的《文字之母》(The Mother of Writing)中,威廉·斯莫利(William A Smalley)、Chia Koua Vang 和 Gnia Yee Yang 对杨雄录的身世做了详细的介绍。除此之外,杨雄录还曾经四次修改救世苗文。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每一次修正之后的文字都比此前的版本更加复杂精妙。救世苗文的发明肯定与国家统治需求无关,杨雄录也必然不是享有特权的书吏阶级。发明文字时,杨雄录只是一个靠狩猎松鼠、编织箩筐和在山间种植大米为生的农民。他的追随者表示,两位来自天堂的神秘使者造访后,杨雄录就领悟了救世苗文的奥秘。除了他本人之外,没有人能够阅读和书写救世苗文。后来,杨雄录开始向大家传授自己的发明。

各类书写系统。图片来自 Wikimedia

救世苗文的例子表明,一种书写文字所取得的语音学成就并不是它唯一值得人们关注的重点。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德雷亚日(Pierre Déléage)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中诞生的文字,进而发现文字分为两种:“不受限文字”(unbound)和“受限文字”(bound)。不受限文字包括发音灵活、具备多种功能的拉丁字母,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时至今日,我们用来交流的英语和法语都属于这个系统。受限文字是一个比较陌生概念,它只用来记录很少一部分口头语言,使用群体通常规模较小。拉科塔族(Lakota)战士斯威夫特·道格(Swift Dog)画在动物皮上的部落历史就属于受限文字。这种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编年史被称为“冬日记录”(winter counts)。现存于世的“冬日记录”大约有 100 份,主要在水牛皮上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冬日记录”的作者通常是男性,他们创造出记录重大事件的图形符号,而且图形符号之间存在差异。受限文字的另一个例子是 Cascajal 石碑上的铭文。这块由蛇纹石做成的石碑上刻有 62 个符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土于墨西哥。考古学家认为,Cascajal 石碑的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 900 年左右。虽然人们至今未能破解石碑上符号的意义,但它依旧是新大陆上最古老的文字。

受限文字似乎与萨满教的文字非常类似。2016 年,一组人类学家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中总结了萨满教文字的特点:“由宗教专家发明,有严格的限制,具有神谕启示的功能”。通常而言,受限文字记载的都是面对面交流的内容和口头语言。德雷亚日指出,许多北美原住民(奥吉布瓦人、拉科塔人、纳瓦霍人、库纳人)、南美(印加人、Yagua 人、玻利维亚的盖丘亚人)和亚洲(中国的纳西族人、婆罗洲的迪雅克人)文化中都存在受限文字。在德雷亚日看来,要想破译受限文字,你必须了解它记录的大致内容,可能还要成为圣歌、宗教仪式和诅咒等文字记述题材方面的专家。显然,受限文字很难成为有用的统治工具。另外,德雷亚日还提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中美洲和中国所有的文字在刚问世时都是受限文字。

最后,国家利益(加强皇室统治、促进经济发展、为精英阶级筹集经费)推动受限文字渐渐演变成不受限文字。国家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迫使人们不得不扩大自己的记述内容。虽然严格来说,不受限制书写本身不算发明创造,但不受限制的书写能催生更多发明的诞生。突然之间,我们需要写下各种名字——本地人的名字、外来人的名字、军队抓获俘虏的名字……我们还需要记录商品的来源地,起草法律契约,以标准格式给边疆的驻军司令发送文件。接下来,一些人发现既然信件可以传递军事命令,那也可以诉说甜言蜜语。学校让文字逐渐标准化,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承发展。通过学校教育,精英阶层掌握了文字,并确保文字能够持续不断延续下去。

从某种层面来看,识文断字的我们都欠国家一句感谢的话语。诗歌、合同和碑文的悠久历史可能就隐藏在洞穴墙壁上的涂鸦和皇室祖先的文件中。虽然部分的原始文字用于占卜,但不受限文字的成就最终还是起源于政府统治的需求和特权之中。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文字起源于对具体物体和现实描述的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情不自禁的喜悦。作为一名文字分析家,我喜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民用泥球封存陶筹和在表面留下标记的做法。也许,这让人们最终想到:文字既有表面含义,也有深层次含义。正因如此,使用不同语言的我们才会持续不断讨论文字背后的“隐藏含义”。作为一名诗人,我想要代表被统治阶级打破文字是统治者用来维持统治的传统思想。作为语言学家,我意识到在文字层层累进式发明过程中,蕴含的认知意义。我们的大脑并非为了推动文字发展而专门进化,但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成长。作为一名忠实的文字爱好者,我知道文字的深厚历史底蕴不会被任何事物轻易磨灭。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古西亚阿卡德王国(Akkadian Empire)时期的一块石板,图片来自 Wikimedia;长题图为商王武丁时期的一块甲骨,图片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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