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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许子东:做研究,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下)

这是我们和许子东教授访谈的第二部分,主要关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

2017 年 10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一场学者钱谷融先生的追思会与学术思想研讨会。

“我们本来准备是秋天帮他提早过 100 岁生日。他生日是 9 月 28 日,活动是放在 10 月。为什么放在 10 月呢?是为了华东师大在那时候开一个会,所以就利用那个开会的机会同时给他过百岁生日。冥冥之中啊,这种官僚化的处理,老先生不喜欢。老先生去世的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9 月 28 日。那天我没回去,因为我想我 10 月回去嘛。唉……”许子东向《好奇心日报》回忆。

许子东是钱谷融的学生,受钱先生影响很大。他从香港赶来参加了这次追思会,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发言时,许子东“伤心的不得了”,声音中也带了“哽咽”。

“如何将师道尊严与散淡人生相统一?先生的率真与忠实自我就是最好的示范。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以说我在钱先生那里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父母去世后,每年年初一习惯了去先生家,以后不知道该去哪了。今生今世能做钱先生的学生,我真的很幸运。”许子东在现场说道

许子东称,钱先生教会了他一个一生受用的武器。“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许子东说。

因此,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高度相关,都有着自己的影子。比如他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对“文革”小说的研究。他试图通过分析 50 篇“文革”小说,探究这些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规则,又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书写创造过程。

而许子东自己本身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钱谷融先生(1919-2017),来自:许子东的微博

关于他的经历, 2011 年,许子东曾写过一篇 100 多页的自传《废铁是怎样炼成的》(收录在《越界言论:许子东讲稿(卷三)》),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在“文革”时期成长, 1966 年经历过三次红卫兵抄家,父亲后被隔离审查,一家处境完全被改变;他是“ 69 届”的学生,即第一代完全没读中学的青年人,又是最后一代全体离城下乡的青年人;他在江西做“知青“时当过生产队副队长,砍柴、挑水、插秧伤了腰(因为插得好,需一步步往后蹲), 1976 年返城做轧钢工人患了气喘病(因为火红的钢条在前,巨大的鼓风机在后),后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七二一大学”念书。

1977 年,高考恢复。许子东也报名参加,最后按成绩理应录取,但因当时他所在的“七二一大学”改名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于是,身为大专生的许子东丧失了高考资格。直到后来恢复研究生招生,他才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了他喜欢的中文系,师从钱谷融先生。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许子东前往了美国访学和读书。在芝加哥大学,他和李欧梵、刘再复、李陀、黄子平、甘阳、刘小枫、杜维明、王德威、林毓生、查建英等一起参加讨论会,交流理论与方法心得。也是在芝加哥期间,他开始了研究“文革”小说的项目。 1993 年,许子东离开美国,去了香港,在岭南大学任教至今。现在他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子东觉得,自己人生的分水岭是在 1976 年 4 月。那时, 22 岁的他从插队的江西广昌回到了上海。“因为我后来所遇到的事情,学到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亲情、革命、底层、性欲、历史、劳动、贪腐、广场等等,在 1976 年 4 月 5 日我离开广昌时大致都已经出现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将之前所见所想的东西,不断验证、操练、坚持而已。除了 90 年赴美四年还有点新意思外(所以称之为‘洋插队’),现在在凤凰已经参与数千集‘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我,和那个 22 岁小学程度的回城待业青年,差别不大。”许子东在《废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写道。

2011 年,许子东出版了《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卷一)》。这本书几乎囊括他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他在序言中写:“ 1976 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7 年后,我们在朝阳区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见到了身着深色西装,浅色裤子的许子东,再次提起了这个课题。现年 64 岁的许子东称,他还想继续做下去,准备把“文革”小说弄到 100 本,“要比我原来做的要好得多”。“而且我现在说句实在话,发现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真是越来越有必要。以前我们说怕被人忘掉,现在实际上已经被人忘掉。”他对《好奇心日报》说。

近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聊到了“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也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出发,聊了聊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因为访谈内容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部分发布。这是第二部分,主要关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

许子东,来自:理想国

Q=Qdaily

许=许子东

作家排位背后是意识形态操作,显示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Q:我看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讨论的作家还是比较传统,“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再加上沈从文和张爱玲。很多人觉得,“鲁郭茅巴老曹”是中国大陆政治性的一个排名。但如果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取向来看,你能不能给这 8 个作家试着排个位,从最喜欢到不那么喜欢?

许:作家就不应该这样排。个人来讲,我有喜欢和不喜欢,但是不会去排。因为这也不公平,而且你对一个作家欣赏多元。排位就是把本来多元的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系统上。比如你喜欢吃水果,喜欢草莓、香蕉、橘子、西瓜,一定要去排位,没啥道理。

但是这种排位背后是意识形态操作。它反过来显示了过去 100 年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它重要的不是这些作家,是你去排的这种力量。而且呢,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你以为是政治吗?它也是个妥协,不完全是从主流政策的角度。等一下到见面会上,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

(注:许子东认为,“鲁郭茅巴老曹”是 1956 年,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周扬悄悄提出来的,而且他提的方法是就“新文学的语言特色”来说。后来“鲁郭茅巴老曹”的形成,在文学史上,是从唐弢本开始的。它是依照周扬,从语言特色的角度——因为如果真正从政治标准,讲革命性,讲对革命的贡献,轮不到巴金,轮不到老舍,也轮不到曹禺,左联作家一大堆。)

Q:那其实对你而言,也没有最喜欢作家这类说法?

许:我有,但不存在排位。鲁迅、张爱玲、萧红、郁达夫,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当然不代表他们一定地位最高,有些是我花时间去研究,看得比较多。

Q:这个书没有讲萧红,其他三位都讲了,所以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喜欢萧红?

许:现代文学课是两个学期,这个书是现代文学课的第一个学期,所以你看都没有讲到左联、延安。因为它只是个前面部分。本来这个课,张爱玲也是没有的,但是因为他们要直播了以后,我就想尽可能地让他们这个文学史看上去稍微有点全貌,所以就加了一节张爱玲,其实还应该再加钱钟书的,但是来不及。所以它未完成, 1930 年代以后都没有(讲到)。

至于为什么喜欢萧红?那你看《生死场》,非常了不起,了解中国社会现实,写实主义啊。我刚才讲直接写现实这种本事,她是超过很多作家。你看过《生死场》,再看《春蚕》等很多写农村的作品,都不够味。

Q:你之前在《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许子东讲稿(卷二)》的序言里说“作家论打下的基础”,你后来一直没有后悔。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比较倾向作家论的研究方法?它的优劣有哪些?

许:一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所以人总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justify 、辩护(笑)。我老革命,我当然说革命重要。我做学术的,我就说学术重要。人活到一定程度,他一定要帮自己做的事情肯定一下,肯定有这个原因。

第二个呢,我自己也的确不后悔。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后来流行那种理论,从一个理论出发,然后为了体现这个理论去找一些例子。我觉得那种研究方法就是做文章本身好看,对于真的文学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看法。所以在我看来,什么后现代(之类),我主要是针对这些讲法。

Q:为什么你觉得这种研究方法提不出新的看法?

许: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理论。比方说现在我用 Foucault (福柯)某一个理论来解读什么东西,那么我要证明这个理论就去找一些什么东西,最后就证明符合这个理论,很好。但是你看完了整个文章以后,发现他引的这些例子,比如他讲到鲁迅、萧红、张爱玲,他对鲁迅、萧红、张爱玲一点都没有新的看法。这个叫“以论带史”。“文革”时期的遗风就是这样。写文章是从观点出发,有点像创作当中的主题先行。论文写作当中的主题先行,我先有一个观点,有了这个观点,我去找例子。

创作我喜欢主题后行。主题后行啥意思?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人、事情,我把它写出来。至于写出来以后有什么意义?慢慢来。那论文我喜欢什么?我分析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大家都注意到,但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就通过我的论文来显示它可能有什么意义。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和观念)。也许是老方法,但是我觉得没有过时。

Q:作家论有什么缺点吗?

许:作家论的缺点就是不够 fashion ,看上去不够时髦,去投稿不大容易。尤其是大作家,你现在用作家论去写,人家可能不用你。比如同一篇论文,你的题目叫《重读<野草>》或者《论<野草>》。那我们换一个方法,《对<野草>的拉康阅读》等等,肯定编辑就会感兴趣后者。所以作家论你得写的很扎实,实打实。

Q:你自己用过作家论的研究方法分析过自己吗?《废铁是怎样炼成的》算吗?

许:对,那差不多就是自我论了。

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

Q:《废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出现了很多你当时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比较好奇,现在有解决一些吗?比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你理解不了批斗小学杨老师场面的人性与社会意义;另一个是红卫兵抄你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恨。

许:(许子东摇头),尤其是抄家的时候,那些人批斗我父亲,但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恨红卫兵。这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后来海外有教授问我,说你是不是跟你父亲关系不好?我说,我没有。他就没问下去了。我觉得他心里想,这个狼小子,这个人不好。这个事从人之常情他这样理解,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又不是。我非常尊敬我爸爸,学了很多东西。

后来再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比方说你是一个基督教徒,每个礼拜去教堂,全家都很虔诚。突然有一天在教堂里,你爸爸说他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是犯罪。然后教堂里的神父就指责你爸爸,大家都指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小孩也会指责他父亲,而不是同情他父亲。可能他心里有点难过,大家都看不起他父亲,但是他不会因此来怀疑上帝。所以我想大概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当时我的心情)。

Q:《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卷一)》 2011 年的序言里提到,当时本想借出版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这个计划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许:现在没时间,我还是想做,但是可能要到下一本。而且我现在说句实在话,发现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真是越来越有必要。以前我们说怕被人忘掉,现在实际上已经被人忘掉,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真是(应该把当年的事情记录下来)。

第一,我准备把我的自传扩展成一本单独的书,就《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Q:那个写得确实好看,也很丰富。

许:而且那个很好写。为什么好写?没有创作,没有虚构,都是真人真事。但问题是,这种很普通的事隔开了时空,你就觉得很有意义。这个我准备做的。

另外一个,“文革”小说我准备弄到 100 本,重新的,要比我原来做的要好得多。这个真的,如果我想做 100% ,前面这本书只做了 10% , 90% 我还没说出来。

Q: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想法了吗?

许:我发现“文革”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性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出现一种重复性。越多的重复性(就越有意义)。一件事情出现一次,你说不清楚;如果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语境下出现多次,意义就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有哪些东西在中国它会反复出现?我们绕不开的。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关注。

Q:我其实有点疑惑,像你读了数千本“文革”小说,那种阅读体验感觉可能很复杂。一方面,你作为学者,要很冷静地分析里面的模式等;另一方面,你也是个亲历者,看起来可能会很愤慨。是这样的吗?

许:不是愤慨,看的时候就是不满意。为什么我想写“文革”小说的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情我经历过,所以别人讲的时候我就特别会看,尤其是插队的事情。然后呢,你看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在瞎说,越是得奖的、越是叫好的,越瞎说。这个时候你就熬不住,想说话、写东西。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明明不是这样,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然后大家都说是这样。你就怀疑,很快就变成《狂人日记》了,觉得自己疯了。现实当中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然后 A 说很好, B 说很健康,几个人一说完以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不是神经病?

那隔开距离的这个往事、故事,比方人家写抄家、插队。我记得那时候上海作家陈村跟我讲起叶辛的小说写插队,说“瞎说、瞎说”,然后就说史铁生写得好。我就非常欣赏史铁生写的小说《插队的故事》。为什么写得好?很简单,就符合我的经验。我觉得他写出了我的经验。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写的是我经历的事情,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气啊,这是一个研究动力(笑)。

人到一定的时候,再看原来那些旧的东西,经典就是经典,真是值得再看。

Q:我在看《废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梳理出了你三个人生转折点,一是因为生病,去上海图书馆读了一年书;二是研究生三年的读书经历;三是留美。你认同这个概括吗?

许:差不多。第四个转折点还没来(笑)。

Q:那篇文章结尾有这样一个概括:“无论是从革命时代的要求来看,或就自己从前的期望而言,我的前半生迄今为止,大都是郁闷、无奈和失败。”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是 2011 年,又过了一段时间,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许:更郁闷了。至少是更郁闷了。

Q:为什么?

许:这谁都明白(笑)。

Q:刚提到你的人生有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的阅读,你自传里写了(比如有《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中国通史简编》《论语》《小逻辑》等);第二个节点是你读研究生。我看你说当时是早上读理论或古籍,下午看作品,晚上写作。能不能讲讲当时都看了哪些印象比较深的东西?

许:当时的理论书是以几本文学批评史做论文的,比方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这个是我重点读的。那你读他的美学史,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他重点介绍的,你就会追着去看。比方他说亚里士多德重要,那你就去看《诗学》《政治学》啦。他讲《歌德谈话录》,那我就去找《歌德谈话录》。他讲莱辛什么的,(我就去找来看)。另外,当时两本书很有用,一本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本是复旦好几个人一起编的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史》。

一个西方美学史,一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两个很有用。简单地说,就是想知道外国重要的人跟中国古代重要的人怎么来谈文学?

这些书呢,就是做卡片。我现在找出来,一本本,自己做了很多卡片。哇,我真的很佩服我做了那么多卡片。我是写在本子上,一共十来本。我给它分类。当时的做法是,比方说现实主义,我看到一段话,这段话写得好,巴尔扎克说的,我就把抄在现实主义这一类。有时候一段话几个方向都可以放,可以放现实主义,可以放心理分析,也可以放什么。那我就有时候在那里做个目录,要参见(哪里)。很好玩。这是上午。

下午读作品,我记得通常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去翻杂志,《收获》啊、《钟山》啊,看最新作品,翻得很快。

Q:十几本笔记加起来大概有多高?

许:我最近搬家都找回来,十几本大概有这么一叠吧(比划了一下,差不多是十几本两三百页书加起来的厚度)。

Q:那留美四年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有什么书吗?

许:留美呢,因为刚去的时候是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 叫 Luce Fellow (鲁思研究员)。那时候有一批学者,像刘再复、李陀、黄子平、甘阳、查建英,我们还请了很多人,(比如)杜维明,还有一些外国人。那个时候按今天的说法是打开脑洞的时代,所以讨论最多的就是哈贝马斯、德里达、拉康、巴赫金,基本都是讲理论。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话语(discourse)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理论对于我讲“文革”最有帮助。正好是……以后,大家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这个是影响最大的。

我自己写书受的影响大是结构主义,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方法。

Q:对。我看你书里还提到,是在德国汉堡阿尔斯特湖边看书时想到用普罗普的方法讨论“文革”小说。

许:对。那时候我还没有全部看他的书,看的是别人的一个介绍。我看到别人的评论,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拿来用。

Q:当时为什么这个方法吸引你?是想找到“文革”小说共同的一个模式或规律?

许:对。刚才讲了,我读了那么多“文革”的小说,我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我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我自己来写一部。我有材料、能力,写一部跟他们不一样。或者是我去批评他们有什么不好,那我怎么来批评他们不好?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他们总结一下有哪些毛病?那我要总结他们有哪些毛病的时候,我先要总结他们是怎么写的?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因此,我才可以说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缺点。

这样的话,我就想到了用普罗普的模式。因为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东西都会出现,比方说都会有人落难,落难的都会碰到一个女的来救他,等等之类的模式。

Q:那后来从美国回国做老师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还有什么对自己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书吗?

许:最近几年看的书,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反而是一些老的经典。比如重新再去读《论语》《史记》,那收获很大。现在呢,这样的时间少。其实呢,人很矛盾。一方面,你觉得时间不够,要做事情;一方面,你现在读书,跟以前很不一样,收获会很大。比方说我最近都没有时间重读《红楼梦》。假如重读《红楼梦》,我估计我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会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前两年为了《(锵锵)三人行》,有一次在重新读《金瓶梅》,就看到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以前不知道在看什么。我现在看,哦,他们做爱的时候,旁边有只猫,猫是什么颜色,等等,诸如此类。

我最近在看《史记》,看秦始皇上位发的告国民的文章。我觉得真好玩,就管人的生殖器。男的不能跟结婚的女人睡觉,睡觉以后要怎么处理,女的要怎么处理。这简直太精彩。所以现在看什么书,特别大震动很难。但是,越看越好的书就越会有收获。

其实人到一定的时候,再看原来那些旧的东西,经典就是经典,真是值得再看。

Q:能再具体讲讲一些收获吗?这种收获主要是关于你的学术研究,还是人生感悟?

许:各种都有。看书通常是这样,看到一个地方,你就发现它说出了你没说出的话。所谓你没说出的话,就是你肯定已经想了,但没有想那么清楚。他说出来了。那更了不起的,他 1000 年前说出来了。你自己很渺小。

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

Q:能不能讲讲钱谷融先生、陈炳良教授和李欧梵教授三位老师对您的影响?

许:钱先生对我影响非常大,应该是从老师的角度最大的。

第一个,在遇到他之前,没有人说我好,没有人跟你说你是出色的、有才能的人。没有。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以外,(没人说我好)。那你想在这之前,我下乡、做工人,你就是求生存的一个人,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考上研究生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不仅考上研究生,而且钱先生认为他当时的学生里边我是最好的一个。

我第一次的一个读书报告,他改了 6 个错别字,然后就说送学报发表。那你想,这个就改变我命运啊。这是第一个影响。除了父母以外,钱先生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当然,他私下也对我有很多批评。

第二个最大的帮助是他给我一个终身受用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理论支柱。我记得那时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去图书馆把郁达夫的东西都看了一遍。看到曾华鹏、范柏群写的《郁达夫论》, 5 万多字, 1950 年代中期写的。曾华鹏是汪晖的老师,范柏群是苏州大学后来做鸳鸯蝴蝶派的。看完了以后,我就瘫掉了,坐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大概白坐了半个小时。当天下午我就去找钱先生,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简单地说,我想的东西,人家 20 年前就写掉了,那我还写什么?钱先生就跟我讲一句话,那是许子东你没在作品中看到你自己。

很厉害。后来(我)理解了这句话。当我出书的时候,他帮我写序。我那时是年少气盛,起的名字叫《郁达夫新论》,很狂妄的。钱先生也不来批评你,但是他帮我打圆场。他在序里怎么说?他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这里边的文章的确是许子东自己独特的感悟、独特的表达,所以就有他独特的价值。这就帮我撑腰啊,帮我解释、解脱,而且立一个理论支柱。他这个观念是歌德那里来的。你不要求最深、最高、最伟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或者说你要追求那些东西,只有一条途径,认识你自己。所以,你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支柱。

所以,钱先生对我最大帮助就是(这两点)。第一,很现实的,他是第一个欣赏我的人;第二,他给了我一个一生受用的武器。

Q:这样看来,其实后来你的学术研究背后都有你自己的影子。

许:其实客观上人人都这样,只是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更加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思考。

陈炳良先生他是鼓励我出海外,给很多实际帮助。人是个很好的人。李欧梵也是啊,他是当朋友的。(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只是因为访问学者做了一年以后,没钱了。那个时候……以后,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拿绿卡。他说,那你要不暂时不回去?我说,好,那就奉陪下去。他就开始帮我。

但是,你知道(这)养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什么坏习惯?因为从钱先生到陈炳良,到李欧梵,你发现一个 pattern (模式)。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使我觉得很顺利,产生了一个幻觉——我很有才,我理应获得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他们对我好,是因为我很聪明,我很有才。

等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会碰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是有条件的好、有交换性的好,你才发现社会上的人跟你竞争、对你不好,才是常态。有人欣赏你,有人对你好,那是你 lucky 。人生你碰到一个人,他跟你做对,那是正常的(笑)。中国古代说“士为知己者所用”,知己者是很少的。

所以后来我才明白,我回过头来感谢。为什么钱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回去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伤心的不得了。自己人生当中碰到欣赏你的人,他们正好扶你一把,真的是 lucky !什么事情都要这样看。

Q:你是什么时候意识或者发现到了这一点?

许:最近 10 年来。因为香港的学术环境越来越恶劣,就我刚才讲的情况,又是殖民主义的旧痕迹,要抵抗中国(大陆),又是偏狭的制度管理。所以当然也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人),但是我引申的不是个别、具体原因,我推理的其实是人的常态。其实要想明白这条,你奋斗,人家不支持你,是常态。天下人没有这么多的义务都来支持你。不要以为你是才子,所有人都在做伯乐,要推你。碰到伯乐,你珍惜吧!碰不到,不要哭。

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鼓励、保障

Q:除了刚才讲的,还有什么比较长期困扰你的问题?

许:没办法,人生总归想不明白的问题多过想得明白的问题。

如果说这几年有什么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做这些跟传媒有关的事情,其实一直受到阻碍、批评。他们的批评理据是两个,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学术。你应该纯粹写论文,特别是符合西方标准的那种论文。第二个呢,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学校里的人说,你去管中国(大陆)的事情干什么?

那我一直在想这两个问题,有时候也跟他们写信。我仔细想,我也检查了一下,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脱离我的本分。想了一想,还是不后悔。

第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学术有关系,包括《锵锵三人行》、《见字如面》、《圆桌派》。学术是个广义的东西,远大于你单单写论文,而且它也帮助我写论文。所以我觉得我参与一点这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一点都没有妨碍我对鲁迅的研究。这本书就是成果。这本书面向大众,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保持专业水准。你要是看到那个海报,王德威他们对我书的评价很好,那是一个鼓励。所以从第一个角度来讲,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损害我的学术。反过来,我觉得它帮助了我的学术,甚至就是我的学术。

第二,香港的社会发展、学术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你如果做对中国(大陆)发展有益的事情,我们如果传承鲁迅的传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然也是为香港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要是连这点都看不到,太不应该了。

最近香港 UGC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大学资助系统也改变政策。学术评审当中, 70% 看你的研究成果,但另外有 15% 是看你研究的 environment (环境)。简单地说,你申请到什么钱啊。但是,新加了一项过去从来没有,他们有 15% 叫什么?叫 impact (作用、影响)。他们特别定义,你的 impact 不是在学术圈里边,(是)对学术圈以外产生的影响。按照我们内地常规说法,就社会效益、社会效果。那我想这个政策的转变是应该的。

所以我这本书到时候就会申报 impact 。以前我觉得如果人家说看你这个书,很多就是外面的文青。这好像是带一个贬义。我现在发现,这没有什么贬义。我要是这个书除了给大学生看、给专家看以外,它还能影响一般的文青。这是我的光荣。但是,同时专家也要看到它里边的价值更好。至少不能光求声势浩大,你还要同行不骂。


banner 及长题图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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