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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许子东:为什么 100 年了,鲁迅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上)

这是我们和许子东教授访谈的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

2018 年 6 月 15 日晚上,许子东在北京的一场活动上,谈起了他最近重读鲁迅作品的感受。

“一百年了,鲁迅的话就像昨天说的一样。我太惊讶了,没有看到一个作家可以写出一句话等于在评论你今天的报纸。我们做这一行的责无旁贷,这是我们的专业知识,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五四’一百年,我们必须要有所回顾、有所反思。”许子东在现场说道。

许子东的本行是学者,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香港文学。他现在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郁达夫新论》《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三卷)等。

他出名甚早, 29 岁时就因《郁达夫新论》一书被华东师范大学“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那时,他和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程德培等被称为“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代表。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回忆称:“子东先生是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最早从浪漫主义切入写郁达夫,率先从文学体验,从一种个人气质、作家精神气韵中捕捉到一种新的主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那时候研究的一个新路径。这点非常了不起,是他最早八十年代对文学的贡献。”

许子东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深受鲁迅影响。从现实原因来说,当时鲁迅是为数不多可供他们系统阅读的作家,而且地位一直很高,也一直“正确”。从许子东个人角度而言,他读鲁迅时正在下乡插队,自称鲁迅在五个大问题上敲打了他年轻的世界观——古今、中外、上下、男女,以及个人与世界。而现在他重读鲁迅,觉得在重读自己。

许子东的学术研究和其个人经历高度相关,研究中都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道许子东多半是因为凤凰卫视的节目《锵锵三人行》。

2000 年,文化人梁文道给许子东打了个电话,说《锵锵三人行》想访问他一次,话题随意,许子东答应了。结果没想到,截至 2017 年节目停播,许子东做《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做了 17 年,录制期数超过了 2000 集,有着较大社会影响力。相比其他组合,他和窦文涛、梁文道三人的聊天可能是最有意思的,所以观众也把他们称之为“铁三角”。

他在书中讲起《新青年》以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分化的时候,还拿这个组合举例半开玩笑地说:“看《锵锵三人行》就知道:梁文道是坐在左边的,他是一个强调平等的人,老是关心弱势群体。我是坐在右边的,是最关心自由价值的,这是个人意愿。窦文涛当然是博爱,他坐在中间,左右兼顾,左右逢源,也左右为难。所以,我们三个人基本上学习法国大革命的三个精神,也分左右。”

2011 年,许子东把自己在媒体上的言论集结成了《越界言论:许子东讲稿(卷三)》一书出版。“‘越界’的意思,一是从学术研究越界到电视传媒,是从学者工作越界到公民议论;二是书中言论很可能挑战、冲击、违反了某些界线。……言论可能‘越界’,因为‘界线’常变,无法也不想迎合,所以能够问心无愧的,也只有不合时宜地‘固执已见’了。”许子东在书中写道。

2018 年 5 月,许子东去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与老朋友窦文涛、周轶君一起拜访了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和他在家中做了场对谈。这也是今年 9 月开始播出的新节目《锵锵行天下》的一期。

2018 年 6 月,许子东出版了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这本书源自 2016 年 9 月到 12 月,他为岭南大学中文系大一学生开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课堂现场录音文字。这门课同时也在互联网平台腾讯直播。

这是许子东一以贯之的思路。无论是节目《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见字如面》,还是喜马拉雅和腾讯上的文学课,许子东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带来超越学术界的社会影响。这是正常的教师责任。但学者在面对公众时,讲到自己的专业就在这个范畴内发挥自己的专业,不在自己的专业就以公民身份讲常识。

“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鼓励、保障。内地也照样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学里面学术游戏越玩越封闭。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一方面,社会对大学干预得很厉害,政治挂帅啦、马列工程啦,好像控制得很厉害;但另外一方面,大学里面的人争夺研究项目,学术跟社会很脱节,做的研究项目不要来关心社会。我觉得这个应该从制度层面上把它改变。香港出现这样的变化,简单地说,他们在评审当中加入(学术)对社会的影响,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他对《好奇心日报》说。

2018 年 6 月 15 日下午,我们在朝阳区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见到了身着深色西装,浅色裤子的许子东。 64 岁的他犹如节目中的样子,谈笑风生,口才极好。

近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聊到了“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也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出发,聊了聊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因为访谈内容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部分发布。这是第一部分,主要关于“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

“鲁迅虽然去世了,可是他其实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要理解女人和男人可以读张爱玲;要理解中国人,你一定要读鲁迅。”他说

许子东,来自:理想国

Q=Qdaily

=许子东

“五四”三大意识形态,对中国影响最彻底的是进化论

Q:你在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提到:“五四以后直到今天,进化论远比科学、民主更深入人心。新就是好,这就是五四的现代性和主流意识形态。”那你觉得为什么相比科学、民主,进化论能更深入人心?

许:比方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普遍相信科学,科学变成一个正面词,基本上领导人也常常接见科学(家),有很多我们说是专家治国,特别是上一届,很多都是清华的技术官员。但是,科学是怀疑一切的。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一部分科学是不能怀疑的。所以,你很难说科学精神贯彻到底。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那另外一方面,你要是看看什么快手啊之类,就知道我们面对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你很难说当初他们追求的赛先生(science),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五四的希望。至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民主更加是了。你去问一下,什么叫民主?首先这个翻译就有很大问题。 democracy ,中文“民主”这个词是日语汉字进来的。在中国,有“民”有“主”, 但是这两个词凑在一起的意思非常含混。今天普遍存在的一个误解也好,大家的共识也好,就是“你是民,我是主”,或者“我是民,你是主”。我们对“主”的要求,就希望你为“人民”服务。我们对官的要求,就是你“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你做官能为民做主,那你就是英明之主。你看这个“民”跟“主”还是分离的。所以“民主”这两个字,我们先不讲实际情况,就讲这个字的概念本身就很难。所以这跟陈独秀他们当时提倡的东西也是有很大差距。不要讲别的,你就跟 1940 年代后期,共产党自己提倡的,唱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个“民主”的概念都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不是说没有进步,是有很大进步,但还是有很大可以发展(的空间)。唯独一样东西,我们进步得最彻底,就是关于“进步”。比方当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用“进步”。你看,这就是一个好的词。“三个代表”叫“先进”,“先进”就是一个好的词。“前进”,好的词。相比之下,“后退”、“倒退”、“不进步”,那就是坏的词。但问题是,“进步”,你往哪里去?你走向什么地方?如果前面是错的,如果前面是不好的,你不是越进步越惨吗?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非常彻底。因为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两个,一个是远古崇拜。什么叫好?数千年来就是祖上是好,三皇五帝是好,一代不如一代。一个家族,我们的姥爷、姥姥也是好的,现在的人是差的;第二个就是循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事情风水轮流转。

所以,进化论进来以后,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这么一个向前发展的东西。他们脸倒过来。以前我们说先人,先人指的是孔子。那你想,如果时间是一条长安街,先人是在西边,我人脸朝西。现在说“先锋”、“前锋”、“向前向前向前”,已经往那边看。那是什么?不知道。共产主义啊、大同世界啊、光明未来啊,等等。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要往前面去,那就叫“明天会更好”。这就是进化论。

这个很彻底。不要讲内地,我在香港街上就注意过,多少公司的名字叫“新”啊!数不完的,新鸿基、新地、新天地……从大公司到小商店,满街都叫“新”。你去找出一个商店名字叫“旧”的?旧鸿基?旧天地?“老”还有,“旧”是没有的。你都知道了,新社会、旧社会,这个本身就带了(进化论的意味)。

所以,五四时候三大意识形态的转变,都有转变,但是最彻底的是进化论。

Q:那像五四的时候,他们对民主有一个确切概念吗?

许:当时他们也是引进的。我觉得他们对于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当然是没有一个确切概念,所以后来就会有分歧。大家都是很快就变成各派各党。他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建立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有分歧。第二个,你用什么方法去建立?是用改良还是革命的方法?也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反专制、反帝制。你想所有那些人当时共同反对的就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称帝。鲁迅他们都觉得这件事情很糟糕,胡适也觉得很糟糕,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在那个时候赞成袁世凯称帝。所以,他们追求什么是有分歧,他们反对什么是一致的。

Q:在评价进化论这个历史潮流时,你说:“这个历史潮流有它积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凝固太久了,矫枉必须过正。”那在你看来,消极意义还有哪些?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许:消极意义呢,第一个,因为那时候国家弱,挨打。他们把它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落后了就会挨打,所以我们要变强。这是一个现实,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世界规律的认识。你弱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外面受欺负了,那个家长回来跟他说,身体不好,不会打就被人欺负。啥意思?那我身体好,我就能打人了?所以这种弱国民族的屈辱感,它是好事,是激励振兴国家的一个动力。但是,你把它推而广之,其实就是你说的丛林规则。那你一旦强的话,你以前欺负我,我记着啊。我们今天很多网民不是说炸平东京吗?一来什么事情就是,啊,厉害了,我的国!

其实这个东西讲深一层就是鲁迅揭露的所谓贫民心态,贫困的人、弱者、奴才想做主人的心态。

Q:现在中国崛起了,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

许:对。然后就是好容易我也可以欺负别人了。

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当中,统治阶级不对任何社会阶层让步,那就惨了

Q:你在书中提到了鲁迅对五四的怀疑和反省,还说“当时我们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改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也有它的必然性。”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但很复杂,所以看你能不能展开讲讲?

许:因为前些年学术界就有讨论,说我们为什么要走法国模式,不走英国模式?俄罗斯跟中国走法国模式, revolution (革命),就杀人嘛,搞得很凄惨。英国就君主立宪,和平过渡。日本(走了)英国模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走了)。虽然美国短暂的有革命,但总体上美国还是传承英国模式。

我自己觉得现在很多人这个讨论不能离开历史语境。你不能凭空讲当初慈禧要是摔一跤就摔死了,那光绪就做皇帝了。那中国现在跟英国皇室一样,有人结婚走长安街,我们大家老百姓欢呼。这个是没办法。想走的,中国人也想走。前两天还说,我们前几年的《(锵锵)三人行》有人挖出来。有一集跟雷颐一起讨论为什么晚清走革命的道路?因为当时开始的格局,孙中山他们都希望清朝能够改变。你已经很惨很弱,中间烂透,危机时期了。那你还能改变,可以维持你的家族、延续你的王朝。可问题是,他们不肯改,不肯让步。他们表面上说改变,其实啥都不肯让步。而且越来越控制的紧。用压,而不是用发展、开放的态度。而且就是一个概念,天下是老子的。我的王朝、我的江山,轮得到你做主吗?所以最后连地方的商人都不支持清廷,都去支持革命党——同盟会、光复会……

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当中,统治阶级不对任何社会阶层让步,那就惨了。一个社会要维持下去,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社会阶层。但你肯定要做出一个权衡,要让一些社会阶层在你这里获益,或者说如果有新的革命,他们会有很大的损失。那么这些人会站在你这边。历代就是这么过来的。如果连这些主要社会阶层,你都让他们活不下去,或者让他们受损,他们该怎么办?这就产生了革命。

所以,改良本来是好的,像胡适他们的理想,现在回头看是比革命要好。但是那个时候,你没办法,不争气啊。胡适很努力的。段祺瑞他们搞议政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胡适就参加,要徐志摩他们这些留学生回来,就是搞宪政。可是这军阀哪想搞宪政?扶不起。那到了 1930 年代,国民党就抓人、杀人啊,所以革命是被逼出来的。这个就是当初的必然性。

后面的必然性那更简单了。因为你看看革命到最后出来的后果,对不对?到 1950 年代出现的情况,一直到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灾难,就对中华民族的损伤,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以前任何时代。对民间社会、民间文化,对中国老百姓不仅是经济,还有精神,各方面的损害,那(实在太大了)。

Q:损害太大了,现在都还没消化完。

许:不是现在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消化多少年。你为什么想不通,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变,但是你一点都没有变,那就得感谢这个史无前例。所以,那有了这样的后果,你当然要反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后果?当初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打个通俗的比方,一对婚姻最后走到失败,很惨。那你当初当然要反省,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渣男?我当初明明有另外一个人,为什么我不爱,我喜欢他?那这就反省当年。其实一反省,你就发现你当初喜欢这个人,有它的必然性。你当初是因为出于这个这个考虑。你看,你不是傻子,你选择了他,(只是)后来(发生了改变)。所以我说两个都有它的必然性。

Q:但今天其实主要还是要反思革命,重提改良。

许:对。

“启蒙”话题高度复杂,大到牵涉国家命运,小到每个人的人生观

Q:在讨论鲁迅和茅盾的时候,你处理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关系这一话题,但你自己怎么看启蒙和被启蒙者关系?比如我经常听人说,所谓自媒体时代到来以后,这个关系基本上已经瓦解了。

许:我是这样看的。第一个,你要看到鲁迅他们这代人,启蒙是产生了伟大的效果。民国的时候,识字的人只有 20% 。换句话说,那时候 4 亿人,识字的人口大概就几千万,而那个几千万里边, 90% 不读新文学,是(读)鸳鸯蝴蝶派的,那都是乡村秀才。所以实际上读新文学的人,充其量不过几百万。如果我们以人口来分析,就是中国人口的 1% 、 2% 。但你记住啊,中国后来从中华民国走过,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方向是 1% 、2% 的人决定的。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代表了 95% 的人,但是实际上就是这 1%、2%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很难设想另外一个局面,很难设想中国就一直军阀混战下去,或者中国大部分人一直就读鸳鸯蝴蝶派。当然现在大部分人也追鸳鸯蝴蝶派。

但是,不管怎么样,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在五四新文化这个传统上。从这个角度讲,鲁迅唤醒民众是有他的成果。我们用他的比方,就是开了窗。 我的说法就是,鲁迅他们开了窗,毛泽东、邓小平开了门。虽然两个不同的门。这是一个。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你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完成。因为人们只是换一个方法睡觉。以前的方法睡觉是我看七侠五义、鸳鸯蝴蝶派,现在我就看《爸爸去哪儿》、《天天向上》、抖音、斗鱼。你想中国大部分人都在抖音、斗鱼的话,那鲁迅干的啥?他们还是照样在睡觉,而且娱乐至死。个个活得很开心。那在这个层面上,启蒙白启了。这 100 年做了什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我们严格以西方启蒙主义、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来讲,启蒙是相对的。我在书里也有引用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就是康德说,所有法国启蒙运动最后都归结成一句话,人跟人的差别再大——人跟人有巨大的差别,可能差一千倍,智力、财产、品性,甚至人种,都有很大差别。但是这个差别再大,也不能到一个人决定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所有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

你想,一人一票制,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许子东跟孔夫子同样一票,太不合理了。孔夫子应该有 10000 票。你明白吗?在中国人看来,一人一票是很荒唐的。因为像刚才讲,如果鲁迅那个时代一人一票,哪有鲁迅的方式?所以中国从来都不承认一人一票。这是一个西方概念。那么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刚才我们这个问题,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你凭什么说我们睡着?凭什么你许子东出一本书就算是醒着,我看斗鱼就是睡着?我斗鱼比你好看,我斗鱼里边活生生有花容月貌,你们这些“老饼”(指老人)!

谁睡谁醒这个问题,再加上自媒体一来,等于以前是想一想,现在他是付诸实践。在网上大家点 like 的时候,一个哲学教授跟一个扫街的人、一个愤青点 like 是一模一样。我们都是一票。这就叫网络上的一人一票。那这个一人一票我们在政治上没有实现,我们在文化上实现了。你不能说我们 2000 个教授就抵过 2 万个普通民众。你 2000 是高端人口,我 2 万是低端人口。这是错的。那这就是你刚才讲的,谁有启蒙的资格?他根本就可以怀疑。

Q:你更加倾向于哪一种?

许:这是并存的。当然还有第四种。你永远没法叫醒装睡的人。事情的复杂性还有这个地方。你以为人家在睡觉,你以为人家喜欢看《爸爸去哪儿》呀,人家说不定(比你懂得更多,只是在装睡)。

所以启蒙话题现在高度的复杂性。它大到牵涉国家命运,小到每个人的修齐治平、自己的人生观,全都与此相关。

Q:对。其实现在很多流行文化研究争论的也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点。

许:一方面,你可以很乐观地看到,哇,真正的民主啊,每个人决定做自己的主人;但另外一方面,你就又可以看到,完全是新的愚昧啊。

Q:嗯,我看到你还说曾经碰到钱理群,问他有没有看网上的现象?他说,不能看,一看就泄气,一看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许:不能看(笑)。我那时候叫他做《(锵锵)三人行》,他说,不能做。一做人家骂我,我受不了。你老师没人骂,学生不会来骂你。你要骂,也不敢。你一做电视,人家跟你不认识的。

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马克思,我们还需要鲁迅

Q:你在书里讲了《新青年》的分化后,提了一个问,说:“一百年后再看‘主义’,意义何在呢?”然后你提到了甘阳的“通三统”(即要同时继承孔子、毛泽东、邓小平的传统),陈平原的“通二统”(主张建构统合儒家传统与五四新传统),但你自己的观点是?

许:我觉得应该是“通三统”,但不是甘阳那个“三统”。我觉得如果中国人现在要有文化上的继承,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二是世界上所有你认为有价值的文化传统都应该是我们的传统;第三是五四精神,基本的追求——科学、民主。这都是需要的。

所以我认为甘阳这个很现实,他讲的毛啊、邓啊、孔子啊。邓谈不上是一个文化传统,他只是政治上,最多就是既得利益,或者说他代表了一些西方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等等。所以他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传统。但很管用,他很现实,讲的是一个实话,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讲,的确漏掉了五四这么重要的东西。五四真的是20世纪中国思想核心。我觉得漏掉了。

那陈平原这样讲呢,对,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马克思,我们还需要鲁迅,对不对?而鲁迅恰恰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你别看他表面上批评孔子,他的那种儒家救国精神当然跟孔子有关系。西方那些民主概念都渗透在鲁迅里面。所以,你要我来说的话,我就是这“三统”。

Q:其实回看五四这 100 年的历史,你感受好像也蛮多的。书里有一段话,说:“关于鲁迅的‘铁屋’比喻,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这个意象隐喻了整个现代中国文明的解放史;第二,‘五四’过去一百年,我们需要继续启蒙的精神;第三,要用现代民主观念来反思‘五四’的启蒙。”这三点是不是你回看五四这 100 年历史比较大的感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许:对。第一、第二就是刚才讲(“启蒙”的前两种)。(启蒙)成功了,但还没完成,要继续做。第三是刚才讲(“启蒙”的第三种),你也要反省,你把人家叫醒,但是想想有没有情况下,你自己也在昏睡?鲁迅自己是不是一种痴迷状态?夏志清说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他们翻得好听叫“感时忧国”,其实准确的翻译是“为国痴迷”。那么这种“国家痴迷”是不是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Q:对。很多人也批评五四作家太为民族和国家的利害考虑,损伤了艺术性和思想性。但你是明确说要用“现代民主观念来反思‘五四’的启蒙”。

许:对。现代民主观念我认为康德那个说法(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曾经跟上海原来的宣传部长王元化还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好那时候他住在酒店,有个人进来打扫卫生。我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在选上海市长,你是一票,他也是一票,合不合理呢?元化先生就说,是,不合理。但是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你有什么办法说他应该几票,我应该几票?当你一陷到你们不应该一人一票就麻烦了。我们现在很多问题就这样引申出来的。那他 1 票,你应该 10 票? 100 票? 1000 票?只要你在这一点上否定,(就没法操作)。

我们再推到另外一个极端,一个非常善良、地位非常高、非常重要的人,杀了另外一个很卑微、很无聊的人。你杀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办?还是要抵命,还是要受罚。你再伟大,也不能杀一个再渺小的人。退回到秦朝的时候,当然大将可以随便杀人。就算我是误杀、错杀,也不能拿我的命来抵你的命。你对我们秦国什么作用?所以人类定规则在这个地方已经有所体现。这个是“负线”。既然“负线”是这样定的,为什么“正线”上不这么定?所以,我讲的现代民主观念就指这个。

电影《金陵十三钗》海报,来自:豆瓣

为什么 100 年了,鲁迅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

Q:你说:“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有两个流派,一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那你自己更喜欢哪派?为什么?

许:这个呢,看你在哪一个层面上。其实这两个(流派)可以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如果我们用老套一点的分类,一个是方法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

我觉得在方法的层面上,我是更倾向于“为人生的艺术”。比如说今天一个作家,你就雕龙画凤,搞一个东西,社会上的什么事情都不看,自娱自乐、玩文字,我就看不起。至少说我的价值观,我就觉得你这个没啥意思。

但是在精神层面,我又觉得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创作,始终境界不高。大艺术家,改造社会只是他生前的影响,而不是他作品的终极目的。我看到的好的作家应该是什么?他活着的时候,尽一切努力来改造世界。但是,等他去世以后,他的作品远远不只是改造世界。(比如)在我看来,雨果不只是为法国,也是为我们。

所以从后面这个角度,我又觉得广义的“为艺术的艺术”是更高;狭义的呢,是 “为人生的艺术”更可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Q:对。其实你也提到学术也是如此,“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许:对。

Q:最近思考得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

许:我在帮喜马拉雅做《重读鲁迅》,这个夏天每个星期三集,做得头昏脑胀。讲鲁迅,我思考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鲁迅讲的话,今天听起来还那么有用?为什么这 100 年,他讲的话就像今天说的一样?这就是我现在在思考的问题。

我以前也有这种感觉,但现在越来越强烈。鲁迅当然自己说过。他说,病好了,药就应该丢掉。那药还有价值,说明病没好。但是,他也太准了(笑)。很多作家写出来超越时空的事情,但是没有像鲁迅这么具体的,太准了!

前些年不是有个电影叫《金陵十三钗》吗?我读到鲁迅一篇文章(指《我之节烈观》),说仗打输了,也不去思考怎么打输,就找出一批烈女来纪念一番(笑)。但问题是,他们现在在纪念的时候,照样兴高采烈,很开心,一点都没想到这些男人没有保护女人,最后还叫她们拿刀代替学生去跟日本人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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