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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时代逝去 50 周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讲述他在 1968 年那个夏天

"时至今日,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免除 1960 年代的影响及遗产。"

1966 年,法国人 Michel Bonnin 17 岁,他想去印度流浪。

印度是那一年很多欧美青年的灵魂归宿之地。就连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也在 1968 年 1 月前往印度寻求精神导师。

和挂在脖子上的彩色珠串、围成一圈互相传递的大麻烟卷、随时随地发生的离家出走一样,印度是 1968 前后许多欧美青年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组成部分——历史似乎没有给这个时期什么眷顾,只用 “乌托邦” 形容这群年轻人对社会的期望,还留下来 “嬉皮士” 这样的代号称呼他们。印度代表对世界大同、世界危在旦夕的认知,寻求佛教徒和神秘主义的帮助,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青年们的灵魂安慰。

从纽约、巴黎、伦敦、柏林、布拉格到东京与墨西哥,青年都在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不满的具体所指各种各样,反对集权主义、反对僵化教育体制、反对战争、反对消费主义、反对控制……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什么具体所指,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话语权——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 “禁止禁止” 。

"禁止禁止" 的标语(图 / Wikimedia

他们是婴儿潮一代,Michel Bonnin 后来的总结则是 “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全球各地爆发出生潮,这段时间出生的人,被称为 “婴儿潮世代”,不过具体时间,各地有些不同。1965 年到 1970 年期间,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率是 5.0 个孩子。这样的速度与数量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 Michel Bonnin 所在的法国为例,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的数据,1948 年法国的人口数约 4100 万,到了 1968 年增加至 4991 万人,20 年间增加 800 万人以上。

其中,大学生的成长更是明显。1958 年法国的大学生只有 17.5 万名,到了 1968 年已经到了 53 万名。

不光是全球人口暴增,战后各国积极恢复经济活动。1945 年到 1975 年,法国历经了一波经济增长,正式进入消费社会,这段期间的法国经常被描述为 ”光辉三十年”。

如此剧烈成长的人群,各国政府应接不暇。法国的高教系统因为满载的大学生,面临许多问题,不仅校园不够用,传统的教学与体制也无法让大学生感到满意。

1966 年,斯特拉斯堡的大学生发表一篇论文《论学生生活的贫苦》(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在法国,除了教士和警察,学生是遭受到轻视的存在。大学曾经受到尊敬,大学生曾经是他们骄傲的孩子。但现在他们错过了那个时代,现在的教育系统目标是培养机械化培养专门人才。现代经济体制只是要求大规模无教养,也不具备思考能力的学生。”

客观地说,年轻人拥有上一代所没有的物质生活,但他们并不开心。自由主义的、左翼的、前卫的思潮在各个角落迸发。尽管每一名受教育的大学生,对世界都有着不同看法,他们却有个共识:现在的社会太糟糕,我们要改变世界。

1968 年抗议的年轻人(photo by Jean-Claude Seine ,《MEI68》

Michel Bonnin 就看不起他妈妈买的洗衣机。并不是洗衣机本身就什么不好,而是当时的他认为,辛勤工作,不过就是为了一台洗衣机,这件事本身 “实在很没意义”。

有意义的事情是去印度,过着像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写的小说《在路上》那样的生活(虽然凯鲁亚克大了他十几岁),或者至少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做个老师安度一生。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名作《代沟》里阐述的观点:传统通过老一代传授经验以巩固社会知识结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 1960 年代,社会变化加快,知识、记述和生活模式不断更新,年轻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老一辈则裹足不前,什么都看不惯,很快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小学生。

知识易主。随着知识易主,权力也必将易主。所谓 “乌托邦世代” 的时代背景,便是要求 “老家伙们” 让位的时代——当然,要求归要求,这场诉求分散、缺乏目标和解决方案的运动,注定只会给历史留下青春的回响。“禁止禁止”,然而拿什么取而代之?谁来提出取而代之的方案?这些都成了飘荡在空中的羽毛。这也是这一批人的青春被称为乌托邦的最终原因。

回顾 1968 年的新年之初,各国对未来试图展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写着:“世界辞别了动荡的一年,纽约城降下瑞雪”;联合国则宣布这一年是世界人权年。至于已经在法国执政 10 年的夏尔·戴高乐总统(Charles de Gaulle)则向民众宣示:“我祝福 1968 年成为祥和的一年”。

与此同时,美苏冷战笼罩、越战炮火不间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突围、左翼组织声势高张、女权主义兴起、性解放运动箭在弦上。

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躁动的青年。在法国,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形成一股 “五月风暴”,并因为意外获得了工人阶级的附和,让整个巴黎陷入瘫痪(虽然年轻人们后来遭遇了“背叛”)。

当时法国社会的左翼势力慢慢浮出水面,无论毛派、托派,他们各自有拥护主张。声音不可谓不混乱。许多人把五月风暴与当时中国的文革相比拟,但 Michel Bonnin 不接受这样的比拟,在他眼中,文革和五月风暴本质上完全不同。

现年 69 岁的 Michel Bonnin,早就有了一个中文名“潘鸣啸”,目前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当他谈起五月风暴时,依然忘我,他一点都不后悔曾参与这场运动,尽管后来失落过。实际上,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包含对中国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的研究,都与 1968 年紧密关联。

2008 年,法国知名杂志《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做了 “五月风暴” 40 周年的回顾,标题写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假革命》。这是一些人对五月风暴的评价,毕竟那场期待推翻戴高乐政权的运动,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不过,还是对社会起了深刻的影响,并且成为后续几十年的改革方向。

法国反越战的群众(图 / manhhai@flickr

如今是五月风暴的 50 周年,也是 1968 这一代、或者说乌托邦世代的 50 周年。《布拉格之恋》的编剧让‧克劳德‧卡利耶尔在那本《乌托邦年代》里形容当年人们珍视的乌托邦如今已经变成了乞儿,“历史欺负它,电视新闻压得他抬不起头,人类社会的种种不断地否认它,但是,它是一首倔强的歌,很可能永远也打不倒,摧不毁,它是我们生命的实体中一个不可少的组成。”

潘鸣啸最终没有去成印度。他的护照被爸爸没收了。但他说 1960 年代从未离开过他。

他的自述,或许可以帮你更了解当时一个年轻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是 ”被宠坏的” 全球第一代青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经济发展一直很好,全球都往现代化迈进。

我说我们是“全球第一代青年”,因为这是第一代有这么多年轻人可以上学,这很重要,以前可没有 “青年” 这个概念,除了一小部分菁英,大部分人小学毕业之后就要去工作了。

我说的 “青年” 是指有思想的一群人。“青年” 当时也变成一群消费者,很多公司都专门要给青年做产品。也因为青年有时间,可以思考改变世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相信可以,有这种乐观。我们觉得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改变那些受不了的传统。

我家不是什么有钱家庭,我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打字员。因为经济发展,尽管他们的工资不高,但在我十几岁时,父亲就买了一台汽车,虽然是比较破烂的汽车,但有车就可以去度假,还是很好的事,几十年前根本不可能。

可能是变化太快了,我对消费社会真的很反感,父母都不反感。像我妈就很开心有台洗衣机,以前他们要手洗,但我觉得你拼命工作,只为了买一台洗衣机,实在很没意义。

从客观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是幸运者,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只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最不正常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我们被宠坏了。

高三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父母说 “我要去印度流浪”。

高考之前,我对念书不感兴趣,跑去做一堆别的事,像是学习当演员、学习弹钢琴等。后来我就决定跟朋友相约去印度。

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在路上》,还有一本是说诗人去印度流浪、抽大麻、写诗。这种生活我很向往。我觉得我是一个反叛的青年,不想当个普通人,更不想在消费社会里当个普通消费者。

这种社会太庸俗,我们对精神要求可是很高的,像我就对印度和中国的道教就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反叛主流社会的倾向。当时我还写诗,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

在这之前,我曾经跟一个朋友搭顺风车去摩洛哥、土耳其,那里很多传统的东西,像是漂亮的篮子、碟子,但他们却不要,反而想要塑料的东西。我就觉得塑料的产品有什么好的。

搭顺风车期间,我们在车站月台上睡觉,反正什么都做过。

期间因为高考放榜,朋友没考上,必须赶回巴黎准备考试,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买火车票,最后我只剩两三块钱,只好一路搭顺风车回去。回到法国的时候,我已经饿了两天,只能在街道上喝水。

当时,搭顺风车旅行还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事。我们后来知道是很危险的事,有些人搭顺风车就被打、被强奸。

很有意思的是,因为德国人很保守,他们觉得 “搭顺风车” 这件事实在太危险,但既然你们做了,只好帮忙,所以就一定要带你们上我的车,免得发生什么事。所以说,德国人的车最好拦。

最后,我没去成印度,因为我的护照被我爸收起来了。

我朋友独自去流浪了,也就是说,1968 年他不在法国。等他从印度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了。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没变。所以说这个历史事件,不但产生客观变化,也有主观变化。

法国的大学教室里挂著马克思的标牌(图 / Wikimedia

都是混凝土建筑的大学校园,很没气氛!无趣!

1968 年 3 月,一篇发表于《世界报》的文章〈法国人百无聊赖〉,说明法国正变成这样一个社会:毫无特征、非个人化的工作人员专心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官僚差事。社会生活凝结成一场徒劳无功的、日常熟知的例行公事,这种情形被贴切地概括为“地铁——工作——睡觉”。

我的父亲是小学老师,他希望我也当老师,但我才不想当老师,不想跟父亲一样。

搭顺风车期间,父亲安排我去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上备课,那是法国最菁英的高教。我父亲当然希望我上这所学校,因为我成绩很好,他觉得是可能的。

我一去上课,就觉得很闷。哎呀,那些同学我真的受不了,他们都是一群小官僚,明明这么年轻,心态好像很老了,而且这里还要上很多课,像是我讨厌的地理课,所以我就自己退掉了,跟父亲说我要上普通大学。

最后我去南泰尔大学,我决定学哲学。

我 13 岁就看了萨特,其实我不太懂,但我觉得很时髦。我受到他的影响不是政治影响,我很反对他对中共的认同,那是不行的,但我觉得他对自由的阐释与理解,影响我很深。

就读南泰尔大学的决定,并没有引发家庭革命,毕竟自从我说要去印度流浪之后,父亲觉得只要我还肯上学,他就满意了。

其实,我选择南特尔大学就只是因为离家近,不过因为学校盖没多久,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北非移民的贫民窟。戈达尔(Jean-Luc Godard)还拍过一部片《中国姑娘》(La Chinoise),里面有很多南泰尔大学的镜头,因为觉得是很特殊的现象。我们学校真的很怪,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栋混凝土的现代大楼。

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人上大学,政府就盖一堆新大学,有些还是军队用的地方。这种校园真的没有气氛,全是混凝土的楼,灰色的墙。

不过,索邦大学就不一样,他们有几百年历史,那些建筑就很好。南泰尔大学就像是沙漠里突然出现几栋楼。

我在想,我们会有极端的思想,跟这个环境可能是有一点关系。

从“性自由、性解放” 开启的五月风暴序曲

潘鸣啸所就读的南泰尔大学(也就是巴黎第十大学),在 “五月风暴” 时起了关键影响,当时这里有个别称是 “疯狂的南泰尔”,好几个学运组织与领袖,包含人称 “红色丹尼” 的学运领袖丹尼尔·柯恩·邦狄(Daniel Cohn-Bendit),全来自南泰尔大学。

由于当初是为了应付人数满载才建的校园,附近根本来不及规划,学生完全没有休闲去处。了无生气的校园,加上一大群年轻气盛的青年,形成诸多不满。对于学生来说,宿舍变成唯一的休闲去处。当时有个保守的规定,只有年满 21 岁或是有家长许可,女生才可以进入男生宿舍,反之,男生不能进入女生宿舍。因此引发 1.1 万名南泰尔大学生求宿舍探视权。

1967 年 3 月开始,就有男学生要求进女生宿舍,因为抗议行动,还有学生被罚,但一直有人抗议,隔年也有。

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笑我们的运动是从要求进女生宿舍开始,但很有意思,因为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求性自由、性解放。

我记得有次学校盖了一个新的游泳池,青年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Francois Misscoffe)来了,有一个学生,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丹尼尔·柯恩·邦狄,跑到部长面前说:“部长先生,我读过您关于青年问题的白皮书,里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性问题的”。

部长回他,“你跳进游泳池,就不会再想这个问题”。柯恩·邦狄回应部长,“你可以当希特勒的青年部长”。我觉得,柯恩·邦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有点领袖气息。

其实我有朋友,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同居,后来女生怀孕,想要堕胎,但堕胎当时是非法的,最后只好找黑医生(非法医生),还得借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可恶了,为什么不允许堕胎。法国传统天主教对社会影响很多,戴高乐正是代表这种思想,所以我觉得更需要自由、开放的社会。

另一方面,我 19 岁以前本来对男女关系很害羞,但后来那个什么性解放运动就成功了,至少在我身上。

我一开始不太自信,但你闹革命哪还有什么时间想这么多,就要全部投入。那个时候我开始留胡子,因为闹革命没时间刮脸啊!后来,我发现女孩子好像喜欢留胡子的男孩子,所以就继续留胡子到现在。

我想所有革命里都会让每个人更兴奋,这绝对是包含在性方面。革命时期,这方面会很投入。

 1968 年,法国社会的左翼势力兴起,毛派、托派各自有拥护者

在贝多芬协奏曲的狂响之下,学生占领校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媒体发达了,全球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也可以马上看到照片和影片。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就是越战,我们每天在电视、报纸上都会看到很多报导,还有一些很可怕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社会怎么可以容忍这么残酷的战争,虽然我们不像美国人感受直接,因为我们不需要当兵,但还是觉得西方世界,有很多不道德的问题。

法国和美国作为主流社会,为了反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加上那个时候非洲、南美洲也发生一些事,令我们不高兴 。

3 月 21 日我们学校有个学生被抓了,因为他反对越战,跑到巴黎市区的美国捷运大楼外面把橱窗打破,接着就被警察抓了。

后来有一些活动分子在学校里示威,他们决定透过占领行政大楼来抗议。

隔天,行政大楼刚好有贝多芬协奏曲的音乐会,我跟我女朋友刚好买了票去听,因为学生很多,所以柯恩·邦狄想把握机会,音乐会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冲上舞台,接着就向底下的观众说,我们占领行政大楼、反对大学不保护学生、要求释放学生,反对越南战争,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注:组织名称就是 “三二二运动” )

当时,台下的一些观众觉得柯恩·邦狄想干嘛,有些疑惑,但我一点都不反感,反而对他印象很深,觉得这个人很会说话。

有趣的是,2008 年我在布鲁塞尔跟柯恩·邦狄在一场会议遇见,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提醒他这件事,结果他还记得当天是贝多芬的钢琴协作曲,我称赞他记忆力很好。

法国五月风暴学运领袖丹尼尔·柯恩·邦狄(图 / thierry ehrmann@flickr

关闭南泰尔大学,触动 “五月风暴”

从 4 月底开始,几乎每天,法国各地都会有零星抗议活动。每一场抗议都激化了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把柯恩·邦狄的地位往上推高。

5 月 2 日,巴黎大学总部因为 ”三二二事件” 召集柯恩·邦狄与其馀 7 名学生。此举引发南泰尔大学学生的抗议,他们在课堂上鸣笛、作乱。南泰尔大学校方向教育部长建议关闭校园。接着南泰尔大学的学生跑到了巴黎市区的索邦大学。

隔天,索邦大学校长让·罗什(Jean Roche)向警察局局长莫里斯·格里莫(Maurice Grimaud)发出了书面申请,请求”清除”索邦大学的庭院。

一开始,我们学校关闭的时候,我先回家做别的事,毕竟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微信、互联网,大家信息没那么流通。不过后来我知道,原来南泰尔大学的学生去了索邦大学,但没想到,索邦大学的校长叫了警察。

从中世纪开始,法国就有个传统,警察不允许进入大学,除非校长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认为学生可以自己解决学生的问题。

5 月 6 日警察把学生从索邦大学赶到街道上,这反而是更坏的,因为在街道上容易跟警察起冲突,当时警察是很凶的,他们都用棍子打人,大家很反感。到这里为止,我都是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注:索邦大学关闭校园是 700 年来的首次,当时大约有 600 名学生与 345 名警察受伤,422 人遭到逮捕)

每天都有学生示威,人数越来越多,我记得当时部长还公开蔑视学生说,他们是一小撮疯狗。然后,我就在媒体上看到将近五万人在街头上示威说:“我们就是疯狗!”。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觉得很有幽默感,加上当时看到有学生受伤,就开始认同学生了。

那一夜,我拿了石头往警车扔

5月10日的街垒之夜(Night of the Barricades)可以说是五月风暴里最知名也最传奇的一场抗议。柯恩·邦狄在回忆录《Obsolete Communism》里写着:”在这些集体狂热的时刻,既然一切都看似有可能的,那么没有任何东西会比所有游行者之间的,尤其是小伙子和女孩子之间的亲切关系更自然、更单纯”。这一天,共有 370 名学生受伤,460 名学生被逮捕。

要说我真的开始参与运动,就是 5 月 10 日。这一天是很大的转折点,从学生运动变成全法国的运动。

晚上六点左右,我和我女朋友到索邦大学附近,因为当时柯恩·邦狄他们说要包围索邦大学,占领校园周边与拉丁区。

我们就在附近走来走去,其实一开始气氛还挺好的,很多人,就像是在运动一样。你会看很多人在路上聊天,进行各种辩论,我还碰到我的哲学老师和他老婆一起走来走去。除了学生,当时也来了一些年轻的工人。

不过,原本轻松的散步气氛,很快就变了。现场开始有人说要把铺路石头挖起来堆成街垒,当时不少人反对,我也反对,因为这样就会变成暴力活动,我们要文明、和平。

不就是因为我们反对警察暴力,才更要保持和平嘛,但那些人根本不管,他们就想重复巴黎公社、法国大革命的事。你知道,一旦道路上有一颗石头被挖起来,其他人就很容易把石头再挖起来堆成街垒。

我记得现场柯恩·邦狄也说,我们可以这么做,但不要都在一起,只要放在有需要的地方就好。

街垒之夜的历史资料(图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视频截图

街垒之夜的历史资料(图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视频截图
街垒之夜的历史资料(图 / Les archives de la RTS 视频截图

后来因为警察想开车冲进街垒里面,我还差点被警车撞。虽然本来我不同意街垒的行动,但我觉得警察这样做很不好,我就完全投入了,接着也和别人一样,拿了石头就往警车那里扔。

现场气氛是会感染的,大家都觉得要保护这个地方,当警察一往我们这边冲,那么我当下就得决定,是要走,还是加入这场战争。总之你得选择是哪一边。

扔石头当然是很危险,毕竟警车也很结实,但反正是一种态度表示。不过,后来我发现我扔石头好像扔得太高了,可能会不小心误伤对面的同志。我觉得这样实在很危险,就决定放弃扔石头。

就在我放弃仍石头之后,警察走向街垒区冲向我们丢催泪弹,有人被警棍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催泪弹,还看到很多人流血,场面变得很混乱。过去我根本没参加过这种活动,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现场有很多人在哭。

我跟女朋友,觉得待在现场很危险,说不定突然有警察出现在对面,用棍子打你。我们这一代还真没看过这种情况,一方面有点怕,另一方面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想想说不定还有人死了。

凌晨两点之后,我跟女朋友决定先撤退,因为她家就在拉丁区,距离这里不远,我们先躲回她家,但因为担心现场状况,就一直听广播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直听到早上。

第二天早上,柯恩·邦狄接受广播媒体采访时,呼吁学生不要再来现场牺牲,警察非常残忍。

当时国家广播电台是不被允许报导学运的,不过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国家,还是有私营电台会报导。一般来说,我们要想知道哪里有抗议活动,就可以听广播去凑热闹。

媒体开始报导当晚的事,头版头条都是现场的照片,很多人非常惊讶巴黎中心竟然会出现这种事,工会组织就联合起来用罢工支持学生。当时主要真的是怪警察太凶、搞得太厉害,本来真的不用那么严重。

五月风暴抗议现场(图 / Wikimedia

街垒之夜后的巴黎(图 / paille-fr@flickr

几百万人响应大罢工,巴黎进入瘫痪状态

“十年足够了!” 这是 5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主题,抗议者要求执政十年的戴高乐政府下台。此后,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成立了,以便传播造反的消息,几天内,大约 200 万人响应罢工,到 5 月22 日,人数上升至大约 900 万人。

5 月 13 日是工人串连大罢工,前一天的晚上(12 日)我回到家,就连我父亲的小学都说要响应罢工。戴高乐政府太野蛮了。我想这是一种积累,就是大家本来已经有不满了,因为一个事件触发。

这一天,我们就一起坐火车参加罢工,本来火车也是要罢工,但他们开车是为了载抗议的人。

一到巴黎火车站,我就看到竟然这么多人,这打破当时的纪录,现场应该有一百万人。当天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多路都走不了,那个气氛是很难想象的,这么多人一起喊口号、唱《国际歌》。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后来有人说索邦大学开门了,活动分子就邀请工人和学生一起到校园里面辩论,我也去了。一直到现在,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怎么也去参加了这场辩论。我本来是一个害羞的人,不喜欢公开说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公开说话。

那天柯恩·邦狄和其他学生领袖把一些人带到索邦大学里的一个教室里,那里可以容纳几百个人,接着一群人在里面开始辩论。

很多工人说支持学生,但觉得学生不了解工人,双方的问题不一样。(注:当时工人们是希望针对工资与工厂进行激进改革,但学生则是希望对生活进行进行改革,主张并不是相同。)

然后,我就拿起麦克风要大家不要上当,这是政府的阴谋,是分离的手段,工人和学生应该团结起来、反对政府。

那天晚上有几百个人在说话,我只是其中一个,但我很兴奋,很想说这些话,就自发地拿起麦克风。

“再见戴高乐!告别戴高乐!”

说起来,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唱了几百遍《国际歌》。

其实五月风暴一开始气氛都是好的,到后面就变成有点乱。那段时间,成天都是示威游行,有个抗议我很投入,印象很深。

5 月 15 日,学生准备去占领一个国家话剧院。我跟我女朋友也去。

有趣的是,进剧院之前,我女朋友突发奇想,看到剧院门口挂着国旗,就说要坐在我的肩膀上,接着她把国旗拿起来,然后把蓝色、白色的部分撕下来,只留下红色国旗,挂回原位。

我们从小就知道巴黎公社,或是革命的事,有时就想做一些行动。我记得那天很好玩,有人弹钢琴、有人辩论、有人讨论问题。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整场运动晚上像打仗,但白天都很像假期。虽然那个时候法国瘫痪了,没有车、没有汽油,但你走在街道上,气氛很好。有个抗议口号是 “在铺路石头下,就是海滩”,我当时一看到,就肯定这个人一定有参加运动,因为你拿起石头,会发现底下真的有一层沙子。

这个运动有个很大的功劳,完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话语都被解放了,我跟父母说了很多以前没说过的话,街道上每个人都是朋友。这种气氛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

当时买东西、吃东西都有问题,但我们不管,就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正在写历史。这种气氛真的很让人怀念。

5 月 24 日那天,我又再参加抗议,当时听到广播,戴高乐说决定举办公投,那一刻,现场所有人都欢呼,大家一起高喊着:“再见戴高乐!告别戴高乐!”。

我觉得他既然搞一个公决、肯定会被打败。

五月风暴巴黎街头的日常(图 / Wikimedia)

那些改变不了世界的年轻人

5 月,学生与工人确实短暂占据了社会的主要位置,然而 “假期氛围” 终究还是不切实际,右派势力伺机而动。

5 月 30 日,戴高乐的支持者组织了一场游行,从杜伊勒里宫到星型广场,这是学生失势的一个证明。6 月 23 日的议会选举结果,学生们支持的所谓新左派,并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席位。中间偏右的政党反而获得了 100 个席位。这样的结果更是另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场运动改变了我,本来我并不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但后来我参加 “托派” 的组织(托洛斯基支持者)。这个组织有份报纸叫做《红色》,也卖过他们的杂志,参加活动和示威。

托派的其中一个特色是国际主义,这方面挺适合我,所以这段期间其实我也学了不少东西。 但他们也有教条主义,内部也有派系斗争,毕竟托派根本没有实质政权,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我参加这个组织六个月之后,就觉得我果然不适合参与政治组织,我比较喜欢怀疑一切,不适合当政治家,所以就离开了。

五月之后,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出路,全世界的左派开始失望。

1968 年 8 月份苏联侵略捷克,就因为有个共产党想让捷克比较自由,我们觉得苏联非常可怕,这哪能说是社会主义,根本是集中营。

当然,我们也逐渐知道文革并不浪漫,本来只知道 “造反有理” 、“年轻红卫兵参与政治” 那些口号,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1970 年代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以我个人而言,我开始清楚一个晚上的革命,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完全就是幻想。

我们当中有些人变成改革派,有些人彻底改变了政治倾向,毛派特别是后者,他们有些人转变成特别右派,觉得资本主义是唯一出路。托派大概都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

当然,像柯恩·邦狄还是积极参加政治,后来他在德国成立了绿党,从 “红的” 变成 “绿的” ,准确来说,他其实既红又黑(注:黑色意味着 “无政府主义”)。

柯恩·邦狄成立德国绿党(图 / thegreenparty@flickr

说真的,这个转变过程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些人因此就自杀了,他们根本受不了这种绝望的氛围。所以说,整个过程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关于失望的悲剧。

有个毛派知识分子,后来放弃一切跑去当工人,最后发现跟预期想的不一样,发现自己错了,但又拒绝承认。有一天他就拒绝说话,一直到现在。他的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我的父亲拒绝说话的那一天》。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面对现实,虽然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但我后来再也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顶多就是投投票而已。

1970 年代,我在香港待了 6 年以后,觉得还是得回到法国,于是考了法国中学的中文老师。

所以现实就是,我还是当了老师。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

有些中国朋友到现在都会开玩笑说我是红卫兵,我会笑,也知道他们是善意,但我知道那完全是两件事。我真的不是。

五月风暴和文革最大的差异是,没有人叫我这么做,一个本质的差异就是 “自发性” 的问题。在中国,是有人叫你造反。毛泽东注重阶级斗争,那个时候根本没什么资本主义,没什么资本家,毛泽东敌人是谁,谁就是资本阶级。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学生被利用。

当然后来大家思想上有些相似的转变过程,学生们在农村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慢慢反省文革做了些什么,他们了解自己被利用,打了老师或是别的人根本就是错的。

1968 年五月风暴,巴黎街头随处都是抗议标语(图 / Wikimedia

我到现在都不后悔参加五月风暴。我们是反对警察暴力、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打老师什么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当然我也知道,当时的幻想很不实际的,但这种浪漫是需要的,或许我们可以说运动本身是失败的,但你不可以说运动打败了我们。

1968 年以后,我认为法国有很大的变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力量白费了。

虽然,我们曾经幻想过革命,也没有成功,但我们得到了改革。有很多协议当时不被接受,但最终还是有效的,这些都是改变,比方说,1975 年法国允许堕胎,这绝对是跟 1968 年有关系的。“五月风暴” 是一段持续性的影响。


1968 年的下一个故事,会和占领日本东京大学安田讲堂的学生有关。

题图来自Jean-Claude Seine@《MEI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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