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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的日记,几乎记录了这场电影节的一切

“从一个闭幕式到另一个闭幕式。十二个月的电影生活与人际交往、读过的书和去过的地方。从戛纳、巴黎到里昂,从我投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到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对于其间发生的事件,我毫无隐瞒。”

作者简介:

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1960-  ):法国演员、导演、制片人、电影评论家,成长于法国里昂市郊的韦尼雪曼盖特区,毕业于里昂第三大学电影社会学史专业。 1990 年,担任卢米埃尔电影资料馆管理工作,后创建卢米埃尔电影博物馆。现任里昂卢米埃尔中心总负责人兼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

书籍摘录:

2016年

5月1日 周日

电影节期间,没有什么比谈论电影更重要,人们对世界各地的时事都充耳不闻。除了有一次,因为施特劳斯—卡恩事件,它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占据了媒体头条。当事人突然现身戛纳现场,使影节宫的墙壁和电视机都在颤抖,它们不停地转播新闻频道。几天后,宣传《吾栖之肤》的佩德罗·阿莫多瓦打趣道:“法国的政治热点结束了吧?因为今天轮到我的电影登场了!”

电影节期间,我几乎不会注意相关报道——监督它的正常运转就已经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而且我很担心我的神情会随着每篇文章对于竞赛影片或好或差的评价而起变化,每部作品遭受的伤害也会伤害到我。当我曾是一个普通的电影节观众时,是以看热闹的心态看待那些争吵,如今它则是折磨我的东西,但我知道正是他们思考和交流时的热情和深度造就了戛纳的价值。

2007 年,我成为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后,很快有一种被我们之前喜爱的报纸猛烈攻击的奇怪感觉,因为一些导演经常遭到尖酸的讽刺。这造成了我跟媒体暂时的疏远。每天早上看到那些报道时,我都会有去反驳的冲动。不过,我更愿意尝试着听听谣言,听听人们说什么,并且稍微看看大标题,同时避免去看那些无中生有的消息。映后掌声的规模、次日红毯上的评论及几条表达赞叹或者失望的短信就足够了。这才构成一种真正的评价,而不会被一些迅速的或不公平的分析扰乱——因为媒体有时会写些貌似出色实为谬论的东西。

再者,想说服别人的欲望很快就会和紧张画上等号。我个人对于辩论也许十分喜爱,但仅限于我自己在乎的主题。“你不应该对关于戛纳的报道如此生气。”曾在《世界报》任职的让—米歇尔·傅东劝我。如果某些报刊引起我的愤怒,以致让人觉得我是那种反感一切评论的人,这就很严重:评论是构成电影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对此十分感兴趣。此外,它作为戛纳的组成部分,也将戛纳相关的一切聚集在了一起:艺术家、从业人员、影迷、反对者、业余爱好者、嘲笑者和游客,还有新闻界。评论能创造出想法、观点、欲望、快乐、关注。过去,它为我的智力和迷影培训作出了贡献。

处在这个充满猜忌的时代,人们想象着:身处戛纳这样有输有赢的竞技中心会滋生控制欲。而我考虑的正相反:电影节的实力苛求一种必要的对立眼光,这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减损它威

信—— 因为在大多数时候,评论家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他们非常重视戛纳电影节。对此我十分笃定,希望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

……有些事情变了,那些以往的“电影节从不回应”的旧信条最终随着世界上各种新媒体和网络的出现而作废。那么多的蠢话在网上发表,那么多的蠢事在传播,以至于假消息满天飞,任何东西只要有了数量优势就会占上风。大部分影评家都出色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其中的很多人,不管是才华还是积极参与的态度,都令我十分钦佩。谈论、争吵及拒绝精神分裂总是具有创造性的,即使在意识到并尊重被安德烈·巴赞称之为戛纳“秩序”的情况下。过去,处于这种秩序中的是我和吉尔·雅各布,从今以后,是我和作为担保人的皮埃尔·莱斯屈尔。

5 月20 日 周五

“一个难熬的上午。”西恩到达媒体拍照现场时对我说。让—皮埃尔·文森特和斯蒂芬·塞莱里耶都一脸丧气,西恩的公关玛拉·巴克斯鲍姆的眼里噙着泪。灾难发生了。媒体对《最后的模样》给予恶评。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收到十几条短信。有人说:“三天以来,记者们都想要批评一部电影,于是向它扑去。”不。我们总是能找到解释,其实只有一个: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这是晴天霹雳。而且我了解戛纳的规则:西恩将被贬得一无是处。我对此感到很愧疚,因为这是一位朋友,因为是我将他带到这里。只能接受了。

……我回到办公室,与哈维尔·巴登互发了几条短信,他在担心西恩的电影。然后我又出发前往苏科特山顶的卡斯特广场,因为戛纳市长在那里组织了一个露天午餐会。这是最后一个周五建立起来的传统:为世界各国的媒体和评委会供应普罗旺斯特色的橄榄油蒜泥酱。阳光下,我发现一支精力旺盛的团队。他们几位不愿意掩盖对于当下经验的兴奋——也十分开心见到皮埃尔和我。他们向我透露他们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有自己的日程表,不听从任何别人写的或说的东西。过去,这种会面让我如此恐惧以至于很害怕评委轻视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到了少为“我的”选择担忧,而面对他们,面对乔治·米勒以及我们度过的这一年,我完全不担心。

5 月 22 日,周日

上午 9 点

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上面放着所有的目录和媒体文件。每个人都有一份规章制度和《第 8 号条款》的复印件。后者仅有寥寥几句,却占用、折磨了他们一整天。

第 8 号条款:长片竞赛单元

评审团必须决选出如下奖项:

金棕榈奖

评审团大奖

最佳导演奖

评审团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男演员奖

获奖名单中只能有一个并列奖项,但这一条不适用于金棕榈奖。

一部电影只能获得名单中的一个奖项。不过,获得最佳编剧和评审团大奖的影片,在取得电影节主席的破例许可之后,可以再获得最佳演员奖。

从技术角度来说,每个奖项都是由投票结果决定的,我们只负责监督,其余的,由评委自行决定他们的工作方式。我向他们重申,我和皮埃尔将保持缄默,对他们的讨论不作任何干预——除非评审团主席明确要求。我也明确地告诉他们,跟他们相反,我们会开通手机,为了能够与组织部门联系。事实上,我们得安排那些获奖者今晚返回影节宫。这对我是一个小小的考验:这样的一天会让人们陷入真正的歇斯底里,如果我觉得自己能迅速发完短信,就赶快发完。

乔治·米勒坐在中间座位上,坐在他右边是拉斯洛·奈迈施和克尔斯滕·邓斯特,左边的是唐纳德·萨瑟兰和麦德斯·米科尔森。在桌子的一端,坐着瓦莱丽·高利诺和阿诺·德斯普里钦;另一端则是卡塔咏·夏哈毕和凡妮莎·帕拉迪丝。我和皮埃尔并排坐在对面。乔治就电影节和他们参与其中的受益与享受作了友善而简短的发言。接着他向“评审员同伴们”描述他所希望的工作方式。讨论正式开始了。我不会在此具体描述。对于讨论的性质,我坚持保持沉默,就像我们要求评委们做到的一样。事实上,只有一种行为:不说、不揭发、不透露。

下午 4 点

我打电话跟所有入围的电影剧组联系了一圈。在商议过程中,我用短信向他们传达了评审团的决定。一个个地,单线联系,但对其他电影闭口不谈。我的短信简洁至极:“唉,没有得奖。”“得奖了,剧组得回来。”通常,人们会回复我:“那么,其他呢?”对落选者,我什么都不能解释,只能告诉他们不幸的消息。这也没有办法,不存在“宣布坏消息的好方法”。对获奖者,我必须坚决向他们隐瞒所获的具体奖项。我假装漫不经心地对肯·洛奇的制片人丽贝卡·奥布莱恩说:“如果你和保罗·拉弗蒂也回来的话,我想肯会非常开心。”她不可能猜到是金棕榈奖。有一年,当我告知达内兄弟的发行人米歇尔·圣—让获得奖项时,他的追问让我很烦躁,于是我粗暴地跟他说了一句残忍的话:“我什么都不想跟你多说;呃,因为你可能会很失望。”这句话终于让他不再追问。结果他们获得的是金棕榈奖。当然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而埋怨我。

文森特,我的司机,把我送回市内。我在酒店里停留片刻,然后前往办公室,克里斯蒂安及电影部的同事闭门工作。没有人知道获奖名单,但这份名单存在于所有的交谈里。跟我擦肩而过的人都古怪地看着我:他们知道我是知情的。网上和其他各个角落里充斥着预测,人们试着揣测获奖的究竟都是谁。在这个游戏中,新闻专员让—皮埃尔·文森特和发行人米歇尔·哈尔伯施塔特能力超群,为了得知谁得奖、谁没得奖,他们激活了所有的人脉,打电话给入围主竞赛单元的所有电影团队,经过聪明的计算,得出很有说服力的结论。某些报纸甚至在酒店大堂或者机场布置了人手,为了发现哪些艺术家去而复返。

电影《我是布莱克》海报,来自:豆瓣

后记  这趟旅行是值得的

从一个闭幕式到另一个闭幕式。十二个月的电影生活与人际交往、读过的书和去过的地方。从戛纳、巴黎到里昂,从我投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到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对于其间发生的事件,我毫无隐瞒。虽然这是一本关于一届电影节的书,从上一届的结尾开始记录,但是并不那么长篇累牍!就像评论家安德烈·巴赞重版自己的文章时引用帕斯卡尔在《第十六封写给外省朋友的信》里的话:“我没时间写得简练。”我想描述一切是怎么运行的,介绍一个专业的、与许多其他领域不同却又相似的团队表现出的凝聚力、弹性、信念和才华。而且我想荣幸地引用罗伯托·罗西里尼说过的话:“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夺取或评判,我在这里是为了给予。”这种前所未有的叙述,理应由全球最大电影节的艺术总监讲出来。对于在文中总是“罗列名字”,时常提到韦科尔高原、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和奥林匹克里昂队,我表示衷心的歉意,这实为情不自禁。但是我希望本书就像《猛虎过山》里的一句台词:“这趟旅程是值得的。”

肯·洛奇的致辞是 2016 年戛纳电影节的尾声,而《我是布莱克》达到了世界性的成功——金棕榈效应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当所有电影公映后,人们将明晰地感受到 2016 年戛纳官方评选的质量,将报以十字大道上爆发的同等的喝彩声。闭幕式一结束,那些电影就离开了戛纳,不再属于我们。在世界各地,那些来自戛纳和其他电影节或其他地方的电影将在电影院和所在国家的要求之内提醒观众,电影依然充满活力,依旧步履不停地描绘着这个世界。我不想把什么都引向路易·卢米埃尔,但他的梦想远未成。今年 9 月,我和皮埃尔·莱斯库尔在巴黎和戛纳同艾米丽街团队一起庆祝戛纳电影节 70 周年,这纯粹是为了大力宣传明年 5 月的戛纳电影节。在里昂,我们与卢米埃尔中心的团队一起筹备电影《卢米埃尔!》,预计在今年冬天上映。我们还组织了新一届卢米埃尔电影节。继马丁·斯科塞斯之后,迷人而慷慨的卡特琳娜·德诺芙亮相了:她把奖杯献给了“法国的农民”。伟大的艺术家从来不会远离生活。接下来,第二天,卡特琳娜在“第一电影”街执导了她的……第一部电影:翻拍《工厂大门!》。

在巴黎,我一直住在里昂街,总是去同一家餐馆。在里昂,我和玛丽及孩子们搬家了。新家离旧宅并不远,但离火车站更近。我重新开始了高铁上的往返和骑自行车在巴黎穿行的日子。之后,我又开始要么赶飞机要么待在放映厅里的日子。下一届戛纳电影节很快就来了。

今年冬天,我将前往非洲、中东、亚洲和美国。有电影的地方就值得去探寻。现在,我再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特尔莫街区的一间酒吧里写这篇《后记》,那些独特的老式酒店和铺着石块的小路美得让人窒息。刚才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观看贝特朗·塔维涅执导的《我的法国电影之旅》。圭特瑞、格莱米永和帕尼奥尔的电影刹那间与南美洲的热风混合在一起。

这两天,我第一次连续重看这段时间里在这本日记里描写的经历。今天早上,我差一点儿忍不住把它销毁。不是矫情而是怀疑。这个“跟我相似的陌生人”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从事一份奇特的职业,以一股奇特的迷恋为前提……重读一遍之后,我衡量着那些记下重要事件的日历的价值——没有它们,我的回忆将不同。有朝一日,我们都应该强迫自己做这种日常的“精神练习”。我刚刚做了,并希望自己的这些主观记忆,对戛纳电影节的集体记忆是有用的,就像一栋大楼里的一块石头,超越了我的存在,而且比我存在得更久远。生活仍在继续,就像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名:他出发去拍摄天空,在那里找到了迈克尔·西米诺。这本书其实可以用他的那部电影命名:《天堂之门》。我们又在筹备新的一届了。在这个12月,目前为止,没有评审团主席,没有海报,也没有开幕影片。我们在等待,很多事情尚属未知,充满了不确定性。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第 70 届国际电影节将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周三至 28 日周日在戛纳举行。

蒂耶里·福茂

布宜诺斯艾利斯, 2016 年 12 月 2 日


题图为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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