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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战士的道德和精神创伤:远距离杀戮会给人带来什么?

“虽然隔着屏幕,但杀戮仍在发生,而且导致杀戮的原因正是因为你。”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报》发布,即使我们允许了也不许转载*

2006 年春天,克里斯托弗·艾伦(Christopher Aaron)开始了 12 小时的轮班工作制,工作地点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Langley)反恐空中分析中心(Counterterrorism Airborne Analysis Center)一间四周封闭的房间内。

他面朝显示墙而坐,眼前的显示屏上实时播放着无人机在远方战区巡弋的机密视频画面。有些时候,艾伦从显示屏上观察到的是一些无需关注的画面,或因厚厚的云层遮挡了观察视角,又或者观察到的只是一些寻常、甚至宁静祥和的场景,如阿富汗一个小山坡上牧草的羊群。

其他时候,展现在艾伦眼前的场景却又极其详尽:无人机袭击之后抬过街道的一副副棺材、饭后蹲在地头排便的男子(排泄物产生的热信号会释放红外线)、伊斯兰学校的一名伊玛目在院子里向 15 个男孩组成的小组发表讲话。盯着屏幕的艾伦突然想到,若无人机装备的“地狱火”(Hellfire)导弹击中目标,伊玛目告知学生有关美国战争及其信仰的真理便会得到证实。

通过安装在无人机上的红外感应器和高分辨率摄像头,我们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办公室便可获取这些详细信息。但正如艾伦了解到的那样,用十字标线瞄准无人机袭击的潜在目标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监视器上的即时影像颗粒感很重,输出也很粗糙,容易把拄着拐杖、步履艰难的平民误认为是携带武器的叛乱分子。屏幕上的人物通常看起来并不像人,更像是没有脸的灰色二进制对象。那么,艾伦如何能确定画面中人物的身份呢?他表示:“顺利的时候,结合一系列环境、人物和技术因素,我们能够强烈感觉到当前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目标人物。不顺的时候真的就只能靠猜了。”

对于艾伦而言,一开始,顺利的时候要多于糟糕的时候。长时间轮班、决断的巨大压力、有能力盯梢甚至杀戮的陌生感(对象远在千里之外)并未对他造成困扰。尽管与协助袭击相比,他和同伴更多的时间则是在监视和侦察,但有时他们也会把屏幕上观察到的信息传递给指挥官。艾伦称:“基于我们汇报的内容,你会在 60 秒后看到导弹是否发射。”其他时候,他们会追踪目标长达数月。他告诉我,最初几次看到“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发射致命导弹装备的时候,他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镜头拉近、激光锁定,导弹袭击处的焦土上方升腾起一股浓烟。对此,他心怀敬畏。通常,当房间里的分析师击掌相庆时,他的肾上腺素也会随之飙升。

艾伦加入无人机项目的方式有点特别。他从小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Lexington)长大,家里禁食红肉,也不准玩具有暴力元素的电子游戏。他的父母曾经是嬉皮士,曾在 1960 年代参加反越战游行。他对祖父尊崇有加:祖父总是沉默寡言、不动声色,参加过二战。此外,艾伦还热衷探险,喜爱远足等挑战自我意志力的活动。全家每年夏天去缅因度假的时候,他会在森林里漫游穿梭;而对纪律性有着极高要求的摔跤运动也使他为之深深着迷。艾伦就读于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主修历史并选修了商科。作为一名有着独立和冒险精神的天才运动员,读大学时他就是一位极具魅力的风云人物。某年夏天,他还独自一人去了阿拉斯加,在一艘渔船上做着甲板水手的工作。

2001 年,大三的艾伦某天早上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得知双子塔和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艾伦立刻想起了珍珠港事件后在欧洲前线担任三年宪兵军官的祖父。他也想做出一些类似的英雄事迹。一年后,他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这是一个专门从事地理和图像分析的国家安全机构——设立在威廉玛丽学院的就业服务办公室看到了一份宣传手册,当场就递交了入职申请。

2005 年,艾伦开始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担任成像分析员,研究与反恐战争无关的国家的卫星图像。他就职后不久,一封关于国防部成立一支特遣部队、以无人机协助击败基地组织的邮件传阅开来。艾伦响应了招募志愿者的号召,很快便加入了反恐空中分析中心。在他看来,自己直接参与了一场具有决定性挑战意义的战争,这令他感到十分振奋。随着特遣部队对战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多的无人机投入使用,他愈发感到自豪。

艾伦在特遣部队工作了一年多,中途还在阿富汗待了数月,充当兰利无人机中心和地面特种部队之间的联络人。此后,他还在一家私人军事承包商工作过一段时间。2010 年,参与无人机项目的另一家承包商邀请艾伦担任图像和情报分析员。但就在他认真考虑这些条件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身体垮了下来。起初,他开始感到头疼、夜间打寒战、关节疼痛;很快,他的身体愈发虚弱,时不时感到恶心、皮肤红肿,还出现了慢性消化系统问题。健康的体魄是艾伦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资本,但他突然间就感到虚弱无力——为承包商工作是不可能的了。他表示:“我不能在文件上签字。”每当他坐下来尝试拿笔的时候,“我的手就不听使唤,我感到焦虑不安、恶心和反胃。”

电影《天空之眼》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艾伦决定回到列克星敦和父母同住,静修调养。当时他 29 岁,在崩溃的痛苦之中苦苦挣扎。他告诉我:“我的身体非常不舒服。”他咨询了几位医生,却始终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诊断。绝望之余,他还尝试了断食、瑜伽和中草药疗法。最终,他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他的情绪问题仍在升级。他提不起劲,始终沉浸在忧愁的迷雾之中。到了晚上,梦境中也都是他工作时近距离实时观察到的一些画面:无辜的民众因无人机轰炸而身负重伤、丧命,尸体七零八落,面部因极大的痛苦而扭曲变形。他还经常梦见自己被迫坐在椅子上直面这种暴力。当他试图转移视线时,他的头就会被扭回原位,继续注视眼前的暴力行径。“这就好像是我的大脑在对我说:这些就是你错过的那些细节,那你就做梦的时候看着吧。”

差不多 16 年前,无人机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也门西北部的一辆丰田兰德酷路泽(Land Cruiser),6 名乘客全部死亡,由此也开启了美国战争的新纪元。如今,无人机定点清除已经成为了美国反恐的核心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尽管无人机项目是一项由中央情报局(CIA)和军方负责的保密计划,但美国的无人机至少已经在 8 个国家实施空袭。在过去的十年里,无人机还为其他六个国家的外国军队提供了侦察服务。总部位于伦敦的新闻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自 2010 年开始跟踪无人机刺杀事件,数据显示,美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门和索马里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 7584 至 10918 人死亡,其中平民死亡人数在 751 至 1555 之间。然而,美国政府给出的数据要低得多。政府方面称,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无人机袭击导致的交战地区以外的非战斗人员伤亡人数在 64 至 116 之间。然而,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人权诊所和萨那战略研究中心(Human Rights Clinic and the Sana’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所示,政府并未公布平民伤亡的基本信息,也没有详细解释为何官方数据与独立监察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数据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报告显示,据报道,自 2002 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发动了 700 多起袭击事件,而官方承认的袭击事件仅占总数的 20%。

奥巴马执政期间,“杀伤链”(Kill chain)行动进一步扩张:他授权在冲突区以外发动了大约 500 次无人机袭击,是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任期时袭击数量的 10 倍。(这一数字不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发动的袭击。)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无人机空袭行动持续增长。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七个月负责的致命袭击事件数量达到了奥巴马卸任前六个月签署的空袭数量的五倍之多。新闻调查局称,特朗普政府绕过了 2013 年实施的对战区以外行动的限制,使去年美国对也门和索马里的空袭增加了两倍多。奥巴马曾因行动不透明受了了广泛抨击,而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愈演愈烈的无人机战争几乎没有遭到国会或民众的反对。“9·11”事件之后,抓捕和审讯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政策引发了各界有关酷刑和无限期拘留的激烈辩论,与此不同的是,无人机战争却并未引起公众讨论。无人机似乎对普通民众起到了麻醉作用,削弱了人们反思无人机危害的念头。另一个原因在于,公众很少看到或听到无人机带来的伤害。政府官员用一些过滤性词汇来粉饰无人机袭击(“精确定位”,“如外科手术般精准”),让人感觉无人机已经把战争变成了一场没有代价、没有流血的演习。无人机非但没有造成更多伤亡,反而带来了一种诱人的前景:“摇杆战士”按一下按钮,就能消灭恐怖主义。他们从事的这项活动就像打电玩,不用负责任,也不带任何个人色彩。无人机项目的批评声有时也强化了这种印象。2010 年,前联合国非正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警告称,无人机可能会制造出一种类似在“PlayStation 游戏机上杀人的心态”,剥离战争的道义严肃性。

然而,我们对无人机战士的了解越深入,越发意识到这种想法其实就是一种空想。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位于俄亥俄州费尔伯恩[Fairborn])航天航空医学院(School of Aerospace Medicine)的研究员韦恩·查普尔(Wayne Chappelle)和莉莉安·普林斯(Lillian Prince)结合其他同事以 141 名参与远程作战行动的情报分析员和军官为采访对象的访谈内容,评估了他们对杀戮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有四分之三的采访对象并未表现出不用负责的超脱感,反而对此感到哀伤、懊悔和悲痛。这些“消极、破坏性的情绪”困扰很多人长达一个月甚至更久。根据美国空军近期的另一项研究,与绝大多数地面特种部队相比,“杀伤链”中的无人机分析人员往往需要直面更多的画面暴力:看到“房屋和村庄被摧毁”,目睹“尸体或遗骸”。

由于无人机项目受到严格保密,定期、日复一日、轮班观看这种画面对心理和情感所造成的影响也就不为美国公众所知。与遭遇路边炸弹(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原因之一)的士兵相比,无人机飞行员的创伤似乎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对脑损伤的关注掩盖了其他类型的战斗创伤,这些创伤可能更难发现,但同样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无人机战争并没有消除这些隐藏的创伤。如果说存在某些不同之处,那就是这种创伤在“虚拟战士”这代人中更加严重和普遍,无人机项目的高过劳率证明,他们看似压力减轻的表象与事实不符。

随着无人机袭击数量的增加,军方也在持续关注无人机战士的精神健康。去年,我参观了位于内华达州的克里奇空军基地(Creech Air Force Base),对无人机飞行员的工作进行了采访。从拉斯维加斯向北驾车 40 分钟即可到达克里奇,它是一个暴露在风中的简易机场,四周满布着艾灌丛和仙人掌。这里大约有 900 名无人机飞行员,与 MQ-9“收割者”无人机一起在多个场所执行飞行任务。克里奇还配备了一支由生理学家、随军牧师以及心理学家组成的人类行为研究小组(Human Performance Team)团队,他们都拥有进入无人机飞行员工作区域所需的安全许可,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了解一些飞行员和传感器操作员的真实体验。

小组中一位名叫理查德(Richard,和接受我采访的大部分飞行员一样,他要求不提及姓氏)的心理学家告诉我,工作两周后,他向一个地面控制站探了探头,当时机组人员正在“从事转向运行准备袭击”。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老兵,当他看着屏幕闪现时,他感到肾上腺素一阵骤升。之后他便把这件事抛诸脑后。过了几个星期,理查德去参加儿子的乐队表演,当国歌奏响、他抬头看着国旗时,他一下子想起了当时的场景。他表示:“我抬头看向国旗,但我看到的却是一具尸体。”他感到十分心神不宁,却又无法告诉家人,因为行动是保密的。

《天空之眼》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无人机战士每天穿梭于这些界限之间。轮班结束时,飞行员和女性工作人员就像公司职员一样独自开车去他们的下属部门。前一分钟他们还在作战,下一分钟他们就已身处教堂,或接孩子放学。杰夫·布莱特(Jeff Bright)是一位曾在克里奇服役五年的退休飞行员,他在描述这种令人困惑的转换本质时表示:“我刚刚将向敌人投掷炸弹抛掷脑后,20 分钟后我就收到一条短信问——你能在回家的路上买点牛奶吗?”布莱特很享受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也是我在克里奇反复听到的一种观点。不过他也表示,他所在部队的其他飞行员很难应对这种压力,还有人因此离婚或自杀。

与公司职员不同的是,由于保密限制,无人机操作人员无法透露他们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和一般意义上的士兵不同,他们缺乏那种在战区作战所形成的群体团结。理查德告诉我,他在海军陆战队时,“战友之间有很深的情谊,具有团队精神。”尽管克里奇的服役人员可以与同事相互熟络,但每一次轮班结束回家后,他们都会回到一个距离战争越来越远的社会。

在回家之前,有些克里奇的无人机工作人员会顺道去一下飞行员部中心(Airman Ministry Center)。这座低矮的米色建筑物里面配有一个桌上足球台、几张按摩椅和几个房间,飞行员和传感器操作员可以在这里与神职人员交谈。一位名叫扎克瑞(Zachary)的牧师告诉我,与他交谈的飞行员所承受的最大压力并不是 PTSD,反而是内心的冲突让他们良心不堪重负。有位飞行员曾问道:“我有些好奇:面对我造下的杀戮,耶稣会怎么说?”尽管无人机操作员远离战场,但他们经常在屏幕上看到“令人痛心”的画面,而这种结果有时候直接源自于他们自己瞬间做出的决定——或者相反,即他们未能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丧失精神承受能力、加大他们承受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斗创伤的风险:一些心理学家和扎克瑞一样,将它称之为一种“道德创伤”(moral injury)。

这并不是一个新术语。精神病学家乔纳森·谢伊(Jonathan Shay)在 1994 年的著作《阿喀琉斯在越南》(Achilles in Vietnam)中就提过过这一词汇,他借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探究了越战退伍军人所受创伤的类型。谢伊将《伊利亚特》解读为“阿喀琉斯性格毁灭的故事”,谢伊认为,当阿喀琉斯的指挥官阿伽门农背弃了他对于“何为正确”的认知,导致他幻想破灭,并引发了他想要“做自认为不好的事情”的欲望时,他的性格就崩溃了。经历这样的幻灭可能看似不及遭受敌人炮火袭击或看到战友死亡那样令人痛苦,但谢伊对此并不认同。他写道:“我将通过与越战老兵的合作来证明我所坚信的论点:道德创伤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争创伤。只要不曾背弃“何为正确”的认知,退伍军人回归平民生活后通常可以从恐惧、害怕和悲伤中恢复正常。”

15 年后,“道德创伤”一词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有关战争造成精神伤害的文献中,但含义略有不同。谢伊强调权威人士背弃了所谓的正确之事,而一组新的研究人员则对探讨重点做了进一步延伸,将“施恶、未能阻止或见证违背根深蒂固的道德信仰的行为”(这个观点来自 2009 年《临床心理学评论》[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杂志刊载的文章)导致的痛苦也纳入其中。换句话说,他们将其定义为:在战争的迷雾中艰难前行的士兵因为犯下或目睹了背弃自己道德的破坏性行为,从而持续承受的创伤。这一定义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为背景的,在这些混乱的冲突中,很难区分平民和叛乱分子,交战规则也变得不稳定、不再界限分明。

研究员希拉·马奎恩(Shira Maguen)是《临床心理学评论》中该文章的作者之一。在波士顿一家 PTSD 诊所为退伍军人提供咨询服务时,她开始思考战争所造成的道德负担。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多数心理学家一样,马奎恩接受的培训重点关注基于恐惧的余悸(比如悍马运输车被简易爆炸装置炸裂开来,或是导致部队成员死亡的小规模战斗等)所带来的后遗症。PTSD 与这类“威胁生命的”事件之间有着确定的关联。然而,在她观察的许多案例中,这似乎并不是痛苦的根源:不是老兵们侥幸存活下来的来自敌人的攻击,而是他们越过道德底线所犯下的行径。马奎恩最近告诉我:“我常听到他们讨论这样的经历——他们杀了人,原以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然后他们发现车里其实是一个平民家庭。”

为了理解杀戮造成的真正负担,现为旧金山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心理医生的马奎恩开始查找数据库,其中的数据库可以追溯到越战时期。数据库记录了退伍军人在被问到“服役时是否杀过人”之类的问题时,所给出的答案。某些情况下,退伍军人面临的问题还包括杀害的对象是否为参战者、囚犯或平民。马奎恩希望了解杀人与致衰性后果(如酗酒、感情问题、情绪爆发、PTSD)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结果令人震惊:她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战斗经历中保持镇静,在预测“多种心理健康症状和社会功能障碍”时,杀戮都是“一个重要且独立的考虑因素”。

马奎恩在旧金山集合了几个小组,将退伍军人聚集在一起,谈论他们曾经的杀戮行为。和在军队里一样,这在退伍军人事务部也是一个禁忌话题:临床医生要么毫不提及,即使谈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委婉。马奎恩小组中的退伍军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与 PTSD 相关的恐惧和过度反应。他们大多表示内疚和自责。“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其中一人说道。其他人则描述了不值得原谅与被爱的感觉。马奎恩发现,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抚平这些道德上的创伤。他们的心理负担也并未因为遥远的距离而有所减轻。她向我讲述了一个飞行员的故事:他向远方受害者投掷的炸弹始终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事实上,他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正是困扰他的原因所在:他与敌人之间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他杀害对方的方式毫无勇气可言。显然,并非所有飞行员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故事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马奎恩认为这个问题比距离的远近更容易造成道德创伤——即退伍军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着怎样的理解。“(对理解道德创伤而言,)你如何直观地理解你的所作所为与导致的后果非常重要,”她说,“这会让一切都变得有所不同。”

目前,道德创伤的意义和严重程度仍存在争议。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航空航天医学院研究员韦恩·查普尔告诉我:“军方或心理学界并未广泛接受这一观点。”他补充说,他并不认为这种情况在无人机操作员中具有普遍性。这着实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作为研究的作者之一,查普尔也参与并揭示了许多无人机战士在袭击后长期饱受负面情绪困扰的问题,他们往往会感到“矛盾、愤怒、内疚和后悔”。然而,对于军方的大部分人而言,“战争可能会造成道德创伤”是一种令人紧张、具有威胁性的观点。更具说服力的是,根据查普尔的描述,道德创伤是“故意做一些你认为有悖于正确认知的事情”,如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的虐囚行为。与此同时,尽管包括马奎恩在内的研究人员所使用的定义——在执行指挥官和社会要求的过程中,士兵受到了道德上的伤害——显得平淡无奇,对军方来说却更具颠覆性。

我见到克里斯托弗·艾伦(应其要求不提及他的姓氏)的时候,他的康复历程已经过了好几年。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距离他当时住处不远的酒吧里。艾伦今年 37 岁,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肌肉非常发达。他的举止十分平静而富有禅意(他把部分原因归结为瑜伽和冥想),但眼中仍流露出一丝忧虑,说话也颇为慎重——当我问及有关特定任务细节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强调说,自己不能谈论任何机密内容)。我们在酒吧里谈了两小时,并约定第二天一起吃午饭继续交流,方便他自我调整。第二天,我在赴约途中接到了艾伦的电话,要求重新安排会面时间。我们前一天的会面再度触发了他的焦虑,他夜里背痛得更厉害了。

一些分析人员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给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残留的影响。以艾伦为例,随着他对“反恐战争”的狂热支持被越来越多的怀疑所取代,这种感觉逐渐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转变。回想的时候——那时他从阿富汗回来刚几个月——他开始意识到,这种幻灭是分阶段显露的。尽管艾伦对自己为无人机项目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但他也开始怀疑战争的目标何时才能实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经理问他是否想获得中情局的常驻职位,成为一名职业情报官员。他答应了。但在考试中途(这项新职位需要通过测谎仪测试来筛选员工),他的手臂突然血液流通不畅,测试问题也令他受到了威吓,于是他站起来骤然离去。第二天,艾伦告诉经理,自己重新考虑了一番,决定拒绝这份工作。

最后艾伦去了加州。他租了一辆摩托车,沿着海岸一路骑行来到了阿拉斯加。他在一个小岛上的修道院里住了一个星期,睡在一个被云杉树环绕的木质结构教堂里。艾伦从小在东正教教堂长大,这次经历再次确定了他的信仰。回到东海岸时,他整个人神清气爽。但同时钱也花光了,于是他重回自己熟悉的领域,在军事和情报承包商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迄今为止,艾伦的理想主义已消失殆尽。2008 年底,承包商再次派遣他前往阿富汗,他发现他的理想更加遥不可及。他第一次来阿富汗是在 2006 年,当时反恐战争似乎加速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败。如今,在艾伦看来,这种进程不仅已经停滞,而且还在倒退。尽管无人机袭击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四到五倍”,他表示:“实际上,我们正在大面积地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当时恰逢奥巴马执政期间,无人机项目的规模正在进一步升级。

碰巧的是,艾伦来阿富汗的时候刚好随身带了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他读高中时曾读过这本书,和大多数人一样,他记得这是本讲述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反乌托邦小说。这一次,他想到了书中书《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ligarchical Collectivism),该书作者是传闻中抵抗运动的领袖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Emmanuel Goldstein)。在这本书中,果尔德施坦因描述了一场“持续的”战争的开始:一场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在大洋洲“模糊的边界”上发动的战争,这是一场隐晦、低强度,以略去资源和权力永固为目的的冲突。(奥威尔写道:“发动战争的目的总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来发动另一场战争。”)对此,艾伦有一种诡异的感觉:“反恐战争”正在演变为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随着他的幻想进一步破灭,艾伦之前认为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件开始对他产生更大的影响。他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视频图像“颗粒化非常严重,或支离破碎”,根本无法确定击中的目标。他还记得自己和同事开玩笑道:“我们有时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孩子还是鸡。”据他回忆,“因为阿富汗一个边远地区有一位填补空缺的低级别塔利班指挥官”,他多次被要求“对一个有嫌疑的院子进行评估”。他告诉我:“在这之前的两三天里,我们看到有其他人出入这个院子。每当他们过来问‘我们准备往那里投炸弹,院子里除了塔利班指挥官之外还有其他人吗?’,我只会说“没有”,因为他们不想听到‘我不知道’。两天后,我们通过‘捕食者’无人机观察到,他们的送葬队抬着三具棺材,而不是(仅有指挥官的那)一具。”

尽管艾伦选择将自己的顾虑藏在心里,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其中包括艾伦 2009 年从阿富汗回国时接机的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他和艾伦是大学里结交的好友,彼时的艾伦是一个自信满满、十分热情的小伙子。“他很有魅力,”穆尼说。接机的时候,穆尼几乎认不出眼前神情淡漠、板着面孔的人就是自己昔日好友。他们去吃饭,一个无意中听到他们谈话的顾客突然走到艾伦面前感谢他的付出。穆尼说,艾伦向对方表示感谢,但语气极为低沉。穆尼并未追问缘由,但他知道艾伦一定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跟之前比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说。

《天空之眼》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人们对战争的描述一直都潜藏着伦理问题。重新关注道德创伤可以被视为对这些道德问题的审视,处理一些退伍军人和军事分析人员早在“反恐战争”开始前就意识到的创伤根源。在这方面,1995 年出版的《论杀戮》(On Killing)有着深远的影响。作者戴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是一位退休陆军中校、西点军校前心理学教授,他根据史学研究和前战斗人员的个人描述,认为近距离杀戮往往会带来毁灭性的心理代价。退伍军人创作的小说和回忆录中就充斥着被此类事件困扰的人物。例如,在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1990 年出版的《士兵的重负》(The Things They Carried)中,叙述者承认,他眼前一直会出现他用手榴弹在乡间小道上杀死越南人的画面:尸体被炸开,脖子上是亮晶晶的血。后来,叙述者指出,他并未真的杀了那个人,但他确实在那里看着他死去:“我为自己身处在那里感到十分内疚。”文学可以唤起老兵心中的内在冲突,这些冲突在他们的头脑中不断循环,他们感到良心不安,倍受折磨。

1970 年代初期,一些精神病学家曾在“越战老兵反战”(VVAW)组织的“谈话小组”中听士兵谈论过此类事件。在此之前,承受精神创伤的士兵往往被军方斥为懦夫和诈病者。(二战期间,乔治·S·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曾冲着医院里的一名士兵厉声说道:“见鬼,你的胆量哪去了!你就是一个该死的懦夫。”)耶鲁大学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参加了 VVAW 的谈话小组,他在 1973 年出版的《战争归来》(Home From The War)一书中写到了杀戮和参与暴行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这些老兵塑造了值得同情的形象。利夫顿认为,这些老兵的重负并非源自懦弱,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卷入一场拙劣的战争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在他看来,道德和政治问题与越战老兵的精神创伤密不可分,他认为,结束战争的行动主义能够减轻他们的罪恶感,有助于他们的康复。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于 1980 年正式承认 PTSD,许多人希望它能引导社会更诚实地对待战争引发的道德混乱。除幸存者的罪恶感外,首个定义还包括潜在症状中的“生存所需行为的罪恶感”,这是一种针对士兵违反其自身道德准则的行为语言。然而,退伍军人戴维·莫里斯(David Morris)在其著作《邪恶时刻》(The Evil Hours)中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利夫顿在内的活跃改革者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已被简化为“临床医生手册中的注释星号”。与此同时,军事心理学家也转而关注迫击炮袭击和路边炸弹造成的脑损伤问题。原因之一在于,军队更愿意关注使得老兵成为受害者的那些伤害和有害行为。2009 年,《临床心理学评论》刊载的一篇有关精神伤害的文章指出,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临床医生也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未曾接受过处理老兵精神痛苦方面的培训,他们“无意间的非语言信息或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战争中的不作为或作为太过险恶或可憎,我不愿意听”。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队人员(他们陷入了混乱的反叛乱运动,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牵扯到近距离杀戮和非战斗人员)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归来,他们根本无法避免这类对话。波士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家、2009 年文章作者布雷特·利兹(Brett Litz)表示:“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导致士兵们寻求 PTSD 治疗的创伤性事件中,有 35% 具有道德伤害性。”

无人机项目的初衷似乎是为了让士兵远离近距离战斗的强度(和危险)。然而,远距离战斗可能会以其他的方式引发不安。在常规战争中,士兵向具备还击能力的敌人开火。他们在杀戮的同时,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如果风险完全是单方面的,会发生什么?退役陆军上校、曾出任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幕僚长的劳伦斯·威尔克森(Lawrence Wilkerson)担心,远程战争会侵蚀“战士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说,战斗人员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相应风险。“如果你给其中的一方战士完全的豁免权,放任他继续杀戮,那么他就是一个杀人犯,”他说,“因为你杀害的对象不一定就是想要置你于死地的人——你就是在肆无忌惮地杀人。”

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是第 480 情报、监视及侦察联队(480th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Wing)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 6000 名“部署到位”的网络战士组成的部队。他们的工作场所被称为“行动层”(ops floor):那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面配备了电脑,用于播放在多个战场上空盘旋的无人机上流媒体画面。屏幕前的征募者年龄差不多 20 多岁,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身着军靴和战斗服,他们可能会被认为是股票交易员或 Google 员工。但他们做出的决定会带来更有影响力的后果。一支由空军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三个不同基地的人员。其中,有近五分之一的联队分析员在 10 多个场合表示,他们“感觉自己对一名敌方战斗人员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一位分析员告诉研究人员,“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看过、读过、听过成百上千次极其血腥的事件。”

调查发现,“总的来说,联队人员对自己的任务、特别是为成功保护美国和联军部队做出贡献而引以为豪。”但许多人也在痛苦的症状中苦苦挣扎:感情麻木、无法与家人和朋友正常相处、睡眠困难,以及“任务相关事件的创伤体验”,这其中包括“不得不看的画面”。

克里奇军事基地采取了一系列缓解这种压力的措施:缩短轮班时间、采用更加柔和的照明、配置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但随着无人机在打击 ISIS 和其他敌人的战斗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工作量也在增加。陆军中校、时任军医总监卡梅隆·瑟曼(Cameron Thurman)中校表示,2013 年至 2017 年年中期间,官方承认的由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的导弹袭击次数大幅增加,而工作人员配置却并未随之增加。“飞行员数量和执行任务的时长不变,但生死攸关的决定数量却增长了 1000%。正因如此,他们的工作自然也就变得更加困难,”他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承受更多的精神负担。”

瑟曼顶着一个光头,性格十分率直。我们在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里相对而坐,墙上挂着参加远程作战行动的空军中队的海报。会议室里还坐着心理学家艾伦·奥格尔(Alan Ogle),他也参与了近期的“第 480 联队”调查。奥格尔表示,在 PTSD 量表中,部队人员“得分不高”,因为很少有人受到路边炸弹和其他所谓的危及生命的事件的影响。他告诉我,让他们更加苦恼的似乎是某种形式的“道德创伤”。

联队的两名成员向我描述了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史蒂文是一个稚气未脱、目光敏锐的年轻人,他来自南方的一个小镇,高中一毕业就参军了。他告诉我,入伍四年后,他对死亡变得无动于衷,就连祖母近期去世也未能让他产生情感波动。不断接触杀戮使他变得麻木,他说:“你看到的死亡事件比生活中的平常事还要多。”他目睹了 ISIS 犯下的无数暴行。他记得执行某次任务当天晴空万里,他通过无人机监视画面看到 10 名穿着橙色连身衣的男子在院子里被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被斩首。“我看得到血,”他说,“还能看到被斩首的头在地上滚动。”然而,最终让他感到困扰的不是敌人的恶行,而是他所做出的具有致命性后果的决定。他告诉我,即使目标是恐怖分子,“杀死另一条生命还是会感觉很奇怪。”距离并不能减轻这种困扰,他表示:“虽然隔着屏幕,但杀戮仍在发生,而且导致杀戮的原因正是因为你。”

另一位前无人机操作员告诉我,矛盾的是,屏幕可以放大接近目标的感觉。在他与我分享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他称这种现象为“认知性战斗亲密”(cognitive combat intimacy),这是一种通过高分辨率镜头密切观察暴力事件而形成的一种关联性依恋。他在一个段落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实施了一次袭击,杀死了一名“恐怖分子引导者”但放过了他的孩子。后来,“孩子回到了他父亲的尸体残骸旁边,开始把尸块一片片重新拼回人形”,这让操作员不寒而栗。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人机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理论上来讲,袭击变得更加容易了,但这也使远程战士看到的画面更加生动和强烈。他在论文结尾总结说,他们观察任务目标的日常生活(如穿衣、和孩子玩耍)越多,他们“遭受道德创伤的风险就越大”。

这一理论与马奎恩的发现不谋而合。她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杀害战俘的越战老兵的创伤比率特别高。马奎恩认为,这是因为受害者对于老兵而言并不陌生。她解释称:“俘虏战俘后,你会慢慢了解他们。你会和战俘形成这样一种关系——监视并与他们交谈。也许对于无人机操作员来说,他们也非常了解他们的袭击对象。他们观察过这些目标,因此,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另类的亲密关系。”

《天空之眼》剧照。来自豆瓣电影

对于克里斯托弗·艾伦而言,让他最难接受的是: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行使这种可怕的权力感到很享受、很兴奋。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情绪越来越低沉,他陷入了长期的羞愧和悲伤之中。他不再和朋友见面,对亲密关系也不感兴趣。艾伦告诉我,他曾在“准自杀”的想法中苦苦挣扎。直到 2013 年,他前往纽约州莱茵贝克的欧米茄学院(Omega Institute)参加由一名前越战机枪手举办的老兵静思会时,才开始真正直面自己的创伤。

当时,外面下着雨,无比阴沉。每当老兵在谈及自己挣扎的困境时失声痛哭,其他人也随之陷入悲痛。然而,这是艾伦离开无人机项目后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必隐藏真实感受。每天早上,他和其他老兵一起冥想;午餐时,他们在静默中并排吃饭,这种做法被称为“保持空间”(holding space)。到了晚上,他没有受到梦魇缠绕,沉沉地睡了过去。这是他多年来睡得最安详的一个夜晚。

在欧米茄学院,艾伦和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越战老兵建立了友谊,之后他还邀请这位老兵前往缅因州。2015 年秋天,在这位朋友的建议下,他参加了“老兵爱和平”(Veterans for Peace)波士顿分会的一次集会。此后不久,他开始先后在小组成员之间以及和平活动人士组织的跨信仰集会上谈论自己亲眼目睹的葬礼行列:发动无人机袭击后,实际死亡人数超出了他的预期。触及这些记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有时候会感到背部不听使唤。但他发现,这种社会参与形式让他大有解脱之感。

在一次跨信仰集会上,艾伦提到,他与同事曾怀疑他们是否在玩“打鼹鼠”的游戏:刚刚杀死一名恐怖分子,结果原地又出现了另一名恐怖分子。他认为,无人机项目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短期的“成功”只会在长期内播下更多的仇恨,并持续向从战争中获利的军事承包商输送资源。在其他场合,艾伦谈到了“责任的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这是无人机项目中那些机构和决策者不断进行的活动,目的是让人难以了解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他怀疑这正是军方想要的方式:确保有针对性的杀戮行动得以实施,同时又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自己对此负责。可以肯定的是,他感到十分悔恨、觉得自己有罪。他认为,有针对性的杀戮很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

接受希拉·马奎恩培训的临床心理学家彼得·约曼斯(Peter Yeomans)开发出了一种治疗道德伤害的实验性疗法,这种以分享各自感言为基础的疗法最初在每周的老兵集会中进行,之后还用在了由集会参与者邀请社区成员参加的公开仪式当中。约曼斯告诉我,治疗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老兵摆脱羞愧的负担;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转变为向同胞传达战争真相的道德捍卫者,这种做法反过来也扩大了他们行为的责任范围。

五月初,我在费城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中心三楼的一个小教堂参加了一个仪式,这里也是约曼斯现在的工作所在地。教堂里的舞台上坐着几位老兵,其中有一位清瘦结实的老兵留着不修边幅的棕色胡须,眼睛闭着,双手交叉放在膝上。这位名为安迪的老兵在应邀发言时说道,他从小在一个暴力家庭长大,目睹哥哥和妹妹遭受虐待的他希望自己能够“保护手无寸铁的人”。高中毕业后,他应征入伍,成为伊拉克的一名情报人员。一天晚上,他在“逊尼派三角”城市萨迈拉(Samarra)附近执行任务时,一栋房子的二楼窗户传来持续的枪声,安迪说他“打电话给空中”发动了袭击。当浓烟从被夷为平地的家中散去时,他并未找到明确的目标。安迪强忍住眼泪说道:“我只看到了 19 名男子、8 名妇女和 9 名儿童的尸体。他们是面包师傅和商人,以及他们的哥哥和妹妹。”

“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这段过去,”他接着说,“我希望通过向你们承认这个事实来获得救赎。我们在战争真正的代价面前都会感到畏缩和惊诧。”

安迪抽噎着回到自己的座位,房间里变得鸦雀无声。接着,与约曼斯共同负责每周集会的一神普教论者(Unitarian Universalist)克里斯·安塔尔(Chris Antal)邀请听众拉成一个圈,围绕在已经发言的老兵身旁,向他们传递和解的信息。几十个人手挽着手走上前来,安塔尔吟诵道:“我们把你们送到了危险地带。”围绕在老兵身旁的观众跟着他重复:“我们将你们置于可能发生暴行的环境之下。你们目睹之物、所行与未行之事,我们都会与你们共同担责。”随后,他再次邀请观众上前,手持老兵在仪式开始时放在银盘上的蜡烛。安迪的托盘上放了 36 根蜡烛,代表着在空袭中失去生命的 36 个人。

晚餐时,约曼斯和安塔尔告诉我,他们认为观众参与仪式至关重要。他们指出,道德创伤不仅指老兵的道德负担,同时也有社会的回避和否定。安塔尔补充说,在他看来,解决道德创伤需要重视这一点:美国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士兵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严重伤害了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平民。

对于安塔尔来说,扩大这些平民的范围既是一项宗教任务,也是一项个人任务。在阿富汗担任陆军牧师时,他自己也受到了道德上的伤害。在阿富汗的时候,他参加了用运输机将装有阵亡美国士兵遗体的灵柩转移回国的仪式。在坎大哈机场(Kandahar Airfield)举行的一次仪式上,安塔尔注意到无人机在远处起飞和降落——那一瞬间,他的良知开始闪现。丧葬号奏响,仪式庄严地宣布阵亡士兵的名字,这与秘密的无人机行动(不公开受害者的姓名)形成鲜明对比,这让他感到震惊。他告诉我:“我感到有什么东西破了。”2016 年 4 月,他辞去了军官职务。他在给奥巴马总统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自己无法支持一项“不负责任的杀戮”政策——它赋予了行政部门“出于秘密原因,在任何时间、任意地点杀害任何人”的权力。

鉴于无人机项目的保密性,参与该计划的人员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曾与艾伦一起工作的国家安全检举者律师杰瑟琳·拉达克(Jesselyn Radack)告诉我,她的几位前无人机操作员当事人因谈论自己的经历遭到了报复(她说,一名客户的房子遭到了 FBI 的突击搜查,并在接受一名电影制片录像采访之后受到刑事调查)。艾伦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过往之后,有人黑了他的电子邮件和手机,给他发送了大量匿名威胁邮件。他的父亲也收到了称艾伦为“败类”并警告艾伦“闭上他那张大嘴巴”的敌意信息,父亲的邮箱也同样遭到了黑客攻击。接二连三的威胁最终促使艾伦聘请了一名律师来查明骚扰的幕后主使(他的律师是 Bean Kinney & Korman 事务所专门负责网络诽谤的乔·梅多斯[Joe Meadows]),此外,他还联系了 FBI 和警方。

那次经历让艾伦震惊不已。但近几个月来,他已经开始康复。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一项职业,现在是一名收入颇丰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分析师。他与包括克里斯·穆尼在内的朋友又再度取得了联系。他还养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喜欢带着它在附近的森林里散步。艾伦身体上的疼痛差不多已完全恢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长期坚持的瑜伽和冥想疗法。他告诉我,他仍然会梦到那些暴力画面,但他似乎重拾了他已丢失多年东西——道德使命感。奇怪的是,他也开始清晰地回忆起过去。正因如此,他愿意继续公开讨论自己的经历。

不久前,艾伦接受了门诺派教会(Mennonite Church)某个分支的邀请,在一个名为“无尽之战时代的忠实见证者”(Faithful Witness in a Time of Endless War)的活动上发言。活动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斯代尔(Lansdale)的一个校园里进行的,小礼堂的舞台上铺着印有和平符号的被子。身穿棕色上衣、表情严肃的艾伦走上讲台,伸出手来调整麦克风,感谢活动组织方的邀请。在分享自己的故事前,他要求全场静默片刻,“致为我所杀或因我而死的那些人。”


翻译:熊猫译社 唐尘

题图为《天空之眼》剧照,来自豆瓣电影;长题图版权:Holly Mindrup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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