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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科学的意义》完美地示范了一本导读如何能覆盖所有重大的问题,并都给出精彩的概述。在科学与哲学为什么同样重要,且不能相互取代的问题上,再没有比这本论述得更好更清晰的书了。——《卫报》

作者简介:

蒂姆•卢恩斯 (Tim Lewens):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学教授、卡莱尔学院研究员。著有《生物伦理学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Bioethics)等,也常为《伦敦书评》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

书籍摘录:

前言 科学之奇妙

种种科学的成就是非凡的。它们为万事万物提供了解释:从人类文化起源到昆虫的寻路机制,从黑洞的形成到黑市的运作。科学也曾阐明我们的道德判断与审美感受力。它们专注的目光落于宇宙的最基本成分及其初生时刻。它们见证了我们亲密的私人活动与集体的公共行为。科学运作的方式方法令人叹为观止,使其纵使在处理那些发生于遥远的过去或将来、无形无影、难以触碰的事件时也得心应手。正因如此,科学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最紧要的人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那么,科学就需要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本书——一本科学哲学的导论——从科学的特定成就中抽身出来,探讨一系列关于科学工作之重要性的问题。这本书面向那些对科学意味着什么以及科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感兴趣的人。而且,它没有预设任何科学知识,也不要求读者熟知哲学。

和其他的哲学分支一样,科学哲学自打古希腊时代起就已存在。同样,和所有哲学分支一样,它也毁誉参半。极富魅力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1965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就几乎无法认同这一学科,据说,他曾评论,“科学哲学对科学家的用处就好比鸟类学之于鸟儿们”。

费曼的话——姑且假定他确实这么说过——着实不恰当。鸟类学对鸟类无用,但那是因为鸟儿无法理解它。要是一只鸟能够像鸟类学家那样,从它的窝里揪出小布谷鸟来,那它就不会无端付出那么多的辛劳。当然,费曼并不是说哲学太过复杂,科学家们无法领悟,他只是没有看到哲学也能对科学工作做出贡献。

有不少途径可以回应这一质疑。其中一条来自比费曼声望更高的物理学家。 1944 年,罗伯特·桑顿(Robert Thornton)一拿到科学哲学的博士学位,就开始在波多黎各大学(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教授现代物理学。他致信爱因斯坦寻求建议:是不是应该在物理学课堂上引入哲学?爱因斯坦毫不含混地回复“当然”,并抱怨说,“在我看来,现在的许多人,甚至包括职业科学家在内,就像是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接着,爱因斯坦为这种短视开出了药方:

大多数科学家深受其时代偏见之苦,而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赋予他们那种摆脱偏见的独立性。在我看来,这种由哲学洞见带来的独立性,正是一个单纯的工匠或专家和真正追求真理之人的显著差别所在。

对爱因斯坦而言,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够解放研究者的想象力。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科学向来满怀雄心壮志,力图将它们的方式方法应用于世间最高深的论题上。例如,心理学家、演化论者以及神经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解答有关伦理的本质、自由选择的真相等问题。一旦他们大胆地踏上了这些探索之途,就会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哲学。关于演化理论对人类道德的种种影响,科学家无法作出合理的论断,也无法仅仅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就对自由意志的命运说三道四,除非他们能够清楚明确地阐发,何为道德或何为意志之自由。换句话说,不管科学家喜欢与否,他们到头来还是要回到那些数百年来令哲学家困惑的概念问题上来。

虽然科学家已然占据了过去属于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哲学家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近些年来,通过与演化论、意识和社会行为等杰出研究的互动,有关道德与自由意志等论题的哲学工作极大地丰富起来。在很多领域,哲学和科学越来越多地走上了一条建设性的合作之路。它们相互学习,获益良多。

我们认为,科学哲学的价值不应该完全由它对科学家提供多少帮助来衡量。它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重要性。科学观看万物,又是否能洞察一切?科学能否把值得我们了解的一切最终都教给我们?抑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殊途同归的理解形式,比如文学、抽象反思?这类哲学问题关乎科学的界限,这类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科学与艺术如何对人类知识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科学哲学同样与政治直接相关。在面对不确定的证据和巨大的风险时,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能决定如何进行推理,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政府该如何应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威胁;如果不去探究真正的科学和伪科学式的江湖医术的差别,那么,我们就无法决定要不要通过公共卫生预算给顺势疗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不去调查表面上中立的科学知识是否已然带着种种道德、政治价值,那么,我们就无法评定民主国家该如何采纳来自科技界的建言。

换言之,科学哲学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本书要加以探究的问题——实在紧要,它们关系到最重要的现实问题。

蒂姆•卢恩斯,来自:剑桥大学官网

第一章 科学如何运作(节选)

科学与伪科学

世间有诸般科学。物理学是一种,化学是另一种。还有一些学科也能产生知识与洞见,但是,我们当中绝少有人会即刻视其为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便属于这一类。这一切基本上没有争议。不过,对于某些情形,我们却拿不准它算不算科学,而且,这类情形极易诱发政治、文化冲突。

让我们想一想经济学、智能设计论和顺势疗法这三者。这三个探索领域的共同点是它们的科学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并由此引发暴风骤雨般的激辩。经济学是科学吗?一方面,和许多科学一样,经济学中充斥着数学,常常表露出一股学术权威劲儿;另一方面,它并不善于给出预测,许多经济学从业人员对于弄清真实人群如何思考与行动,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无动于衷。他们宁愿构建各种模型,借以告诉我们,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在简化了的情形中会发生什么。因此,经济学可能不像科学,倒更接近于夹杂着方程式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它是对一个被创制出来的世界在数学上所做的细致周全的探索,而这个世界同我们的世界大不一样。

智能设计理论曾被一些组织大肆鼓吹,比如赫赫有名的美国智库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也曾有一些理论家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化发展,包括生化学家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以及数学家、哲学家威廉·登布斯基(William Dembski)。这个理论旨在同演化论分庭抗礼,为物种如何适应其周遭环境给出另一番解释。它认为,有些机体特征太过复杂,远不是自然选择所能造成的,它们一定来自某种智能的青睐: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其他某种智能主体。该理论的拥护者将其视为科学,但许多理智的评论者认为,这无非是企图在学院里嵌入一段矫情的宗教阐释而已,它要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则希望渺茫。

主流医师有时很重视顺势疗法,尽管大量临床研究的跟踪记录表明,这些医疗手段并未得到充分验证。有一派人声称,顺势疗法是一些江湖医术,毫无科学资格,它们貌似有效只不过是因为安慰剂效应。另一派人则告诉我们,科学研究通过主流疗法确立了其医疗介入的资格,主流疗法让我们有了一般性的、在典型环境中对大部分病患奏效的医疗手段的知识。而据其所言,主流疗法忽视了医生的特殊需求,即他们需要为非典型环境中独一无二的个体开出正确的药方。

这些关乎真正科学之特征的问题都很重要。它们影响着那些手握大权的人,这些人的建言能决定财政和社会的健康程度;它们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税收去向,决定了我们该为何种研究提供资金;它们也影响着医生就保持我们的健康所给的忠告。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今天的我们可能会关心经济学、智能设计和顺势疗法等事业的科学身份,而早先的思想家却曾被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甚至演化生物学的科学地位所困扰。我们似乎要对何者成其为科学、何者成其为伪科学做出清晰透彻的说明。看来我们得请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or)了。

卡尔·波普尔,来自:维基百科

卡尔·波普尔爵士(1902—1994)

时至今日,当你请教一位科学家关于科学的一般本质时,他很有可能还是会让你去读卡尔·波普尔的声明。 1902 年,波普尔出生于当时文化生活异常丰富的维也纳。他于 1918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在那里,参与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化活动:他投身左翼政治,有段时间还倾心于马克思主义,他听了爱因斯坦有关相对论的讲座,在精神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一家诊所里,还当了一段时间不长的义务社工。 1928 年,波普尔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及至 1934 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逻辑研究》(Logik der Forschung) (后来,该书的英文版改成了《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5在这本书里,波普尔展现了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进步观,终其一生的思考,他几乎将这种观念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波普尔的父母是犹太人,因此,他在 30 年代被迫离开了维也纳。之后,他前往新西兰,在克赖斯特彻奇城(Christchurch)的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谋得一份差事。返回欧洲之前他在那里待了将近十年。 1946 年,他获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职,一直工作到退休。科学哲学家唐纳德·吉利斯(Donald Gillies)曾于 1966 年第一次见到波普尔,最近,他生动描绘了波普尔的一些个人癖好:

在讲堂外等波普尔出现也并非无事消遣,因为这位大人物进门前总是会有一套仪式:波普尔的两名研究助理会先于他进门,打开所有窗子,告诫听众绝对不要吸烟,并在黑板上写上“禁止吸烟”几个字。波普尔确实非常讨厌吸烟。他声称,他对烟味严重过敏,即便吸入一点点烟气也会让他极度不适。在助理向他报告整个区域已全面禁烟之后,波普尔才会踏进门来。

吉利斯接着向我们交待,后来波普尔遇见了一位研究过敏症的专家,这位专家没能在波普尔身上发现任何烟草过敏的证据。对此,波普尔回应道:“这只是表明了医学有多么落后。”

在 20 世纪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波普尔的声望可以说达到了巅峰。 1965 年,他被授予爵位,正是在这段时间,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对其工作表达了程度不一且令人目眩的钦慕之情。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彼得·梅达沃爵士(Sir Peter Medawar)直接表示:“我认为,波普尔无以伦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数学家、宇宙学家赫尔曼·邦迪爵士(Sir Hermann Bondi)则认为:“科学无非是其方法,而其方法无非就是波普尔所阐明的东西。”

吉利斯回忆的那些往事也清楚地表明,波普尔常常激怒他人,就像他能招来钦慕那样。每逢周二下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会召开“波普尔研讨会”,访问学者将受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哲学观点。像这种标准的学术研讨会,演讲者通常会不受干扰地讲上三十到四十分钟,之后主持人才征询听众的问题。但波普尔研讨会上的规矩很不一般:

通常,在被波普尔打断之前,演讲者只能做五到十分钟的演讲。波普尔会直接跳起来,说他想做点评论,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上十到十五分钟。典型的波普尔式介入是这样的:他会就演讲者刚刚所做的报告给出一个反对论证,还常常以这样一句话收尾:“那么,您是否同意我的这一意见对您的观点构成了致命的反驳?”可以料想,这种攻击会让来访的演讲人感到极度不适。

吉利斯补充道:“从波普尔的观点看,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的研讨会可以被视作‘自由批评’的完美典范,但在演讲者看来,它倒更像是高级波普尔主义活动促进会。”


题图为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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