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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仲裁者”和他的办公室,广州的索马里社区中心|“低端全球化”③

“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指不同于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和大量员工的跨国公司,只需要少量资金,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全球化贸易。

索马里人 Ali Mohamed Ali 的办公室位于广州小北的怡东大厦,一间客厅、一间内室,总共不过 20 平。地砖还是 1999 年建成初期的。几件电器之外,两张中式柚木色沙发,除此之外,别无装饰。

“抱歉,这里太乱了,像个仓库”,Ali 招呼我走进内室。他搬开脚边一只 28 寸的行李箱,看起来分量不轻,那是一个客人暂时寄存的一箱货。

2013 年,Ali 从香港转战广州开设物流代理公司,今年是他在这间办公室的第 6 年。

时值 4 月,广州商贸最繁忙的时间段之一。除了当月举办的春季广交会上常见的欧洲、中东面孔,大量非洲商人也涌入这里,他们需要在 5 月中旬斋月开始前把货物运回本国,等 6 月开斋,一切就绪,迎接膨胀的消费欲。

Ali 估算,今年三四月涌入广州的索马里人有数百人,他们大多只停留 14 天或一个月,每年往来广州四五次。这些买家从中国厂家那里下订单,Ali 负责帮他们选择物流、订集装箱,跟进后续的货运。

竞争激烈。光是怡东大厦里这样的小型贸易公司、物流代理就随地可见,跟 Ali 的房间一样,二三十平米的地方有两三个员工,负责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货物中转。

不过在广州的索马里人社群里,Ali 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声望。他的生意已经扩大到了一定规模,很少再直接做中间人,除了偶尔帮朋友去市场里和供应商聊几句。因为声望,他的日常事务超出了自家生意的范畴,比如解决交付纠纷、给新人一些建议、为人作担保,甚至什么都不做,把客厅变成索马里人日常社交的场所,话题从家乡到人情官司无所不包。

大部分非洲人直到下飞机前都不知道广州的天气。曾有人直接带着肯尼亚先令到达中国,以为很容易可以找到兑换点。“他们要学的第一门课就是,出了肯尼亚,肯尼亚先令什么都不是。”

Ali 这样的存在不仅让最基础的“生意经”口耳相传(比如永远不要直接付全款,必须分批付款,要盯紧货物的质量,以及不要习惯性的大砍价,以免中国厂商发给你在质量上同样大打折扣的货品。),也提供了倒爷生意里必备的“润滑剂”。

“润滑剂”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的说法,他研究这些常见于广州、香港、曼谷、迪拜的非洲倒爷们,他们将廉价商品带回非洲,同样实现着全球化,但不同于苹果、Nike 那样的跨国公司,他们没有自上而下的决策,或是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也没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和律师团。麦高登称,这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

麦高登称,如 Ali 一样的物流代理还有“文化转译者”(cultural brokers)的身份,摆平麻烦、降低风险的同时,也作为桥梁,让中国人和非洲人了解彼此的商业逻辑、行事规则。

牛仔服店前的非洲人(《广州梦工厂》

Ali 的客厅

一个潮汕人走进办公室找 Ali,他已经发货,但他的索马里客人(同时也是 Ali 提供物流服务的客户)没有按照约定时间付款,还联络不上。潮汕人说自己“必须找 Ali,也只能找 Ali”,因为客人是 Ali 的朋友。

半小时后,Ali 总算拨通了那位朋友的电话,他已经回到了肯尼亚,因为资金周转出了些问题,还需要几天才能付款。Ali 让他给出一个确定的到款时间,在款项到位之前,他会暂时扣下这批货存在自己的仓库里。

潮汕人说了句“麻烦”,但对 Ali 的处理方式表示满意,转身离去。

Mafan” 是许多非洲商人们会说的为数不多的中文之一,Ali 称“Mafan”没有什么冒犯性的意味,他们的工作日程就是要处理这些大大小小的琐碎麻烦。

拖欠款项是个麻烦,许多中国厂家都要不停追问什么时候付款。另一头,非洲商人也常常发现到手的是残次品。

办公室沙发上,一个索马里人向我抱怨起几年前他的一单赔本买卖。那是一批桌布,等到了肯尼亚,才发现不是下订时要的尺寸,和索马里人家庭餐桌完全不匹配。当他追问厂家时,对方说是仓库发错了货,只要他把货运回来,他们就安排重新发货。

“这怎么可能?!”提起这次波折,他还是很生气,“你们中国人太会骗人了!”

Christiane Badgley 和 Erica Marcus 的纪录片《广州梦工厂》,拍摄了一组来自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男女(图 / 广东时代美术馆)

下午五点,索马里商人们差不多结束了半天的行程,有的成功下了单,有的刚刚走出批发市场做完“功课”。他们陆续进入 Ali 的客厅。

Ada 问他们“Coffee or tea?”,这里常年供应一款肯尼亚红茶,提供免费 Wi-Fi,还有卫星电视可以收看体育比赛和索马里新闻。

Ada 是中国人,Ali 的员工。她的工位就在办公室入口处,除了作为助理协助处理物流事宜,还兼职“迎宾”。

对 Ali (以及其他索马里商人)而言,客人、朋友是分不开的概念,只有朋友才能做成生意。他曾考虑过搬去一街之隔一栋新一点的写字楼,那里的办公室更宽敞,装修、照明也更现代化。

“我想变得‘优雅’一点,但朋友们告诉我,如果我搬去那里,没人会过去的。因为那里距离地铁站太远了。”Ali 说的“太远”不过是出了地铁站 15 分钟的步行距离,但相比便利性,他的客人们宁可牺牲舒适度。

一位索马里员工 Yanyo 提醒 Ada,等斋月开始,她不能再问大家喝什么了。2018 年的斋月从 5 月 17 日开始,6 月 16 日开斋。那一个月办公室的到访量也会急剧降低。

索马里人乐于分享此行的收获。有人买了一批 Dirac,那是一种索马里传统的婚纱。另一个“新丁”住在芬兰,也是索马里人,这是他来广州的第三天,他想找一些摩托车配件,需要在这间客厅里寻求一些前辈的意见。

那些对广州各大批发市场已经熟门熟路的“老人们”告诉他哪里可能会有集中的供货商,但也提醒,最好还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陪同。

一个从 2014 年开始往来广州的肯尼亚人告诉我,来这之前,他以为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凌空飞起,就像成龙的功夫电影里演的那样。他的很多同乡还以为,中国人只会吃狗肉。

“很多索马里人都不了解中国,说中国人都是骗子也有这层原因”,Ali 突然发问,“中国人又对索马里了解多少呢?除了海盗?”

除了外国人,小北所在的登峰村同样是“国内移民”的聚集地(摄 / 李东)

索马里、印度、香港、广州,“中国公民”Ali 的辗转人生

其实相比那些更早进驻广州的非洲人,Ali 已经来晚了。他先去了香港。

Ali 的身份证件上还有个中文名“穆雅利”,他曾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写满“穆雅利”的纸——他会写的汉字只有这三个。

2009 年他拿到了香港永久居住权,国籍成了中国,持“回乡证”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每次出入境时,人们还是会疑惑,看看他的证件,再抬头看看这个黑皮肤的“中国公民”。

出现在这间客厅里的人都来自索马里,Ali 随即补充,用“来自”并不准确,大多数人都出生在索马里,但 1991 年内战爆发后,索马里人四散各处。如果让客厅里的人们拿出护照,你会发现每一本都颜色各异。大部分来自肯尼亚,也有的移民去了欧美。

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做贸易的“肯尼亚人”其实都是索马里的移民。前几年,一个肯尼亚本地人来广州,当他告诉中国商人们自己来自肯尼亚时,别人觉得他是个骗子,因为他们认识的肯尼亚人“不长那样”。

Ali 的护照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签发,他还记得 2009 年他去北京的索马里大使馆办理证件时,人们说,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成为中国公民的索马里人。

Ali 出生在 1968 年的摩加迪休,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耳科医生。那时的索马里还是一个“正常”的非洲国家,军事独裁,没有言论自由,但提供免费的医保和教育。

家族一度经营渔业生意,将索马里的龙虾出口到迪拜。但随着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变化,龙虾产量越来越低,加上索马里海盗的侵扰,渔业不再景气。

Ali 去印度德里留学,在一间大学里学习保险,等到 1991 年毕业回国时,内战爆发,全家搬去了阿联酋,转行做起了贸易。Ali 也在遥远的香港找到了一间贸易公司的工作。

重庆大厦书封(图 / Amazon)

他在重庆大厦生活了五年,在那里接待全世界各地来的索马里人。“索马里人有生意人的头脑”,一些扎根肯尼亚的同乡们最开始做起了生意,从香港把货运回内罗毕和蒙巴萨。

麦高登也是在做重庆大厦研究时认识的 Ali。

相比几个去往欧洲的哥哥,Ali 拿到香港永久居住权并不困难——住满 7 年、有固定的工作。他的太太是儿时的邻居,早年举家移民去了加拿大。

如今,太太带着一对儿女搬到了马来西亚,那里距离 Ali 更近,相比广州,吉隆坡的国际学校选择更多,学费也更便宜。每个月,Ali 都会飞去吉隆坡和家人团聚,唯一需要带去的“手信”是中国产的绿茶。

不过在香港,像 Ali 一样受雇于企业甚至拿到永久居住权的索马里人极少,更多人是难民,为了躲避恐怖主义如索马里青年党,他们辗转到达香港寻求庇护,重庆大厦也成了许多难民的藏身之所。

工作之外,Ali 开始帮一些难民做翻译,向香港特区政府移民机构讲述他们的故事。相比早年在难民和地方政府之间传递信息,Ali 觉得如今他在中国供货商和索马里商人之间的“居中调停”也没什么不同,都是在两个彼此陌生的群体之间做翻译。

他遇到过一位尼日利亚伊博族的逾期滞留者,他的签证已经过期,没有合法的身份,却在中国供货商和伊博族社群里拥有颇高威望,人们认为这个仲裁者(麦高登在书中称其为“peace-keeper“)在处理这些日常纷争时能做到不偏不倚。

但 Ali 称,相比尼日利亚伊博族,广州的索马里社群很小。2013 年之前,索马里商人的生意正是好时候,签证政策也相对宽松,来广州淘金的索马里人迎来了一波井喷,许多毫无商业经验的中年人也辞掉了工作,奔向未知地。但现在常驻人口只有数十人。

换句话说,Ali 作为仲裁者需要化解的“Mafan”并没有那么多。

清理后的小北街头(摄 / 李东)

Ali 的客厅,不谈生意的时候

客厅里和生活日常相关的话题里,最重要的是死亡。

当有人客死异乡,同乡们需要帮忙将遗体空运回索马里。穆斯林信仰里不允许火葬,Ali 们帮忙筹款,办理死亡证明和出入境,并组织祷告。2016 和 2017 年,他们分别将一位病逝的女商人和一位夭折的儿童运回了本国。

另一个话题是疾病,埃博拉病毒爆发时并没有影响 Ali 和他的同乡,他们强调病毒来自西非,而他们是东非人。但他们仍然需要处理日常的伤病,最近,一个年轻人在足球赛时受了伤,因为刚来没多久还没攒下钱,人们需要筹款支付他的手术费。

晚上 8 点的时候,Ali 的客厅里坐满了人,长沙发上、折叠椅上、脚凳上。有的刚从广交会回来,西装衬衫,有的穿着传统长袍。有人对我这个中国面孔感到好奇,也有人用英文简单打了个招呼,“how are you”之后迅速切换回索马里语,和朋友聊起来。

更多人安静地刷着手机。一个年轻的肯尼亚籍索马里人给我看了一张图,一个长须的中国古人,配文解释他是“老子”(“Lao Tuz”,应是拼法错误),搭配了一段英文版的“语录”:

“如果你感到沮丧,你还活在过去,

如果你感到焦虑,你只是活在未来,

只有当你感到平和,你才真正活在当下。”

他把这张图发在了自己的 Facebook 上,很快点赞数就突破了 100。他也使用微信,朋友圈常见类似的“鸡汤”配图,比如,一个阳光下的跑步者剪影,“人们认识的是昨日的我,今天我所做的一切会决定他们明天看到的那个我”。

一个索马里人手机里的“老子”

不想成为 Ali 的年轻人们

Ali 在广州维持着异常简单的生活,住在淘金,每天步行 15 分钟到达办公室,吃饭就在小北的土耳其餐厅,连周末的足球赛也在这附近。除了每月一次的吉隆坡之行,他的生活半径不出小北。

相比 Ali,年轻的生意人们有着更旺盛的“扩张”冲动。

28 岁的 Abdinasir 是 Ali 的前员工。前年,他辞职自己单干,从一个“个体户”掮客做起,如今生意也扩大到了物流代理。他的办公室同样位于怡东大厦,住的地方却从小北搬去了广州另一端的珠江新城。Ali 笑称,住得起珠江新城,他一定“赚得不错”。

珠江新城看起来像是小北的反面,相比小北路面上密集的人流,珠江新城更密集的是新建的高楼。“它有点像是陆家嘴”,Abdinasir 曾去过上海,高楼、广场、宽阔的马路,以及时不时擦身而过的“发达国家面孔”都让他觉得这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那里曾是广州一处城中村,前几年被开发成了天河 CBD。

“没办法,我要逃离小北”,Abdinasir 解释搬家的原因,之前他在小北住了多年,“这里太热闹了,你甚至没办法好好睡觉”。晚上 11 点多结束工作,人们会约一场足球赛,等比赛结束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回到住处,合租的年轻人们还会一起看欧冠比赛。

去年,他搬去了珠江新城,为此他租下了一间月租 6800 块的公寓。

为了拓展生意,Abdinasir 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看货。我在 Ali 办公室门口遇到了他,第二天他在流花市场里向我展示了“耳听八方”的灵敏。

他会说索马里语、英文、法语和一些简单的阿拉伯语,电梯、批发市场楼梯转角的祷告处,或是密集的店铺间,Abdinasir 等待着潜在客户。凭借语言和口音,他可以大致判断一个非洲面孔来自哪里。如果是陌生的东非人,他偶尔给一些“免费”的建议,比如哪里可能会有合适的货,哪里的餐厅不错。

Abdinasir 还记得 5 年前,他刚来广州的第二天就在地铁里迷了路。他向路人询问如何从广州火车站回到小北,对方不会说英文,“尽管我能感受到,他已经尽力放慢了速度,但那还是中文啊!讲得再慢我也听不懂”。路人领着他进了地铁,但他还是“坐丢了”,在地铁里整整待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出租车司机,广州很多地方我都可以找到。”

如他一样的年轻人已经跳出广州,扩大着自己的“生意版图”。3 月他刚刚去了乌镇,在一间巨大的服装加工厂下了订单。去年,他在山东帮一个人在挪威的索马里人买到了一款小型厨具,可以制作一种传统的穆斯林炸糕。

“山东人最讲诚信”,Abdinasir 比较起他在中国不同省份遇到的供货商。山东的这位来自阿里巴巴,他从没见过真人,但对方能非常详细地解答关于机器的一长串问题,等货到了挪威,朋友说那是他迄今为止买到的最好的机器。

登峰村(摄 / 李东)

Abdinasir 搬去了广州另一端的珠江新城,相比小北曾经凌乱的城中村,这里有宽阔的广场和马路,高楼林立。有人认为这才是一座国际化都市“应有的”样子,有人则强调“小北”们的活力。(图 / Flickr)

城市与“自由”

将近晚上 10 点,客厅里的话题转向这座城市的“成本”。Ali 给出了一个数字,“如果一年挣不到 30 万人民币,不如回家”。但也有人补充,早年可以很轻松赚到,这两年,越来越难了。

如今,只需要 16 天,广州的集装箱就可以到达蒙巴萨。但签证政策却越来越严格,加上中国制造不再便宜,“对那些毫无经商经验的年轻人而言,我会劝他们不要贸然来广州。”

一些人近中年的索马里商人们抱怨,年轻的子女们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更愿意去做一些看起来更“职业化”的工作,医生、律师、教授。

“他们(孩子)不愿意做这些低端全球化的生意,砍价、计算时间……一切看起来都太琐碎也太麻烦了。”一个中年索马里人告诉我,去年,他把外甥从老家接了过来,在自己手下一点点学习。

“有人称赞广州是一个太过自由的城市,我不太赞同,这得看你和谁比较。”

“那些从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是伊朗来的人会觉得广州太自由了,他们觉得‘自由’就是酒精、夜店,可以去排队,从这点上看相比他们来的地方,广州完全自由。一些非洲人觉得来到广州,可以躲避饥饿,这也是一种‘自由’。”

在这间办公室里,Ali 和同乡们试图保持一种正统的穆斯林生活方式,这里从来不会出现酒精,为此,Ali 还曾特意提醒过麦高登,不要带酒进来。麦高登在广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偶尔会在“工作之余”喝一杯,这样也可以帮他认识更多的非洲商人,获得更多有趣的信息。

“但在我这里不可以”,Ali 解释。非常严格,就像这间客厅的电视里只会播放体育比赛和新闻,无论是索马里语新闻,或是 BBC、CNN,“只会是新闻,没有娱乐节目”。

Ali 觉得香港更像是自己的“家”。他还记得 2010 年,他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只用了半小时就完成了手续。“这在伦敦是无法想象的”,他的两个哥哥就住在伦敦,工作是保安。

曾经,他的香港邻居会提醒他,是时候去九龙清真寺做祷告了,并开玩笑问:“可以请你的神保佑我生意兴隆吗?”

在广州,Ali 同样可以自由进出清真寺,一次他带着麦高登去先贤清真寺参观。但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同,能感受到看不见的禁区。讨论宗教不合时宜,讨论社群需要强调它是“非正式的”。

Ali 的“自由”得益于他的香港通行证。客厅里,一个一言不发的中年人突然插入我们的对话,“谁都想要一张‘更有特权’的护照,不是吗?它只是让我们更便利,内心深处,我们还是索马里人。”

他随即解释了什么才算是“索马里人”——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信仰和文化,只和索马里人通婚,他表示不太能理解那些在广州娶了中国太太的非洲人。“西非人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家庭还是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

Ali 的担心则是儿女们。他在退休后想回到索马里,或者去香港的离岛,做一个安逸的渔民,但他的儿女们看起来对陌生的故乡毫无兴趣。

他的一对儿女,大的 13 岁,小的 11 岁,他们在离开加拿大搬到马来西亚时就有些不开心。“他们可能更希望成为一个加拿大人,而不是马来西亚人或是中国人。对我们而言,广州是挣钱的地方,不是生活的地方。”

“当然,在广州你可以逃离香港的高房价,这也算是一种自由吧,起码目前看来还是如此。”


(题图来自《广州梦工厂》截图,长题图来自摄影师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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