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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店兴衰和混迹于其中的人们 | 这里是五道口,年轻人很多①

这里充斥着一种带有随机性的短暂欢乐,“你会觉得他们光靠一动不动抓着酒杯坐在那儿,就找到了进入希望世界的入口。”

五道口有几个标签:高校中心、创业中心、互联网金融中心、北京地下摇滚中心、北京夜生活中心、外国人聚集地。

10 多所高校相去不远,包括被称为“中关村应用文理学院”的北京大学和“五道口职业技术学校”清华大学;还有若干互联网公司,新浪、网易、搜狐……虽然它们在互联网界已经有点过气,但它们的从业者还算年轻;更有一个华清嘉园,先后诞生了一批互联网新贵——快手、校内网、暴风影音、饭否、美团、酷讯、抓虾、美丽说、酷我和一见等,据说总市值达到 500 亿美元。有一段时间,它还是韩国人在北京的两大聚居区之一(另一个是望京)。

当然,最常见的一个绰号是“宇宙中心”——据说来自于五道口百货商场旧址上新建的那个“U-Center”,这座商场在 30 多年前曾是五道口最繁华的所在。

这些标签多多少少都与年轻人有关。

我们选取了三个角度来写五道口。一个是夜店兴衰和混迹于其中的人们;第二个是一间在五道口活跃的小空间——706,它组织很多很兴奋很 high 的活动,尝试各种可能性;第三个则是这里的高校,就如同你在每个学校里都会遇见的那类人,他们恨不得认识每个人(也可能真的是这样),在各种场合都会出现。他们雄心勃勃,对一个刚刚展开的世界充满探索欲望。

我们把这些都归结为年轻的荷尔蒙。

蓬勃,无所顾忌。

这是第一篇。

被称为“PPG”或“五角星”的五道口酒吧 Propaganda

乞讨者张蓉和几个尼泊尔人

刚过晚上 11 点,河南人张蓉拿着她的白色搪瓷饭缸,挨个找这些年轻人要钱。在搭讪的、喝迷糊了的、或穿得“明晃晃”的人,是她的主要对象。运气好时,一夜可以赚个百十来块,比白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前站一天的收成都好。

来北京 5 年,她没换过地盘。这里学生多,愿意借着兴致给钱的人也多,总有人不愿在异性面前掉面子。

从一个失意的尼泊尔人那里,张蓉赚得了今夜的第一枚硬币。

尼泊尔人带着两个哥们站在 Global 门口。一番讨论后,他被选作今晚负责“找妹子”的人。两个北京化工大学的女孩正坐在眼前不到 10 米的花坛边上,看上去已经喝得半醉了。“我想找个外国男朋友。”一个女孩大声说。“外国人也更适合你,你不是穆斯林吗?”另一个女孩答。

尼泊尔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走近穆斯林女孩:“Do you have a lighter?(你有打火机吗?)”

两个女孩似乎听不懂他略带口音的英文,但这没什么关系。他切换成略带口音的中文,询问她们是哪个学校的、几个人一起来、来了多久,夸赞她们的容貌,然后一一给出自己的信息:尼泊尔人、北京大学、医学系留学生、印度教徒。说到“北京大学”时,他主动停顿了几秒,给女孩们留下用来惊叹的空隙。

“要不要一起喝几杯?我和朋友们请。”他指了指不远处张望过来的哥们,终于道出重点。张蓉不失时机地凑近,尼泊尔人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女孩们有些犹豫。两个高个男孩走近插了话,“你们在这儿尬聊什么呢?还不去跳舞。”他们比尼泊尔人高出一个头,这令他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Do you have a lighter?”他灵机一动,这次是对着男孩们。

男孩们没有理睬。他们看上去跟女孩们也刚认识,“我也是北大的,你信吗?”一个男孩对穆斯林女孩说,引得后者咯咯笑起来。四人径直朝另一头的 Propaganda 走去。

尼泊尔人只得朝哥们摇了摇头。

荷尔蒙

五道口——这个称呼始于铁路:从北京北站由南向北出发,京张铁路的第五个道口——从一片仅有百余人居住的庄稼地发展为“宇宙中心”,花了 60 多年。为它提供了主要活力来源的正是年轻人。

学术、创业,中国人、外国人,酒吧、书店,CEO、毕业生。《北京商报》2016 年底的一项统计显示,五道口周边的餐饮项目近 400 家,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休闲娱乐设施超过 300 项,单价从几元到近千元不等。“Billionaire 跟卖煎饼的在一条街上走路,左边是人均 200 元的餐厅,右边是一堆地摊,T 恤 20 一件,50 三件。”产品建筑师刘婵在知乎上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五道口。

新与旧的更迭也更为迅速。20 年里,U-Center 购物中心取代了五道口百货商场,搜狐网络大厦高过了清华大学主楼,五道口服装市场变成了整齐的绿地,连锁甜品店鲜芋仙代替了倒闭的连锁书店“光合作用”,王庄路从一条小土路变成韩国餐饮街又变回绿化带。2016 年 10 月 31 日,最后一列客运列车驶过五道口,建站 106 年的京张铁路清华园火车站关闭。这个铁路平交道口随即被拆除,取代它的将是为 2022 年冬奥会服务的北京至张家口高速铁路。

五道口百货商场,现在被 U-Center 取代

年轻人聚集的酒吧,是这种矛盾和变化的直白体现。这里充斥着一种带有随机性的短暂欢乐,“你会觉得他们光靠一动不动抓着酒杯坐在那儿,就找到了进入希望世界的入口。”每周来一次五道口的恰恰这么描述。

五道口酒吧从晚上 11 点一直热闹到凌晨 5 点,比三里屯和工体营业时间更久。从成府路和荷清路交叉口往南数百米,近 10 家酒吧一字排开。有清吧 Steps、La Bamba,也有只开了个小窗口的 Mojito,卖装在塑料杯子里的莫吉托,15 块一杯。人气最旺的则是类似夜店的 Global Warehouse(被叫作“仓库”)、Sensation(“S”)、Propaganda(“PPG”)和 Dopamine(“多巴胺”)。它们中最早开业的“PPG”由清华大学一个校园乐队的成员创立于 2006 年,但人气随后转移到了“S"。

唯一不变的是门口穿着嘻哈的年轻人、空啤酒罐、烟头和呕吐物。另外还有酒吧老板:Sensation 和 Wu Club,Propaganda 和 Steps 各分属同一位老板。Dopamine 则是工体一位知名玩咖的兴起之作。他们用几百米街道就垄断了每晚近 1500 名年轻人的夜生活。

这里的酒也相对便宜,二三十一杯。除了消费更高、设置了包厢的 Global,其它酒吧构造都差不多,吧台、卡座、舞池。年轻人们喜欢先在一层喝酒,再去地下一层的舞池里蹦迪。蹦到喘不过气了,跑到路边或蹲或倚,抽根烟、闲聊几句,再回去接着喝、蹦,循环往复。一夜很快就过去了。

隔着地铁站,U-Center 购物中心楼顶的那块时钟,可以为他们清晰地指示时间,尽管年轻人们并不在意。“五道口就是好玩,学生多啊,漂亮、年轻、单纯。工体那边就是要钱嘛。“在财经东路一带玩了 12 年的王谢说。

U-Center 一层的 Wu Club 和星巴克咖啡

我,李海,还有副行长

“你一个人吗?要不要一起喝酒?”我在舞池里乱转悠的时候,李海拍了拍我的肩膀,彬彬有礼。

在此前有十天时间里,我是一个肩负着采访“荷尔蒙”任务,但感觉随时都要失败的记者。众所周知,现在年轻人在北京想要疯狂一下的地方不多,我们所有人认定五道口可能还是一个。

更遥远一些的地方,这个城市经历过很多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事,它让人沮丧。年轻人本来就越来越少了,刻板的生活将会笼罩我们。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肯定不属于首都核心功能,很多时候也不那么符合核心价值观。

但到底如何走近这些欢快的人类,这有点难。失败在于没有人愿意跟我说话——你说你是在采访,嘿,何必呢?

在被至少 30 个人拒绝之后,我决定铤而走险了。

我现在的人设是个寂寞的人,独自一个人在五道口的酒吧里喝酒的女生,想找点乐子。

李海这个时候在舞池里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一个人吗?要不要一起喝酒?”

在李海的描述中,他 25 岁,在银行工作,对公业务经理,每月会来两次五道口。

这一天,他的白色衬衫和金丝眼镜看着与酒吧不是很搭,他还带着一位已婚男同事,还有一位据称是“副行长”的他的领导。

在北京,夜场集中的地方不多,三里屯-工体是一处,离使馆区近让它最早发展起来,离商务区近让它越来越士绅化,当然看起来也不那么年轻。

李海说他更喜欢五道口一些,酒够便宜,音乐够大声,漂亮学生够多,可以喝酒跳舞到凌晨,还能买到便宜的鸡蛋灌饼。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输掉了无数次“吹牛”游戏,喝了四杯 shots 和一杯混合酒,有点晕;看到卡座里又来了两个北京语言大学的女生,和另外两个慕“副行长”名而来的姑娘——其中一位自称是猎头,“听说这里有位行长是吗?”开场白倒也很有意思;在这一个多小时中,中间逃亡未遂一次,我想借着上厕所机会脱身,又被李海在洗手间门口请了回来;还见证了有点中年危机的行长夜场中的不自信——“我是 82 年的,离婚一年多了。你会嫌我老吗?”

凌晨一点半,李海和姑娘们又去舞池里 high,领导看起来到底年龄不饶人,醉得厉害。我终于可以溜出来了。

酒保,司机房师傅和几个夜场消费者

李海这样的顾客,刘峰见得多。有刚毕业两年、穿格子衫带眼镜,看上去规规矩矩的招商银行职员,也有天天穿同一套 Off-White 卫衣、总一个人来的年轻男子。他们专门在舞池里猎捕喝得半醉的落单女孩,套路也差不多——看到就搂过来,灌酒、加微信,借跳舞之机做肢体接触,有些人的台词还会更露骨,“你的身材真好”、“我看上你了”。

他觉得只要女孩不拒绝,这都没什么:在酒吧不交换荷尔蒙,还可以干嘛呢?刘峰在酒吧做酒保,生活十分规律。晚上六点吃个晚餐,然后去店里盘点,早上七点吃个早餐,然后回家睡觉,天天如此。

但王佳妤对李海们最为戒备。她会用“油腻”这个词来形容,虽然说不出油腻男士们的判断标准。

22 岁的王佳妤第一次到五道口酒吧玩时才读大一,因为失恋,需要找个地方发泄情绪。她只进出 Sensation,因为只熟悉那里的环境。她也只和固定的几个朋友来,很少和外人搭话,除非对方也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或者玩得来。

凌晨 2 点,王佳妤已经玩了三个小时,但还没有回学校的打算。她靠在 Sensation 门前的黑色金属围栏前抽烟,穿着一件大大的 Slogan T,戴银色大圆圈耳环,涂着姨妈色口红。第二天是休息日,她和朋友们计划玩到 5 点,去吃个早餐,等寝室开门。为了助兴,她叫来了之前在 Sensation 认识的男孩。

男孩同校不同系,从六道口的一家酒吧赶来。两人一见面就开始相互揶揄。谈话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兴致勃勃。“六道口没意思吗?”“有意思啊,有三个小姐姐在等我。”“我又没求你来。”“要不是你失恋伤得那么深,我才不来陪你。”男孩吸了口烟,掏出一小袋槟榔,放进嘴里几枚嚼着解酒。

张婷婷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正哭诉自己的失恋。她和蹲在花坛边的两个北京姑娘是在五道口酒吧里认识的,前男友是后者的邻居,也是北京人。

张婷婷把失恋归咎于自己是外地人。“我是外地户口,所以他找我就是想玩玩,我以为他是认真的。”她大哭着说,词语从抽泣的空隙间蹦出来,“外地户口”这几个音节发得最清晰。

北京女孩中的一个站起来丢了烟蒂抱住她:“这儿没人在意你是不是外地户口,能玩儿到一起就是缘分。走,咱们再喝一轮。”三人肩并肩消失在人群里。

房师傅 33 岁,延庆人,开了 4 年出租,只开夜班。晚 6 点出班,早 6 点收班。对于后半夜回家的人,他总结了三个词,“酒鬼、色鬼、醉鬼”。

房师傅最讨厌醉鬼,看到不走直线的人拦车就踩油门;对酒鬼没什么感觉,“只要不在车上乱搞”;最喜欢色鬼,尤其是想要寻求一夜春宵的那种。房师傅会把他们带去会所或巷子里的小旅馆,前者一人可以收200 元回扣,后者也能收几十元。

在五道口,房师傅经常能接到喝到烂醉的人,或刚在酒吧认识的男女。在他眼里,这些人和三里屯夜店里那些没什么区别,说的话也都类似:晚上又加了几个女孩或几个男孩的微信,几杯“八喜”能放倒一个人,身上别忘了带能解酒的槟榔。他有些羡慕,也很想去试一次,但还没试过,因为没时间。

“你们一会儿收班了去哪儿吃饭啊?不要留我一个人。”房师傅冲着手机喊道。

荷清路与成府路交叉口,沿荷清路往南便是酒吧街

豆瓣文艺观察者陈莫,和他理解的五道口

认识陈莫是通过豆瓣上的一篇热门文章《在夜店捡了一个妹子,在我家住了快半年了》,他是作者。我们通过豆邮联系后,陈莫很快同意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这也是他定期与编剧见面的地方。

陈莫的正式工作是一家传感器公司的销售总监,副职则是“野生”写手和编剧。那篇文章部分虚构,部分基于他在 Sensation 的真实经历,“里头还有个地方写错了,‘后花园里的骸骨’说法不是来自王小波,而是王朔。”

陈莫追求“让人读后信以为真”的写作效果,因此他的作品多以自曝的方式开贴,在贴吧、豆瓣和天涯连载,内容半真半假,行文尽量减少修辞。去酒吧除了猎艳、追求音乐和酒精带来的嗨,也是出于一个写作者的好奇心,希望搜集素材和灵感,“我关心的是人的精神面貌, 人的伪装如何一层一层退掉”。

第一次去北京夜店时,陈莫还在上大学,靠在老家办假期辅导班赚了几万块,跟女朋友去了工体的“局”。组局的人称为“局头”,他们靠工体夜店的一套基本规则赚取回扣:不开卡座(简称“开卡”)就叫不来姑娘。“开卡”低消要 2000 - 3000 元,局头自己先开,然后负责组局,确保一局里有足够数量的姑娘。从姑娘身上往往赚不到钱,但那是吸引男性入局的关键。一人收 400,一个卡座可以收 4000 - 6000 元。

北京后来有两家创业公司都以此起家——玩聚北京和焰火。一个更官方的说法是”做城市派对、聚会的垂直电商”。2015 年 3 月,玩聚北京还获得过洪泰基金、阿米巴资本天使轮 500 万投资。

玩聚北京融资那一年,陈莫也刚开始在中关村创业,夜生活才从工体转向五道口。2011 年从核电专业毕业后,陈莫就来到北京,想干一番事业。核电专业限制比较多,毕业去向一般是核电站,位置偏僻,年薪 15 - 20 万。陈莫觉得没意思,2015 年联系上在中关村创业的学长,开始做销售。他喜欢这份工作,原因和去酒吧一样:人见得多,观察人的机会也多。

五道口没有工体那么“势利”。虽然也有“局头”,但朋友之间相约前往的更多,花钱开卡座也并不是吸引姑娘的必要前提。这是很多受访者用“单纯”形容它的原因之一。

不过,“单纯”更多是指行事规则,而不是人群。实际上,从陈莫的观察来看,五道口的人群可能比成人化的工体更丰富:Wu Club 管的不严时,玩大麻的比较多,现在以老炮(经常去酒吧的人,社交中心)居多;Sensation 最火,姑娘和男孩的“质量”最好,北京体育大学的男孩们经常去;Global 的风格则更类似比工体酒吧,装修比较豪华,消费更高,富二代扎堆。

人的伪装一层层褪下后并不那么令人愉悦,这也是陈莫不愿意混圈的原因。比如,永远不要借钱给老炮,花钱如流水、言而无信的不在少数;也不要太相信夜场里的话,爱秀名表或跑车的人 90% 是在“装蛋”;也不要相信“捡尸”(把路边喝醉的女孩带回家),几乎没有姑娘会任由自己独自喝高,至少陈莫没见过。

“五道口酒吧是个快速社交的地方。它用酒精和音乐让你沉浸其中,异性之间的交流、决策和最后的行动就变得非常快。我见过一晚上能搭讪七八个的,喝两杯有意思就在卡座上开始缠绵了。”陈莫用这句话概括这里发生的一切,“但要了解真实情况,你需要自己去体验。”

Chris 和 Roland,两个美国人的五道口

去年 4 月到 6 月,Chris 和 Roland 曾短暂地在财经东路上经营过一个酒吧,叫“Level-up”,就在 Propaganda 旁边。他们和一家花店/美甲店轮流共用这个空间,每月租金在 2 - 3 万元之间,白天是花店,晚上 5 点后,Level-up 才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 2 点或 5 点。

Chris 10 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天津外国语大学留学,随后到北京一所英语培训学校任教,住在五道口。他同时也是北京电子游戏团体“Smash Brothers”的一员,平时喜欢去北锣鼓巷的一家名为“8-Bit”的游戏厅玩。因为那里离住处太远,Chris 就有了在五道口开一家电子游戏主题酒吧的想法。

比起三里屯、鼓楼,五道口可能也是更合适的地方:有 18 至 28 岁的西方年轻人聚居,他们都在寻找一个除了约炮以外也能令他们想起故乡的地方,比如经典电子游戏吧。Chris 没打算把中国年轻人作为主要客群,认为他们并不像美国人那样熟悉 Dave & Busters 这种集游戏、酒吧、音乐厅为一体的游乐厅(Barcade)。

Roland 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蒙罗维亚(Monrovia),2015 年 10 月到北京找朋友玩,随后就在五道口定居下来。他形容自己的家乡完美到接近无趣,“那是山里的一个宁静小镇,走在街上遛狗的人们都能认出你来,朝你微笑招手,不远处就是海滩、山脉、沙丘、滑雪场,还有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想玩什么只需开 2 小时的车。但我不是满足于顿顿都吃同一种美食的那种人。”

他的经历也的确丰富,在星巴克打过工、在伊拉克做过空降兵、在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康菲公司做过焊工、在加州州立大学读过历史和商科、在阿富汗给黑水国际做雇佣兵。“陆军第 75 团第 2 营”,他有些骄傲地说。

Roland 是五道口酒吧一带的常客。他对这些酒吧并不满意,认为它们除了名字不同以外没有太大区别。喝剩的空杯子经常无人清理;音乐没什么变化,听上去高达 120 分贝;工作人员薪水低,服务差;酒水也没什么变化,更无法确认真假。Roland 曾经试图反映这些问题,不过似乎无人在意。

筹备近半年后,Level-up 开业了。空间不大,只有 80 平米,高峰期也只可容纳 30 - 35 人,不过布置得很温馨。有一个供应西式快餐的小厨房,6 台电视机,配备了各式游戏操作设备——Xbox360、Xbox1、PS3、PS4、Wii、Wilu、Nintendo 64。出乎创始人们的意料,除了外国人,Level-up 也吸引了一些喜欢玩游戏的中国年轻人。Roland 形容顾客们中“时不时会有些奇葩,但每个人都有点怪癖的不是吗?”

短暂的三个月经营期内经历的困扰,让 Chris 和 Roland 十分困惑。房东和警方时不时会提出暂停营业或缩短营业时间的要求。Chris 记得“一带一路”会议期间,五道口一带的酒吧和餐厅曾被要求在下午五六点之后关门。在那之后,Level-up 的生意好过一段时间,尤其是周末晚上。但 Propaganda 和 La Bamba 等酒吧的保安也混进了人群来拍照。数周后,房东不愿再出租,Level-up 随即关门。

Chris 原本打算在五道口另找一个地方重新开业,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要么房租太贵,要么位置太偏。另一方面,五道口消防检查及人流管制、三里屯脏街关停、鼓楼“拆墙破洞”政策等消息,也令 Chris 也感到北京正在对夜生活进行管制。

关闭后,几个合伙人中有的做了模特,有的转而从事网络设计,还有一个去了不孕不育医院工作。

去年 12 月,Chris 搬回了美国,不打算再回中国长居。

Roland 不再去五道口喝酒了,换到了三里屯、望京或北新桥。他还在平谷附近找到块地,开设了一所青少年户外生存培训中心。从 Level-up 的经营经历中,Roland 了解到在中国做生意积累“关系”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想明白为什么财经东路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酒吧们”何以能生意兴旺,暂时将其归因为“有钱”(fat wallet)以及“北京并不欢迎外国人做生意”。

不过他无法忘怀五道口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成就感。走在路上,仍然有人会打招呼问他:“你不是那个开过一家游戏酒吧的家伙吗?你们为什么关门了?”

他仍然相信,换一种生意就能在北京活下去。

我,王谢,凌晨四点的海底捞

一周后,我告诉王谢我是记者。一周以前,他在 Dopamine 门口遇到我时,还以为我会是他当天的意外收获。那时已经凌晨 4 点了。

按王谢自己的描述,他不大愁钱的事,主业是在天猫上卖耳机,“Sony 在中国区的第二大代理商”。除了主业,王谢平常头脑灵活也有野心,做过“局头”,一次赚一千回扣,为此连续去五道口玩了 20 多天。这是份苦差事,为了挣回头客,得把人照顾好,眼见着要喝大了得拦一拦,喝高了得出车钱安全送回去。因为觉得太累,现在他换了份差事,号称要去炒比特币了。

实际情况可能没有这么乐观。日子看起来也不像他说的那样舒适。为了多博得女孩子青睐,他还是要借着表弟的奥迪 Q7 来开。只去 Dopamine 的原因,也是因为认识人,可以免费喝酒。

我们认识的那个凌晨四点,是他无数个在五道口混酒喝的日子里很平常的一个。这一晚,王谢只加上了三个女孩的微信,但没带走任何一个。表弟和同来的“海哥”也没什么收获。不过即使加了好友,也不意味着会有什么结果。

那个晚上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酒吧门口。他考虑了两三秒,然后说:“我们去吃饭,你一起吗?”

收到肯定的回复后,王谢显得有些惊喜,一行人径直朝海底捞开去。表弟找借口先回了家,开走了 Q7。也许为了“撑面子”,王谢和海哥特地要了个包房。菜只随意点了五盘:牛肉、豆皮、土豆片、茼蒿、金针菇。然后又要了 6 瓶雪花啤酒——他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机会。

王谢去五道口,是为了喝酒,也是为了姑娘。

内蒙古人王谢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快 6 年,现在他和母亲租住在亦庄一个几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母亲不催婚,也不过问他带回去无数个姑娘,“自己都养不活,现在养个媳妇多贵啊”。

这些信息都是一周后我们在亦庄再度见面的时候说起来的。我跟王谢说明了身份,约他再聊一下他的人生。那个早晨在海底捞喝完酒,我坚持回家,他的希望落空。接下来两天他又在五道口混了两天,花了好一阵工夫才想起来我是谁。

“跟谁聊不是聊啊,喝点酒跟你透露的更多,是不是?咔,酒一上来,还想聊点啥?妹妹。”王谢对记者采访倒不显得惊讶,反而觉得挺高兴,同时询问我为什么没带摄像师,以为可以上电视。

(*文中人物为化名。)

题图及内文配图摄影:王穗/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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