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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 200 岁,他和他的主义的 63 个面孔

他,他们,我们。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现代性保持警惕的人,艺术家,愤世嫉俗者,诗意和田园的坚守者,笃信枪杆子和暴力的人……当然,还有共产主义者本身,每个人都喜欢这句话。

这句迷人的话,出现在鼎鼎大名的《共产党宣言》中。

它有一点文艺气息,又有一点革命魄力,就像切·格瓦拉那幅著名的肖像画——那个政治 icon,坚毅挺拔望向远方——有谁会不喜欢这种调调呢?他们从这句话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或者艺术的灵感,发掘让自己行动起来的力量和理由。

酷。

今天,卡尔·马克思 200 岁了——如果他还活着。


1818:“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也许,复述马克思【1】的思想成就与政治遗产已是老生常谈。没有人比恩格斯【2】更适合评述他的一生,也没有什么比恩格斯在他墓前的讲话更为中国人所知。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是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是的;在各个领域——据说还包括数学领域——的独到发现,是的。

可是,只有这些吗?

作为马克思的同代人,恩格斯无法预见,未来的人们将如何理解马克思,如何盲人摸象般获得他的某个侧面,再真诚地使用、固执地误用或狡猾地挪用——这些分散或交错的投影将是普罗大众对马克思的认知的主要来源。

有人从《共产党宣言》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要求通过政治付诸实现;有人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读出了人的“异化”,发展出人道主义的美学与社会理论;有人从《资本论》中读出了某种经济决定论,于是文化不再重要,精神不再重要……

2017 年,马克思研究者 Jonathan Wolff 在伦敦的一场讲座上提醒人们留意《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间。人们都知道那是 1848 年,一些人知道欧洲各国那年发生的武装革命,但 Wolff 的关注点是:帕丁顿火车站,1838 年投入使用;滑铁卢站,1848 年投入使用;国王十字站,1852 年投入使用……

伦敦国王十字车站,1852 年。图片来源:Honbicot

这意味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社会的激烈变动成为可能。晚马克思 3 年出生的诗人波德莱尔【3】用文学捕捉了这种现代境况:流变、转瞬即逝、偶然。这是马克思看到的地平线。

这个地平线我们现在也能看得到。

这个时候可能更容易理解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在一个官方的译本中,更完整的内容是这样的: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在对现代社会已知的批判中,这段话还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个现代社会绵延至今而未绝,对这个由工业资本主义推动和塑造的社会的批判至今也仍然有意义。至少它看起来比“游荡在欧洲的幽灵”更具有现实性。

今天,如果你游荡在欧洲,是不会看到那传说中的大英图书馆的脚印的,不过,你可以看到迪恩街(Dean Street)上马克思的故居——这里位于伦敦的苏活区(Soho)。当年,马克思为了节省房租搬到这里,现在,它是伦敦最具活力的街区:酒吧,脱衣舞店,高档餐厅……

“阶级斗争”一词从这些街道散去。今天的左翼青年,路过这里时或许会感慨“异化”,当然,这也来自于马克思……

好了,我们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噢,他们,他们居然都被烙上了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大胡子、鬈发男人的印记。他们或是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备受质疑;或是并未承认与马克思的关联,却频频触及马克思设定的问题;或是鲜为人知,低调守护、发展着马克思的精神遗产。

我们相信,展示这些被马克思辐射、进而辐射我们的“星丛”——套用本雅明【4】的术语,可以为观察马克思提供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另一重维度。追随马克思的种种“分身”,我们将见证过去 200 年的现代史,见证人们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服从、抵抗、反思。

有的时候,甚至(当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的影子。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1852 年 9 月,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抱怨。

收到来信,恩格斯立刻寄出了钞票。

人们常常将恩格斯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级的革命者。流行文化中,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像上文所述的那样,给马克思“寄去钞票”。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是由恩格斯独立完成:《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无怪乎马克思在给他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

事实上,如果开一门关于女权主义思想渊源的课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会被印在书单的顶端。在这本书里,恩格斯为父权制的诞生与演进提供了人类学证据。他的视角侧重于劳动分工,而性别恰恰是劳动分工最基础的形式。

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恩格斯写道。

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保尔·拉法格【5】,一位出生于古巴的左翼运动家。不过,马克思对这个女婿的一些言行并不太满意。就在去世前不久,他针对拉法格和另一位法国工运领袖茹尔·盖得【6】说了句重话:“我能肯定的是,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让马克思如此动怒的是一个微妙的分歧:盖得不看好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改革的可能性,他认为之前与马克思达成共识的部分方案无助于阶级斗争,反而会成为资产阶级争取工人支持的诱饵。看起来,他和拉法格比马克思更激进。

1883 年的一篇文章中,拉法格嘲讽了官方利用神职人员安抚受苦的民众。随即,他话锋一转,提出了工人的“懒惰权”。听起来有些夸张,但这却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洞见:社会主义者不仅要攻击资产阶级的制度,也要攻击这些制度背后的伦理。

今天,人们似乎对形形色色的“企业文化”越来越习以为常了。

从后世视角来看,马克思和拉法格的小小争论蕴示了左翼思潮走向分裂的命运。从拉法格到伯恩斯坦到考茨基,从激进变革到改革、改良,人们为谁才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吵得不可开交。这种争吵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甚至发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

1883 年,65 岁的马克思去世。

在这一年中诞生了两位经济学家:凯恩斯【7】和熊彼特。半个世纪后,他们将成为理论上的对手,但他们思考的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设定的语境。这是他们看到的地平线。

1 年后,一个叫费边社的团体在伦敦成立。它吸引了日后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时间机器》的作者威尔斯【8】和印度总理尼赫鲁【9】。创社之初,一个没接受过太多教育的年轻人参与了进来。当时,还很少有人听说“萧伯纳”这个名字。

对萧伯纳【10】来说,加入费边社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次转折。两年前,他第一次读到《资本论》;在费边社,对共产主义的热情逐渐转向更英式的改良主义。在 1896 年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萧伯纳准备了《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宣称要对马克思主义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持批判态度,在民主社会中通过妥协实现社会进步。

这种思路甚至延续至乔治·奥威尔【11】身上。被贴上“反极权主义者”标签的奥威尔实际上是一名左翼作家。他对社会不公和权威的憎恨来自贫民背景和在殖民地生活的经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目睹的左翼内部的勾心斗角则让他对苏联模式抱有深切的警惕。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英国亚马逊商品评论区,一位读者这样写道:“我当了一辈子的社会主义者,这本书完美概括了左翼如何比它的敌人更有效地打击自己。每当左翼胳膊肘往内拐的时候(总是这样),我就得引用它。‘我的目的比你的更重要!’左翼总是这样。70 年过去了,依然如此。”

我们先记住这段话。

1917:“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模样”

“从这个时刻 — 3 点 10 分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模样。”

10 年后,1927 年,作家茨威格将这样记录一趟列车的启程。起点是苏黎世,终点是彼得格勒。根据茨威格的记述,列宁【12】站在那里的坦克上,向人民发表了第一篇演说。

很多人并没有为十月革命和苏联成立这样的事件做好准备。只需看看列宁的手下——不久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陷入你死我活的对立,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13】和托洛茨基【14】。

在苏联内外,列宁都无法说服所有人。

列宁的核心想法是由知识分子构成“先锋党”,用来训练无产阶级,使之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军。他同意卡尔·考茨基【15】的观点:无产阶级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建立“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因为他们缺少“深厚的科学知识”。

用一个比喻来说,工人阶级、群众就相当于是身体,而先锋党是“大脑”,大脑指挥身体。列宁用过的另一个比喻是:先锋党和革命群众的关系,相当于设计工厂的工程师和建造它的泥水匠。

看起来,列宁不太相信群众有自发发动和组织革命的能力。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恰恰不这么想。

与列宁同时代的德国人罗莎·卢森堡【16】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是丰沛的而且不可预估的。列宁采用“工头的独裁强制力”来指挥群众的革命,结果只能是扼杀了它的创造力:

“没有大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观点交锋,任何公共机构(public institution)中的生活都会消亡。公共生活逐渐陷入瞌睡……”

卢森堡这样写道。

另一位对“先锋党”理论提出批评的,也是女性。亚历山德拉·科伦泰【17】,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妇女部部长,1920 年苏共派系“工人反对派”的代言人。这一党内左翼派系反对不在一线工作的专家和官员对生产指手画脚,要求建立一个由工会选举的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来指导生产。

“共产主义是不可能通过政令来实施的,它只能通过实践研究的过程,通过错误,或许只有通过劳动阶级的创造力本身被创造出来。虽然专家和官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合作角色,但只有那些直接与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人能够赋予它活泼的创新。”

顺便说一句,柯伦泰是世界上第一位正式的女大使。

对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混乱与希望交织的年代。

“主义”成了最有生产力的词语,但几乎没有两个人能就某一种主义的内涵达成完全的共识,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人们也见证着矛盾或自我背叛。创作了现代派音乐的普罗科菲耶夫【18】、革新了电影蒙太奇理论的爱森斯坦【19】,都曾在权力面前感受到眩晕。

在艺术、政治和思想之间,他们有时在主动寻找自己的位置,有时则是接受被安排的位置。

汉斯·梅耶(Hannes Meyer)【20】,包豪斯建筑学校的第二任校长。这位政治立场激进左倾的建筑师刚刚上任,就在这所建筑学校增设了广告学、社会学课程;他对建筑的功能也持激进看法:只满足社会需要,不要求审美标准。

随着魏玛德国的政治氛围逐渐紧张,1930 年,梅耶离任校长一职,前往苏联——在那里,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信任。

不妨感受一下梅耶 1928 年概括的建筑哲学

“1. 性生活;2. 睡眠习惯;3. 宠物;4. 园艺;5. 个人卫生;6. 预防恶劣天气;7. 室内卫生;8. 车辆养护;9. 烹饪;10. 取暖; 11. 采光;12. 服务 ——建造一座房子时,我们只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最吸引艺术家的地方依然是巴黎。

如果你像伍迪·艾伦的电影一样,穿越回 1920 到 1930 年代的巴黎,你将有机会看到毕加索、布努埃尔这些先锋艺术家。他们之中,很多成了共产党员。

布勒东同志【21】,1927 年入党。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在与迭戈·里维拉(很多人认为其实是与托洛茨基)共同发表的《独立革命艺术宣言》中,他引用了据说是马克思的话,说作家应该把作品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如果必要,他应该牺牲自己的存在以换取作品的存在。

毕加索同志【22】,1945 年入党。画家,立体主义的奠基人。1945 年,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解释了自己的“入党动机”:

“参加共产党是我全部生活、全部事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使他们有意义的条件。通过设计和色彩,我尝试深入探究世界和人的知识,寻求在这种知识中获得解放。…… 但压迫和骚动使我感到,这还不够,现在我不仅要用绘画来战斗,更要用全部身心来战斗。”

布列松【23】——还不能叫同志。摄影师,年轻时读过马克思。1936 年法国选举前,他和朋友为法共拍了一部宣传电影《生活是我们的》(La Vie est à nous)。其中一个段落是通过呈现 200 个家庭控诉财富与阶级特权——布列松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1948 至 1949 年,中国走向共产党执政的时候,布列松“刚好”在中国。时至今日,策展人们还在解读他作品中的政治元素,希望还原一个“布列松同志”的形象。

布努埃尔同志【24】,1931 年入党。导演。他对拍摄《一条安达鲁狗》的搭档达利没什么好印象,声称后者“去了金钱的世界”。他本人的创作则一直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荒诞——有时候,现实本身就足够超现实了。

他属于那种会为了拍片子走访贫民窟的导演。在纪录片《无粮之土》中,他给了一个孩子近景特写——这个贫民窟里的孩子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尊重私有财产”。图像说明了一切。

很少有人能像布努埃尔那样精准地讽刺“布尔乔亚”。以下展示《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剧本前 10 场的标题(据傅郁辰译本)。电影全长 102 分钟,讲的是怎样吃(不成)一顿饭的故事。

1. 由于时间上的误会和饭馆守灵,结果,晚餐落空
2. 贩卖毒品和惶恐不安
3. 夫妻贪欢,误了午餐
4. 影片中的几位主角第一次无目的地沿着公路行走
5. 茶和咖啡售完,午后的点心没有吃成
6. 大使和德维诺失人偷情未遂
7. 军事演习冲散了晚宴
8. 上校家的晚宴落空和话剧演出
9. 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第二次顺着公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10. 在塞内夏尔家中,由于警察的干扰,晚饭没吃成,还发生了其他事情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时间拨回苏联成立前不久。1921 年,安东尼奥·葛兰西【25】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后来被墨索里尼关押囚禁。正是在狱中,葛兰西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霸权理论。

简单来说,文化霸权指的是通过宗教、教育,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灌输到全社会,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墨索里尼治下的法西斯社会成了葛兰西最好的例子。

何止法西斯社会。任何一个政府要推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都会依赖于强力的社会机器。1980 年代,全世界新自由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工人下岗被宣传为社会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推行时,满村满墙的“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也都是文化霸权在当代的体现。

和葛兰西一样,卢卡奇兼有学者和政治家双重身份。他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

一战结束那年,33 岁的卢卡奇【26】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这一决定令他的朋友困惑不已:在此之前,他更像是一个喜欢在报刊上发表剧评的文艺青年和文论家。

5 年之后,卢卡奇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集结出版。这本《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为他后来最有名的作品,也被认定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

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仅仅指的是他的方法。这种科学的信念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通往真理的道理,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

在卢卡奇这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体现为对“商品拜物教”的发展。他用“物化”这个词来描述个体在市场经济中的普遍处境:“人的活动完全与自身异化分离。人的所有活动,变成了一种商品,受制于市场经济的规则,成为了和其他任何消费品一样,独立于人的存在。“

直到今天,这一观点也并不过时。想象一个人穿上 Supreme 这样的潮牌,相信自己因此变成了一个潮人。卢卡奇会说,这只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只是花钱买了一件衣服,而你自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除了商品价值,人的价值似乎失去了其他尺度——这一忧虑将在 20 世纪的社会批判中反复出现。

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同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研究所。1930 年,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27】成为第二任所长,在他的领导下,社会研究所发展为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审视社会的方方面面。

西奥多·阿多诺【28】,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作曲家。他创作的先锋音乐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听觉习惯,但这或许正是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挑战文化工业对人耳的驯化。

文化工业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文化的一种规训。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化是最能够发挥人自身创造力,也就是人性之所在。但在文化工业中,文化产品被加上了与工业生产相同的流程,将文化产品标准化、商品化,并且大规模生产。而其功能就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文化上的合法性,并将人类生活纳入资本主义的运行轨道当中。

阿多诺在《辩证启蒙法》中,对于电影工业有着自己的批评。他相信,电影类型片剥夺了人们思考的可能性,卡通片在不断重复技术理性对于真实的胜利,侦探片剥夺了人们对于解答问题的渴望。

想想你看一部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时候的心态,无论如何你都知道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而这可能正是阿多诺最不愿意看到的——你失去了独立行使理性的能力。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叫齐泽克【29】,看《爱乐之城》时会想到“革命与爱情”。

表面上看,本雅明对流行文化的态度和阿多诺截然不同。他相信,随着以摄影术为代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欣赏和创造艺术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的特权。电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工具,促进了社会的民主化——这种乐观主义直到 YouTube 时代依然被人们反复提及。

但在乐观之余,本雅明也深知,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工厂正在制造新的偶像,扼杀电影的民主潜力。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一种悲观判断:代表希望的天使似乎总是会被风暴拉回过去,留下一片废墟。在《历史哲学论纲》中,他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没有一页关于文明的记载,不同时是一页关于野蛮的记载。”

读到这里,人们会想起曾经由权力豢养的艺术,想起当代的造梦工场,想起战争、种族主义这些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行径。

本雅明的魅力正在于此。他对流行文化的乐观并非庸俗的技术决定论,而是源于走出不断重复的历史、迎来弥赛亚时刻的信念——作为犹太人,他将“救赎”和“解放”结合在一起,并且相信这个时刻可能就蕴含于此时此刻。

可惜那不是他的时刻。

1940 年 9 月 26 日,逃亡路上的本雅明因为一个小小的程序问题滞留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自杀身亡。

本雅明在西班牙 Portbou 的纪念碑——穿过黑暗,走向大海。摄影:Nostrix

1945:“你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当第三帝国的野心在 1945 年被扑灭,世界历史来到了两种意识形态直接对决的时刻。这一转折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1946 年,法国共产党在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一年后,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就让联合执政的法共和社会党陷入分歧。1947 年 5 月,来自社会党的总理拉马迪埃将共产党人全部赶出了内阁。同年 12 月,美国同意向法国、奥地利、中国和意大利发放 4000 万美元的援助。

1970 年代之后,法共放弃了党章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表述。激进左翼再也没有获得曾经高达 20% 以上的选票,直到 2016 年的梅朗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让·保罗·萨特【30】并没有加入法共。他希望欧洲成为美国与苏联之外的独立文化。他做到了一件看起来很难做到的事:兼容强调个体的存在主义和强调阶级的马克思主义。

在《辩证理性批判》当中,萨特指出,社会可以被还原到个人所身处的阶级、家庭、国籍、种族、甚至是身体。个人活在其中,又参与其中,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

萨特因此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的历史叙事。马克思的史书当中,不存在个体,历史被描绘成在阶级斗争中曲折前进:一开始是奴隶与奴隶主,后来变成工人与资本家。萨特将个体的能力纳入其中,从而摆脱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质疑。

萨特的伴侣波伏娃【31】也同样结合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从中发展出了一套能够理解女性在当代社会困境的理论。

波伏娃注意到,女性受到的压迫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结构。而这种压迫下,女性会陷入一种自我欺骗带来的不快乐,因为无法作出重大的决定,因为无法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波伏娃在《第二性》的结论部分写道:“两性都既是对方、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换句话说,性别平等并不是一方付出、一方受益的过程。

萨特与波伏娃。1955 年,北京。摄影:刘东鳌 / 新华社

1949 年见证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的意义已无须赘述——多少出乎美国和苏联的意料,第二个以马列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大国在亚洲出现。第二件事则鲜为人知。保罗·斯威齐【32】,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曼哈顿创立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出身于银行家庭,斯威齐在成为精英的道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他在哈佛大学拿到了本科和博士学位。1930 年代末到 1940 年代初,他在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与他合作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倡导者熊彼特。

但早在本科结束后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学期间,斯威齐就开始沉浸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他后来回忆说:“我逐渐确信,哈佛教给我的那种主流经济学无助于理解 20 世纪的主要事件和趋势。”他相信,缺乏监管的市场经济将导致经济的停滞,助长寡头对各个行业的垄断。

在《每月评论》的创刊号中,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文章颇为醒目。文章的结论部分是这样的: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 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文章署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33】。

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相信“科学不能创造目的”,而“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在他看来,服务于当前状况的经济科学无法克服和超越以掠夺、敌对、战争为特征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非特定领域的专家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

换到今天,爱因斯坦将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想法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忧虑: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人类能找到一条免于未来灾难的路吗?《每月评论》的意义就在这里: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突破“自由而没有阻碍地讨论这些问题”的禁忌。

很快,这种禁忌变本加厉地席卷美国。

1952 年,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34】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离开了美国。他的舞台生涯出色地诠释了“幽默”的政治能量:在《摩登时代》中,流水线工人查理长期重复着机械的劳动,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受到老板的严厉监视,以保证工厂生产的效率;失业后,他被当作工运领袖投入监狱,而他却对监狱生活甘之如饴,拒绝回到被许诺的“自由”之中。

当“查理”下意识地拿出扳手拧紧生活中见到的每一个螺帽状的东西,当他在巨大的齿轮上不知疲倦地工作时,对马克思稍有了解的观众无法不联想起对“异化劳动”的著名批判。

或许,卓别林 1960 年受访时的一句话最有力地回应了 10 年前的那场红色恐怖:“我只是一个小丑,而它让我比任何政客都站得更高。”

《摩登时代》。图片来源:豆瓣

对既有政治体制的怀疑,也适用于曾经被浪漫化的苏联。

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就警告:“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

除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冷战后的东欧局势也印证着爱因斯坦的担忧。

1956 年,71 岁的卢卡奇再次成为一名政府部长。这一年,布达佩斯的大学生推倒了广场上的斯大林雕像,要求摆脱苏联体制,启用以纳吉为首的改革派,走向开明。

在很大程度上,卢卡奇扮演了沟通者的角色。他依然是党的领导干部,但他主张执政党必须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但苏联等不下去了。面对一个即将失控的卫星国,苏联派出坦克入侵匈牙利,推翻了纳吉政府,扶持温和、谨慎的卡达尔上台。年底,匈牙利与苏联在墨尔本奥运会水球比赛中狭路相逢,背负着整个国家荣辱的匈牙利队以 4:0 的比分赢下了这场“水中血战”,并获得金牌。

1989 年 4 月,不久于人世的卡达尔为这段历史、尤其为自己在处决纳吉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公开道歉。侥幸逃生的卢卡奇没有停止对苏联的批评。在去世前的一场采访中,他再次和斯大林划清了界线,也划清了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线。

“不幸的是,斯大林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说。

在斯大林雕像的遗存上,挂上匈牙利国旗。摄影:Pesti srác2

与卢卡奇一样流亡国外的,还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35】。1961 年柏林墙开始修建时,他刚好在西德访问,就再也没有回到东德。

布洛赫以“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出名。“非正统”是因为他痴迷于乌托邦的概念。践行唯物主义史观的革命者常认为,只要阶级斗争路线,一定能够抵达共产主义。但在布洛赫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拥有乌托邦的一个切面,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发掘出这些切面,并在当下社会将其实现。

在布洛赫研究者韦恩·哈德逊看来,他最被忽略的贡献是对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拓展。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看作资产阶级统治工具,通过重新描绘社会现实,使得被压迫的无产阶级默默接受自己身处的环境。布洛赫相信,意识形态不止存在于道德、经济、教育当中,更存在于日常生活,“广告、服装、体育、娱乐”莫不如是。

想想最近的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 101》——把偶像养成的过程掰碎放给你看,在不断灌输给观众偶像应该是什么的同时,却没有人想到,偶像可能是人被异化到极致的产物。

对于许多“西马”们来说,他们的前后半生被生生画出一道红线,并被有选择地叙述。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今天被小资青年奉为自由伦理之象征的米兰·昆德拉【36】,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党龄。

“你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在法国克莱蒙的一家咖啡馆里,天主教徒让·路易问。

维达尔,一位大学教授,回答说:“还是。对共产党来说,帕斯卡的赌注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帕斯卡是 17 世纪法国的哲学家,他觉察到基督信仰的脆弱,不过他成功地在赌注说里找到了信心。

“和赢相比,如果没有绝对的机会输掉,不要犹豫,赌上全部。”

1960 年代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维达尔也一样:

“对个人来说,我质疑历史到底有何意义?假设 A:社会和政治都是没有意义的。假设 B:历史有意义。让我们假设 B 只有 10% 的真实性。A 有 80%。尽管如此,我没办法只能选 B。因为只有‘历史有意义’这个假设,才能让我继续生存下去。我得选择 B 来验证我的生活和行为。有 80% 的几率我是错的,但没关系。

“也许是高尔基,列宁,或者马雅可夫斯基,说到俄国革命,是现实迫使他们在一千个机会中选一,因为如果你选择了那个机会,希望就会变得无限大。总比你不选要好。”

是这样的,“虽然概率很低,但潜在的利益也许是无限的。”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随后前往教堂做了弥撒,神父的说法和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说,我们要迎接的是崭新的、今天的幸福,我们会重生,而关键在于我们要心存希望。

以上场景来自法国新浪潮导演埃里克·侯麦【37】的电影《慕德家的一夜》。电影上映的前一年,巴黎刚刚发生了五月风暴。侯麦在后来的采访中说,这些对话清楚地呈现了侯麦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义,不是标准的那种。

侯麦确实不太标准,如果相比同时代的另一位新浪潮导演戈达尔【38】来说。在 1963 年,侯麦和那些更激进、左翼的影评人产生了分歧,同时退出了他们一同担任编辑的《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侯麦仰慕美国电影,《幕德家的一夜》还拿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和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但戈达尔,那时候真是恨透了好莱坞。

戈达尔,1968 年。图片来源:Wikipedia

戈达尔更激进。他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满,批判法国的社会制度,回到电影上,他指责好莱坞拿电影制造生活的幻觉。他相信纪录片和全新的拍摄手法、叙事风格能找回真实的历史,被忽略的历史。

他拍出了一些很不错的新鲜作品,比如《精疲力尽》《法外之徒》。也有另一些作品,比如《中国姑娘》(La Chinoise)——戈达尔让一群法国青年背诵法文版的《毛泽东语录》。

欧洲知识青年终于找到了下一个图腾。

1968:“保卫马克思”

1959 年,菲德尔·卡斯特罗【39】拜访了林肯纪念堂。他成功领导了一场革命,他和弟弟劳尔对古巴政权的把持将延续至 2018 年。不过,更能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的,或许是他的央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切·格瓦拉【40】。

切·格瓦拉具有最理想主义的革命气质。1965 年,他放弃了在古巴政府的高位,将家人托付给古巴政府,只身前往刚果和玻利维亚,最终在玻利维亚被处死。在他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这种理想主义得到了微妙的展现:“今天,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有戏剧性,因为我们更成熟了,但事情在不断重复自身。”

一个“革命之后”的古巴,看来已不再是他创造一种 21 世纪的新人类的最佳场所。

这种富有魅力的形象很快成为流行文化的元素。“切的图像——仅仅是作为偶像的图像而非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我们想要的东西:革命,极端的改变。”纽约的一家滑雪板经销商这样说道。

切·格瓦拉。摄影:Alberto Korda

而当著名左翼出版商 Verso 为出版切的青年时期日记造势时,他们有意选择了一个更柔和的形象:一个舔着甜筒冰淇淋的革命家。日记封面印着一行字:“当《资本论》遇上逍遥骑士”——暗指切在日记中描述的那场跨越南美大陆的摩托之旅。

切的摩托之旅不会让艾伦·金斯堡【41】感到陌生。这位美国诗人、“垮掉派”代表人物的名字出现在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的第一章,并被冠以“卡洛·马克思”的绰号。

疑似的共产主义倾向让金斯堡和凯鲁亚克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事实上,金斯堡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同样暧昧。他仰慕卡斯特罗给古巴带来的改变,但当他踏上古巴的土地——尤其当他认为劳尔·卡斯特罗【42】是同性恋、切·格瓦拉很“可爱”(cute)时,这位男同志就无法维持座上宾的位子了。在布拉格,他被持异议的大学生封为“五月之王”,随后再次被共产党政府驱逐出境。

这些国家的革命者似乎还没准备好与一位诗人相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已经在准备迎接革命者了。

“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要攻夺,我们要

占领要动口,不要动手!

我的愿望就是事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愿望的真实性

冲啊,同志,旧世界已在你身后
迅速行动起来!”

这段话引自福柯的传记作者詹姆斯·米勒笔下的“五月风暴”。1968 年 5 月,先是一群左翼学生占领了巴黎拉丁区,之后,更多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和“现代世界的社会制度”。当工人加入抗争,局面更加混乱。大学、工厂,这些古老的社会组织仿佛会在怒火中爆炸。

走上街头、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包括早已是左翼旗帜的萨特。

然而,如果采用后世旁观者的视角,“五月风暴”带来的困惑并不比它带来的震撼少。很多人将毛主席视为偶像,但抗议队伍中几乎没有人懂中文,或是到访过真实的中国。自称“毛主义者”的抗议者后来回忆,“当时要是有人很理性地问我‘你们究竟想得到什么’说实话我是答不上来的。我不能说我连这些同志是谁都不知道,不能说我是在为示威而示威。”

电影《戏梦巴黎》。图片来源:豆瓣

更荒诞的是,当哲学家阿尔都塞【43】的众多学生冲上街头,他们却找不到自己的导师。

阿尔都塞正因精神病发作住在疗养院。“精神病”很可能不是托词,14 年后,阿尔都塞掐死了自己的妻子,最终因精神病情免于追诉。

指望阿尔都塞参与学潮并非没有道理。1960 年代,他出了两本重磅读物:《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堪称法国最懂马克思的人。在前一本书中,阿尔都塞试图抗衡一种危险的诱惑:将前后期马克思分而治之、片面强调马克思前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就是这么做的,而这种哲学“发现”又被国家宣传机器用来攻击苏联。

阿尔都塞用“认识论断裂”来解释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差异。他找到了一些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认可他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更接近意识形态。强调后期马克思,支持更激进的社会变革,怎么看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阿尔都塞让学生失望了。他后来支持了法共的立场,将“五月风暴”贬低为无政府主义。包括雅克·朗西埃【44】在内,一些出色的青年人离开了他。几年之后,他对这段时期的表现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

尽管 1968 年已难以重现,我们可以到书中寻找那些激发了青年热情的理念。

1964 年,马尔库塞【45】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压迫已经不再需要以暴力或者权威的形式出现,只要他们能够让人们习惯于单向度的思考。当人们在看同一个电视节目,他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同一群人。政治上,美国梦这样的词汇模糊了不同人之间生活的巨大差异,让人自以为生活在美国梦当中。

更多的单向度通过消费方式呈现。发达的工业社会创造了人们虚假的需求,从而让人们更进一步的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当中。大众媒体、广告……铺天盖地的宣传让人以为,这只是自己不够努力,而失去了改变现有体系的欲望。

这位 1934 年流亡美国、最终入籍的哲学家对美国似乎并没有什么好感。

除了马尔库塞,弗洛姆也向美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综合运用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在个体层面探讨了爱与被爱、自我实现等议题。

当巴黎的街道被手捧红宝书的青年人占领时,一支英国摇滚乐队正忙着出国访问、摄影宣传,以及最重要的——录制一张新唱片。5 月,这张日后被称为“白色专辑”(The White Album)的唱片在伦敦艾比路(Abbey Road)的一间工作室开始录制。唱片封面空无一物,除了乐队名称——披头士(The Beatles)。

披头士的主唱列侬【46】从未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如此,搜索“列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依然能看到很多讨论。支持者的依据来自他后期发表的《Imagine》。列侬在这首歌中描绘了一个没有地狱、没有国家、没有宗教、没有所有权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庶几近之。他曾承认,这首歌“几乎就是《共产党宣言》”,尽管后世的批评者更倾向于视之为一首朴素的人道主义歌曲。

对于成就美好事物的功劳,人们总是争来争去。

在音乐中,英国本土学者发现了更多东西。他们注意到,包括披头士的故乡利物浦在内,工人阶级的子弟们正在拥抱种种青年亚文化,从而为观察马克思的经典范畴“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作品《通过仪式抵抗》。图片来源:豆瓣

1964 年,一个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机构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中心第一位主任是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霍加特【47】,第二任则是日后“新左派”的旗手霍尔【48】。他们挑战了阿多诺对“生产”与“消费”相对静态的划分,而将目光投向了正被大众文化动员起来的有血有肉的个体。

在《通过仪式抵抗》这部里程碑式著作中,他们将青年亚文化视为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以及工人阶级建立社群、感受团结的方式。他们在摇滚、在朋克中听到了愤怒,听到了逃向一个更自由、更快乐、更不拜金的世界的企图。但他们也承认,这种尝试是脆弱的——这些青年人太容易被收编,将原本革命性的仪式变为消费的对象。

而现实似乎印证了后一种担忧。“通过仪式抵抗”,看来还是戴着镣铐跳舞。

一些美国人——更准确地说,美国黑人——希望用更激进的形式响应马克思的理念。其中一位名叫马尔科姆(Malcolm)【49】的年轻人决定改掉自己的姓氏——“Little”,一个“白人奴隶主强加在祖辈身上”的卑微的姓氏,代之以一个字母:X。

马尔科姆·X 的政治观点是一种奇特的组合。早年,他是民族主义的实践者,主张黑人比白人更为优越,认为白人自由派和白人保守派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更有欺骗性”。他批评资本主义,当被问及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他询问这种制度对黑人好不好;在得到“看起来是这样”的回复之后,他说:“那我支持(社会主义)。”

他还是伊斯兰教信徒——多年之后,一位当过红卫兵、后来加入伊斯兰教的中国作家用浪漫的笔触回顾了“黑穆斯林运动”这段历史:“黑人高贵”的观点“必须借助神的嘴来说出--伊斯兰教被选择了”。这位作家叫张承志【50】。

1965 年,一如他本人预言的,马尔科姆·X 遇刺身亡。一年后,一个以他的政治主张为蓝本的黑人自卫组织成立了。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很少看到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这样为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运动。

黑豹党被认为是毛主义(Maoism)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前者鼓舞他们投入革命,后者启发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帮助工人夺回生产资料。1968 年,他们在大学卖起了毛主席【51】的“红宝书”,收入用于购买枪支。

特勤部门开始严厉镇压这个鼓吹暴力的组织。除了实施有组织的暗杀,FBI 还在组织内部策动分化,制造敌意。黑豹党要求的团结并没有持续下去。1980 年代,组织核心 Huey P. Newton【52】染上了毒瘾,并最终在一场毒品纠纷中遇害。

他的结局令黑豹党人 197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一语成谶:“资本主义+毒品=种族灭绝。”

半个世纪之后,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53】回顾 1945 年后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时,他重复了自己在 1970 年代中期的判断:“欧洲就再也没有堪比过去的革命激变了,连失败的也没有……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第一次开始在大学里安营扎寨。他们生产出了体量惊人的智识作品,但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类型的群众实践的隔阂,受制于智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结构性分离。”

无论是 CCCS 在 21 世纪初被关闭,还是黑豹党人的死亡,似乎都印证着安德森的判断。那种被列宁、卢森堡们定义的“思想家+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庶民还能发声吗?”

回到 1960 年代。

1969 年,BBC 推出了一档彩色纪录片《文明的轨迹》——是的,就是当下热播的《文明》的原版。对主持人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54】来说,该片代表了一种立场:当学潮席卷西方时,他反倒要重申这些伟大艺术家的价值,一如二战期间,他要在伦敦空袭的阴影下坚持举办音乐会。

3 年后,克拉克的立场在 BBC 的另一部纪录片《观看之道》中受到了一位年轻艺术史家的抨击。约翰·伯格【55】,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他的名字已经和这部纪录片、这个短语(“ways of seeing”)联系在一起。

不同于克拉克对伟大艺术家的赞颂,伯格更关注艺术品背后的权力及其传递的意识形态。以欧洲油画中的裸女为例,伯格指出,她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真实的女性个体形象,而是男性欲望的投射;而到了当代,在彩色摄影技术的帮助下,广告不断制造着关于欲望的神话,刺激着观众从观看走向消费。

1970 年代之后,伯格在法国的村庄隐居,2017 年逝世。与他——也与本雅明对大众掌握摄影术带来的革命性前景相反,爆炸式的图像生产越来越按资本的逻辑走。与此同时,艺术介入社会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可疑。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56】这样描绘了艺术的荒诞处境:一个街头装扮的青年在墙上涂写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一位清洁工等在他身边,负责把油漆擦掉,保持城市整洁。

艺术家试图寻找和大众重建关联的方法。

今天,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观众不会错过这里收藏的大量来自约瑟夫·博伊斯【57】的作品。其中的最后一件——也是最大一件作品《资本论空间(1970-1977)》被安置在展览尽头的巨大展厅内。将近 40 年前,博伊斯用粉笔在这些移动黑板上写下了他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经济关系的设想,主张将人类的创造潜能置于经济思想的中心。

博伊斯,1978 年。摄影: Rainer Rappmann

作为纳粹德国的前飞行员,博伊斯与众不同的艺术生涯可以被视为一种救赎。他将教学视为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并激烈反抗既有的艺术教育体制。1970 年代,他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坚持超收学生,导致被开除,最终在舆论声援下复职。在课堂上,他充满热情地教授哲学,其中当然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些非常之举指向博伊斯的终极诉求:打破艺术与社会之间的界线。在 1979 年出版的《社会雕塑理论》中,他这样写道:

“社会雕塑——即我们型塑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雕塑(在这里)被视为革命进程,每个人都是(参与创造的)艺术家。”

英国先锋音乐家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58】沟通艺术与政治的方法则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1974 年,卡迪尤发行了一张专辑,其中几支曲目的标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毛主席万岁》。此前,他还曾经将《大学》中的字形、字音翻译为乐谱。据《好奇心日报》的同事反馈,“听起来不太能接受。”

通过具有随机性的音乐创作方法,卡迪尤意在重新思考音乐组织与社会及政治变革的关系,而这种思考也在不断发展。1970 年代转向政治寓意更直接的音乐正是基于他的自我反思:《大学》式的创作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压迫更为腐朽。他甚至开始组党:1979 年,他联合创立了英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该党还在网站上呼吁,为另一种选择而战。

卡迪尤的乐谱。图片来源:socks-studio.com

1981 年,卡迪尤死于一场肇事逃逸的车祸。关于事故的阴谋论至今仍在流传。就在这起事故发生 6 年前,另一位艺术家和前共产党员死于车轮之下——准确地说,是死于一场谋杀。

一如他的电影,帕索里尼【59】的死具有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他受到棍棒击打,之后被汽车碾压,尸体受到羞辱。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 17 岁的男妓,他在前一晚接受了这位著名导演的邀请,搭车外出兜风。2005 年,这名男妓翻供,指控另外三人谋杀了帕索里尼——并称其为“同性恋”(queer)和“肮脏的共产党人”。

出生于 1922 年的意大利,帕索里尼受到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影响。他在报纸上公开宣称,只有共产主义能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又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将《马太福音》搬上银幕。被谋杀之前,他刚刚在采访中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在我看来,消费主义是比传统形式更恶劣的一种法西斯主义。”

当《卫报》2014 年缅怀这位导演时,人们发现,帕索里尼关于登峰造极的物质主义对文化的破坏的预言不再只适用于意大利。他所担忧的媒体对政治的操控已经在一些地方成为现实。不同于被他蔑视为小资情结作祟的 68 一代意大利青年,帕索里尼的个人反应似乎是诉诸《萨罗》这类作品,向文明本身发起挑衅。

“身体总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代表了无法被刻在法典上的事物。”帕索里尼的这句话或许概括了他的美学和死亡。

帕索里尼在葛兰西墓前。图片来源:Wikipedia

若论当代的“小资偶像”,恐怕没有人比村上春树【60】更为适任,但 1988 年出版的《舞!舞!舞!》揭开了他的精神渊源——那些旖旎的文字底部,是“西马”们早已铺垫好的社会批判的重低音。

《舞!舞!舞!》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经费”中的人。小说中,“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反复出现。当叙述者喃喃,“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读者分明听到了对消费主义无力的抵抗。

而当主人公大发议论——“人们崇拜资本所具有的勃勃生机,崇拜其神话色彩,崇拜东京地价,崇拜’奔驰’汽车那闪闪发光的标志。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再不存在神话”,读者不得不想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商品拜物教”。

村上自称 15 岁时就开始阅读“马恩全集”。历经日本经济的腾飞和《广场协议》的签订,他笔下的小资们终究无法在社会中确保安全感,只能在文字、酒精、性爱、摇滚乐和都市中漂流。

一个后现代的寓言。

1989 年,一本杂志死去了。

4 年前,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陈映真【61】创办了这本杂志。他的写作受到“马列毛”和鲁迅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层左翼底色,1968 年,他被当局判处 10 年有期徒刑,关押于绿岛监狱。

在《人间》的创刊词中,陈映真宣示,要“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熟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基于“左统”立场,《人间》试图成为“冲破时代破口的媒体”,关注同性恋、环境污染等至今充满争议的社会问题,更以强烈的“报告文学”风格影响了一代记者。

但陈映真似乎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在他“社会主义”风格的经营下,《人间》终因财务问题停刊;当他后期的政治立场触怒了岛内的知识界,他试图在大陆寻找知音;而当他在大陆的学术会议上,无比真诚地陈述对未来的忧虑,紧接着发言的大陆学者却在呼吁国际投资,将污染视为脱贫的必要代价

2016 年,陈映真病逝于北京。他的“不合时宜”留下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底层还能发声吗?

这个问题更早来源于印度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62】1985 年的一篇论文:《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笔下的“底层”首先是那些长期被殖民、被阶层秩序压迫的底层女性。当福柯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将反抗之道寄望于个体的生命政治时,斯皮瓦克想问的是,这种个体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否适用于“落后”的东方?

答案是“不”。

这又回到了马克思的原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就曾提出,小农是不会说话的,他们需要被代表,也正是他们将拿破仑三世扶上了皇位。对斯皮瓦克来说,这才是第三世界的真实政治状况,这里的抗争必须摆脱对个体意志的浪漫化,发生在法律、国际劳动分工等宏观层面。

对斯皮瓦克的问题意识,中国学者汪晖【63】明确表示认同,但他认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还不够。在一场访谈中,他几乎复述了佩里·安德森对欧洲知识界的评价——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多在职业化中失去了与进步政治的关联,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作为提问者的“我们”与“底层”之间是何种关系?汪晖追问。

马克思早就不用想这些问题了。


马克思去世又过了 135 年。到了今天。

在他身后,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

后来有了列宁,高举着他的大旗,让世界天翻地覆。

后来有了大萧条,资本主义自毁性的那一面,比马克思想象中的可能还要更严重。

后来有了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人可能都在思考这样一个现实性问题:马克思未必是对的,但世界肯定错了。

后来有瑞典、北欧的第三条道路实验,在欧洲有重要影响力的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等组织则传承于当年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人领导的第二国际。

后来他批判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有了改观,并且在很长时间一段里,看起来大获全胜,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说历史已经终结。

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天。现代人马克思掀开的这个大幕从来没有落下。

*这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的第一篇文章,另外一篇有关“游荡于欧美之外的马克思幽灵”,将于近期发布。

附:本文提到的与马克思有关的人

【1】卡尔·马克思: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记者、社会主义者。

【2】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记者、商人,马克思的老伙伴。

【3】夏尔·波德莱尔:诗人、散文家、文艺批评家,“现代性”的最早论述者。

【4】瓦尔特·本雅明: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散文家,法兰克福学派边缘人物。

【5】保尔·拉法格:记者、文艺批评家,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的女婿。

【6】茹尔·盖得: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领袖。

【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家。

【8】H·G·威尔斯:作家,以科幻小说闻名。

【9】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开国总理。

【10】萧伯纳:爱尔兰剧作家、政治活动家。

【11】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

【12】列宁:苏联开国领袖,政治理论家。

【13】约瑟夫·斯大林:苏联领袖。

【14】托洛茨基:革命家、理论家。被斯大林政府刺杀。

【15】卡尔·考茨基:德国社民党和第二国际领袖。

【16】罗莎·卢森堡:革命家、理论家。

【17】亚历山德拉·科伦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妇女部部长。

【18】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苏联作曲家、钢琴家。

【19】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20 世纪苏联影响最大的作曲家。

【20】汉斯·梅耶:包豪斯建筑学校的第二任校长。

【21】安德烈·布勒东:诗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

【22】巴勃罗·毕加索:画家、雕塑家。

【23】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

【24】路易·布努埃尔:导演,和达利的关系比较奇怪。

【25】安东尼奥·葛兰西:哲学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

【26】乔治·卢卡奇:哲学家、美学家、批评家,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27】马克斯·霍克海默: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

【28】西奥多·阿多诺: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时做一些音乐。霍克海默的同事。

【29】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作家,喜欢评论电影。

【30】让·保罗·萨特: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波伏娃的 partner。

【31】西蒙·德·波伏娃:哲学家,女权主义代表人物。

【32】保罗·斯威齐:经济学家,《每月评论》创办人。

【33】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

【34】查理·卓别林:演员、导演。

【35】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家。

【36】米兰·昆德拉:作家,自然获得法国国籍。

【37】埃里克·侯麦:导演,“新浪潮”代表。

【38】让·吕克·戈达尔:导演、编剧、电影批评家,“新浪潮”代表。

【39】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革命领袖。

【40】切·格瓦拉:革命领袖。

【41】艾伦·金斯堡:诗人、哲学家、作家,“垮掉派”代表。

【42】劳尔·卡斯特罗: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的弟弟。

【43】路易·阿尔都塞:哲学家,结构主义者。

【44】雅克·朗西埃:哲学家。

【45】赫伯特·马尔库塞: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

【46】约翰·列侬:摇滚音乐人、社会活动家。

【47】理查德·霍加特: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伯明翰学派创始人之一。

【48】斯图亚特·霍尔:牙买加裔文化理论家,伯明翰学派代表,“新左派”代表。

【49】马尔科姆·X: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50】张承志:穆斯林作家,“红卫兵”称号发明人。

【51】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

【52】Huey P. Newton:黑豹党核心。

【53】佩里·安德森:历史学家,“新左派”代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

【54】肯尼斯·克拉克:艺术史学家。

【55】约翰·伯格:艺术批评家、小说家、画家、诗人。

【56】班克斯:涂鸦艺术家。

【57】约瑟夫·博伊斯:激浪派,行为艺术家、雕塑家、装置艺术家、艺术理论家,教师。

【58】科尼利厄斯·卡迪尤:先锋音乐家,想要打通音乐、文字与图形之间的关系。

【59】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导演、诗人、意大利后新现实主义时代导演。

【60】村上春树:作家,喜欢跑步和谈论跑步。

【61】陈映真:作家,《人间》杂志创办人,1990 年代以后活跃于中国大陆。

【62】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印度学者、文艺理论家、女权主义批评家。

【63】汪晖:中国学者。


题图来自:boardingarea.com

长题图来自:蔡一能 /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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