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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王攘夷论作为变革的能量发挥出巨大作用,更加重了它的历史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其思想内容未必找到了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

作者简介:

家永三郎(1913——2002): 1913 年在名古屋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史专业,专攻日本史学、日本思想史。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 1950 年代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投入家永三郎门下,专心学习日本历史。

家永三郎反对军国主义,独力编撰的《新日本史》因客观反映日军二战暴行,遭日本文部省删改,遂与之对簿公堂,诉讼历时 35 年,终获国家赔偿。 2002 年于东京病逝,因其毕生为史实而战,被誉为“日本史学界的良心”,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书籍摘录:

第七章  封建社会瓦解期的文化(节选)

社会革新思想的发展

放弃了哲学和社会思想领域研究的江户时代的洋学家们,在实践的行为原理上,依然只有支持封建伦理,这也是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采用洋学的统治阶级所期待的。“东方道德、西方艺术(技术之意)”这一佐久间象山的言论,可以说典型地指出了洋学的应用宗旨:站在封建伦理这一主体立场上,对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加以利用。

但是,封建社会正在瓦解的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通过日本人的体验,也并非没有培养起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对幕藩体制的批判。因此,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思想,也必然会自发地产生革新思想。明治宪法下的统治者,为了强调“国体观念”是日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统统视为崇洋媚外的舶来观念加以排斥。但是,不能不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近代社会意识,在封建社会的瓦解期已经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中诞生了。与西方的古典式近代社会为母胎的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封建社会的忤逆子,即江户时代的革新思想,难免存在逻辑上不成熟、思想方法错误等弱点,但是,正因为有了自生的砧木,才使得嫁接明治以后的西方思想成为可能。因此,从观察日本近代思想发展前史的角度出发,应该说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所具备的意义绝不能小觑。

1752 年(宝历二年)前后的时期,安藤昌益撰写了《自然真营道》、《统道真传》等著作,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便在那样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思想也堪比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他在思想体系的中心建立了一个破天荒的命题,即任何人都应该自己从事耕作劳动,通过生产谷物来维持生计,自己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依靠无偿掠夺他人生产的谷物来生活的人是盗贼。进而他又运用这一根本原理严厉批判了一切历史性、社会性现象。按照他的观点,自古以来人们靠自己劳动生存从而维持了“自然世”的社会,但是,后来出现了圣人,在他们宣扬虚伪的道德之后,便进入了由天子、将军、大名、商人等依靠掠夺他人粮食来生活的盗贼统治的“法世”时代。今天,世间存在的犯罪、作恶、战争等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不铲除盗贼之根,世间将充满罪恶、永无宁日。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让天下所有人建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回到人人耕田织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丰衣足食的“自然世”的社会,这才是终极理想。

他不仅全盘否定了阶级的对立、权力的控制、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彻底批判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而且,对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一个男性与多个女性交配是禽兽之道,一夫一妻昼耕夜交,在没有上下之分的平等结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生活资料和人的再生产,这才是人类之道。

身处封建社会的中心,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这一果敢的独创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呢?昌益思想中过于彻底的观点,在江户时代是断然不能公然发表的。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多少人读到,甚至他的存在本身也几乎不为后世所知,到了明治之后才终于被人发现,关于他的生平也有众多不甚明了之处。

昌益曾在八户开业行医,后来回到故乡秋田的仁井田(现大馆市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去世,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弟子的名字为人所知,仅此而已。他大概在东北地区亲眼看到落后农村的现实情况后,开始思考从事高尚的生产劳动却在穷凶极恶的掠夺下堕入生活最底层的农民贫困的原因时,终于发现了社会矛盾的本质,从而成功展开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昌益反思自古以来一切思想尽管并不支持却都不得不默认阶级统治和剥削这一事实时,才第一次从正面开始研究这个根本问题,确立了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其正确代言的哲学,可以说他在日本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

拥有远远高于时代水准的激进观点的昌益思想,只是一座孤立的高峰,并没有出现发展他思想的后继者。并且,以落后农村为背景展开思考的昌益,将消灭武士阶级的剥削和商业资本的侵蚀、回到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的原始状态视为理想,并没有预期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近代化。因此,他的哲学只能采取以回到古代“自然世”为目标的复古主义逻辑,而无法突破局限,正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进程。

从这一点上来看,昌益伟大的哲学体系存在着最终未能摆脱被封建社会常识所束缚的一面。但是,试图正确理解历史发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陋见的思想在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开始显现—尽管尚未达到昌益彻底革新思想的高度。

当然,江户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中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和锁国政策下,不可能期待生产力的飞跃,树立将扩大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积极人生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上广泛通用的道德是克制消费,即节俭,这是重要的道德标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训诫:如果不能忍饥挨饿,不去努力培养哪怕发生火灾也绝不加快脚步的涵养,就无法成为有钱人。但是,不久也诞生了通过积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最高使命的新思想。

平贺源内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在业已固化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才能没有施展空间,他于 1779 年(安永八年)病死狱中。他曾说,别人见到身边的绵羊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而自己考虑的却是怎么让日本也能生产出毛织品,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智慧,为国家发明有用的工具。显然,他在为社会增添财富中找到了生存价值。

平贺源内,来自:维基百科

到了活跃于文化年间的海保青陵,其思想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体系。他在著作中论述道,表彰孝子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事情,与其做这些事,不如当有人从其他国家引进本国没有的植物来栽培,或者制造出巨轮向别国出口物产增加本国的财富,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奖励,这样做有意义得多。武士依靠掠夺农民坐享其成,造成了鄙视商业的后果。青陵批判这种陈腐的思维,他说大名不也是年年卖粮换钱用以支撑各种开支吗?如果不做生意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不是嘲笑做生意的时代,一边嘲笑做生意一边做生意的武士,他们等于在嘲笑自己。青陵表明了对流通经济、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无论是源内还是青陵,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站在武士本位的立场上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包含昌益思想那样的深刻洞见,却强烈反映出在昌益那里缺乏的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超越了封建社会重农主义的正统思想,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革新思想的萌芽,他们理应受到高度评价。

古典式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从事过重的劳动,只是在美化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非人性农民政策而已,它缺乏促使农业生产力进步从而提高农民地位的积极态度,对此,幕府末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详细研究了商品作物的栽培技术,思考如何才能让卷入货币经济而痛苦不堪的农民提高哪怕些微的生活质量。不同于元禄时代农学书的代表作《农业全书》主要研究谷物生产的技术,永常的农学书《广益国产考》中的研究甚至涉及了农村家庭工业的原料栽培,就是出于上述的目的。为了启蒙安于原始陈旧的技术、不愿引进新技术的保守农民,永常实证性地研究农具的种类,减少农民体力劳动的负担,在积极寻找增产的方法上狠下功夫,他的思想即便缺乏对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省察,也远比全盘肯定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试图仅依靠对体力劳动的强化和统治阶级的温情来复兴农村的二宫尊德的思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

上述事例意义上的革新思想,也以某种形式包含在随着幕府接近末期而逐渐盛行的尊王论和攘夷论中。这些思想中,无疑完全不包含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社会的意图。甚至尊崇天皇与忠诚幕府都毫不对立地相互并存,水户学的尊王论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开始强调迄今为止被彻底无视的皇室的存在理由,这对幕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759 年(宝历九年),面向京都的贵族宣讲尊王论的竹内式部受到幕府的追究并流放, 1767 年(明和四年)常常为皇室的衰落哀叹的山县大弍,被以在军事学的课堂上谈论江户城、甲府城的进攻战术为由处以死刑,这些事件或许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随着幕府的政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尊王论开始作为倒幕运动的政治战术而发挥作用。甚至包括本居宣长在内,国学家们也采取了顺应现状的保守态度,即便在宣长门下,既有伴信友等仅继承宣长的实证性学术研究的人,也出现了如平田笃胤那样的人,他们进一步发展国学复古神道,阐述激烈的实践性论点,在动荡的幕府末期的社会中,广泛给予地方乡士以及豪农阶层以巨大影响。

佩里,来自:维基百科

1853 年(嘉永六年)以佩里来日为契机,在“黑船”所象征的欧美列强的近代军事力量压迫下,日本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同时,在难以抵抗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与欧美的贸易。在上述冲击下诞生的攘夷论,也具有朴素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倾向。

历史上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暂且不提已被遗忘的久远的古代,除了蒙古袭来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例外,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的交往,几乎没有积累国际政治的经验。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时的宽容态度自然成了常态,除了禁止天主教,可以说从未出现过排斥外国思想的情况。

但是,由黑船恐慌和贸易带来的物价飞涨所激起的憎恶感,前所未有地点燃了排斥外国的思想,与此同时,相对外国而言的“日本”这一国家观念第一次在日本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然而,封建社会的日本,国内分割成与无数独立国家毫无二致的藩,而且人们在等级制度中被严格区分开来,民族和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攘夷论者在朝这一方向靠拢时,他们必然会模模糊糊地考虑到通过扬弃封建式分裂来达成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尊王论者与这一目标结合时,则形成以天皇为君主的民族统一这一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 1858 年(安政五年)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吉田松阴等幕末尊王攘夷论者,他们的思想历经曲折开始逐渐摸索这一目标。

尊王攘夷论作为变革的能量发挥出巨大作用,更加重了它的历史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其思想内容未必找到了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在主要受到等级制度重压而心怀不满的下级武士支持下开展的尊王攘夷运动,很难指望它展现出未经扭曲的近代社会蓝图。

脱离民众力量的幕末的所谓志士们,企图恢复天皇这一古老权威,其本身就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发展到试图阻止欧美列强发展的攘夷论,从一开始就只是不可能实现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空谈。变革的力量,鼓吹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却反而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这种结果上的矛盾,进而孕育了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命运相关的重大问题,总之,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近代日本诞生时的剧烈阵痛。

但是,仅仅将尊王攘夷视作幕府末期改革的唯一指导力量是不恰当的,那只是由所谓的志士们创立的明治政府通过历史教育等手段强调的一种解释而已,目的在于夸大其词地宣扬自己的业绩,同时美化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的历史系谱。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代还是存在着与历史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尽管表面上没有尊王攘夷那么轰轰烈烈。

较之因为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反而相对受惠的商人,农民背负了封建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他们无法像商人那样轻松地讴歌太平,无法安于维持现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给武士贫困,这使得他们进一步增收年贡,让原本就苦不堪言的农民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加之自然灾害,给他们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农民被分散在农村狭隘的社会圈中,没有建立阶级性组织的条件。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低水准的生活,在既缺乏知识又缺乏觉悟的农民中,无法诞生打破这一悲惨状况的革命性思想。虽然旨在反抗各种沉重压迫奋力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充其量每一次只是为一个当时的具体目标—如为了减免年贡等—而抗争,但是连续暴动的波涛,可以说在整体上为加速封建体制的解体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中,站在暴动最前沿而死于非命的牺牲者的名字,就像有名的佐仓宗五郎那样,被视为“义民”的榜样而传颂,到了幕府末期的动荡年代,被编入化缘谣(化缘的僧侣所表演的曲艺)演唱,或编成歌舞伎的剧目上演,发挥了激励大众的作用。

事态并不止于暴动之类的激烈运动,各地农民通过诸如监督村吏、罢免行为不端的村吏、促使村里的开支负担合理化等对日常生活中村政的运营和改革,逐渐提高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他们发现农民贫困的原因来自武家财政的混乱,进而,他们甚至对统治者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种发挥高度政治意识的实例绝不仅是一两个。

在这一农民觉醒的背景下,幕府末期的暴动中,开始出现了着眼社会体制根本性变革对“社会改良”抱有幻想的人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治前十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探究其历史条件,可以一直回溯到幕末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这或许已经很接近历史真实了。

农村中没有如城市商人那样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但因此无视以农民为主体的珍贵文化传统的意义,则是不正确的。也许农民没有可用来消费的颓废艺术,但他们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发挥的斗争精神,不正是日本文化史上几乎唯一的民主主义运动遗产,是现代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传统吗?


题图为黑船来航,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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