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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周嘉宁谈写作和这个时代:挺希望自己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 | 访谈录

“什么事情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否定的同时,我们希望建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去年底,周嘉宁在台湾新认识了一个台湾朋友,后者诧异于她有 Facebook 账号,并且不是来台湾之后新注册的。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完全丧失自由的一代人,完全不理解自由的概念。但问题是,我们是从用了 Facebook ,到不能用的。所以,我们是完全知道从有到无的过程。你可以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什么叫丧失自由”,周嘉宁对《好奇心日报》说。

1982 年出生的周嘉宁是个作家、译者。高中时,她因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 19 岁时就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流浪歌手的情人》。 2007 年,她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毕业。 1 年后,她进入刚创立的文学 MOOK 《鲤》,担任文字总监至今。

因为出身“新概念”,很多人都会把周嘉宁同期的韩寒,比她晚一届的郭敬明和张悦然,与之对比,冠以标签“80 后(新概念)作家”。但如今, 20 年过去了,韩寒和郭敬明早已和文学无关,混迹娱乐圈,只有周嘉宁和张悦然仍在坚持写小说,慢慢进步。

周嘉宁上一部作品是 2015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密林中》。作家金宇澄曾评价道:“读周嘉宁的小说,等于见证一种自我分析的过程,真诚,勇敢,从不猎奇或媚俗,是严谨的,形而上的。在缺失精神思考的当下,周嘉宁小说有直指内心的魅力。”作家阎连科则认为:“《密林中》与周嘉宁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既是年轻一代作家成长的自画像,又超出文学范畴,描绘了历史中一代人的精神症候。‘密林中’是一种隐喻,困难重重,障碍重重,然而文字在其中熠熠生辉。”

不过,虽然已经出版过 10 多本小说,也得到一些前辈的认可,但周嘉宁一直都觉得自己“写得不好”,“需要去学东西”。至于具体哪里写得不好,她没有正面回答。她认为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能影响了写作。周嘉宁觉得,自己因为缺乏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只是文学方面很丰富,所以很难更深入地思考问题,随之也更难介入中国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

这也是这几年周嘉宁写作方向发生的变化。此前,她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个人痕迹非常重”,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周嘉宁自己也承认, 30 岁之前,一直在自我探索。而 30 岁之后,对自己“稍微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了解”,开始“把注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现在,自己的写作是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带着一部分愿意被她带着的人,通过她的写作进入一个她所创造出来的世界。

“至少我现在正在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想说一种时代性。其实个人的价值也好,困境也好,都是在一个大时代的席卷之下。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时代的洪流。我其实就是想写,在这个大时代下面,那一部分我觉得有价值的年轻人的生活,比较真实地去写当代青年人碰到的问题和我对于解决办法的一些小小设想,或者是我的一些疑问。如果说这些疑问可以激起比我更聪明的人的思考,或许他们可以给出很好的答案。”周嘉宁对《好奇心日报》说。

她今年将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基本美》正是对这一写作思路的新尝试。周嘉宁称,她想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困境。这些小说将会聚焦从 2000 年到 2010 年间,中国年轻人生活的变化。对她这一代人来说,这是比较重要的 10 年。因为在她看来,这 10 年前后,无论是年轻人的生存空间、理想空间,还是大陆年轻人和香港、台湾年轻人之间的隔阂、联系等,都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开头那一幕的出现,两岸年轻人现在有着越来越多的隔阂、误解和想象。“我觉得我们是很清晰地认识到(什么叫丧失自由)的这么一代人。但是问题是说,可能比如说再往后,年轻人确实就没有这个习惯了。”周嘉宁说。

周嘉宁,来自:理想国

除了作家,周嘉宁的另一个身份是英语文学译者。她曾翻译过珍妮特·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玉米少女》、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等。

对她来说,翻译不仅可以让她保持一种规律的生活。“我觉得翻译一直在帮我,在我自己的体系里面去捞起一些词语,然后洗干净了,好好地用它们。因为中文真的很美,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好的中文,被不恰当地使用,我心里面就会点不舒服。你在翻译的时候,对于词语的珍视会变得特别强烈,特别想要去珍惜每一个词语,然后在它们该有的位置上面怎么去用它们,都希望它是对的。”周嘉宁说。

同时,由于翻译,她对不同语言之间“美”的不可传递性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又因为喜欢日本文学,所以周嘉宁最近一直在学日语,希望能知道那些日本文学翻译成中文后,损失的东西有些什么。

今年 1 月,她的最新译作《第一个坏人》也出版了。这是她翻译米兰达·裘丽的第二本书。周嘉宁很喜欢裘丽,甚至认为她没有什么缺陷。而裘丽的风格按照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的说法,叫 “裘丽风”(July-esque),自成一派,无法用现成词汇定义和描述。

“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具有当代精神的人。不管是她的艺术作品、小说、电影,跟当下世界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变化结合得非常紧密。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孤独的问题;年轻人普遍觉得世界是一个下沉的过程;如何处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米兰达·裘丽的小说尝试着告知人们,大家普遍面对这些困境以后,要去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周嘉宁说。

Q=Qdaily

Z=周嘉宁

现代社会,我不知道还存在不存在孤独?

Q:《第一个坏人》的主题之一是孤独。你的小说也在反复探讨这个话题。我比较好奇,你现在怎么看孤独这件事?怎么和它相处?对你的写作又有什么影响?比如我看之前聊《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时,你说:“谁都觉得自己最孤独了。”

Z:我觉得现代人(都是这样)。孤独真的已经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大家谈也谈这么多年了,然后孤独也孤独了这么多年。但凡是一个,比如说二十几岁往后的成年人,都已经把孤独当做是一个随身携带物品的东西。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而且我觉得,现代社会对于“孤独”这个词的定义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孤独已经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孤独的东西。原先可以用来定义一个人孤独那个状态,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孤独了。我不知道还存在不存在孤独?现代社会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孤独的?孤独的时刻是什么?我感觉现在有点想不起来自己觉得孤独的时刻。比如说我如果每天在家工作的话,我只是一个人,这可能也不是孤独了。

所以,其实从表象状态来描述,独自和孤独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人已经变得非常擅于跟自己相处了。你现在可能谈恋爱都不需要面对面,一定要跑到对方家里面,(走)很远的路,见面。类似这样很多变化。 20 年前,还是群体概念很强的时候,但我觉得个体意识已经发展这么久了,大家都已经孤独了。这个东西已经到了聊无可聊,没有什么可说的地步。

Q:你觉得写孤独这一主题写得比较好的小说家有哪些?为什么?比如理查德·耶茨、米兰达·裘丽和卡森·麦卡勒斯好像都属于这一类。

Z:挺多的。其实米兰达·裘丽还可以。她已经是“后孤独时代”的一个人。理查德·耶茨他们这批人,还是在一个可以谈论孤独的时代。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米兰达·裘丽的孤独是在人人都已经接受了孤独的基础上,再去谈孤独,而不是在一个我们对孤独还处于一个挣扎着,要不要去跟它反抗,要不要去解决孤独的问题,而是你已经知道孤独是不可解决了。不可解决,你必须要跟它相处以后,你该怎么再去谈它。我觉得她是在一个这样的阶段,跟之前那些作家差太远。

Q:你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Z: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技术发展导致人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然后时间感的变化也很重要。时间感和距离感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的移动速度是很快的。移动速度快,导致你接近得很快,离开得也很快。时间的质地也变得非常不一样。人跟人的沟通方式肯定也是变了。这种变化就会导致各种情感上面的定义其实都在发生变化。

Q:对现代人来说,你觉得这也是一个没法解决,只能接受的处境吗?

Z:这没办法解决。这个东西不是你个人力量可以解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讨论,如果这个变化已经发生,我们现在比如有一些定义是不是应该要去改变?孤独的定义是不是要变化一下?感情的定义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要变化一下?

我觉得她(指米兰达·裘丽)是在讨论这个变化的过程,对于孤独是有一些拓宽的。包括这个书(指《第一个坏人》)里面,她对于爱这个概念是有拓宽的。因为她所描述的感情,你会感觉很奇怪。我之前跟你说,它是一个未被定义的状态。你很难用一个很具体的形容词去描述它。因为那个概念还没有完全出现。我们可能现在都还在用一个几十年前那个“爱情”的词的定义,在谈论现代人的感情。到底是不是这样?那当中可能有一些永恒的部分,但是除了永恒的部分之外,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在流动、在消逝和再重新构建起来新的形式或者什么。

米兰达·裘丽,电影《爱情我你他》剧照,来自:豆瓣

我想写大时代下,有价值的年轻人的生活

Q:最近,阎连科做了一个讲座。他把卡佛、门罗等作家的作品称作“苦咖啡文学”。因为“它们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在这类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认为,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你怎么看?有没有一些想法?

Z:我很矛盾。我看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心情。乍一看,觉得蛮对,又觉得哪里不太对。我也说不好。我觉得他能说得这么清晰,好像也有点奇怪。我真的发自内心觉得这是个复杂问题,而且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武断,好像它的归类有点太一分为二。其实我最近常在想这个问题,也没想出什么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比如像米兰达·裘丽,她说的是困境,不是不幸。困境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的一种相似的东西。比如说孤独或者前面说到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东西,一种全人类都在面临的东西。但是,不幸是降临在个体上面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把国家也作为一个人格的话,可能不幸是降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人格存在的个体上面的,但它不是一种困境。这个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个高下之分?我觉得需要(再想想)。

Q:那你觉得你的小说在表达同代人,也就是 80 后的生存困境吗?如果有,这种生存困境具体来说,你觉得又是什么?

Z:是。至少我现在正在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想说一种时代性。其实个人的价值也好,困境也好,都是在一个大时代的席卷之下。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时代的洪流。你一定是站在这个洪水当中,只是看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站立,或者说是随它走,还是你站在某个固定的位置。每个人都被这个东西影响着。

那我其实就是想写,在这个大时代下面,那一部分我觉得有价值的年轻人的生活。很多人完全被卷着走了,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必要再写了。写出来以后,也就是一个被席卷的状态。

Q:什么叫有价值?

Z:我描述不出来。描述出来的话,我干嘛还要写那些东西。不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概括嘛,不然你发个微博就得了。

Q:那你觉得像你们这代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比如相比 90 后。

Z:挺大的。我觉得我们是浪费时间的一代人,然后浪费得还挺开心的。而且我们二十几岁的生存空间比你们宽容一点。因为社会规则没有像现在这么确定,当时不确定的部分更多。不确定的部分多的话,你如果正好有一个不确定的人格的话,你摆动的空间是很大的。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几率也是很小的,会花更多的时间。

我的感受是,到你们这一代人,摆动的空间变得有点小,规则的建立变得牢固了起来。所以,你们可以比较快地在这当中找到一些固定的点,可以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精力。因为年轻的时候,精力发挥起来比较有用,以后就有点累了。比如说学习的效率会很高。记忆力好这一点特别重要。

Q:你下一本书会是什么?能给我们讲讲具体内容吗?我听说,今年好像就要出版,已经写完了吗?

Z:写完了,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基本美》,里面的时间段基本上是从 2000 年写到 2010 年。因为这 10 年,对我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比较重要的10年。为什么? 2010 年是上海世博会,然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觉得这前后,中国变化很大。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也好,理想的空间也好,在 2008 年、 2010 年的前后,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最后的中篇,主人公是一个大陆的年轻男孩跟一个香港的年轻男孩之间的友情。 2010 年之前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北京来,对大陆的兴趣非常大,觉得真的是大陆,给他们提供很大空间。不仅是香港年轻人,包括我自己那时候也是来北京,然后也觉得是一片可以伸展的地方。不管是从面积上面,还有从当时整个社会气息,都是对年轻人宽容的,甚至是你可以很放肆的,然后就是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你觉得有很多希望,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但从 2010 年之后,你可以慢慢觉得有很多变化,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我现在如果再回看当时那 10 年,看我周围的朋友的变化,包括我看到的一些青年文化领袖也好,比如说音乐、电影、文学方面那些年轻青年意见领袖的变化。其实也可以看到社会的一些脉络是如何变成如今的这种状态?也不是说如今状态有多么不好,而是说之后理想中的一个社会构架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可能我就是会有很多疑惑,因为我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毕竟我也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如果你身处一个这样的社会,你看到新的年轻人冒出来,然后年轻的形态不一样,然后你再对比之前,你所认识的 80 年代、 70 年代、 60 年代的人,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有很多结构性的变化是不知不觉中产生。

所以,我那本书其实都是在写对我来说这关键的 10 年,很多变化。网络是在这 10 年开始兴起,韩寒也是这 10 年当中出现的。 2008 年的时候,我最早还是可以用 Facebook ,到 2012 年之后,就不行了。然后很多隔阂的产生是怎么样的?所以就会想要去聊这些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念中文和英文,就像有两种乐器在演奏

Q:作为一个译者,你的翻译观或者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Z:我比较倾向于直译。我自己看翻译作品的时候,也比较倾向于直译的译者。因为我觉得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传达是一定有损失的。中文是一个象形文字的语言。英文有时候是一个节奏感传达。比如我最近在看菲茨杰拉德的书,他特别明显。他语言好,是我看看看着,就很想念。他音律上面的美感是用英文传达出来的。美感是念出来的,是在一个英文词所构成的起伏之下。但是,中文的美感有很多是看出来的。象形文字,你有很多字放在一起,看上去就有一个视觉上起伏。你不是说常常会看着中文,然后突然就念了起来。当然也会有。但即便是你念了起来,然后你跟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语言。你念出来就像有两种乐器在演奏一样。

所以,翻译的损失是一定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尽量贴近原意,不要让它在它的意思上再有损失。如果在节奏上面已经有了损失,我就不愿意让它在作者意思——词意或者句子结构(再有损失)。这些方面我就不想再去生造,或者说变成一个特别中文的表达。不然的话,我觉得两方面都会损失有点太多了。

Q:除了译者,其实你的主要身份是个作家。你觉得翻译这件事给你的写作或者生活都带来了什么改变?能具体讲讲吗?我看资料说,翻译这项工作会让你过着更自律的生活。

Z:对。翻译现在还是在起这个作用。因为自由职业很容易(没有规律),翻译会把你限制在你的书桌前面。其实规律这个东西建立起来很难,但是打破起来特别容易。翻译会帮助你不停地修补。但这是生活上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还是,我觉得翻译可以补充中文的语言,或者说,对我来说,还可以净化中文的语言。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会非常小心地选择用词。其实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当中,有很多词是被破坏掉的。比如说有一些本身并没有褒义或者贬义的词,但在被滥用了以后,就会被破坏掉。翻译可以帮助你重新建构这些词语本身的意义,然后也帮你更小心地去保护这些词语。至少在你自己写作的时候,你不要去滥用它们,然后你要把这些词语放在它们应该处的那个位置上面去,好好地使用它们,保护它们。不要让它们被网络上面太多的滥用污染掉。

不要总说自己老了

Q:今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第 20 年。你是最早的获奖者之一,也是如今的评委。如果回看这 20 年“新概念”的历史,你有什么最大的感受吗?你觉得它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Z:我觉得其实这两年看作文的话,还蛮有趣的,但这种有趣是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学生阅读的变化,非常与时俱进。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交上来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穿越的。可能三四年前那段时间,大家都是在写这些,太可怕了。为什么中学生都在看这个?

但是,你发现会变得很快。我其实今年在看另外一个作文比赛,但也是中学生的。我就发现很多中学生在看太宰治。当然他们对于太宰治的很多解读很幼稚。我有点惊讶。这种阅读的传播,包括中学生的阅读选择,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我是在想,知识分子、老师们、出版界应该想想看,给中学生一个更好的阅读推荐、指引。你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有很多很好看的书,很值得看的书,你在中学时代未必能够理解。因为我最近在重看很多名著,我就觉得我以前被老师逼着看,都是白看。你的理解是不对的。

但是,有很多书是适合在那个年纪看的。可能有一些美国作家的书,我觉得是适合在高中时候看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却不看,然后你在看很多俄罗斯人的书,你未必能够完全去解读清楚。你又看得很痛苦,导致你对整个文学的理解都是枯燥的。那你应该从一个比较有趣的点进入,或者怎么样,比如说村上春树,高中生看就挺好的,挺适合的。

Q:你除了中间有 3 年是待在北京,其余时间都是待在上海。你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和你的文学之间有某种关系吗?我看资料,你之前说,每个大城市都很无聊。

Z:人每个阶段对周围环境的看法,(都会受到自己)当时那个阶段局限性(的影响)。我说每个大城市都很无聊,是基于这种局限性所产生的看法。

2016 年的时候,我去爱荷华写作计划的三个月,对我冲击很大。因为那三个月的时候,我碰到 36 个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家,母语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你会突然间发现,国家和国家之间完全是不一样的。中文写作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所谓的什么民族性,反正一切的东西,都以这种冲击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你最开始跟所有人流畅沟通。如今的时代性就在于,比如帕慕克也参加过那个写作计划,大家都知道,都看过。然后也都知道村上春树,都看过。我们最开始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谈库切,大家都喜欢。卡佛什么的,大家都要骂他。村上春树也有很多人骂他。但是,你在最初的共同沟通结束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更进一步探讨自己的文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语言的障碍是用英文没有办法确切的传递,你的观点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之前说什么大城市都是一样,后来就觉得真的不是这样。而且所谓的世界的概念,并不是说中国和外国,而是很多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包括完全不一样的个体,所承载的是各种观念。

周嘉宁在爱荷华,来自:周嘉宁的微博

Q:回看这一年,你还记得国内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比较关注的新闻事件吗?为什么?

Z:好多,我觉得近两年发生的事情,就像洪水一样。我觉得挺糟的,我想不太起来有什么很好的事情。你要去复述一些不好的新闻,没有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记得。我觉得人遗忘起来,没有这么快。或者一件不好的事情被另外一件不好的事情覆盖掉,那它还是有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比较糟的是,我要想一个特别振奋人心,或者说在这一两年当中,特别鼓励我的一个新闻,一下子想不太起来。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开心。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因为大家已经可以很清晰地定义“糟糕”,但是对于“美好”的定义,变得没有。“糟糕”是一个比较好定义的东西,你也比较容易描述,你也可以举很多例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好”的定义就变得非常弱。

Q:那作为一个作家,面对这一两年出现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沮丧和无力吗?还是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Z:不是无力,我没有觉得过无力。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会让你更有力,但可能是一种很蠢的有力。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无力或者消沉,或者由于外部环境变糟,而导致你个人力量的损毁,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但会有一点恐惧。

而且我确实还挺希望,如果说大家那么清楚什么是糟糕,还挺希望至少我可以带着一点愿意信任我的读者,可以往一个不糟糕的世界,走上这条路。至少在一个探险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愿意信任我的话,至少我是愿意,我是想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我能不能做得成,这是(另)一个问题。

Q:你觉得最近几年你身上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之前提到的现在对自己的了解很清晰,要把注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吗?

Z: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挺希望自己可以尽到自己的责任,至少努力尝试一下。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已经说了太多什么是不好,我自己也说“什么是我不要的”、“什么是我想躲避的”,这个我们已经说了挺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们,那些年轻人们,作家也好,年轻知识分子也好,其实说了很多我们不要什么。

但我可能想说一点,或者试着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否定的同时,我们希望建立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不是说自己一个人(能完成的)。可能周围的人在说了很多不要,说了很多否定以后,可以一起去建立一些事。大家很茫然,但我觉得这时期会过去的,慢慢地会有一些人站出来,会有一个新的方向出现的,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Q:一般来说,什么会唤起你的好奇心?

Z:可多了呢。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好奇一点,在学日语的过程当中想到的。我特别好奇我所喜欢的那些英语作家翻译成日文以后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特别急切想要赶紧能够看懂的一个点。因为你自己是翻译,知道有损失,那你知道英文翻成中文当中的损失是什么。那么英文翻成日文,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日文和中文又很相近。所以我最近是在好奇这个。

Q:你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Z:不要总说自己老了。特别是一些真的还很年轻的人,我就特别烦听到说自己老了,然后油腻中年人用来说自己。很多年轻人明明都还挺年轻的,就说自己是中年人,觉得很烦,导致我对中年这个词都有点觉得应该重新正确使用一下,真的是被滥用。为什么要毁了这个词呢?


题图《爱情我你他》剧照、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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