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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今的流行文化那么热衷于好人与坏人间的斗争?

好人和坏人的身上并不体现任何道德复杂性,但他们却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实现

凯瑟琳·尼克尔斯(Catherine Nichols)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她曾经在 Jezebel 杂志、《西雅图评论》(The Seattle Review)和其他媒体发表过文章。她现居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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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年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中,黑武士达斯·维德一直以呼吸沉重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随着剧情推进,他不再只是沉重的呼吸,而是掐死了一个人。几幕场景之后,他又将一个星球炸成碎片。他残杀下属,喜欢用意识让人窒息,做尽了一切好人不会做的邪恶之事。但是在当时,坏人设定的本质本来就是做好人不会做的事情。而好人不只是为了个人得失而战斗,他们更是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斗。

这种道德冲突设定不只出现在《星球大战》中,也出现在《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X 战警》(X-Men)等系列电影以及大部分迪士尼卡通片中。事实上,所有基于民间故事创作的大众文化故事都有着相同的情节:为了保证未来社会能有正确的道德观,好人与坏人殊死搏斗。从纳尼亚世界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所有的电影和漫画书中都有这样的设定。然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古代叙事诗中却不见它的踪影。在漫威公司的漫画中,雷神索尔(Thor)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自己的锤子,而他最终也用正直的品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在古代神话故事中,索尔是一个拥有神力的天神,促使他行事的动机绝不是“证明个人价值”这么简单。

在古代民间故事里,没人有为了价值观而战斗。展现个人的故事也许体现了诚实正直和热情好客的优秀品质,但民间故事对正义与邪恶没有统一的定义。有的民间故事主角因为不听忠告而遭到惩罚,而在类似的其他民间故事中,主人公却可能仅仅是因为不听忠告而侥幸逃脱。近些年来,流行文化故事的核心都是坚守相似的价值理念。因此我们经常需要重构故事,为索尔和洛基(Loki)这样的人物创造价值观。据悉,这两个角色最初出现于 16 世纪的冰岛诗集《埃达》(Edda)中。作者为他们赋予了个性,但却没有给他们设定始终如一的道德定位。

虽然口述的传统故事的作用是讲道说教,但其中不存在现代流行文化中常见的好人和坏人角色。在《杰克与魔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和《睡美人》(Sleeping Beauty)这样的故事里,谁是好人?杰克本是我们应该支持和赞美的主角,但他偷走了巨人的东西。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是有瑕疵的行为。《睡美人》有没有强调善良的品质和美德?故事中有人同邪恶斗争吗?即便是在《灰姑娘》(Cinderella)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讲述善良与邪恶斗争的童话故事中,作者也没有简单的将道德划分为“好”与“坏”。传统口述版本的《灰姑娘》里,灰姑娘变美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让故事情节能够发展下去。《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中,小猪和老狼都没有采用对方永远不会使用的邪恶卑鄙手段。《三只小猪》故事的核心只是老狼能先吃掉小猪还是小猪能先吃掉老狼,与善良和邪恶的斗争没有任何关系。

而在《伊利亚特》(The Iliad)这样的叙事诗中,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叙事诗中没有针锋相对的“对立双方”,也没有为了道德观念而努力克服困难的角色设定。另外,叙事诗中的各方与现代故事中的好人与坏人不同,他们代表的不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对立价值观。阿克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Hector)的人物设定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没有秉持彼此永远不能认同的价值观,也没有为了保护世界而与故事中的另一方拼死相争。他们只代表自己,并不象征其他东西。虽然他们经常讨论战争,但二人从未将为了正义而战当成是自己的道德准则。表面上来看,对立的正义与邪恶之争是近些年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与现代民主主义的本质内核相一致。从根本上来看,现代流行文化中的正义与邪恶冲突表达的是政治愿景,而非道德取向。

二战之后,大部分民俗学者一直忙着研究民间故事中原型和共性。如果所有国家神话故事的共性多于差异,那么各国人民同样也能够团结一致而非彼此对立。早期民间故事出现了一些激进的现象:当时,人们专门出版民间故事,为的就是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存在不同。

研究民间故事的英国作家、评论家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在《从野兽到美女》(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中提到: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认为,应该将民间故事看成是对我们心理和发展斗争史的类比和反映。华纳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她认为外部社会环境使得民间故事充满生机,数百年来一直能让读者感受到共鸣。不过,两位学者都想研究数个世纪以来民间故事和童话中常见的相同或者相似比喻。

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根据民间故事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和电影人似乎只关注故事的共性。乔治·卢卡斯明确表示自己根据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创作出了《星球大战》。《千面英雄》讲述了很多像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一样普通人类的奇幻冒险之旅,不同角色之间有着共同的特性。熟悉了解古英语叙事诗的 J·R·R·托尔金则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在另一片永恒的大地上创作出《魔戒》这样宏伟的篇章。很多漫画书用明示或者暗示的手法,参考借鉴了大量古代神话传说,让拥有相同情节的新老故事同时焕发生机,也让不同地区的传统故事之间互相沟通交流。

我们很少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如今,人们复述传统民间故事时已经改变了这些故事原有的本质。也就是说,现代故事中的对立各方有着不同的道德人格,喜欢为了各自的价值观而战。这种转变体现在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对立之中。流行文化故事中的各方不再像《三只小猪》一样为了晚餐而对抗,也不像《特洛伊》一样为了得到美丽的海伦而战斗。相反,他们为了改变或者改进社会的价值观而战。好人维护着自己的信仰,愿意为之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在现代故事、电影、书籍甚至政治隐喻中屡见不鲜,让人有些审美疲劳。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出流行文化作品体现的道德伦理和叙事结构有多新颖或者有多离奇。

在十九世纪,当格林兄弟整理记录德国当地的民间故事时,他们的目标是用作品定义德国人民(German Volk),让德国人团结起来构建现代化国家。格林兄弟跟随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学习哲学,而赫尔德最喜欢强调语言和民间传统在定义价值观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中表示,语言是“反映理解力的天然器官”(natural organ),提出德国爱国主义精神在德国语言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渐渐诞生。赫尔德和格林兄弟都是当时新流行观点的支持者:约束一个国家公民的应该是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亲属关系或者土地使用。格林兄弟用《死神教父》(Godfather Death)、《背包、帽子和喇叭》(The Knapsack, the Hat and the Horn)这样的童话故事纯正地阐释了从德国语言中演化出来的思想观点。

赫尔德和格林兄弟认为,利用共同本质特性和价值观能团结德国人民,这是因为不了解德国文化的人缺乏德国人独有的价值观。也许,赫尔德的确发现了这种观点能引发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潜力,因而称颂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美好,特别是提出德裔犹太人应该享受到与德国基督徒相同的权利和待遇。可是,格林兄弟在《格林童话》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倾向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增强,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因此,民俗学者开始撰写专门定义自己国家特征的民俗作品。更重要的是,很多现代国家渐渐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他们将本国国民之外的“其他人”看成是道德怪兽,进而对其肆意辱骂欺凌。

在 1987 年出版的《格林童话中的残酷事实》(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s)一书里,美国学者玛利亚·塔塔尔(Maria Tatar)称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喜欢强调信守承诺的重要性。她写道:“《格林童话》并非缺乏道德秩序。相反,他坚持要在不体现道德价值观的故事中加入道德教化元素。”格林的做法让读者相信,传统故事夸张化的对抗过程里,处于危急之中的不是谁先吃上晚饭的温饱问题,而是价值观的冲突问题。毫无疑问,格林兄弟对贝特海姆、坎贝尔以及其他民俗学者都产生了影响。虽然民间故事并不总是以道德寓言的身份出现在人们视野里,可他们仍旧坚称民间故事存在与生俱来的道德内核。

在这种新民族主义意识的带动下,其他作者开始改写传统故事,并在其中加入新的道德冲突。《罗宾汉和诺丁汉郡治安官》(Robin Hood and the Sheriff of Nottingham)就是最好的例子。在 1795 年约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重塑这个传奇故事之前,罗宾汉一直是喜欢在森林里与随从们开怀畅饮的亡命之徒形象。为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激励英国民粹主义者发动起义,里特森让他开始劫富济贫。里特森的改写版本深受大众喜爱,因此很多现代版本的罗宾逊故事——比如迪士尼 1973 年推出的动画片以及 1991 年上映的《侠盗罗宾汉》(Prince of Thieves)——都集中刻画这个罪犯的道德情怀,减少了对他饮酒作乐情节的体现。同时,诺丁汉郡治安官从单纯的罗宾汉对手变成了滥用权力欺凌弱小的象征。无论故事的规模——罗宾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灰姑娘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家庭之中——人们还是喜欢在故事中加入价值观的冲突。

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也是很好的例证。12 世纪时,像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étien de Troyes)这样的诗人经常将亚瑟王写成法国人,是因为那时候他没被塑造成英国的灵魂人物。更重要的是,亚瑟王在当时的诗歌中面对的通常是怪兽,而不是象征着道德弱点的坏人。但是到了 19 世纪晚期,丁尼生(Tennyson)在撰写《国王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时将亚瑟王刻画成了独特英国男子气概的典范,还让他与象征着道德弱点的人类角色进行战斗。20 世纪以后,“卡梅洛”(Camelot,传说中亚瑟王宫殿所在地——译注)更有了新的含义:因为太过理想化而不可能存在于地球的王国。

民族价值的概念进入文学故事领域之后,借助好人与坏人斗争情节体现的道德冲突便渐渐成型。现代故事的一个特征就是人物角色经常在冲突对立的阵营之间来回游走:如果人物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身份特征,那他此后便会因为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出现动摇,甚至不惜转投对立阵营。但是人们并非一直认可这样设定。在 PBS 系列纪录片《神话的力量》(Power of Myth)中,记者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就《星球大战》中一共借鉴了多少古代故事这个问题与坎贝尔进行探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古人看来,达斯·维德因为愤怒和憎恨而改变想法,最终在与卢克和起义军(Rebels)的战争中弃暗投明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相比之下,《伊利亚特》中的阿克琉斯并没有因为生阿伽门农(Agamemnon)的气而叛变。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身上既没有体现人类的优秀品质,也没有反映人类的道德缺陷。因为双方的战争不是对人们内心爱与恨冲突的暗喻,人物角色也不会因为情绪变化就做出不合逻辑的叛变之举。《星球大战》里对立的双方则各自代表人类不同的道德品质。正因为如此,达斯·维德才会根据内心爱与恨的情绪变化而先后选择不同的阵营。

很多看起来像是民间传说的现代故事中充满了坏人弃暗投明之后洗心革面的情节。《指环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以及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都是其中的代表。坏人经常在宣泄情感的时刻出现内心变化,因为此时人物角色正在丧失构成自己原有身份特征的核心要素。现代故事的另一个特征是好人与坏人出现道德冲突时,坏人总是没有忠诚感和荣誉感的人物,经常惩罚自己人:诺丁汉郡治安官让民众忍饥挨饿,达斯·维德残杀下属。坏人不在乎他人的生命,总是因为盟友的小过失而对其横加指责。古代故事中很少存在反派,即便有也都是怪兽形象。所以到了现代早期,流行文化中的反派也不会杀害自己人。

另一方面,现代故事中的好人形象总是宽容的接纳所有人,即便同伴越界时也对其忠心耿耿:塔克修士(Friar Tuck,罗宾汉的牧师兼管家——译注)喝醉后,罗宾汉选择对他的错误行径视而不见;卢克·天行者在臭名昭著的汉·索罗(Han Solo)投奔起义军后对其热情款待。好人与无赖流氓、古怪之人和洗心革面之人合作。除此之外,他们的对手中经常有人被坏人欺压迫害,最终选择弃暗投明。很多正邪对抗的故事中,情绪氛围总是在坏人的邪恶举动得到原谅时达到高潮。的确,正义的一方虽然总是“乌合之众”,但却从来不会丢下同伴不管。

不过,现代文化中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精神与现代之前古老故事坚持的逻辑格格不入。古代故事里,主人公永远不会在战斗中投奔对立阵营。而且,阿克琉斯也会因为军队中充斥着来自叛离特洛伊的乌合之众而永远无法取得胜利。在古代故事里,伟大英雄不是前来接受道德教化的凑数新兵,而是精通战争艺术的大师。

暗含道德教化的正邪对抗故事中,剧情总是以不合人意的方式结束,人们也没有时间对其中体现的道德冲突进行思考和分析。这类故事不会像《伊利亚特》、《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样,展现以令人痛苦的方式从多个维度刻画不同人物。相反,它们根据人物象征的价值观对其进行严格分类,将观众打算仔细思考想象角色道德行为的冲动压缩成简单的支持或者反对。人物角色要么属于正义阵营,要么属于邪恶阵营——做法堪称简单粗暴。

好人和坏人的身上并不体现任何道德复杂性,但他们却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实现,鼓励人们加入军队、投身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之中。现代故事里,人物的价值观看上去很像是道德品行,而与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联系也给他们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但即便如此,他们并不能代表任何道德观点。相反,他们代表的是政治观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故事的人物不能帮我们养成遇事深思熟虑、仔细思考自己举动意义的好习惯。与《格林童话》一样,现代故事只是用来让国家更加团结一致的政治工具罢了。

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正邪对抗的电影、漫画和游戏能收获大批狂热且易变的粉丝群体并不是什么巧合。甚至连“粉丝群体”(fandom)这个词本身都暗含了国家甚至王国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在超级英雄为了正义和拯救世界而与邪恶开战的故事中,所体现的道德冲突并没有赞美真正的权力。好人教会我们一点:邪恶一方的坏人和我们不一样。实际上,坏人实在太过邪恶,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也非常巨大。为了获得胜利,我们必须原谅同伴的每一个越界之举。

与《长夜:世界集中营发展史》(One Long Night: A Global Histo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作者安德莉亚·皮策(Andrea Pitzer)交流时,我们聊到了对立阵营中的人拥有不同道德品质这一观点的日渐崛起。她说:“三个发明的相互碰撞导致了集中营的出现——铁丝网、自动武器以及认为某个群体的人们应该被关押起来的理念。”阅读、观看、讲述好人与坏人对抗的故事时,我们本质上是在说服自己接受一个理念:如果对手心存忠诚和对生命的敬畏,他们便不会与我们为敌,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在敌对阵营之中。简而言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让自己接受道德品质通常体现于某类人群身上,而非个体公民身上的观念。在格林兄弟和赫尔德看来,这种观念的逻辑能演化出民族主义的结论,暗示“将某类人群关押起来”的做法具有合理性。

2017 年末,我在电影《神奇女侠》(Wonder Woman)片尾看到她激情澎湃的演讲,称亚马逊族人应该主动原谅“人类”在二战中(电影背景设定在一战——编注)发动的一切不可避免的罪恶行径。此时,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观点:好人与坏人对抗的故事总是积极地给人们灌输价值观,认为冲突中正义的一方为了“大局”着想可以采取任何有利的手段,哪怕是越界也在所不惜。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版权:Wikipedia、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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