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日报

好奇驱动你的世界

打开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吗?

“古典世界的成就,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其杰出的,但并不像关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起源的理论所需要的那样独一无二。”

作者简介:

杰克·古迪(Jack Goody,1919—2015),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荣誉教授,圣约翰学院成员,因其对人类学研究的贡献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 1976 年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 1980 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成员, 2004 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古迪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偷窃历史》《西方中的东方》《烹饪、菜肴与阶级》《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神话、仪式与口述》《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欧洲家庭与婚姻的发展》《花的文化》和《饮食与爱情》等。

书籍摘录:

导论

本书是我在过去许多年中付出一系列努力所达到的顶点。我一直对这样一种假设抱有质疑,即:西方在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乃至印刷术上的先发优势,造就了今天西方与其他社会的区别——这些“其他社会”如今成了我们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挑选的研究对象。下面我将简述这一质疑是如何产生的: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区分,首先体现在杜蒙关于印度的著作中——在这些作品中杜蒙将印度与基督教西方进行了对比;同样的论断也见于涂尔干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作品——在与欧洲的对照之下,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原始”社会,这在涂尔干论及宗教时,尤其是在他与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一书中,以及列维·施特劳斯在《亲属关系的原始结构》中论述亲属关系时尤为突出。

但我不禁思考,这种对中国之“原始性”的宣告,如何与以下事实相调和:李约瑟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科学在文艺复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领先于西方;很多汉学家也断言,19 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工业产品、手工艺品——诸如陶器、丝绸、漆器和茶叶——的主要出口国。这种误解的形成也有我一份“功劳”:在我与瓦特合著的作品中,我们曾指出相比于中国、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象形文字,古希腊人在音标字母上的成就带来的积极影响(虽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赤裸裸地颂赞希腊人的天才)。所以我在《野蛮心灵的驯化》一书中特别说明:书写的发明,在被戈登·柴尔德称为“铜器时代的城市革命”的时代,导致的“大转型”,发生于所有有文字的社会——不限于使用音标字母的社会。如果把文化与社会组织考虑进来,这一事实会更加明显。

有人指责我虽然反对野蛮/ 驯化社会的二分法,却以口语/ 文字社会的二分法取而代之。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理论并非二分法,它考虑到了关于人类沟通方式与模式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人类语言的发明,然后是不同书写形式的作用,书写材料的变化(石板、纸莎草、羊皮纸和纸)以及书写工具的变化(芦苇、毛笔、钢笔);伴随着纸张的发明,出现了卷轴和书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机、轮转印刷机、电子媒介以及互联网。这一切都会影响一个“知识社会”出现的可能性。此外我的理论还考虑到了对这些工具的使用问题。因此,我们在描绘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时,应当将包含上述因素的人类沟通模式的问题纳入考量,因其与人类生产与破坏(压迫)的模式同样重要。我们不应只看到象形文字的劣势,也应当承认其优势。非表音文字可以突破语言区的限制,中国借此将它的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从而推动了一个巨大的内部共同市场产生——不仅物质商品,书面信息也可以在这里流通。现在我甚至可以断言:这种书写形式并不是对发展的障碍;相反,它甚至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未来。

在我继续对文字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也在进行着对于文化活动某些其他特别方面的研究,即:食物的准备和花卉的培育,在这些研究中我试图展现亚欧大陆东方与西方的主要文化之间除书写以外的其他相似之处,同时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口语的——进行对比。在食物与花卉这两个领域,东方所发展出的文化至少与西方同样精妙:中国(以及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精致烹饪堪比法国和意大利;印度、波斯、中国与日本对花卉的使用(由此产生了我们的许多培育植物,特别是水果),与我们在艺术和生活中的花卉装饰也不相上下。与书写类似,这些文化上的复杂特性与农业的进步,更概括地说,与青铜时代金属工具(以及犁和轮子)的使用所带来的经济在各个方面上的变化有关。由这些变化产生了复杂、先进的农业和城市生活,进而导致了经济阶层的分化,因此带来了食物准备的形式、烹饪类型的多样化和为个人庆祝及仪式目的,对纯“审美”性植物的培育和使用。虽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其他一些文化方面发展出了复杂形式,但除了某些罕见的特例以外,我并没有在那里发现任何精致烹饪和培育花卉,以及书写的出现,因为那块大陆从未出现青铜时代(尽管后来有了铁器的使用)。我已经审视了书写的影响所造成的文字与口语社会在社会组织、宗教、经济、政治和法律,乃至亲属关系——在我的另一部著作中——各个方面的区别,虽然这种区别是由于这两种社会各自相关联的经济的不同所造成,而不仅仅是沟通形式本身的不同。

这些研究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更概括的研究课题:我重新思考了社会学家们所发现的东方与西方,在理性与会计制度上(特别是马克斯·韦伯),以及在生产方式上(见于马克思及其他许多学者的著作)的区别,发现他们的成果——至少他们论及文艺复兴或工业革命以前的部分——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需要重新审视这个流传甚广的论点,即自青铜时代起东方与西方开始分道扬镳,西方走上了古典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东方则走上了亚细亚例外主义,其标志是政治专制和灌溉(而非雨养)农业,这使得东方不仅是在文艺复兴,也在资产阶级和金融资本主义崛起的时期错失了西方所经历的艺术与科学的繁荣发展——上述这些历史现象一直被认为是互相关联的。

在先前出版的《偷窃历史》一书中,我审视了许多其他学者的著作,试图证明:古典世界的成就,在许多方面都是极其杰出的,但并不像关于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起源的理论所需要的那样独一无二;封建主义代表了青铜时代城市文明的瓦解,但它不是通向资本主义的必经阶段。换言之,西方与东方之间这种假设的分歧,远不如那种种族优越论和目的论的欧洲历史编纂学所需要的那样明显。这种历史编纂学成形于 19 世纪中期,那时西方在经济上,或者更概括地说,在信息社会上,相比于东方,拥有重要优势。这些论点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和韦伯各自代表的观点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不过在大多数欧洲研究者看来,他们在东西方之分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亚欧大陆上曾有过广泛的基于交换经济的平行发展,产品和信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东西方之间互相转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没有哪一片区域取得过垄断地位,优势的平衡也在两者之间不断转换。如同布罗代尔及其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它们都曾有过早期形式的商业资本主义。如果说西方后来由工业革命发展出了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式,那应当被看作是先前活动的扩展,它并不涉及对一个全新的、被称作“资本主义”的事物的发明,而是既有的技术与过程的进化。同样地,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进程和李约瑟关于现代科学的概念似乎都偏向西方朝向现代化的运动,而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进程。

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已经将接续古典时代和封建主义而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将西方在资本主义崛起(在我看来,这一“崛起”广泛地发生在欧亚大陆上)进程中与其他文明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马克思、韦伯、沃勒斯坦及其他许多学者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因此这样一种通过回望古典时代而进行的、因中世纪而变得必要的快速发展,显然是欧洲独有的。但对我来说,无论出现在哪里,这样的“回望”时期,是所有文字社会的普遍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爆炸式的前进(黄金时代)也是如此。以艺术作品为例,欧洲所独有的地方,也是某种程度上我关于“表现的历史”的理论所立足的事实,在于要取得这样的爆炸式前进,文化需要部分地将自己从一个霸权的、一神论的宗教——基督教——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并向希腊罗马古典的、“异教”的、多神论的广阔世界敞开大门。而且,对一种更加世俗化的思维方式的追求也推动了新(或曰“现代”)科学和非神学的学术在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中的发展。驱使我进行当下这一研究的,不是去除或忽视,而是修正关于欧洲独特性——不论是对古典时代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即我并非意图否认欧洲在19和20世纪里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优势,而是把这一优势放置在其所属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将其看作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我们在中国、印度及其他地区的史实中所清楚看到的那样。

如果我过多强调了东方文明的文化成就,那是因为一般的欧洲视角过分地强调了它们的“落后”——这是一种来自工业化西方的十分“19世纪”的观念。今天看来,这种“落后”很明显是暂时性的,就像欧洲在中世纪早期一样。对我来说,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在解释文艺复兴和犹太解放运动的影响,以及伊斯兰世界对知识时常采取的保守路径时,亚伯拉罕宗教的负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为证明我的论点我有可能稍微偏重介绍其文明的成就而忽略了其他文明的成就。如果真是这样,考虑到许多社会科学——不限于西方——依然在延续着的趋势,这的确需要纠正。

杰克·古迪,来自:维基百科

本书是我先前工作的延续。除了在非洲的工作以外,我一直对从比较方法(作为人类学家的本职工作之一)审视欧洲历史学与社会学抱有兴趣;这项研究也尝试将这一事业扩展至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欧洲学术研究上。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在本书中主张所有的文字社会都有过“回望”历史的时期,旧有的伴随着新生力量的爆发而被重建,导致了文化的繁荣。这些社会也有过宗教因素被淡化的时期,进而导致为人提供更多自由的人本主义时期出现,不论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对于这些领域而言,宗教信仰被搁置并非不重要,向过去异教经典的回顾为其发展铺开了道路。

在第一章中,我从比较的视角讨论关于文艺复兴的一般问题。第二章审视了关于欧洲知识复兴的一个特定方面,即通常认为的欧洲第一家医学院在蒙彼利埃大学的建立,以此引出其他文化,即阿拉伯和犹太文化和来自其他文字文明的知识对于欧洲大陆知识之重生的贡献。第三章回到文艺复兴比较的主题,关注世俗知识之增长和宗教之概念化的重要性。这一运动似乎是意大利和中国宋代的文艺复兴,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众多文化繁荣时期所固有的。第四章详细论述了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史,而在后面的第五、第六、第七章则分别是犹太、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史。第八章是对本书主题的总结。

在本书中我力图避免使用注音符号。对于中文我采用的是不带注音符号的拼音,对于印度语词我采用了罗密拉·萨帕在《印度史》中的拼写方法,对于阿拉伯语采用的则是弗朗西斯·鲁宾逊在《剑桥伊斯兰史》中的方法。有关法语的翻译是由我本人完成的。

我还想介绍一下书中的插图。一本关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书不向读者提供任何文艺复兴在视觉艺术上之成就,这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插图的形式只能表现文艺复兴所涉及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如何从视觉上表现文艺复兴在“现代科学”上的成就?画一个黑洞,或者一根吸管?类似地,我们也无法找到能足够展示阿拔斯王朝在科学和翻译上的成就的视觉材料,因为在视觉领域,亚伯拉罕宗教禁止写实风格的呈现。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插图主要来自伊朗和阿富汗,以及莫卧儿——它们都受到了中国绘画的深刻影响。西部的伊斯兰世界则更加排斥偶像崇拜,它的文艺复兴体现在知识活动中,特别是在科尔多瓦的大图书馆以及之后阿尔罕布拉宫殿的修建,但绘画艺术在这里几乎是完全缺席的。印度则拥有丰富的视觉艺术传统,但除了在高产时期的某些著名特例外,这些作品一般都被当作整体对待,极少获得单独的研究关注。中国的情况则是最简单的,不仅拥有繁荣的绘画艺术,而且其作品得到了单独的认可,有些还被认为是杰作。


题图为 BBC 纪录片《文艺复兴》(2010)截图,来自:豆瓣

  • 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