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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困在当年用金条换来的房子里,拆迁“谈了只是多事”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⑮

这是继《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之后的第三篇报道。

69 年来,吴宸华似乎永远和新房子无缘。他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父亲用金条换来的房子里,不到 60 平米,是长乐路 272 弄中和邨中的一处。

272 弄靠南的一面被称为“上海的里原宿”,聚集了中国最早的潮流店铺。从弄堂穿过来到北面,则是 2017 年黄浦区新打造的下沉式酒吧一条街——大同坊。

仅仅隔着几步路,大同坊夜晚消费着 70 元一杯的鸡尾酒,而吴宸华 3 元一斤的年糕能吃上两顿。

弄堂起源于 1925 年修建的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周围的居民区围绕红十字会修建,吴宸华住的房子则是原来志愿者居住的地方。

房子从未修缮过,一楼是厨房,二三楼每层不到 20 平方。这些年家里一直摆放着三张床,吴宸华在这里生活的 69 年就是从小床换到大床的过程。过去三张床上睡着父母、 弟弟和吴宸华。父母过世后,多出来的一张床分给了弟弟的女儿。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他的语气夹杂了无奈的恨意。这或许是他一辈子的心情。生活的局促消磨着他:矛盾太多,然而无一可以解决。

局促的生活一部分源自父亲的“资本家”身份——吴宸华的父亲曾是上海一家机器厂的老板,1956 年的公私合营后,全家人的收入急转直下,而吴宸华也与各种“上进”的机会无缘,既不能在工作上有什么升迁,也没能享受到当年的单位分房。

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旧址

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家庭内部对拆迁的意见不合,以至于错过了动迁的时间,他的家庭和弟弟一家被迫困在老房子里,如今动迁问题依然无解,自己也更无力独自购买适合自己居住的商品房。

2017 年 1 月 8 号,弄堂门口贴出了告示——“93% 的人同意拆迁”。吴宸华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他本人并未去投票。他在采访中频频提到自己对当局的不信任,并习惯使用“旧社会”指代过去的生活,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尽管“新社会”早已到来,但他的世界和 30 年前在工厂时别无两样,他依然没有找任何人谈拆迁事宜,就像他从小到大意识到的那样,“谈了只是多事”。

吴宸华所居住的弄堂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了和他的对话:

我 1949 年出生,这个房子以前是我父母住的,是我爸用金条去换的,很老的房子了。原来是法国人在 1925 年造的。

我从出生就一直住在这里,住了 60 多年。我们这条弄堂是国际红十字会建好后,再修了我们旁边的居民区。我出生的时候红十字会那里还有两辆方形的救护车,是特制救护车, 有个别外国人,还能看到他们救人。房子前面还插两个很粗的旗杆子。

原来我们这附近是老锦江饭店,经常接待一些重要来宾,所以考虑到政治审查和安全,那个时候地富反坏右,政审里面有材料的,比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这些就不让你住长乐路,叫你搬到重庆路的空房子,因为觉得你危险,这叫“内部控制”。

还有这附近的花园饭店,就在茂名路长乐路口,那个时候毛主席到上海来就在里面游泳,里面有一个标准的温室游泳池。苏修那个时候要打中国人,这下面还有军事防空洞,每天晚上都要施工。

以前这房子里有我爸妈、弟弟、2 个妹妹,算上我一共 6 个人,后来我妹妹们结婚都出去了。家里以前我父母睡一张床,我一张床,我弟弟一张床,一共 3 张。现在也是 3 张,弟弟的女儿睡一张,我和太太睡一张,弟弟和他太太睡一张。这么多年就是大床变小床,小床换大床。

吴宸华所住一楼布局

现在家里就我和我弟弟两户人家, 五个人。我弟弟现在住在三楼,我住二楼,每层 20 平米,我侄女在后面一个小间 9 个平方,她现在读上海大学,每个礼拜五回来 1-2 天,马上又回学校去了。

以前我们都是去外面的澡堂洗澡,我弟弟原来搞装潢,他现在在家装了一个淋浴器,现在我们就在家里洗澡。我弟弟后来又搞了一个日本人的冲水器,就在原来的老式马桶上再装了一个,小便好了有水柱可以冲洗臀部。

“穷的一样东西都没有”

我父亲原来是开机器厂的,厂里有五六十人。那个时候我爸爸被评为资本家,他每天都要被厂里斗,写检查,后来公私合营让我爸必须把生产资料交出来,把厂交出去,他不愿意。这个厂是他自己组装起来的,为什么要给你?做老板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很累。

我爸的工资也被改掉了,他没钱了。最初我爸挣很多,一个月 300 多块,公私合营之后少了很多,按家里每人 10 几块的生活费算,我们 6 个人就给我爸每个月 80 块左右。我妈当时也没有收入,经济很困难。那个时候能够生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原来我们读中国历史讲“四川(稻谷)一年熟,全国都可以用,” 只要四川一年能丰收,全国粮食都可以充足。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就拿一点菜皮,拿一点面粉揉在一起吃。相比起来,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上海。怎么保护?那个时候香港如果有一点亲眷,每年会寄一点港币和物品过来。我们邻居有亲戚在香港,他们看到我们过的很艰苦,就说“油你拿一罐去”,就是放在铁罐子里的熟猪油。

吴宸华的厨房

那个时候穷的一样东西都没有了,一个人只有几两肉片,糕饼也没有票。所以我们这辈人很少乱花钱,我们不主张。现在你们福气的不得了,麦当劳不管好不好,样样东西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

当时考虑到家里太困难,我中学一毕业单位要我,我马上就去上班了。我本来在上海南昌中学读初中,就在复兴路上。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关门停课了,本来应该继续读高中,但文革了谁在读书? 1966 年文革开始,学校就不上课了,他们在学校搞各种派,造反派,斗老师,斗校长。

上班后不管怎么样,每个月有一定的收入。不管多少,就算是 20 块钱,每人生活费 10 块,20 块我可以养 2 个人了。弟弟妹妹鞋子没了,每 2、3 个月我可以给他们买一双鞋穿。

1968 年我毕业分配到胶州路长寿路的纺织厂,以前日本人叫内外棉 13 厂,14 厂,后来改叫国棉一厂。那里面以前大多数都是苏北到上海逃难的人,解放以前就跑过来了。 纺织厂温度很高,我就给车间降温保养,让车间保持一定温度。

1970-72 年苏修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要打我们了,国家那个时候很虚,号召我们战争一发生就到地下室去,所以我们厂里每个工人都要做砖,挖防空洞。我当时下班就给他们做砖做几个小时,义务的,没有钱。

长乐路 272 弄中和邨

当时吃不了饭是一方面,精神上面有很大的打击。资本家的孩子,单位里谁喜欢你?绝对不会重用我。那个时候还有自行车票,买自行车要票,不是有钱就可以买。买糕饼也有糕饼票,有时候单位有这种票,他们说给谁就给谁,绝对不会想到我。比如 10 个人里面有 2 个人是干部的小孩,就发给他们,资本家、地富反坏右就不会想到。

我在纺织厂从 1968 年,一直工作了 24 年,到 1990 年左右。我一直做工人,没当上干部。我做了 20 多年,每年应该有年休假,一样也没有,我能够活下来也不简单啊。我也不能和领导过多的争,我不去找他们麻烦。

我家里条件稍微变好是 1978 年政策落实了。原来我父亲每个月 300 的工资,上交了机器厂以后,减到 80 块,每个月就无缘无故扣 200 块,扣了我爸 10 几年的工资。后来政策落实就把扣掉的钱还给我们了,200 块一个月,1 年 2400,10 年 2 万 4。我并不觉得多。

后来七几年的时候要在闵行区造四个大厂,中型机械厂、人民电机厂等等。搞电机我爸爸是老本行,应该叫他去指导,结果叫他去给挖土, 打地基,去做苦力。

1990 年以后,我换了一个单位到银河宾馆,在延安路中山西路上,现在改名叫新业中心,就在虹桥宾馆旁边。正好那里新建的宾馆需要中央空调的操作员,我在纺织厂也是做供暖制冷的,正好对口。纺织厂没有分房子给我,我本身就不开心。

政策上每个人 4.5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才能分,如果没达到这个指标,你谈也别谈。那时候我又是资本家的孩子,实际上我自己很知道,谈了只是多事,就没和他们谈。我同事都分到了房子,不管他们分的好还是不好,总归分到了房源。

吴宸华的客厅

那个时候 90 年代初工资比较高,奖金也高,因为改革开放后,台湾老兵可以回上海探亲,所以宾馆效益很好。外国人也到这里旅游,香港到大陆来投资也很多了。

我可以说我在银河宾馆的三五年里,没有人偏见我,我的工作性质也绝对好,因为我管的是这么大一幢楼的中央空调,我们有三十二层楼,整个宾馆 800 多个员工。冬天保暖、夏天冷气都是我操作的,领导也比较重视我。当时有很多福利,洗澡洗头都是免费的。

由于我父亲是资本家,所以我妈一直都没有工资,考虑到职工家属最后就只能拿 100 块的生活补助,但不够用。我那时候在银河宾馆工资还可以,我就补贴她。我在宾馆一个月 3-400 肯定有,好的时候 5-800 块。之前纺织厂倒闭后,就给了职工 2-3 万,工厂就不管了,那些人都下岗了。我那时候还好一点,提前跳槽了,但是以前文革渡难关的时候我们借邻居的几百块也要还,所以是一言难尽。

“在同一块土地上住了 60 年,我就是当然的主人”

我们是长乐路 272 弄,旁边是 236 弄,动迁主要就是这两条弄堂。弄堂里的房子基本都是承租房,没有私房。承租房就是国家房管局的房子,我们从国家那里租的。我每个月给国家 100 多块的租金,这么多年一直这样,没有过分的涨。

现在就我和我弟弟两户人家住这里,原来承租权是我父母,租房卡也只有一张,我们没有房产证,现在动迁是一本租房卡只给一套房子,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给我弟弟一套,那我住哪里?我不可能睡在马路上。

每一次上海动迁,谁也搞不清楚这政策怎么订的。你要拆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又没有相应的房子给人家,你叫人家住哪里?杭州是两样,杭州如果要拆,总有相应的房子,或者你不要房子,适当给你一笔钱。现在没有房子,钱又给的很少,谁愿意拆?你说给人改造房子人会不喜欢吗?但是不能把改造房子作为地区领导盈利的手段,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搞坏了。

我想搬走,但是条件要稍微和我们接近一点。最起码我们两家人有基本的房子,不说很大,两房一厅或者两套。远也要远到一个界限,远到太仓,太仓是江苏省了,之前合肥路拆迁就搬去太仓了。但是长乐路这里是上海最中心的地方了,你说我会答应你的条件吗?

272 弄通向巨鹿路的弄堂

现在都还没谈到这个地步。去年 8 月份他们来敲门就把户口簿拿去复印了,他们后来也没来谈,实际上我也没跟他们谈,也不想跟他们谈,因为他们有什么条件我也知道,和我们的要求是谈不下去的。他们单独找我的弟弟也没用,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

我弟弟的意见?我们没有商量过。我们不去讲这个事,因为会尴尬。我和弟弟谈总归要谈,我弟弟也觉得分到我们理想的房子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不急于讲这事。我们认为住在这个环境很好了,为什么要走来走去?房子是拿来住的啊。

如果把我们赶走了,这里能发展很快很好,我还可以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现在要在这里建设什么也讲不清楚。去年贴告示说这里 93% 以上的人同意了,谁来监督这个 93%? 说 93% 就是 93%?

我有两个妹妹,一个现在蛮好的,一个就不太好。一个搞股票买了房子,在瑞金路南边买了一套,2 个都是 170 多平米,她到江西宜昌也买了一套。我也不羡慕人家,我也不希望再怎么样。

另外一个妹妹在南市,这次生病住在青浦的护理医院,她和她老公的工资都拿来付护理医院的费用,动迁的房子两年后才给她造好。

妹妹跟我们讲过想迁(户口)进来,动迁了大家可以分点房子,但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现在国家都有档案,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如果她没有房子还有可能,如果她有房子,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且迁户口进来要影响我们分房,谁同意啊?如果给我们 1000 万,原来是我和弟弟 2 个人分,一人 500 万,妹妹进来,每个人只有 300 多万了。我不是要这个钱,实际上我是想要个安定的居住地方。他们也不可能给我 1000 万,如果这么做,以前拿 60-70 万搬迁的人要造反。我一分也不要,你就给我一个适当的居住条件。但是现在一样东西也没给我。我除了有这个房子的价值,我还有土地的价值,我在这个市中心的土地不算吗?我在这里住了 60 年,在同一块土地住了 60 年,我就是当然的主人了。

什么叫“都是国家的”?我也是国家的。

吴宸华厨房一角

这里有很多人喜欢拆迁,特别是住小房子亭子间的人,因为都是国家分配的。国家当时把这种 13-14 平方的小房子分给没有房的人,所以这些人住进来一分钱也不花。现在他们就等着拆迁,因为又能拿钱又能改善房子。但我们住进来是用金条跟二房东换的,60 多年国家没有给我们分过房子,一个平方也没有,我为什么要同意拆迁?我认为是无理的。

向朝北面(靠巨鹿路)的房子都是国家分的房子,住在里面的大多都是外地人,有些人做老师退休了工资又高,外面贷款也买好房子了,挣钱了已经搬走了。北面现在很少有人住了。朝南面(长乐路)的房子价格更高因为是主要街道,但南面的上海人每个月紧巴巴的,上海人都还买不起房。

“上海人的住房是全世界最困难的”

原来说这两条弄堂会拆,后来他们又说要保留了,因为有代表性的类似红十字这种房子不能拆,就决定不了这个事了。 1949 年小兵住进去了,现在就是当兵的后代在住。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房子,没有领导知道。

其实 2007 年就说要拆,我们每个月的水电账单,从 2007 年到现在就没有寄来过。去年来搞了以后,说房子要保留,又不拆了。我也不考虑买房,我也不相信他们的政策,因为他今天这样说,明天这样说,我也实在吃不准它到底怎么样。

07 年第一次动迁的时候,已经有人拿了钱到外面去买房或者租房了。我们这里的 272 弄 10 号所有的人都走了,里面是空的。他们当时一共拿了 70 几万,不是很多,他们出去以后还想回来问他们(政府)再要钱,但他们就不给你了。

2007 年我没搬,因为钱不能解决我家里的事,家里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70 几万不够 。

你想想我的工龄 40 多年了,才有现在不到 5000 的工资,如果没有四十多年,工资只有 2-3000 块。当时上海支援内地的人,比如到成都、贵阳、兰州去,现在一个月也只有 2000 多块,到安徽去支内的才 1000 多块。你去看看每个星期三,江西路福州路早上 10 点,他们就向上面反映情况。外地人都认为上海人工资很高,但是上海人必须有一定的工作履历才有很高的工资,有很多都是误导。上海人的住房我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困难的。

2009 年,我母亲摔跤了以后要住院,她是上海人,但是没有劳保,也没有医保,那个时候正好医疗改革,她自己一张卡里只有 500 块社会救济金。现在也不是所有上海人也有医保,必须缴费才有医保。

我现在一个月 4000 多工资,我中午就吃烫年糕,黄芽菜加点肉丝。其实我平常除了看毛病的医药费,其他也不用钱了。我现在欧洲、德国、英国也去过了,去年英国脱欧,英镑最低的时候我去了英国,花了不到 2 万块。

这里是中心城市,我和我太太住 20 多平米还好,我们也没有孩子。小,但蛮自在的,习惯了。稍微挤一点就挤一点,你叫我搬到很远,现在我们上了年纪,血压高,有毛病,现在看病就去瑞金医院,就一站多路,如果我们搬很远,看毛病也不方便。

最好是能搬到近一点的地方,就像大沽路的凯德中心他们肯给我们吗?肯定不的。或者就像董建华弟弟造的茂名公寓,对面就是新锦江饭店。但是我也知道给我这个地方,我也住不起,物业管理费也很厉害。他们不讲实话,我们也不讲实话,这就很难讲。

作图:林玉尧

题图: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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