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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出生地长乐路,吴亮成了一个多余人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⑭

这是继《为什么长乐路如此重要?》之后的第二篇报道。

作家吴亮曾在接受《城市中国》杂志采访时谈论“法租界”,称它“不是异国情调,不是高档品味,而是严酷的事实,不断地生死,不断地逃亡。”

吴亮就出生在法租界——长乐路的最东端,临街一幢三层砖房的底楼。

1938 年,吴亮的祖父和父亲从虹口举家逃进租界。租界外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租界内是“孤岛”,歌照样唱,舞照样跳。等到 1955 年吴亮出生,这条路不再有异国和浮华,谈论这些不合时宜且危险。即便多年之后,吴亮的回忆录也很少单纯描述建筑物本身,尽管这条路上满是名人故居、花园洋房。

吴亮的父亲因为“托派”的历史原因,在 50 年代肃反时被审查,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审查,多年以后平反。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借着“酒胆”兴奋谈起托洛茨基,被妻子数落,“迭个托洛茨基搭侬有啥关系,侬为伊吃了十年苦头还不够”。同样的还有四舅,被送去青海劳改,直到 80 年代返回上海,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局外人”。

当年的邻里有的已经搬离了长乐路,还生活在这儿的人需要与黑黢黢的走道、嘎吱作响的楼梯共处。一些巷弄门框变形,插销很难插进原来的插孔里,还有配不到原来纹样的窗玻璃,东拼一块西凑一块,就这么“混日子”。

长乐路正在经历动迁的“高福里”内,“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

这些“多余人”就出现在吴亮的书里。2009 年,他出版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

所谓“多余人”,是吴亮从俄罗斯文学里借用的概念,“似乎被时代抛下来,很少有人记起”。而“罗陀斯”来自伊索寓言,吴亮最初是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知道它。一个运动员向路人吹嘘,有一座罗陀斯岛,他在那里可以跳得又高又远。路人回敬,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既然 1980 年代不方便写,我或许可以朝 1970 年代投去远远的一瞥。上海就是我的罗陀斯”,吴亮说。

他把这本书写给父亲。而 2016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朝霞》,邦斯舅舅的原型来自他的四舅。

“写作者一直是苦闷的”,吴亮提起曾经看到的一篇媒体文章,其中提及“我们将要努力讲真话”。

“‘将要努力’就是说,假话还是要说的。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他要说真话了,讲真话,讲假话都不要紧,重要的是大家都能说话。通过大家都说话,才能把一个真的东西甄别出来。你不让他说话,一会儿用‘假话’压着你,一会儿说了真话,你还要感谢他。太扯了,哪有这种玩法。你说苦闷吧,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还是写字的人,表达的人,所以只能用一些讽刺的、开玩笑的(方式),或者沉默,或者冷笑。”

长乐路的老宅如今成了吴亮的工作室。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这次采访,它位于巨鹿路的上海市作家协会。吴亮介绍起这幢建筑的故事。半个世纪前,这里被称为“爱神花园”,是近代实业家刘吉生的故居,他特意邀请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了这幢楼,并将宅第送给太太作为 40 岁生日礼物。共产党接管时,这幢宅第只剩下两个看家女眷,其他人都逃去了台湾。女眷被另外安排了住处,这幢宅第成为了上海市作协的办公室。

巨鹿路上海作协的“爱神花园”

以下是吴亮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纸上就这点信息”

直到今天,我还是喜欢画示意图,还没有手机的定位功能,或者干脆还没有手机之前,那是告诉别人方位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家的位置很好说明,靠马路,有门牌号,很好找。但描述巷弄深处一些不那么好找的位置时就有趣了,你能发现,每个人在画示意图时,他/她选择的标记点是不同的。

有的人画的街道是孤零零的一条线,大部分人更愿意用双线。小时候我妈让我出门买东西会啰啰嗦嗦画很久。从家里出发,道路漫长,一边画一遍和我说,“中间这几条马路你就别管了,直到看到某某路你再转弯”。

有的人方向感好,简单的东南西北。也有的会标一些千奇百怪的店,比如一间照相馆,或是一间有着“红门”的店——你要找的地方就在一扇红色大门的马路对面,纸上就这点信息,其他全部留白。说不定你每天从这条路经过,压根就没注意过哪里有这么一扇红色大门。

小时候,街角有好几家烟纸店,上海人说“烟纸店”,卖点零食、烟酒、针头线脑,像是今天的便利店。它们大多没有店名,就算有,我们更习惯用其他方式指代它们。常去的一间叫“瞎子店”,但你在里面找不到一个盲人。后来问起来才知道,原来最早,这里有过一个盲人,公私合营之后,盲人不知道去了哪里,“瞎子店”的称呼却留了下来。

这个“过去”其实很近,不过十年前吧。前几天我们几个人去朋友家,其中一个人找不到位置,我说给他画个示意图拍照发过去,结果被人笑话,“笨蛋,他发个手机定位过来,我们去接他,不是更方便!”

但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探索感、画的乐趣就淡了。

混杂的建筑肌理(图 / wikimedia commons)

有的小区道路很规整,有的复杂点会有一期二期,上海的弄堂肌理更繁复,每逢人口涌入,加建丛生。有的地方眼看着人就要贴墙走了,路的尽头一转,竟然还有路。

我家的背后就是四通八达的巷弄,除了横向(东西走向的长乐路),还通往南北,淮海路、南昌路、金陵路、巨鹿路,一片街区。以前这里有一家上海滑稽剧剧团,80 年代还能在这里碰到滑稽剧的老艺人。

上海就是这样,很多文化单位分散各处。法租界很多房子是私人的,种种原因主人早就逃离海外,这些就成了街道的“产业”,建个托儿所、房管所、卫生所。

现在,我家对面是一大片绿地,里面的“四通八达”已经没有了。我这一边,隔壁“和合坊”还在。弄堂门口以前有个大块头,熨衣服的,他的一个儿子是我同学,大块头熨好衣服就在弄堂口扯一嗓子,我的这位同学就要飞奔过去,把熨好的衣服送往各家。他动作飞快,不出 10 分钟,走街串巷三五家已经全部送好。但我们还是会在打牌的时候嫌弃他,时刻要停下来等他回来,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牌搭子”,这已经是文革后期的事情了。

2009 年出版的《我的罗陀斯》

长乐路的巷弄里飘着亡灵

长乐路老宅的建造时间是在 20 年代,砖木结构,如今快要 100 年了。大房东是资本家,原本就住在对街一户大宅内,后来把我们这一排的房产全部出租。1938 年,我祖父逃进了法租界,租下了这幢楼的底层,二楼住着是二房东的妹妹一家。祖父交租给二房东,二房东再交给马路对面的大房东。

我祖父是一间棉麻厂的厂长兼总工程师,厂原来在虹口。据我父亲回忆,刚搬进来的几年也是他们日子比较好过的几年,从上海沦陷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这也是张爱玲写作的“孤岛”。

长乐路的某些路段比如巨鹿路会有真正的有钱人。这里的房子大多给普通市民居住,小资产阶级出身居多,房子的尺度格局都很小,加上不断涌入的人口,人均面积就更为狭小。

楼道里密密麻麻的信箱

最初祖父买下这间老宅并不住人,只是用来堆放杂物,一些舍不得扔掉的旧家具。

1948 年我的父母在这间底楼里结了婚,二人住下,后来有了两个姐姐和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奇怪,很挤,家具又特别多,像是一个微缩版的淮海路旧货商店。(“淮国旧”店里售卖的都是从旧政权接管和查抄的各类物资,家具、钟表、长衫,几乎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们可以穿过隔壁“和合坊”直接走到淮海路上,那是六七十年代最热闹的区域,淮国旧、妇女用品商店、第二百货。1962 年,我父亲刚修水库回来,带我去淮海路上的西餐厅吃了一顿西餐,他为了这顿饭酝酿了许久。晒得黝黑的中年男子和他面色发黄的小儿子,不说话,面对面狼吞虎咽,这是大饥荒年代的奇异景象。

一次我和陈丹青聊天,谈《我的罗陀斯》里的 70 年代,成人的世界一片肃杀,孩子的世界反而无人看管,有了一丝自由。他大我两岁,这看起来不算什么,60 和 62 岁能有什么分别。但在文革刚刚开始那年,我 11,他 13,这两年差得可就多了。他已经在读初中了,我还在读小学。大人有大人的心思,小孩有小孩的心思。开心的事情,游泳、捉蟋蟀,我都记得。

直到 1968 年父亲被打倒,当时叫“清理阶级队伍”。抄家的那天是在 2 月 5 号,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父亲刚去单位就抄家了。就在那一天,我成熟了,这不是事后回忆的判断,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憎恨,也有恐惧。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似乎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前途了。

当然那个时候已经看了很多了,邻居就有消失的、自杀的。我在《我的罗陀斯》和《朝霞》里都有写到。长乐路的巷弄里飘着亡灵,那个时候,哪一条街不是呢?

1971 年,16 岁,没有升高中,直接去了工厂,马上被抛进了社会。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挖防空洞,工地就在上海美术馆的花园里,之后被分配去做了泥瓦匠、钣金工和冷气机修理工。我做了 14 年工人,直到 80 年代开始写作。1985 年,正式调入上海作协。

“小吴啊,英语好听吧!”

我在书里写“多余人”,这是借用俄罗斯文学里的概念,他们好像被时代抛下来,很少被人记起。

赵炳夫原来是目前所在的卢湾区少年宫的专职美工,因为犯了生活错误受到处分,成了一个勤杂工,人人可以使唤。他既是水电工、木匠、油漆工,也可以疏通下水管道,修理自行车。即便逢人谦卑、点头哈腰,他还是会自己做衣服,把裤子熨出两条笔直的裤线。

一次我和母亲受邀去他位于南市区的家,在堆满杂物的天井和甬道深处,他用平日收集的物件把居住的小厢房拼成了一个剧场的“后台”,样板戏剧照、丢弃的罐头、揭下的商标、年历片、各类药瓶、塑料盒、食品包装纸、糖纸和邮票、旧钟表、画报彩页与廉价假花,以及他自己临摹的多幅油画风景。

还有我的“英语家教”顾乃文,他是我大姐的朋友,里弄生产组的人。他很有才华,原本是圣约翰大学(民国时期上海的教会大学,纯英文授课,曾被称为东方哈佛)的学生,后来成了老师。因为师生恋被举报成“流氓罪”,定位“坏分子”。其实他运气已经算不错,当时的“流氓”大多被送去了白茅岭农场,很多就饿死在那里,他的发落算是轻的。

他到处打零工,什么样的事情都找来做。当时不像现在,没有自由市场,一定要有人用你才可以,他拉板车,给服装厂运送布料。

他谨慎地和我姐姐说愿意教我英语,不收分文,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勤奋地去往他位于成都路的居所,一幢老师石库门房子底楼的后厢房,终日不见阳光。

不知道是因为原本性格如此还是经历的缘故,他在人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总是唯唯诺诺,但在我面前,那个光线惨淡的十二瓦日光灯下,他给我念莎士比亚,带点宁波口音,他问我:“小吴啊,英语好听吧!”

当时我好像买过一本许国璋的教材,里面全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是聊什么世界革命。当时尼克松已经访华了,上海有过一段时间的英语热,流传的都是这些政治性很强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下次你不要再带来了,我不会教的。”

许国璋英语最早出版于 1963 年(图 / 绘本学堂)

当然他不是一个好老师,唯一的一本教材是《韦氏大词典》,每天让我重复抄写。笔还在动,脑子已经飘到别处去了。一个月后我放弃了,自己不敢和他说,让姐姐去和他说。

后来他也自杀了,似乎没有亲人,赤条条,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还有我的四舅,他被送去青海劳改农场,原因是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他考入西南联大学习政法,后来回到上海接收敌产,被安排在淞沪警察局经济稽查处。

青海像是另一个时空,他在那里给我母亲写信,早期的信里详细描述青海湖、雪山、水库、放羊,或是拜托母亲为他代购药品、书籍和杂志。

直到 80 年代初四舅回来,我在书里(《我的罗陀斯》)也写到,这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走进房间,像是列宾的那副著名的油画《流放者归来》,正在早餐的孩子们惊恐地看着这位不速之客,突然,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后辈们从长辈的只言片语里知道有这么一位亲戚,但生活已经翻篇了,当时发号指令的人有的已经去世了,他们却囿于时间。四舅以为历尽劫难,他总算回到了一个熟悉的上海,其实他是去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

80 年代的上海,突然迎来了一批归来的“不速之客”,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如此。(吴亮在书里这样写道:“幸存者归来了,劫后余生者归来了,他们自由了。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留给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他们无声地继续生活,他们数量庞大,茫然,无助,互不往来,他们是渺小孤立的沙子。”)

《流放者归来》

“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80年代开始解冻,一些“多余人”千方百计和之前断了的海外关系重新接上头,就像唐颖写的淮海路女生(《阿飞街女生》),大多通过考托福留洋,他们称这是“胜利大逃亡”。

我的那些老三届邻居们也好像枯木逢春,之前想尽办法逃避上山下乡,宁愿在街道糊纸盒子过活,到了 80 年代,乌鲁木齐路领事馆区签证处围墙下全是他们。

《夭折的记忆》写的是 80 年代,我干脆用“一次”闪回片段。

一次报纸上第一次登出消息,说猪肉要涨价了,1982 年。妈妈让我去淮海路商店买毛巾,长城牌,八毛钱一条。到了店里,营业员扔出两条毛巾说两块。我问她,肉涨价我知道,没听说毛巾也要涨价。营业员说,你这个怪不怪,我问你,做毛巾的工人要不要吃肉!

一次我在长乐路老宅,用收音机听《美国之音》,1989 年,半夜十二点,住在二楼的酒鬼(当年二房东妹妹的儿子)回家,噔噔噔的脚步声突然在楼梯的半道停下来,他就站在门外和我一起听新闻,也没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他也就上楼去了。那一阵,许多人通过外电关心自家的政治,我就是在淮海路的电器行里买到的中波收音机,女营业员说,带短波和中波的收音机在仓库里积压了好多年,这几天差不多全部售罄。

2016 年出版的《朝霞》

紧接着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同样是半夜,同样听到噔噔噔的脚步声停在楼梯的半道。我正纳闷怎么没有听到酒鬼开门关门的动静,脚步声就停在了那里。搞不清楚原因我是没法睡了,一把拽开门,手电筒照向楼梯,结果是空的。

后来发现,其实也并不是鬼魅,我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本书,对此有科学解释,就是榫卯结构的“材料记忆”,有受力变形,就有回弹。白天吵闹听不见,夜晚安静下来就好像一个人一步一步往上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天肯定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老房子最常见的“怪事”,估计我们这种老居民早就见怪不怪了。

八九十年代,我在新锦江饭店写作,那也在长乐路上,半夜马路对面的围墙下有“流莺”,私人酒吧走出的女性挽着外国人的手臂,会简单的英文。

比较大的改变是我家对面。以前和我们这边一样,密密匝匝的弄堂,泥泞的石子路,阴暗潮湿的天井。我的好几个同学就住在那里。2001 年改建成了现在的一大片街心公园。当时的说法是“解决城市热岛效应,提供市民生活的场所”,补偿很低,说起来那块不是商业开发,那时候人们也没有这个意识,房价暴涨是后来的事情,2008 年以后。很多人都搬到了很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觉得,怀旧很廉价,必须要等一个地方消失了,拆掉、推倒、铲平了,人们才能想起它、惋惜、怀念,怀旧就是这么以廉价、粗野、无知为条件,你们的凭吊,难道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

后来我在其他地方换来换去,也一直在市中心,陕西南路、建国路都住过两三年。外表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萧条小马路,走进去里面完全不一样,许多人对房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不像是以前上海人为了争一星半点地方,自己弄,现在都有专业的设计师改造过,功能合理。我们这一排并不多,附近民宿很多,有些人从好几户人家手里买下一整栋房子——法租界的房子大多产权复杂——改成民宿。

现在回去,发现大部分住在这里的人成了陌生人,要么就是“亡灵”,一个老头从楼道里走出来,突然发现他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邻居,这种感觉很奇怪。

一次,我回长乐路写作,楼梯口遇到了一位正在下楼的陌生女人。80 年代住在楼上的酒鬼不知道去了哪里。她朝我警惕地上下打量,看我掏出底楼房门的钥匙,才知道我是这里的原住民。

现在,我在我自己的家门口也成了一个“多余人”。


作图:林玉尧

题图: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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