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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别无选择,至少可以不作恶 | 2017 年度图书推荐①

关于个人在这个时局,这里推荐了三本新书,《邻人》,《美丽灵魂》,《生而有罪》。还有几本旧书。

严格地说,它们并非以“年度最佳图书”的严谨推荐给读者。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这些在 2017 年出版的书,恰好有助于我们思考。

我们以人文社科(除小说)、商业和科技、生活美学、小说作品四个维度推荐。

前三类候选书目来自于:20 几家专业出版机构的推荐;《好奇心日报》编辑、记者、特约作者的推荐。小说部分,我们综合了作家、译者、学者、书评人、图书编辑、文学批评家的意见,向他们约稿完成。其它部分由《好奇心日报》的编辑和特约作者完成。

我们尽量读完了这些书,“真诚地认为它们的确不错”——与去年一样,这是我们推荐之前应尽的本分。


康德说,一个在坏蛋窝里过了一生而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人,他的内心不可能有美德的概念。有两本书,看起来跟这句话有关,一本叫《邻人》的书可以用来证明这个结论,另一本书似乎是个反证,叫《美丽灵魂》。这两本书恰好都在 2017 年出版了中译本,所以一并推荐。

《邻人》讲的是二战期间,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的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施暴者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这些犹太人的邻居,波兰本地人。

它与另一个来自于德国“101 后备警察营”的犹太人屠杀齐名,但略有不同之处在于, 101 后备警察营还是准军事力量,还是在“执行命令”,而耶德瓦布内完全是平民发起的屠杀。

它的恐怖在于,“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男人,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场,父与子协力合作;有人曾被诱导——为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说他们是好公民(考虑到他们所犯下恶事的可怕程度,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嘲讽)。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以及,我敢说,无法理解。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 ”

尽管有人试图用犹太人与苏联人的合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这个小镇在苏联人的控制之下),而德国人对波兰入侵被视为一次“解放”——作为暴行的解释,但在作者调查之后发现,并非如此。对邻人财富的贪婪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当杀戮开始,屠杀者的恐惧表现为必须“斩草除根”以避免被后人和亲属报复(这种“恐惧”发生在各种文化的屠杀行为当中)。

最后结果就是,宗教、社会、“不谋杀无辜之人”的人类文化禁忌统统都不发挥作用。

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曾经感慨,“直到 1966 年,波兰政府雇员中还有五分之四的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整个国家都是由这样一个低学历的行政管理层来统治,令人惊讶”。

对于波兰人来说,先是各有一半被苏联人和德国人占,然后德国人打过来,“解放”一次(对于苏占区来说),再然后苏联人又解放一次——每一次过来都是一次社会的重组,每一次都有惨剧发生……直到二战结束,犹太人已经被赶尽杀绝,作为少数族群的德裔和乌克兰人因为重划国界而迁离。

朱特真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二战结束时,20% 的波兰人都已经死了,“所有领域的波兰精英都急剧减少”,“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踪了。55% 的律师、40% 的医生、三分之一的大学教授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死亡了”。

《邻人》则告诉我们,波兰人自己也是造成罪恶的一部分。汉娜·阿伦特在论证“平庸之恶”的时候,特意考察了那些号称普通人的施暴者是如何推卸责任的,比如党卫军和法本公司的绅士们会把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因为囚犯们的“坏”带坏了这些人——这在耶德瓦布内的暴行当中特别明显;当然,更多的推卸方式是自比“小人物”,这也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多的解释,“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无力对抗强大组织”……这些类似说法大多肇端于此。

无非是想求得原谅和宽恕,不是来自于同村的犹太人,那些人都已经被杀光了,而是让自己心安理得。

汉娜·阿伦特看得出来其中存在的狡诈。她在针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恶”时特别强调了,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宽恕,那么宽恕的是人格,而不是个体的行为。

“如果说我们是因某人所作所为而控告他,那么当一个凶手被宽恕时,我们并不是宽恕这种行为。被宽恕的不是凶杀的行为,而是那个杀人者以及他在各种环境和意图中显现出来的人格。纳粹罪犯的麻烦恰恰在于,他们自动地放弃了所有的人格性品质,仿佛没有任何人可以被惩罚或被宽恕。他们一而再地抗议说,他们从没有自发干什么坏事,也完全没有什么意图,无论是好的意图还是坏的意图,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换句话说,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nobody),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

某种意义上,《邻人》这本有关 nobody 的书就是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一个人类学考察样本(人类总是不缺这样的样本)。而关于昔日邻居如何成了屠杀者、事后如何迅速找寻借口、以及果断遗忘,都印证了阿伦特所发现的那些心之深处的真相。

阿伦特秉承着一个也不原谅的锐利,提出应该换个角度来问:对于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问题,绝不应该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我们这里也大有市场,简而言之,就是“我们都有罪”。阿伦特说有很多人都向她证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艾希曼”,“正如有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向霍赫胡特证明,不是教皇庇护十二世——他毕竟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教皇——有罪,而是所有基督徒甚至全部人类都有罪”。

汉娜·阿伦特对此不以为然,“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诸如此类错置体验的先例,但我确实知道,在战后德国,人们在谈及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时,就出现了同样的局面,这时,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没有人有罪。与责任不同,罪过总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严格地属于个体的。”

然后,她还补了一刀,“这种看法与艾希曼关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令人惊奇地一致”。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曾经采访过多个纳粹子女(集结为一本叫《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的书,这本书也在 2017 年出版了中译本)。其中有一段与前党卫军的儿子、为父亲辩护的人的对话:

——(为党卫军父亲辩护的人说)他没办法。
——(彼得·西施罗夫斯基)他没办法什么?
——拒绝。
——为什么?
——因为那样他们会杀了他。
——谁是“他们”?
——当然是党卫军。
——而他自己就是党卫军。
——但不是自愿加入的。
——这是他告诉你的?
——是的。
——谁强迫他?
——详情不知。
——你没有问他?
——别缠我了,这不是我的错。
——如果你问了他,就不是你的错。
——他想活命,就是这么回事儿。
——靠杀害别人?

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

埃亚勒·普雷斯在《美丽灵魂》中写到:“在每一个社会,都存在不认同大部分其他公民认同的道德准则的反叛者和破坏者——不论权威人物希望他们相信什么,他们都嗤之以鼻,并以此为乐。本书所讨论的反抗者不是这一类人。他们的问题不是轻易地不理会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或组织的价值和理想,而是认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不可动摇。”

在说这一群人之前,再回到康德那句话,他的结论有两个前提,我们一般会强调前边那个“在坏蛋窝里住了一辈子的人”,忽略了“对其他人一无所知”。汉娜·阿伦特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还引用了康德的另一句话: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

《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讲了若干人的故事,共同点是拒绝服从——他们被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了不起的“拒绝服从”的行为,这本书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选择,他们为什么选择不服从或者抗争。

书中讲了若干人和他们的美丽心灵的故事。

比如其中一个:塞尔维亚族武装人员亚历山大·耶夫蒂奇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被俘的上千名平民中有克罗地亚族——他们的“敌人”,也有塞族,他的任务是把塞族人挑出来,剩下的克族人将会被屠杀。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外貌、语言上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耶夫蒂奇被选中的原因在于他是他们的同乡,也就是说他认识他们。

最后大约有 150~200 名克族人被救,耶夫蒂奇救人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冒险,他给克族人取了塞族的名字,对方心领神会应答,就会被当作塞族人而脱离险境。

亚历山大·耶夫蒂奇可以以服从长官命令的名义不这么做。书中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阿里斯提德·德·苏萨·曼德斯说:“如果我不得不违抗命令,我宁愿和上帝一起对抗人类,也不要与人类一起对抗上帝。”他在 1940 年的时候在波尔多为犹太难民发放过境签证,违抗命令救助了大批逃难的犹太人。

明辨是非并不是一个稀有的能力。我们前面提到的德国 101 后备警察营在屠杀之前其实也有机会,营长威廉·特普少校曾经提醒士兵: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尽管士兵中有四分之一是纳粹党党员,但他还是宣布,不愿意参与这次枪决行动的士兵可以回避。“士兵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位士兵突然向前一步,随后十几个士兵也表示不参与这次行动”。

这个细节说明了两点:一是“别无选择”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二是为什么 101 营绝大多数人放弃了“不作恶”的机会?

《平民如何变成屠夫——101 后备警察营屠杀真相》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宁认为是因为他们“怕与集体不一致”,不参加屠杀意味着把这项“脏活”留给他们的同伴,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国家和同胞持有负面评价,“军营的大多数士兵都反感这样的行为,更别说是为了犹太人这么做了”。

《生而有罪》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位名字叫鲁道夫的纳粹逃亡者后代回忆他从不提及纳粹时期的父亲:“我父亲他们驾驶卡车闯入波兰村庄,围堵犹太人,将他们带到基地,男人站这边,女人站那边,男人挖一道长长的壕沟,女人和孩子脱去衣服,将衣服和珠宝整齐地码放好。一次,只有一次,父亲喝多了,谈论起往事。太可怕了!那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枪一一射杀儿童,因为那些愚蠢的士兵将自动枪的枪口抬得太高,只能瞄准成人的脑袋。”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隐约能看到士兵选择了“枪口抬高一寸”的策略,希望自己至少是“少作恶”的那一个。而鲁道夫的父亲,看起来从来没有意识到罪恶。虽然,他们有可能就是听着巴赫,阅读荷尔德林的那一群人,他们对康德的了解可能还超过我们,他们并非对其他人一无所知,那可能只是印证了那句话“愚蠢来自于邪恶的心灵”。

亚历山大·耶夫蒂奇是相信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且在“手足情深,团结统一”里呼吁的宽容精神。《美丽灵魂》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因为所有瑞士公民应该和他一样“珍惜欢迎陌生人的传统”,也可能是相信以色列军队真的是“世界上最具道德的军队”,也有可能是认为“每一位同行都应该履行进行尽职调查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不可动摇,所以他们做出了不服从的选择,正确的选择。

至少,也可以如梭罗所说。“一个人当然不应该致力于根除任何其他群体,即便是最错误的庞大群体。他可能有其他要紧事缠身,但他至少应该不去沾染它,不去考虑,也不去支持。”

一位话剧导演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他近来最担忧的一件事,“我害怕中国会走上战争的道路,我其实怕的是中国侵略别人。”

他所担忧的潜台词可能在于,如此境遇,我们怎么办?其实值得担忧的远不止于此。在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离奇事件之中,这种质疑早就应该存在,因为每件事都有普通人身陷其中:比如手舞大棒去驱赶人于寒夜之人,比如为恶行而寻找堂皇光明借口之人,比如为制定这样的政策而夙夜工作的人……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些来自于罪恶,你可以拒绝,不去沾染它。

这是我们最想与读者分享的。未来不可预期,我们做最坏的打算。这并非危言耸听,可能正如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在本世纪(指 20 世纪)的真正可怕之处仍不为人知的 1930 年代”,丘吉尔就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在我从小就被教育去相信其为永恒的和重大的那些东西中,很少有什么还在延续,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人为设立的。每一件我确信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每一件我被教育要确信其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当种种“不可能”发生,重创我们的生活之时,我们还能坚持价值和理想,至少我们与恶行保持距离,不沾染它,不同流合污。


题图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汉娜·阿伦特,来自:AP Photo,b/w fileblog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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