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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为旁观者”,《嘉年华》的导演说,都要思考“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什么”|访谈录⑪

“旁观者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需要反思和需要被检验的”。

2014 年初,广西某小城建了一座号称是“世界上最高”的梦露雕像,后来,“由于梦露的裙子飞得太高”,雕像在树立六个月后被拆除。有感于新闻中居民的强烈反应,制片人兼导演文晏在女性朋友中发起了调查:梦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不出意料的答出了“迷人”、“性感”等一系列词汇,而一位朋友回应道,她代表“除了爱以外的一切”。

文晏意识到,这就是她想讲的,关于一个“嘉年华时代”的全部故事。

“嘉年华”后来成了《嘉年华》。它这样开篇:

中国南方的海滨小城。人头攒动的白色沙滩上,竖立着一座将近两米的玛丽莲梦露塑像。她身着白裙,摆出《七年之痒》中那个经典的姿势。
傍晚,宾馆工作的女孩小米在沙滩散步。她仰望着雕像,阳光穿过梦露的双腿直射过来,两个专心合影的小学生挤倒了她。那天晚上,小米再次遇到了这两个小学生,她们一起住进了小米工作的宾馆。半夜,小米在监控视频里发现,带她们来的中年男人闯进了女孩的房间。

11 月初的平遥国际影展上,《嘉年华》获得了”费穆荣誉单元最佳影片奖“。在此之前,它已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三大奖项提名,并在 2017 年初入围第 74 届威尼斯影展主竞赛片。

威尼斯影展期间,外媒评论这部关于未成年少女性侵的现实题材影片“直观地反映了现代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而影片对女性生存状态、青少年教育、社会权力关系等多个议题的探讨 ,也让它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华语独立影片之一。

2017 年 11 月 24 日,《嘉年华》在全国院线上映。豆瓣 id 为“洛的来”的用户在推荐它时这样写:“片中毫无办法的家长,以及自己遮盖事实的家长,给性侵官员背书的医生,只是很小的现实浓缩了。”

尽管文晏远远不会预期到这些,但《嘉年华》被认为和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待且疑似猥亵性侵儿童一事,形成了主题上的呼应。

《嘉年华》是文晏的第二部导演作品。从威尼斯到平遥,她无数次向观众解释这个片名的意涵: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人人都坐在云霄飞车上,没有时间与耐心去重新审视成长的意义。当然,片中两位遭遇性侵的少女,也都正处在她们一生中的“嘉年华”时期。

此前,文晏更知名的身份是独立电影制片人。2014 年,刁亦男导演、由她担任制片的《白日焰火》获得第 64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和大多制片人不同,文晏会在影片拍摄中给出更多创作上的建议。导演刁亦男回忆,在拍摄《白日焰火》时,从拍摄某些场景时”是否采用小摇臂”到女主角桂纶镁的围巾,文晏都给出过相当精准的意见。“她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制片人……我周围的合作者,一般都和我在一个顺撇上,我文艺,他比我还文艺,说不定比我要更极端。但是文晏能中和这些,她比较冷静和客观。”

《嘉年华》平遥首映后的映后交流会上,文晏穿一件黑色西服,悬着黑色阔腿裤。站在台中央,她显得比人群中所有人都要高。她说,“好的表达都是要冷静的,特别激动的时候,你往往说的都是错的。”

2003 年之前,文晏在纽约学习艺术史,由于“电影可以将她的所有兴趣以一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她决定进入电影行业。回国后,她发现,中国的电影人有好的想法和剧本,但缺乏制作和向国际观众推销电影的资源。出于这种想法,文晏开始陆续与尹丽川和刁一男等导演合作,为影片《牛郎织女》、《春梦》和《夜车》担任制片,帮助他们寻找适合的国外投资方和放映机会。

参与过多部影片制片后,2013 年,文晏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水印街》。这是一部被认为有政治寓意的爱情电影。一个地图制作师在绘图任务中发现了一条“鬼街”——它可以被卫星探测,却并不存在于地图上——任何试图通过公开记录识别它的人都会被困在其中。在这条街上,他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并很快爱上了她。

《水印街》剧照

《水印街》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行,它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并入围了威尼斯、鹿特丹等多个电影节。影片中那个颇富意味的“不存在的街道”,被影评人解读为强权对技术和公众的形塑。政治磁场对普通爱情故事的强行介入,也让不少观众想起了《1984》。

《嘉年华》也一样。文晏一直有种叙述现实生活的冲动,以及呈现故事的疏离方式——就像习惯于坐在角落中默默观察着的她本人。在《水印街》中,她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拍摄南京的普通街道,而在《嘉年华》里,这种观察被浓缩为不具名的小城市、派出所门前巨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以及案件发生后医生集体为女孩进行妇科检查的镜头。Toronto 影评曾评论,她的社会批评野蛮、微妙而精确,而文晏则认为,她最想表达的是,实际上,最可怕的事情并不发生在那个性侵的夜晚。

《嘉年华》英文片名叫“Angels Wear White”,白衣天使。影片的末尾,巨大的梦露雕像已被拆除,一辆大卡车拉走了它,白裙下赤裸的小腿也被小广告覆盖。

目前,《嘉年华》国内排片占比已经由 0.9% 升至 1.5%。

现实中的梦露塑像

Q:好奇心日报

文晏:导演、制片人

Q:您在整个创作和拍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带入个人身份和想象吗?

文晏:我当然,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其实特别无趣。父母也没特别把我当女孩子看待,所以我自己倒没有特别强烈的那种“特别女孩儿的东西”。所以我也是各种观察吧,观察周围的人,包括他们现在的小孩儿,小女孩儿。但是我觉得作为女性,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共通的。当然也没有特别个性或者刻意的去说这是写我自己。但是我刻画的大部分女性,她们的性格中都有那种还比较坚强的东西,这可能是跟我自己有点像吧。

Q:您是那种特别坚强的人?

文晏:我是说我喜欢的女性。我喜欢她不管境遇怎么样,不管她的认知是否达到某些高度,但我都喜欢她们性格中有一些坚强的东西的。我不喜欢那种总是要去讨好别人,总是要去取悦别人的人,不喜欢那种完全没有自信的女性。我喜欢这样的人吧,所以会把这样的人写在我的电影里。

Q:您拍摄这个作品的出发点是真实事件吗?

文晏:其实是很多东西的综合。我不太喜欢单纯记录某一个案件,把一个本来已经真实完整的事情转换成电影里,那个不是我喜欢的创作。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新闻,也知道很多这样的事件发生,她们有各种各样的结局。我试图在中间找到一种共性,这些案件也许破了,也许没破,有的甚至没有立案,但是对这些女孩子的伤害其实并没有停止。而我因为更想探讨是整个社会一个机制吧。一个案件的发生总有它的偶然性,但是一个社会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如果这个机制不够良性,它会给受害者带来二次,甚至更多的伤害。

Q:影片中对于加害者本身的呈现其实是很模糊的,这是为什么?

文晏:对,这个刘会长根本就在电影里头几乎没有露脸儿,因为他是谁太不重要了,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重要的是说我们身边的,就是一直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以及一个社会在怎么对这样的事情做反应。

Q:拍这样的片子找钱困难吗?

文晏:其实还好,我们有国内的公司和私人投资者提供资金,这次也找到了一些国外的基金会参与投资,之前的影片也有和一些独立电影基金会合作。

Q:您自己本身会特别喜欢倾向于讨论女性主题的东西?

文晏:只是说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自然会关注这些事情,但我也不是说局限在说我只拍女性题材,只拍女性故事,那也不会这样。反正就是什么东西在近期内最触动我,我就会去拍什么样的故事。

Q:最近有什么东西会触动到您呢?

文晏:最近因为天天在讨论这个电影,暂时没时间想别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性侵、性骚扰、性别歧视这个话题在全世界都是特别热议的话题。因为西方刚出现了一些事件,暴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电影的 slogan 叫作“打破沉默”。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当下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在西方,大家都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多少年了,但是只有今天才有人站出来说这个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按理说我们早就,50 年前就应该打破沉默了,现在早应该进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我们还在回归到最开始的一个原点,就是刚刚开始能够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反而目前这个事情是我比较关注的,那么以后可能会再想一想其他的问题。

Q:那您认为这种女性的长期沉默是怎样造成的,是否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

文晏:我觉得现在在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些问题是无意识的。在西方,由于他们的女权运动,使得大部分人起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因此比如说学校或者很多机构会有一些措施,当然这并不能完全避免这样问题,但起码大家是有意识的,大家会迅速意识到说我们在讨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很多像类似性骚扰这样的问题,包括女孩子,她不太意识到这是在性骚扰。所以我觉得就对我们来说,这个需求更迫切吧。就是起码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

Q:片中的女性人物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背景,您认为阶层上升可能会带来女性的自我觉醒吗?

文晏:倒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当然我认为教育是一方面,但也不是一个绝对化的方式。因为我也观察到,在一些较高阶层或者知识分子中,其实女性的各种焦虑和困扰也是非常严重的,它并没有因此就消失。

Q: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故事中设置小米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文晏:可能我是属于喜欢坐在角落里默默地观察的那种人。我们的社会尤其因为网络的发达使得我们突然成为了许多许多事件的旁观者,对吧。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可能只知道你身边的事情,现在瞬间成了很多事情的旁观者,再加上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发言,你会觉得似乎跟这些事情离得很近。但事实上我又觉得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在这儿说了几句闲言碎语。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需要反思和需要被检验的。所以我才设置了小米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消费事件,且不说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冷漠,我们甚至在消费一些事件,我们所表达的同情甚至都是不够真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反思,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的责任,我们真正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Q:您反思的结果是什么?旁观它会不会是一个事件改变的开端,或者除了旁观我们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文晏: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开端吧。但是如果不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可能它未必能够生发出真正有益的东西来。那我的思考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去思考我周边的社会上的很多问题。那么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应该在电影里去表达真实地表达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和观察。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吧。那么如果这个电影出来了,能够给别人,影响到别人,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那我觉得我就起码做到了一点点我作为旁观者的一个责任。

Q:所以这其实是您对这一系列事件思考的一个集中反映?

文晏:对。因为我觉得与其我在网上说两句话,还不如我把它经过更深的思考最后释放出来,那这个东西可能更有价值。

Q:影片中的苦闷情绪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您个人生活中的感受吗,作为女性来说,这种的苦闷是普遍性的吗?

文晏:我觉得是普遍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中国女性的焦虑远多于西方女性,这确实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时候事情不是很大,但是它就是存在。你不得不去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这些麻烦。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至少不那么愉快的吧。

就好比我们生活中你看到一个女性,你觉得她非常成功,她也非常幸福。然后她非常自信。她是我们的榜样。你就会觉得说太难得了,真不容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大部分的女性都会有很多的焦虑。她会觉得说我够不够好看,我是不是找不到男朋友,男朋友会说‘你知识太多了,我不喜欢你’。尤其女性到了 40 岁以后,她就会对包括婚姻在内的很多东西有各种各样的不自信。我就觉得中国女性的这种幸福感非常少。这让我觉得也非常困惑,为什么是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

有人说中国女性变成说你必须要内心特别强大,你才能生活得很幸福。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就能够相对顺利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幸福感。这是我希望的。

Q:您本身拥有一种冷静的感觉,这是您的常态吗?

文晏:我觉得好的表达都是要冷静的吧,特别激动的时候,你往往说的都是错的。我不想拍一个让人感觉我在诉苦的电影。这是完全不对的态度。否则我们不就成祥林嫂了吗?我们无非想尽量客观冷静地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我不是简单地去控诉,去批判,因为那个太低级了。一个高级的东西是说,我们这个问题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是尽量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所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它的根源其实在一个点上,那这个点可能是两千年的文化留下来的东西。那我们真的要去改变它,每个人都有责任。所以你不冷静地去讲这个,你怎么弄呢。做电影也是,电影也不是一个靠冲动就能做好的事情。

Q:从《水印街》到《嘉年华》,其实都是非常偏重现实主义题材的这种作品。您会有意识的让影片和现实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观照的过程吗?

文晏:对,这也是我这些年感受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我们虽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但反映,真正地、真实地反映这个社会的影片相对是少的。那我就觉得我们确实有责任。如果说中国的电影都是在很深刻地反映现实的话,我也许就会去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你的兴趣可以去拓展的,因为电影当然是不受限制的,但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太需要用电影去观照我们的现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Q:除了用电影把现实反映出来,还会有意识的希望去改变什么吗?

文晏:我觉得真正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这样可能是有点过于重视自己了,就是稍微有点自大。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带来改变,就像有些你看似是很不重要的东西,它都有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改变。那我是寄希望于这种人的力量吧。因为不可能我一个电影能够做多大多大的事情,但如果说我的电影打动了你,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做哪怕一件什么事情,那么如果有一百万人看了这个电影,那么可能就有一百万件事情在发生。那这些我觉得将来就是改变。

Q:在放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对这部片子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文晏:对。这种差异也会有,但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男女的差异,可能就是你对生活中关注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回到比如说每个人都问我为什么叫“嘉年华”?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确实有特别多吸引眼球的东西,特别多光鲜的,亮丽的东西,我们生活的重点往往停留在看到这些东西,而没有看到这些东西的背后。所以这个电影无非是希望大家能够越过这些光鲜亮丽色彩斑斓的布景,看到它背后的一些东西吧。

题图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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