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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美国收入前 1% 的富人群体?

美国收入差距拉大,成因几何?我们希望通过以下分析,消除一些常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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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激烈讨论,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在少数。上周三,在一场吸引了全球亿万富翁参加竞拍的拍卖会上,一幅达·芬奇画作以高达 4.503 亿美元的价格成交。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在就税法改革展开辩论。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税改法案通过后,受益最大的将是年收入前 1% 的纳税人。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年薪前 1% 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差不多翻了一番,从原来的 11% 上升到了 2014 年的 20%。加之全国生产率增速放缓,这两大因素导致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长期止步不前。

哪些国家前 1% 的富人收入最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美国的收入差距最大;而就年薪前 1% 群体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而言,美国的这一比重上升速度也最快(俄罗斯并未加入经合组织)。

改图:冯秀霞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 35 个成员国中,美国收入差距最大,不平等的现象也急剧恶化。

在丹麦,前 1% 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仅从 5% 上升到了 6%;而在荷兰,这一数字基本维持在 6% 左右。英国(从 6% 升至 14%)和加拿大(从 9% 升至 14%)的顶尖收入群体薪资占比上涨的趋势较为显著,但仍旧小于美国的增长速度。

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之前,让我们先来谈谈几个常见的误解。

没错,收入差距拉大与国际贸易无关

国际贸易额增长关乎收入平等,与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无关(国际贸易额增长的幅度根据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提供的数据得出,用进口额或出口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数据表明,美国的进口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而相比之下,丹麦和荷兰两国高度依赖进口。

与信息科技产业发展也没有关系

创造力较高的国家与创新发明较少的国家相比,收入差距较小(“创造力”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以根据《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提出的申请数为准,该条约能够反映专利的质量)。事实上,美国科技业对本国前 1% 的顶尖收入群体的崛起贡献甚微。此外,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开发者的年薪很少会突破 39 万美元,只有超过这一数字才能跻身年收入前 1% 的行列。

那原因在于工会吗?

人们通常认为,工会的角色是把雇主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工人。但自从 1980 年以来,各国工人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前 1% 人群收入占比增加的现象并无相关性。英国的工人收入占比有所增长,但收入差距拉大的幅度却位居前列;相反,荷兰的工人收入占比大幅下降,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并未加剧。

上周三晚间,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举办的一场拍卖会前,一名参与竞拍的女子举着球拍来到现场,球拍上画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作《救世主》。这幅作品的真迹最终以创纪录的 4.503 亿美元高价成交。图片版权:Timothy A. Clary/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奉行平等主义,而且绝大多数公司都有工会组织。然而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从 1980 年到 2015 年间,丹麦加入工会的工人占比大幅下降,但全国的收入差距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同一时期内,荷兰以及新西兰的工会数量急剧减少,新西兰的程度尤甚,但西班牙的工会数量却有所增加。然而,两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与西班牙相当,甚至可能比西班牙更严重。

移民问题也不是关键

民族主义者认为,不平等现象加剧是大量移民造成的恶果,罪魁祸首是所谓低技能的移民。

从 1990 年以来,移民数量的变化与富裕人群收入占比增加并不存在相关性。事实上,按人均比例计算,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在总体上收入差距反而有所减少(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该系数是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这一论点背后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移民的低收入拉低了总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剧了不平等。假如这真的是个重要因素,那么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同时,移民的收入应该会远远少于美国本土公民的收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我对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公布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从 2009 年至 2016 年间,按年龄与性别因素调整后,荷兰境内成年移民的收入比当地人少了 37%,这一数字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最惊人的。然而,荷兰收入差距水平并未发生变化。相反,加拿大(-8%)和英国(-7%)国内,移民和本国公民的收入差距较小,但不平等的现象较为严重,并且一直在不断加剧。

美国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理

在美国,绝大多数顶尖收入人士都不是高管,甚至也不是经理,他们仅占顶尖收入群体总数的三分之一多。而且,这一比重已经有所下降,如今已经低于其它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企业高管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我对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提供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在丹麦、加拿大和芬兰,超过一半的顶尖收入人士都从事管理工作。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几乎所有美国顶尖收入群体都来自 3 个经济部门:专业服务业、保险业、医疗保健业。这些部门通常都能通过监管壁垒获益,免受市场竞争的冲击。

从 1980 年起,前 1% 顶尖收入群体中最常见的职业有:外科医生;在金融部门工作的高管、经理、销售主管和分析师;在专业和法律服务行业工作的高管、经理、律师、顾问和销售代表。

而金融、医疗保健、法律服务业都主要在美国国内经营,如果这些行业不发生改变,那么前 1% 人群的收入占比就会和加拿大或德国相当。

精英专业人士过高的收入

各国中,精英专业人士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之间的倍数关系与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密切相关。

改图:冯秀霞

在美国,精英专业人士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之间的倍数关系也高于其它国家。美国收入前 10% 的专业人士所得的薪水,是各行业典型的工人(或称普通工人)的 3.5 倍。只有在贫富差距巨大的墨西哥和以色列,专业人士才能获得如此高的工资。在瑞士、荷兰、芬兰和丹麦,这一比例大约是 2:1。

精英专业人士过高的收入,与各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密切相关。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些趋势。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与史蒂芬·特莱斯(Steven Teles)在他们合著的新书 The Captured Economy 中指出,不少法规符合富人的利益,这是美国精英专业人士、金融业经理收入过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增长减速。

今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也写了一本书,内容有关上层中产阶级对法律法规、文化规范的干预,进而让自己从中获益。另外,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精英人士是如何通过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市场竞争力的。

这些分析师列举的问题包括:政府对金融部门冒险行为的补贴;对软件和药物专利的过度保护;土地使用权管控的升级,导致热门市中心区域的房租上涨;通过颁布国家职业许可条例,偏向占据市场较大份额的群体(例如代表律师、医生、牙医的团体组织规定,准专业人员不得脱离组织监管,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日常服务)。

以上只是造成前 1% 人群收入占比过高的一部分原因。如果能够修改相关法律,市场就会变得更加公平、有效。而且为了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现象,相比于贸易、移民、科技等因素,政治是美国人直接可控的一项。


翻译:熊猫译社 智竑

题图版权: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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