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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动批”汪为山的莫测生活

到底是什么主宰了一个人的生活?

编者按:

所有事件被碎片化、迅速成为热点并且迅速遗忘——这个时代来临之后,记住变得更有价值。

我们希望成为这个时代有记忆的人。“二零一七故事”是《好奇心日报》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系列报道之一。


汪为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老幺在小时候能有的快乐大概他都有,活泼、好玩,有好吃的先紧着他吃,之后才是哥哥、姐姐和大人们。

现在汪为山是一个 46 岁的大人,独自一人生活在北京。

他瘦、不高,戴很厚的眼镜。镜架细细的、紧紧箍在脸颊上,说是有 2000 多度。他有开玩笑的习惯,这些玩笑的动机类似于碰到他的朋友们,他们会闹着抱作一团,开心地手脚比划。初中的小男生们就经常这样。这种玩笑就是玩,会带来直接的开心。

笑起来,他咧开嘴,脸上的皱纹也绽开,细细的眼镜架子把两颊箍得更紧,两个镜片又厚又模糊,看过去像两只探照灯远远地锁定两只眼睛。

汪为山住在地下通道里,这里很敞亮,顺着两边的坡道,车辆可以直接开到通道里停下。除了供行人过街,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停放运货的车辆,但现在从来不停车。

每天早上 5、6 点,汪为山起床,离开地下通道到东鼎服装批发市场,在市场洗漱,买了早餐吃,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上,他在东鼎市场捡纸壳子、塑料纸、蛇皮口袋和饮料瓶子。中午 12 点到 1 点去对面的动物园区外捡饮料瓶子。他有一条固定路线,东鼎——动物园公交车枢纽站——动物园地铁站——动物园区外——另一个稍远处的地下通道——东鼎,刚好一圈。

东鼎门口卖盒饭的大姐会预先给他留饭,多晚都给他留着。买了饭吃完,汪为山能休息一小时左右。他坐在东鼎市场的楼梯间里、靠着墙睡一会儿。接着又是下午的工作,还是在东鼎市场里,继续找纸壳子、塑料纸、蛇皮口袋和饮料瓶子。

下午 5 点多,他回到市场外他存放东西的地方,把纸壳子、塑料纸、饮料瓶分类装在人一样高的胀鼓鼓的蛇皮口袋里。剩下的蛇皮口袋包起来,也能论个卖钱。

6 点到 6 点半,他打开锁在东鼎楼后面的三轮车,载着包好的废品去找收购的人,一次能运一到两包,总共要跑两三趟。

从东鼎市场正门前的马路向西出发,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拐两个弯,大概骑五分钟,就会看见有两个拴着腰包的人站在小巷子里,旁边的大货车在装货。动物园有好几家收废品的,他们傍晚就来这附近,每天都能装满满当当的一车货。

卖完东西,汪为山会把三轮车锁在原处。回到东鼎市场旁他存放东西的地方,把地面收拾干净后,推着他的老横杠自行车回地下通道。自行车后座绑着他的被子、车篮里装着平时要吃的药和各种生活用品,车把上挂着几个口袋,装着换洗的衣服、中午剩下的小半盒饭、晚上要拿去换钱的啤酒瓶子……

这时候大概 7 点,他先把自行车放在通道,锁好,拿着前一天的啤酒瓶子,去旁边的杂货店买一瓶啤酒,再去买凉菜,有时候是一小袋卤花生和两三只鸡爪,有时候卖凉菜的小贩不敢出来,他就在杂货铺买一袋花生米和两根鸡肉肠。

回到地下通道,他就着花生、凉菜喝啤酒,喝完酒把中午的剩饭吃掉。问什么时候最快乐,他说吃饭的时候最快乐。因为有癫痫,不敢喝白酒,他都喝啤酒。天气热的时候,喝了凉快。天气凉的时候,喝了浑身发冷,但都还好。

吃完他收拾收拾,把啤酒瓶子放好,去一趟洗手间,回来要不然会去北京展览馆的广场上逛逛,要不然就准备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肯定能按点在对应的地方找到他。这样讲起他的生活太琐碎了,但试想你出门在外,需要事先安排的行程有多麻烦,就能想象为什么汪为山的生活描述起来这么琐碎。他就类似于是随时出门在外。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服装批发市场接应下了他“出门在外”的生活。

晚上 9 点,停在东鼎门口的货车

最早来北京是 1991 年,那时候汪为山 20 岁,跟着哥哥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卖煎饼果子。虽然是露天买卖,但也要租一个营业执照,每月租金一千多,也能赚一千多块,除去食宿开支,六、七年下来他也挣了几万块钱。1997 年,人大附近开始修路,不让摆摊。生意停了,人也闲了,不知不觉,汪为山每天就喝很多酒。

97 年底,他醉酒后跌倒,落下癫痫。得病以后,他回到安徽,和当时北京认识的对象也断了。他在安徽和老父亲在老房子里住着,有好几年的时间,觉得不痛快,在北京待惯了,觉得北京自由,就又回来。

2005 年再回到北京,他就来了“动物园”。

除了观赏动物的动物园,“动物园”还代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拿汪为山所住的那个二十几米长的地下通道来描述,西面挨着已经停业的万容天地、世纪天乐服装批发市场,和还在营业的东鼎、天和白马服装批发市场,东面则挨着北京展览馆广场,还有广场地下已经停业的聚龙服装批发市场。

是市场陆续要关停,地下通道才被要求禁止停放货物及车辆。

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出现于 1980 年代中期,最初就是路边的服装摊。1990 年代开始,天乐、东鼎服装市场率先建起来。这种业态在这里集聚。2000 年代里,又有了天皓成、金开利德、世纪天乐、聚龙服装批发市场……

来这里批发货物的都是本地和外地的小商贩,进货量不大,但客流很大,日均超 10 万人,比 2017 年黄金周上海迪士尼的客流峰值还高。这里是现货交易市场,除了交易,还有库存、运输压力。

地下通道随着当年服装市场的兴盛建起来,汪为山所住的这一个建了 10 年,他从另外的地下通道搬到这个通道住也有将近 10 年。

但近几年,政府对这里有了新的意见,政府认为服装批发市场是“低端”产业,属于非首都功能产业,要从北京疏解出去。

2013 年,政府第一次表态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要外迁。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王宁当时说,动物园地区 2 万多个服装批发商,每年给西城带来大概 6000 万元效益,但政府支出的管理费用超过 1 亿元,要让低端业态有序移出,提升品质。动批调整工作在当时就已在研究方案。

隔了一年多,北京副市长李士祥再次解释“低端”,提及 2013 年,动批完成各种税费收入是 1327 万元。这说明政府多次提到的 6000 万元效益不仅包含税收,还包含其他收益。

与 2 万个批发商户、3 万从业人员比起来,这听起来确实是很寒酸的一个数字,但政府也显然没把劳动者收入、销售额、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财富这些东西考虑进去。《大国大城》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提及政府更应该从“经济活动的总收入和总产值”来衡量收益,即使比较小的口径也至少是算总利润,包括所有劳动者收入在内的净收入。

很快,2015 年 1 月,“动批”天皓成市场第一个关停。按照规划,天皓成市场会变成宝蓝金融创新中心,从业人员大幅减少,产值却会上升。以前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产值是 6000 万,完成转型后产值将上升到 160 亿——毕竟这里已经是“金融创新中心”了。

“一个地方如果土地单位产出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有一些产业被这个城市排挤出去,这个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市场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市场发生作用的话,一个产业有更高的用地产值,在竞争租金的时候它就会代替旧有的产业,政府发挥的最多是一个协调的作用。”当然,陆铭的这些分析也许不是汪为山所能理解的,对于他来说,就是看到今年一切又加快了速度。

现在,动物园的服装批发市场已关了 10 家,东鼎及天和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是仅剩的两家。今年年底,他们也要停业。

8 月末,我们第一次采访汪为山。那时候动物园还剩下 3 个批发市场——东鼎、天和白马,还有世纪天乐。

下午 4 点,很多市场都闭市了,但街道上人来人往。商贩来这儿批好货物,自己是不带货走的,都是委托给这里的物流把货发回去。有专门的人干这个,所以即使市场闭市,这里还是热闹。相应的,汪为山也停不下来,也跟着忙忙碌碌。还是夏天,做起事情来人显得更麻利。

下午 4 点后,服装市场已经闭市,但依然人来人往

下雨了,汪为山也顾不上打伞,他一边急急地往前走,一边看着在街道上跑跑跳跳的小孩说:“小孩子不打伞,我们也跟小孩子一样,不打伞。”

2005 年到 2017 年,汪为山在北京都只在这个区域活动,连动物园的景区都没进去过,他说“没什么好玩的,就是那样”。他的生活、工作和很多的朋友都在这里。

癫痫需要吃药保养,他也都在北京展览馆对面的一家药店买,9 块钱一瓶的卡马西平片能吃一个月,10 月底药店里一些药涨价了,包括卡马西平片,变成 15 块一瓶。他不能接受,认为应该是晚上买药才涨价,第二天白天去就会恢复原价。但第二天去,还是 15 块一瓶,他没多说话,也放弃了去别的药店,还是在那里买了一瓶。

回想 8 月末。2 个月前,万容天地关了,加上一年多时间以前关闭的聚龙,汪为山所住的地下通道两头紧挨着的两个市场算是都没了。

提到未来,汪为山有点大而化之,“市场关了先回趟家,回来再看,这边还有动物园公园,看看能不能维持生活。不行的话,再找找别的地方。还是在北京找,在这里习惯了。”

那时候其实很多商贩都闹不清接下来的疏解计划,猜测接下来会先关天和白马。汪为山听到的消息是先关世纪天乐,国庆以后就开始。结果汪为山的消息是对的。

9 月 9 日,世纪天乐贴出告示,10 月 6 日就要关停。这个时候,很多商户的秋冬装都在工厂定下了。一个月后,市场要关,时间太紧了。意味着这些货会积压,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麻烦。商家们集结起来在市场外面闹,警察马上来了。第二天,大家都消停了,默默地为关停做准备。

在“动批”做保安的、做保洁的、收废品的从业人员对于市场关闭的消息有时候可能比商户还要敏感。前者在这里一个月赚两、三千块,多的三千多块。后者在这里一年能赚 100 万。相比下来,反而前者更以此赖以生存。

9 月底,世纪天乐关停的公告已经下来半个月了,商户们很守纪律,市场门口五步一辆维持秩序的车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不停巡逻,一切都会有序进行。

那次采访,汪为山聊到了未来改做其他事情的可能:“到时候看吧。回家也没什么可以做的,我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在家里,也不会种地了。十几岁的时候还会,现在也不会了。一个是种地我眼睛不好,还有一个是有这个病,做着事情,随时都会倒下去。”

他谈起 8 月 30 号,他又犯了一次病。以此说明随时倒下去是怎样一种状况。

就是上次采访一星期后,在地下通道里,“我干完活过去,旁边有几个小孩子在打扑克牌,我一直没睡着。我一下就犯病了。头顶左侧先磕了一下,又往后一倒,后脑勺磕到地上。流血了,有几个保安在那儿,看到吓坏了。过来让我去医院。我其实不想去医院,没什么事。但他们叫我去。我就去了。一检查,五百多块。我一想,一个星期白干活了。就是检查,也没有缝针。医院给我开了一个外伤药,药还在那儿(自行车篓里)放着呢。我也没抹。记不住要抹。”

刚回来北京的时候,癫痫发病特别频繁,一天时间会发作好几次。有时候走路、骑车都会发病,人会突然倒下。现在好多了,如果心情好、没什么刺激,十几天才发作一次。

但这种刺激不可控也不好说,有时看起来很微小的改变就会引起。有一天睡觉因为有蚊子,他往身上涂了一点风油精,可能是味道太刺激,那天晚上他就发病了。

10 月 11 日,世纪天乐已经关停,门上贴满了关于疏解的标语。还有零零散散的商户来市场处理事情,也有一些人来问路,问还有哪些市场开着,要怎么去。世纪天乐门口拉着线。商场拉的,为了告诫别人禁止通行,一个保安在那里守着。

还剩天和白马和东鼎了,东鼎已经出了告示,12 月 25 日关。天和白马还没有告示,汪为山听到有人谈论先关停的会是天和白马,可能 11 月就会关停。

关停后的世纪天乐门口

世纪天乐的疏解工作几天后就会完全结束,保安将被安排到这个物业公司的承接的其他单位。具体是哪里,还没有定。但那天守在天乐门口的这位保安说,他不打算继续做保安了。他打算去投靠老乡,去北京市内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他觉得那也许是个更好的工作单位。

他认识汪为山,而且这两天正在帮他介绍一份保安的工作,就在动物园公交枢纽。“每天工作 12 小时,帮着看门、看东西。3000 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但是吃的不好,每天都是土豆、白菜、蘑菇,一直不变,会让人受不了。”

他也不确定这事能不能成。“给他介绍工作,别人都不要他,之前就给他介绍了两次,我领着他去了,别人说你来还行,他我不要。”这位保安不知道汪为山的名字,算不上熟悉,但他愿意帮人介绍工作,他说他相信《易经》里讲的命格,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让他好命。

这位保安聊天很有热情,但拒绝透露名字。“我跟他说去把头发焗油一下,焗一下头发才 8 块钱,剪一下头发才 5 块钱,一共才 13 块钱。但他舍不得。头发那么花,焗一下不行吗。胡子不能刮一下吗?我跟他说了,他说’刮胡子,我怕疼~’”

汪为山听了其中的部分转述,一边吃东西一边笑。他说他不想去做保安,一方面是不自由,一方面是自己身体不太好,不敢做工作时间那么长的工作。可能他自己没有注意,他多次以这种状况作为一个问题的答案。

这几天他其实不住地下通道,但吃饭还是按照惯例来地下通道里吃。

有一天临近“开大会”,晚上警察来了,把他从地下通道里带走。“先到救助站,待了一宿。第二天白天带到房山收容所。说是收容所,其实那上面写的是养老院。前面是老头、老太太的,我们后面是临时住的。我不喜欢在里面,哪像我自己舒服啊,自己挣钱,自己吃、花。”

“那里说是舒服,其实不舒服。就是吃,睡,看电视。我好几年之内基本上都没去过这种地方了。以前九几年就去过,租住的房子遇上检查进去了。”

“那里面都不打人。关了一个礼拜,刚开始不让回来,但是我上火,那里早上吃馒头、棒子面。中午是馒头和一个菜,下午是馒头,有一两个菜。最后两天还好,下午吃的是面条。老是吃馒头我吃不下,太干了。我待不了,想回家。警察挺好,就同意了。”

“到火车站,警察说你自己上车吧。我自己想了一下,这段时间回去也没事做,把票退了,回来了。退票的钱直接到那个警察的卡上了。他买的快车,无座票。下午走,第二天早上到。150 多退了 130 多。”

回来以后,他征得别人同意,搬去东鼎市场旁的一栋居民楼里的楼梯过道里住了。

10 月 25 日,汪为山还住在居民楼里,这栋楼里很多人认识他,当天还有人给了他棉袄和一些可以卖的废品,他住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晚上过去,别人会邀请他去家里用热水洗漱。汪为山没去,觉得不合适。他准备等到 28 号后回地下通道里住。

晚上,在展览馆广场跳舞的人

距离这一天还有整整两个月时间,东鼎就关了。他提到这一天的收成时说运气不好。他一天都没找到什么纸壳子,而那几天市里为了避免污染不让收塑料纸了,塑料纸也没卖掉。汪为山说运气不好是因为早上捡了一瓶可乐。早上运气差极了,到下午了还算好点。

采访的时候,问他如果离开北京会不会遗憾,他说:“当然会遗憾,待的时间长了,习惯了。街坊邻居都挺好的,不说别的,这个楼里(他暂时借住的居民楼)老太太们见着我都说话,都打招呼,废品也都给我,也不要钱。市场拆了要没活干,过了元旦我就回家。休息一下,跟家人商量一下以后怎么办。看要不要在家里找个什么事情做。”

其实家人建议他回家,说要商量未来的事早就有说,6 月份,他回家办身份证家里人就和他提到了。但采访以来,他第一次更详细地提到这个可能。

他说他的哥哥、嫂嫂让他去乡政府弄一个残疾证,再看看能不能在家找个事情做。他的姐姐也问他要不要去她那儿(安徽另一个县)找一个事情做。”但我有这病,去年就是在东鼎一个老头下面干了两个星期。”这个老头雇了很多人给他收废品,有他的家人,还有外人,是一个包工头。“一个月 2000 块钱,但犯病了人家不要你干了,连工资都不给你。我也不要他工资了,反正就去东鼎市场里收废品。”

“其实没办法,有生意做、有活干,还想在北京多待两年。”汪为山说就在几天前,有另一个保安给他介绍工作,也是做保安,在紫竹院的一家什么单位,他也没怎么弄清楚,但不是服装市场,离动物园有两站地。他都答应了。后来一想,还是没敢去上。

“在北京待习惯了不想回家。喝一瓶啤酒就知足了,吃一点菜,有一点饭就行了。回老家喝不了酒,老爸、哥哥都不让我喝。”在家里,他还会跟他哥哥吵架,就是一般农村里兄弟之间会吵的那种架,“很正常的。”

他说家人里,他最喜欢的是小侄女,侄女当年在北京出生,他们在卖煎饼果子的时候,小时候汪为山带过她,每两三天他就会给在家乡上班的侄女打电话,都是他给侄女打过去。

以前汪为山还聊起过过世的奶奶,他说奶奶关心他,小时候他身体弱,上学以后奶奶一直告诉他看书、写字要把身子撑起来,不然眼睛会坏。但他总是整个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很小的时候眼睛就近视了,到初中毕业第一次戴眼镜,眼睛已经有 1000 多度近视。

那天采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问起之前有人建议他去理发和焗油,但他怎么没去。吃了饭,他说要去展览馆广场理发。去广场找到理发的人,除了理发、他还刮了脸。

理发师穿着白大褂,拿出一个铁盒子,取出小刷子在一坨肥皂上打几个转,往脸上一刷就全是泡沫了。

理发前,汪为山一再叮嘱理发师头发要剪得尽量短,脸要刮得尽量干净。理发师一口应承下来,动作很娴熟。他就是之前那位世纪天乐的保安提到的理发师。

这时候是晚上,但广场上灯光不错,也能看得清。汪为山坐在理发师的折叠椅上,绷着脸,故意让肌肉特别紧张。理发师准确地判断出了状况,引导他“就完全放松下来,不用紧张,这样胡子才能刮下来。”汪为山没听到,还是绷着脸,一直尽量地绷着。很快,理发就结束了。

这时候,展览馆广场上全是跳舞的人。汪为山穿过这些跳舞的人,径直往对面的地下通道走,一边走,一边摸摸头发、摸摸脸,检查理发的结果。


此前发布的“二零一七故事”还包括:

一个网红面包店的突然死亡,和 6 个人糟糕的夏天 |“二零一七故事”①

胡同“封”上之后,一个中国人、一个荷兰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马来西亚人想做点什么 |“二零一七故事”②


题图来自山柴童几,有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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