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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场改变美国方向的民权运动,这本书有着详尽的记录

每一个关注民权运动的公民,不论肤色、地域,都必读的历史巨著。——《纽约时报》

作者简介:

泰勒•布兰奇,学者、畅销书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他著有《火之柱:金牧师年代的美国人1964—1965》以及《坎南之畔:金牧师年代的美国人 1965-1968》与本书合称纪事三部曲。布兰奇的纪事三部曲几乎囊括了美国图书界所有的大奖。现今,他与妻子,克里斯提娜•梅西居住在巴尔的摩。

书籍摘录:

第十五章 胡佛的铁三角,金的组织(节选)

接着到来的是战后纯真年代的最后一年。约翰•格伦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后大声说:“你说一天看到 4 次美丽日落的感觉如何?”米基•曼特尔赢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约翰•斯坦贝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学富五车的人和好莱坞的导演们依旧把香烟的烟雾当作正面形象,并不在意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健康警告。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孩子们已经 16 岁了,抓起自己的驾照,跳进底特律崭新锃亮的创造物里,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与德国大众公司竞争,设计出了微型车,但亨利•福特公开称这种车不符合美国人的气质,放弃了这一设计。

美国成了巨头,尽管欧洲业已存在的精致文雅让一些刚刚强大起来的公民感到隐隐作痛。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宣布自己已经安排将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送到纽约展览,而华盛顿的权势之人也不甘落后,为国家美术馆借来了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电视方面,新节目《豪门新人类》出人意料地打破了西方世界在评级榜单上独占鳌头的局面,结合了肥马轻裘的财富和暖人心房的天真,社会讽刺节目取代了边境冒险节目。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言传身教,成就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普通美国人更明白拥有所有意味着什么》。未来作家们把 1962 年当作怀旧之年,为冲浪喜剧和无忧无虑的浪漫故事提供了完美的背景。然而,意识形态分裂的先兆在成就、新舞步、小发明以及和平变革下暗流涌动。

1961 年 10 月 1 日,W.E.B. 杜波依斯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我竟耽误了这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杜波依斯在公开声明中写道,“但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但是杜波依斯 93 岁,比莫汉达斯•甘地大一岁。他生于 1868 年,正是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受审的那年。杜波依斯比名垂青史的蒙哥马利第一浸信会教堂(有色人种教堂)年轻一岁。成为哈佛第一位黑人博士六十多年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五十多年后,将心头至宝《危机》杂志拱手送到“体育新闻记者”罗伊•威尔金斯三十多年后,也就是因推进朝鲜半岛和谈而被戴上手铐送到联邦法庭 10 多年后的 1961 年,这位老先生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做不到自我革新,注定会走向自我毁灭。普遍的自私永远无法将社会福利带给所有人”。杜波依斯依旧举止高傲,崇尚自由的学术思想,所以可能并不太适合工人阶级政党的纪律。在他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上,他向美国共产党主席格斯•霍尔大谈特谈了自己一生对共产党员的不认同之处。

杜波依斯的声明到了金的办公桌上,也到了 J.埃德加•胡佛的办公桌上。金在一篇对黑人耐心限度的警告中,提到了这次“美国最卓越杰出的黑人学者”的背叛:“毫无疑问,如果种族歧视这一问题不能在并不遥远的未来解决,有些黑人就会因挫折、不满和绝望而投向其他意识形态的怀抱。”此后6年,金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到过杜波依斯。

胡佛认为杜波依斯的声明恰恰证明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久以来认为的颠覆倾向,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广而告之。对杜波依斯来说,这是尖刻的指责——他对美国价值观的最后一击都没能引起主流政治的注意——却毫无掩饰地说明了他在白人世界中无足轻重。尽管胡佛准备全力打击美国共产党带来的安全威胁,但杜波依斯的背叛对他来说无关大局,他需要的是能引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大部分公众注意的大事件,杜波依斯不是。

肯尼迪与胡佛之间的持久战在各个领域进行着。肯尼迪希望彻底改变联邦调查局从国内情报到有组织犯罪等各项事务的优先顺序。联邦调查局内部的保密数据表明,自美国共产党 1956 年瓦解以来,规模已进一步缩小—— 1500 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潜入美国共产党,为其预算和会员人数做出了很大贡献——肯尼迪认为联邦调查局巨大的国内安全网实际上是麦卡锡时代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浪费之物。肯尼迪知道负责有组织犯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只有十几位后,倍感震惊,因为负责政治安全工作的特工有 1000 多个。肯尼迪希望这两个数字可以调换,而更让他恼火的是联邦调查局居然否认有组织犯罪的存在。

作为胡佛指定的负责人,罗伯特•肯尼迪第一年任期结束时,联邦调查局的弊端已开始渐渐显露。 12 月,肯尼迪告诉一位英国记者,说美国共产党“日渐式微,构不成威胁,况且大部分共产党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下一个月的内务委员会上,胡佛尖锐而迂回地反驳说美国共产党是“特洛伊木马,装满了纪律严明的狂人分子,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给这个自由的国家套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枷锁”。胡佛为了让警钟长鸣,秘密向国会议员和选出来的参议员们公开了一则消息,说纽约一位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律师既是美国共产党中直接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成员,也是马丁•路德•金的指导顾问。胡佛的意思很明白:困扰人多时的黑人革命是莫斯科的散兵线,只有无所不知的胡佛了解全部细节。“外部威胁不能成为内部威胁的挡箭牌。”胡佛写道。在 1 月 8 日给罗伯特•肯尼迪的机密备忘录中,胡佛更尖锐地拓展了自己这一怀疑的深度。他警告说,通过利维森,共产党不仅影响了金,而且通过金,利维森和共产党们也能“接触”到司法部部长本人以及白宫。因为金和肯尼迪兄弟私交甚密——最近甚至还和总统共进午餐——所以可以说共产党的爪牙已经伸向了美国高层。

肯尼迪的反应并没有记录可查,也许是因为他并不接受自己在共产党的操纵下并非无懈可击的说法。然而,并非司法部的所有人都认为胡佛的警告无关紧要,这一点自肯尼迪 2 月 1 日出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世界亲善之旅后,就已浮出水面了。 2 月 2 日,代理司法部部长拜伦•怀特给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官打了电话,特别说明要讨论一下胡佛 1 月 8 日有关利维森的备忘录。“怀特认为一定要采取某些措施。”联络官之后向联邦调查局报告时说道。怀特想要复审联邦调查局关于利维森的文件,以检查可能置肯尼迪政府于险境的苗头。

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怀特的热情主动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他复审利维森文件的要求带来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关于利维森拥护共产党的情报资料都是 5 年前的,均是杰克•查尔斯和莫里斯•查尔斯两兄弟的一面之词,而这两兄弟则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派系动荡时被清洗后作为联邦调查局情报员渗透到美国共产党内部的。更糟糕的是,利维森的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曾两次想将其招致麾下,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联邦调查局现在却认为他罪恶滔天。最后,尽管联邦调查局能证明利维森和金在民权运动方面是密友,却没有证据表明二人中的任何一个服从美国共产党的命令或意愿,更别说克里姆林宫的了。简而言之, 1 月 8 日的备忘录夸大了颠覆性的说辞,好让肯尼迪得到消息。而拜伦•怀特对胡佛这一警告的欢迎,现在却让联邦调查局尽数摊牌。这一状况下潜藏的难堪立刻摆到了 J.埃德加•胡佛的桌面上,要求他做决定。“反正金没什么利用价值,”他在备忘录上随手写道,对问题做了大概说明,“绝不能威胁到情报员的安全。”

有鉴于此,在对金的首份书面评估中,胡佛指明了联邦调查局对金的敌意应超越任何调查。这一简短的评论虽然很残忍,却行之有效,联邦调查局的下属们都明白了应如何与怀特周旋。这一重要的信号所传达的信息是金被自己与利维森的联系连累了。至于怀特索取证据的要求,胡佛则将劣势转为优势——他命令说,由于信息至关重要,所以决不能公开。利维森的文件事无巨细,都应保密。

考特尼•埃文斯是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几天后,他将胡佛的回答告诉了怀特。怀特说自己充分理解自己不能查看利维森档案的原因。然而,为了约束怀特,埃文斯甚至进一步降低了胡佛 1 月 8 日备忘录的重要性。埃文斯提醒怀特说,与司法部部长和白宫交流的并不是利维森本人,而是金。共产党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这一保证引得怀特一番讽刺。“怀特说,从白宫高层一些人的品性来看,如果有报告说利维森确实与白宫有直接联系,他也不会惊讶。”埃文斯写道,他给联邦调查局总部递送了刺耳之言,无疑是针对哈里斯•沃福德的。

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看,埃文斯与拜伦•怀特达成了理想的谅解,而且在这一谅解中,代理司法部部长似乎对胡佛的说法偏听偏信,很认同联邦调查局对金和利维森的怀疑。此外,这一事件也帮助胡佛重新建立了与白宫的直接联系。罗伯特•肯尼迪坚持认为联邦调查局应通过司法部的渠道澄清消息,曾切断了联邦调查局局长与总统办公室之间宝贵的联系。2 月 14 日,胡佛给拜伦•怀特提供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金与左翼事业支持者各种各样的联系。同时,他还通过使用联邦调查局重要文件的文件袋,向白宫的肯尼斯•奥唐纳提供了一份相似的文件。“尊敬的奥唐纳先生,”胡佛说,“文件的内容与杰出的南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有关,我想您应该感兴趣。”

同时,罗伯特•肯尼迪正进行着他特别的环球之旅,自信地传达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远非司法部管辖范围内的事,与之同行的大批记者都认为这些访问预示着肯尼迪时代的到来,因为罗伯特将跟随其兄长的步伐,走进白宫。在相对贫穷的国家,人们对美国在殖民主义方面的看法不停发问,让肯尼迪疲于应付。印度尼西亚人更是拒绝接受肯尼迪对其为新几内亚脱离荷兰而进行独立谈判一事所做出的中立评论。肯尼迪尽量做到不冒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同盟国,便摆出一副他在应对佐治亚州奥尔巴尼事件时的态度:这是地方政府自己应该做的决定。由于这一说法暗含着肯尼迪对荷兰殖民主张的默许,于是枪林弹雨般的批评朝他疯狂袭来。凭借隐晦的幽默和顽强的毅力,肯尼迪在不同国家面对情绪同样激烈的质问者时,都表现得极为勇敢。之后,他明白了,东西方关于民主与共产主义的争论永远无法替代种族与经济这一世界焦点。肯尼迪后来说:“我到过的每个角落,都有人问民权的问题。”

2 月 27 日,J.埃德加•胡佛用一则丑闻迎接司法部部长回国。当时,那个丑闻太过不可思议,就连最容易被超市小报蒙蔽的读者都会因胡佛的令人惊讶的不切实际而略过不看。胡佛的备忘录基于之前展开的一项调查,当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因有人在歌手菲利斯•麦圭尔的家里非法安装窃听器而逮捕了一些参加私人派对的人。窃听器诉讼的初步成果表明安装窃听器的人受雇于罗伯特•马休和萨姆•“莫莫”•吉安卡纳,前者是为霍华德•休斯效命的前联邦调查局特工;而后者则是艾尔•卡彭犯罪集团芝加哥的继承人。这对整个司法部来说是件好事——胡佛把马休当作是联邦调查局的叛徒而憎恶他,而一直以来,肯尼迪都想定吉安卡纳的罪,就像想给吉米•霍法定罪一样。不过,第一个坏消息是马休和吉安卡纳声称自己安装窃听器是中央情报局同意的,所以应该免于起诉。而中央情报局的员工也咬牙切齿地确定了马休和吉安卡纳确实曾参与一系列高级机密的工作,试图借用吉安卡纳与黑帮的关系,暗杀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吉安卡纳谋划这些任务时,曾要求马休和中央情报局保证自己的情妇菲利斯•麦圭尔在自己不在的时候依旧一心一意,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这是无法拒绝的请求。

这仅仅是个开始。进一步的调查,再加上窃听器这件事,揭示了菲利斯•麦圭尔对这段情人关系颇为不满,包括吉安卡纳又在加利福尼亚包养了一位名为朱迪斯•坎贝尔的情妇。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将坎贝尔介绍给了吉安卡纳,还介绍给了与自己交好的其他黑帮成员。后来人们发现,辛纳特拉还将朱迪斯•坎贝尔介绍给了约翰•肯尼迪,尤其是在一系列交换情妇的情况下,也将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介绍给了玛丽莲•梦露。实际上,看起来辛纳特拉主业不仅有唱歌,还有引荐,他放荡的社交网络里有各种各样万众瞩目的人物——那些人有的来自政界,有的是黑帮成员,还有的涉足演艺事业。至于吉安卡纳,他是个老派的黑帮成员,不仅表现在他有窃听女性友人的同时与另一位调情的特权上,也体现在他看待问题时的实际角度上。吉安卡纳与坎贝尔风流完全是公事公办,这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隐性力量,因为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共有一位情妇。

题图来自: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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